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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非常关注太石村事件的进程。对该事件的意义，不同立场的人有不同的解读，因此，我要先亮明自己的立场：
我支持邓小平渐进式改革路线，特别支持他的“依法治国”方略。实践证明了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性。今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越快，暴露或隐伏的各种利益矛盾冲突也越加错综复杂、尖锐激烈。要避免中国拉美化，确保“特色”社会主义改革成功，惟有坚持依法治国、打造法治政府、建设法治社会；
除此之外，别无它途。
我反对极端自由派或“新右派”把西式民主作为治国兴邦灵丹妙药的主张，坚持认为，对当下中国而言，这是饮鸩止渴、祸国殃民的绝路。今日中国实行西式民主不纯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更是“好不好”的问题（我将在《价值学》专著中对此作系统阐述）。世界上迄今没有一个越过法治社会阶段而建成现代民主强国的范例，倒有许多因法治失范而社会分裂、政治腐败的先例，如菲律宾、如拉美诸国。郎咸平先生对此有精彩论述，此不赘。坚持西式民主可惩贪官、治污吏、开“新太平”的人士，要么天真无知，要么另有所图，要么就是以西式民主为信仰者。信仰不可争论，就像上帝不可争论一样；
但以个人信仰改变民族命运的企图却必须遏止。
而太石村事件证明，“老左”、“新右”势力和思潮，都是建设法治中国的阻力。这是我们正确认识太石村事件的切入点。由于我无法把握事件全貌，以下所谈，重在就事论理；
“太石村”在这里只作为“共名”符号使用；
我借题发挥，所阐述的是我多年独立研究的心得或成果；
因此，即便将来澄清的事件真相与目前网上传递信息有出入，也不妨碍我的立论。
极左、极右是中国政治生态链中的利益同谋者
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规律存在：在现代政治生态链中，极左、极右从来都是战略“同盟”者，彼此共生、利益互存。中东问题迄今无解，症结就在于此。类似太石村事件，在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绝非罕见案例，而它之所以弄出如此大的动静，演变为“事件”，就因为“左”、“右”势力彼此较劲的结果。这翻过来使太石村村民承担了原本不该承担的外来压力，使他们合法诉求被扭曲、被打压。
从网上言论可看出，太石村事件中确有“新右”力量在兴风作浪，他们竭力给它涂上西式民主的“颜色”，试图把它解读为一个争西式民主的政治事件；
而基层政权中的“老左”（此处指不执行或抵制“依法治国”方略的人）力量恰恰也借此把它提升为政治事件，给参与者扣上种种非法帽子，从而为自己涉嫌擅权违法行为找到正当理由。在这之中，“老左”和“新右”的政治图谋甚至行为逻辑都是相同、相通的，“太石村”事件所表现出来的，不过是当下中国“左”、“右”政治力量博弈的共同法则。
对某些习惯于“老左”的基层权力部门来说，凡支持村民民主实践的都是自由派；
因自由派有“通外”政治嫌疑，所以，受他们支持的村民，其行为便涉嫌违法；
对违法者动用法治武器、专政工具，便都具有充分的政治理由。这些基层官员，是不怕把事情闹大的；
天蹋下来，有中央顶着，与他们无关；
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威和利益。为此，他们不惜把某些所谓违法行为与农民的合法诉求混为一谈，借以剥夺压制农民的正当权利，阻碍农村民主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所挑衅的正是国家法律的权威、所对抗的正是中央政府的权威；
他们所作所为，正好满足了某些极右势力的需求，丑化了中国政府开明开放形象。
对某些惟恐中国不“民主”的“新右”来说，打压村民民主诉求的基层官员行为，都是经授权的专制作为；
而村民的民主权力诉求，就是国人西式民主觉悟的开端；
“老左”的违法行为，正是中国缺少西式民主的必然结果。因此，他们更希望把事情闹大，最终借外力在中国实现西式民主。为此，他们不惜歪曲事实，以某些基层政府官员的违法行为否定中央推进法治民主建设的成果、并进而否定中央政府执政行政的合法性。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所阻碍的，恰恰是中国的法治民主进程，所否定的，恰恰是中央政府的法制权威；
他们的所作所为，正好满足了某些“老左”势力的需求，使他们以种种借口，干扰中央的正确决策，延迟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极左传统政治力量固然是基层法治民主的阻力和障碍，而打着自由旗号的极右政治力量，同样无助于推进中国法治民主社会的建设。
法治中国建设需中央威权与基层民主良性互动
中国是没有法治传统的国家，由太石村事件所暴露出基层政权涉嫌越位侵权、滥用公权问题，使自由派人士更加理直气壮地重申他们的观点：中国只有实行西式民主才能监督基层官员守法、才能维护公民权力。其实，这认识大错了。在那些缺少法治传统、人人都想违法的西式民主国家中，越是民选官员、越是有恃无恐。一旦“贿选在前、捞钱在后”成为显规则，所谓法律便形同虚设；
否则，这些国家便不会动辄军人政变、人民起义了（网上新近贴出的《玻利维亚爆发农民起义／赶走警察官僚农民成主人》——美国《洛杉矶时报》文章，便是例证）。因此，如同诸多世界强国走过的历史一样，眼下中国的法治进程，必须靠强大的威权政府推进。现在中国的问题，不是中央威权过度，而是国家权威被严重弱化了；
许多地方政府和官员无视中央法令、蔑视法律权威，甚至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所谓中央“三令五申”、地方我行我素案例多得很，像屡禁不止的矿难，几乎每一起背后，都与地方政府及官员抗令不遵有关。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中央政府的强力推动和干预，基层法治民主建设将举步维艰。实际上，与自由派的观点相反，今日中国，贪官污吏是最欢迎实行西式民主“颜色革命”的人群了。“革命”第二天，他们就会揭下“老左”帽子，与新老右派与新老权贵甚至黑社会结成民主联盟，从而再不怕被“双规”，他们的原罪也被一笔勾销了（当然，如果“颜色革命”变为打土豪的“红色革命”，则另当别论了）。用民主手段窃取“民主革命”果实，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因此，一切真正希望建设富强法治民主中国的人士，必须支持中央威政府推进基层民主实践的努力，而不是相反，迷信自由主义教条，破坏中国的法治民主进程。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要看到，正因中国没有法治传统，“做官当老爷”、“政府＝衙门”，“刑不上大夫”、“法只管百姓”的观念深入国人及官员骨髓，所以，中国的法治民主进程，仅靠中央推动也是不行的。要知道，法治社会的要义，是政府要带头守法，是要用法律规范束缚官员的行为，因此，它必然会遭到某些把公权部门化、公利私有化的官员的抵制。特别是在基层政府，这些维护既得利益的官员已成为阻碍中国法治民主改革进程“中梗阻”。多年的实践证明，要打破这一“中梗阻”，仅靠普法教育是无济于事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支持公民依法行使维护民主权力、用维权实践来推进基层法治民主的建设。太石村事件的意义正在于此，如人民日报文章所说：“且不论村民和村官之间谁有理，有一点是值得欣慰的，那就是普通农民懂得通过合法的手段，罢免不合民意的村官的现象，表明了在广东的某些农村地区，建立在理性基础上，受合法过程控制的民主生态已经初现端倪。”太石村村民在事件中表现出的理性态度、依法行使权力维护权利的执着精神，以及必要的妥协意识，都有可圈可点之处。而当地政府在事件中所暴露出种种问题，也非常具有典型性。
我认为，中央传媒、各级人大、有关智囊机构应不受“左”“右”势力干扰，客观剖析这一案例，按司法途径复查该案全过程，并由此深入探索深化中国基层政治、行政体制改革路径，探索建立完善的民主权力制衡及监督纠错（舆论监督、人大监督、知识分子监督）机制、完善的公民权利司法救济制度（如设立不受地方管辖的巡回法院）、完善的民间维权组织等等。这样，今后地方官员不敢再自恃“天高皇帝远”而肆意妄为、践踏法律了，就可促使各级政府由万能“衙门”向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转轨；
同时，对于公民的违法维权行为，也可及时矫正，避免舆论偏听偏信、激化矛盾，从而将法治事件酿成政治事件、甚至暴力事件。正是从一典型意义上讲，“太石村”事件对中国法治民主社会建设的意义，不容低估。
总之，中国的法治民主进程，必须上靠中央政府的威权政治、下靠广大公民的维权实践；
基层民主与中央威权相辅相成、良性互动，才能冲破“中梗阻”，才能在与左、右政治势力的博弈中取胜，才能有序推进法治民主中国的建设。西方发达国家建设完善法治社会的历史，大多历经百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民主国家的建设，更是任重而道远。对此，我们需有思想准备，法治民主中国绝不一天可建成的；
但惟有打牢法治民主社会的基础，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才不会出现大的反复，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目标才能实现。因此，我们须在小平名言“发展是硬道理”后面加上一句：“法治是硬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