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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自九二市场经济制度的正式确立以来，“发展是硬道理”使得经济发展成为全国上下的中心话题和主要任务，并拥有了发展的最优先级别，这使得中国社会的发展形成了经济发展单兵突出，文化发展和制度建设随之殿后的“等腰三角形”式的发展格局，然而，正是由于这三者没能齐头并进，从而造成转型期中国遇到种种始料未及的新挑战，这些挑战反过来又牵制了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通过对中国经济、文化、制度三者关系的考察，可以大致了解转型期以来的中国社会的总体发展格局，以期能够促使我们进一步反思我们发展的得失利弊。
关键词 经济；
文化；
制度；
“等腰三角形”
今天中国变化之剧烈和迅速，实不逊色于以往历史上任何时代。这里所说的“转型期”是特指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市场经济体制得到官方的正式接受并确立以来到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原理使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的中国对经济制度的选择和探索倍加小心谨慎。从1956年确立的计划经济体制始，经过1984年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11992年注定是中国当代转型期的开端，此亦是理解转型期社会剧变的钥匙，从这个开端始，整个中国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都经历着巨大的冲击和变化。描述一个时代文化的发展变化状况，离开经济、社会、政治、道德诸方面的变化总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可能的。
九二市场经济制度的正式确立以来，经济发展顿时合法地成为全国上下的中心话题和主要任务，拥有发展的最优先级别。这客观上形成了经济发展单兵突出，文化发展和制度建设随之殿后的“等腰三角形”式的发展格局，也正是由于这三者没能齐头并进，从而造成转型期中国种种始料未及的新挑战，从而反过来牵制了经济和社会自身的健康发展。
经济优先文化发展及其后果
A文化优先论
举凡关于文化与经济的发展模式，大致有二。一种为文化优先论。持这种看些的往往是一批学者和文化人。也许是身份的因素吧，他们往往高度重视文化在社会发展（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政治、社会生活等各各方面）中的决定性作用，而这又是急于解决温饱问题的中国所不能理解的。
马克斯•韦伯可谓开此派论调之滥觞，韦伯的研究认为表面看似与资本主义精神颇为抵触的新教伦理（the protestant ethic）其实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础石，新教所提倡的“勤劳节俭”的原则正是“资本积累”等观念的精神资源。“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现代文化中最基本的要素之一，正如讨论所显示的，职业观念基础上的理性作为源自于基督教禁欲思想。”2而在《儒教和道教》等著作中，他认为中国迟迟不能走上现代化的格局与现代化精神相迥异的儒教和道教文化传统有关。
承韦伯而来，哈瑞、福山、享廷顿、普特南、英格哈特等现代化研究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文化之于政治和经济更为重要的观点。“英格哈特所主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说明了文化对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的影响：文化价值观上愈重视个人自主和多元开放的地区，经济力愈强大；
愈强调集体意识、国家或宗族权力的地区，愈是贫困。文化价值观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也就是说，是的，文化很重要，因为它决定了一个社会如何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与自由市场能否接轨、全球化的竞争能否适应、政府管治的清廉与否、公民意识的建立有无等等。”3
这里我们以日本为例，人们常常惊诧和羡慕日本二战后经济发展速度之高，实力之强，但人们往往没注意到日本的发展策略。其实，日本人对于文化之重视远甚于经济之上，文化的强大带来经济的强大，经济的强大带来军事的强大，他们的思路以一贯之。从远的来说，日本将甲午海战后获得的中国巨额赔款部分用于发展本国教育事业，随之后是经济的发展，军事的膨胀，近代中国历次灾难此种强大有关。从近的来看，二战日本战败后，在经济与文化发展之间孰先这个问题上，日本人仍选择文化的优先发展发展的思路。“日本在‘二战’失败时，由于大战末期的轰炸，其产业大部分丧失，处于非常悲惨的境地。当时首先被提出的课题就是建设文化大国。也就是说，当时的日本民众从以前的军国主义失败中吸取教训，把新的方向指向建设文化国家，而不是经济大国，日本社会的发展证明：文化的普及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而不是相反。”4那么，今天日本经济的强大正得助于昔日文化的重视，历史似乎在此循环，“自卫队”升级为“自卫军”，日本谋求军事大国的野心可见一斑，这中间又是文化——经济——军事的阴影。
与发展经济立竿见影效果相比，文化的隐在的，长期的效用使得我们往往不会理解此一发展思路。早在1915年，正是日本对中国居心叵测，有所觊觎的时候，此时在美国的胡适在留学日记中却写道，“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馆、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5胡适的思路约略与文化优先论同，但却不能为国人所理解，这是胡适的远见，也是国人的偏见。
B经济优先论
与文化优先论相反的第二种发展思路是经济优先论。异于以上所提日本人的先文化再经济后军事的发展思路，美国人持一种先军事再经济后文化的发展思路，这一意思美国的先哲曾有过明确的表述，其意约略为，美国的第一代人学习军事，学习军事首先为了得到自由和独立，到第二代人则发展经济，发展经济是为了财富积累，然后到了第三代人才能更好地学习和享受文化艺术。有过美国生活经验的胡适也曾说到，“如果我们要辛苦工作，才能够生存；
那么我们就没有什么生活了，还有什么文化可言呢？凡够得上文化这名词，必须先有物质的进化为基础。”6在今天，现代文明已成为当今世界共识和大势所趋的前提下，建立在军事暴力基础上的奴役、殖民和压迫已为人类所不齿。那么，在经济与文化发展孰先孰后这个问题上，经济优先论便论理成章，而持此论者往往是政治家军事家等非文化界人物。
“发展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等主流话语的提出显示了中国采取的是一种经济优先论的发展道路。“发展应当是全面的发展，包括诸如经济那样的硬性指标和像文化那样的软性指标。而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只是片面的GDP增长。就是说，在这个发展或者增长过程中，缺失了以文化为基础的软性力量的发展，因为没有文化上的崛起，中国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对内政和外交构成了严重的挑战。”7“现在经常听到中国要成为经济大国的声音，而要使中国成为文化大国的声音则极为弱小。”8没有经济发展的基础，何来文化的繁荣，这种反问颇为理直气壮，但问题在于，没有文化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将会怎样？
C忽视文化发展的后果
没有文化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将会怎样？结合现实，我们试着回答这个问题，至少，没有充分的文化发展的市场经济会给对自然界和人本身两方面造成伤害。
对文化建设和发展的轻视如同给在经济高速公路上疾驶的中国快车拆除了制动装置，从而严重妨害了行车的安全。今天我们面临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大和谐。比如，由于缺乏对人与自然的伦理思考，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过度开发使得今天我们在享受经济发展的甜果的同时又不得不吞咽更大的苦果。“据有关专业分析，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居世界第二位；
水土流失面积达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7.1%；
沙化土地面积达约100万平方公里，且仍在继续增长。另外，森林覆盖率仅达到18.21%，草地退化面积达2/3。全球1121种濒危物种中，我国就占有190种。”9中国环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近五十年来，中国湖泊的面积缩水了26.3%。全国七大河流全面受到污染。淮河已丧失自净能力，黄河污染指数已接近淮河。海河污染指数比淮河高近2.7倍，辽河更高达3.7倍。长江每年接纳的工业和生活污水已近200亿吨，每分钟达3万吨。长江的三峡大坝正在变成垃圾池。长江水系已陷入深度危机，若不及时拯救，10年之内，将濒临崩溃。”10可惜的是，经过一度的资源消耗阶段性回落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又重新进入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的‘黑色’发展模式”，“十五”（2001—2004）计划实施评估报告显示：“从自然资产损失的变化来看，1985—1998年，各类自然资产损失占GDP比重呈大幅度下降，从近20%降至4.5%，而后出现回升趋势，到2001年上升为6.5%，估计2003年这一比重进一步上升为7.5%。然而，在‘十五’期间，中国能源消耗大幅度增长，特别是煤炭产量和消费量陡增，导致各类主要污染物重新大幅度上升。”11“我国万元GDP能耗水平是发达国家的3-11倍，单位GDP的环境成本高居世界前列。”12面临着一组组触目惊心的数据和分析，我们的补救性措施仍多在由现象到对策，而没找到其背后的原因，也不能从根本上防微杜渐，其实问题的严重出现，人们往往选择头痛医痛，脚痛医脚式见效快的疗法，而不是从根本上调理补救，从长计议，这往往就形成恶性循环，那么，其实我们应当重新思考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文化之于经济发展的作用。
另外我们惟经济发展也无益于人精神世界的完善。长时期以来，中国经济以令世界或羡慕或诧异的，高居不下的GDP的高速发展，使得中国市场经济得以充分发展，基本上告别了物质资料馈乏的时代。但一个社会，一个人的全面发展并不只意味着物质生活的高度发展，商业原则普遍运用和商品拜物教倾向使得人的精神世界出现物化和异化现象。
我们可以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的分析来领会一下资本主义市场社会对于传统社会对人的主体性造成的戕害。“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13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到来带来了“宗法”（人与人）与“田园”（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被“破坏”，这时“人的尊严变成交换价值”。所谓“物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14在西马的祖师爷卢卡奇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或物化现象，无非是指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物与物的关系；
人的劳动和劳动产品不受自己支配，反而成为与自己相疏远、相对立的东西。卢卡奇进一步认为，当劳动力变成商品时，不但主体的肉体上的能力被异化，而且主体的‘内心世界’也被异化；
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格同他所付出的劳动、创造的产品的总量成反比；
人完全变成了物，就成了服从生产过程的机器体系中的一个部件；
管理越科学，生产越合理、越机械化，作为生产的主体的工人就越丧失其主体性，越贬低自己的社会地位。”15这是纯粹市场社会的本质。同时，物质主义严重地损害了人精神世界的丰厚的可能性，上世纪初正当仁人志士们在欢呼中国现代化的开始，年轻的鲁迅就对中国现代化投去了怀疑性的眼光，他一眼就看到了其中物质主义深刻危机的可能，而这又为国人所觉察不到，他说：“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16鲁迅的观察具有超前性，这个问题更多的是针对今天的我们的。
“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有一种人文精神作为支柱和动力，这种人文精神对经济的发展具有规范和推动的作用。如果丧失了人文精神的支撑，财富的追求欲望就必定会沦丧为纯利欲的冲动，就会导致人们动物性的膨胀、人性的泯灭、社会秩序的混乱和财富的浪费。”17市场社会对人本身、人与人关系，以及人与物关系的损害正是我们在市场轨道上高歌猛进中遇到的问题。市场经济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我们缺乏对规制、调补市场经济的文化理念的重视，而这反过来致使中国经济、社会及人的发展处于一个尴尬和被动的境地。这是经济优先论的后遗症。
经济优先制度发展及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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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社会结构的变化
在中国绵延数千年的传统文化背景下推行市场经济体制自然与在西方文化中自发而生成的市场经济有所不同。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要有文化理念的制动，由于它是假定人性本恶的前提以及承认人的私利的合法性，这就要求同时还要有一种相对透明的监督制，这一制度文化来保障它的正常运转。
市场经济的发动带来了整个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有学者认为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为一个“断裂的社会”。“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根本性变化，其中的一些变化或可被视为80年代社会变化的延续，而另外一些变化则意味着社会结构演变方向发生了重大逆转，正是这后一类变化使得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变得与80年代的社会结构截然不同。”这一“重要变化并非暂时的、边缘性现象，而是根本性的挑战，其中的一些趋势已开始定型化。”18他进而分析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之间开始出现了断裂。”我们正处于一个“断裂的社会”中。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打破了平均主义的旧思维，但造成了比较严重的两极分化，据有关资料显示人们的贫富差距近些年来一直不断扩大。据国家统计局测算，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1988年为0.341，1990年为0.343，1995年为0.389，1999年为0.397，2000年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的标准，急速上升到0.417。加上一些先富者的非正常收入，现在实际指数可能更高些。在这断裂的社会中，一些弱势阶层被远远甩到社会前进的队伍的尾部。
这种社会发展态势引起了官方的正视和重视。中国总理温家宝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000美元，按既定的部署和现行汇率计算，到2020年将达到3000美元。这是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也是经济社会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阶段。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表明，在这一阶段，有可能出现两种发展结果：一种是搞得好，经济社会继续向前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
另一种是搞得不好，往往出现贫富悬殊、失业人口增多、城乡和地区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19其实我们在满足于业已取得的成绩的同时，应当拥有并保持这样的一种清醒。
B权贵资本的挑战
问题在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建设是“摸着石头过河式”的，而原有的制度的权威化与市场经济的平等理念格格不入，加上其理想化又不足以抵当市场经济的现实欲望，当现实欲望追求占据上风时，其残留的权威就发生了助恶的作用。在这个时期里，我们取得了经济改革的成就，并受益于经济改革的成果，然而，由于传统积淀下来浃骨沦髓般的“官本位”的思想，使得在这种思想文化传统中搞市场经济就显得格外极具挑战性。如果一个社会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往往会致使封建主义的余毒和资本主义的贪婪互相勾结，并带来了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危机。
素有“吴市场”雅号的经济学家吴敬琏终于在2001年认识到这一点，他反思道：“一部分人（包括我自己）曾经天真地认为，只要建立市场经济就好了，不管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都能保证经济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市场经济是有好坏之分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会出现岔道和弯路。其中之一，就是偏离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方向，演变为所谓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20“深刻反思改革中的全部难点问题，就会发现成为改革最大阻力的因素就是权力市场化。正是权力市场化造成了大面积的社会分配不公、社会腐败和高通胀率，阻碍了改革的深化进行。”21这种“权力资本腐败”，“不靠办企业、不靠科学技术，也没有较长时间的‘原始积累’，更没有企业家的艰苦奋斗，只靠一些‘有权人’和‘有钱人’之间的‘资本运作’，使他们在短时间成为百万、千万、几亿元的富翁。”22权力资本成为市场改革最大的恶瘤，并为公正社会的建构埋下了一个个“定时炸弹”。
笔者偶在公交车站看到售卖盗版书，其中赫然有关于中共高层“伪内幕”的书籍，便问到小贩他们怎么没人管，出乎笔者的意料，小贩反问道，“我也想知道怎么没人管啊？报上电台天天说打击盗版，为什么总打击不掉呢？”他明确告诉笔者，其实某地最大的批零盗版书市场有库存几十吨的盗版书，这谁都知道，但为什么没人管？为什么管不住？而他本人宁肯砸掉自己的饭碗也乐意有朝一日看见这些地方被捣毁。由此可见，普通平民对贪官奸商合流的强烈憎恨和对一种朴素的正义的期待和渴望。一个执政党却公然怂恿有损于一个执政党形象的盗版书在光天化日下流行，其党性和人性之扭曲由此可见一斑。
近年来，中国媒矿此起彼伏的爆炸和成百条成百条汉子的倒下都使得国人熟视无睹了。矿难灾难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这从国外绝少发生类似的矿难可以得知，但中国的不可避免性不在天灾，而在人祸，更准确地说其实就是“红顶媒商”这一特殊阶层的存在。国家也意识到这一点，但令人尴尬的是，就在国务院对那些身为政府官员或国企负责人的“红顶媒商”发出限期撤资令时，在规定的最后期限有的地方却没一人退出，有的甚至叫嚣宁可撤职也不撤资，由官商勾结到官商合一，一面是一捆捆沾血的钞票和纸醉金迷的生活，一面是一条条汉子冰冷的尸骨和其家人悲情的眼泪。
其实，正是钻了的转型期制度建设尚未完善的空子，导致部分官员不惜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资本，非法攫取更多的利益，同时，精明商人为了获取高额商业利润积极寻租权力，就这样，基本上每一位贪官的手上都有奸商们递上的油兮兮的钞票，同样，每个奸商的头顶上都有贪官们撑着的一顶顶红伞，官商沆瀣一气，互相勾结，“互惠互利”，一时成为当下社会一道特别的景观。
C示恶效应
权力资本腐败导致了“人民公仆”形象的受损，一个个高官的纷纷落马造成了人们对官员腐败的“刻板印象”。调查显示，“处于最高层和高层的人员约有一半左右认为党政干部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
而处于最低层和低层的人员中，约有70%左右的人认为党政干部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23具有权力资本的人比无权力资本的人处于一个不同的起点，“非经济领域的改革一直没有起步，从而导致权力市场化。其结果是权力之手介入资源分配，社会成员各自依据其在政府和企业这两大科层组织中所占据的地位，来了一场起点极不平等的积累财富大竞赛。”24陆学艺主持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报告称，1978年后，国家干部录用过程中对“学历”的强调使干部直接将自己的子女安排进国家机关的概率得以降低，但统计数据表明，父亲具有权力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在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个自变量固定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
基于不公正非道义的基础上的贫富分化会造成一系列消极的影响和后果。“分配不公，权钱交易所产生的‘示恶效应’，严重损害了社会的道德信念和行为准则，进而影响了社会稳定。一方面，会导致部分民众产生有权才能有钱的心理，进一步刺激了官本位意识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畸形发展。另一方面会导致部分民众认为践踏公理居然可以致富、正当谋生却只能贫穷，从而损害了民众勤奋工作的意愿。”25
如果在示恶者的示范下，广大民众都以此之为正当的话，整个社会会交叉感染，将陷入难以修补的境地。可见，经济改革的同时，配套的制度建设不可缺少，惟有如此，才能保证这个社会中的公正、平等和公平，才能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D“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也提到改革过程中“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的紧要问题，“改革在本质上是利益格局的调整，在这个意义上，即使单纯的经济改革也不可能不涉及政治层面。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现实利益格局乃至权力架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如果不改变政治改革滞后的状况，进一步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都会受到制约。”26有关课题组对中央党校学习的地（厅）级领导干部进行了问卷调查，在回答当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主要因素是什么，排序前三项的分别是，“各方面体制还不很完善（58%）”、“‘三农’问题严重（17.5%）”、“‘法制不健全’和‘人口基数过大’（均为5.6%）”27，可见，在党内的领导干部也意识到转型期以来我们经济与制度建设没很好地协同发展的现实。就在这样的前提下，2005年一批学者对改革政策进行了质疑和反思，该年被称为“改革反思年”，2006年春，一篇署名为“皇甫平”的文章《改革不可动摇》对“一股否定市场化改革的倾向”进行了批驳，然而，即是如此，“皇甫平”（周瑞金）却不得不承认目前我们改革遇到的弊端的症结之所在，“归于一点，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没有伴随经济体制改革同步，显得滞后了。如果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不配套的话，改革就要遭遇瓶颈。”28
近年来，马克思曾提及的“政治文明”被写入《宪法》（2004年3月）、《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实施、《行政许可法》（2004年7月）的颁布、法规审查备案室（2004年5月）的设立，《公务员法》（2005年1月）的实行，都传达着我们对制度建设的重视和进一步完善。
总之，在清楚道经济发展优先，文化发展和制度建设滞后的情况下，转型中国的发展呈现出一种“等腰三角形”式的发展格局，这带来的种种挑战促使我们不得不反思惟经济发展的发展思路。
【注释】
1 1956年，我们由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转向计划经济制度，从此计划经济制度一统中国二十余年，1979年到1992年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其间在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经过一段时间的理论争鸣后，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中一锤定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1992年6月，江泽民在中共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发表讲话，第一次确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郑重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此中国在市场经济大道上一往直前。
2 Max Weber（韦伯）：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alcott Parsons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39页。
3 龙应台：《文化是什么？》（上篇），《中国青年报》，2005-10-19（9版）。
4 依田熹家：《中国亟须恢复亚洲文化大国的地位》，《社会科学报》，2005-11-3（6版）。
5 转自[美]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
6 胡适：《东西文化之比较》，见《胡适文集》（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5页。
7 《中国应追求“文化崛起”》，《参考消息》，2006-2-23（16版）。
8 依田熹家：《中国亟须恢复亚洲文化大国的地位》，《社会科学报》，2005-11-3（6版）。
9 《破解发展瓶颈：构建与环境的新型关系》，《中国青年报》，2005-10-30（2版）。
10 钟沛璋：《我们走怎样的发展道路》，《社会科学报》，2005-10-20（4版）。
11 胡鞍钢，王亚华，鄢一龙：《“十五”计划实施情况评估报告》，《社会科学报》2005-11-3（2版）。
12 《中国经济高成本时代提前到来》，《参考消息》，2005-11-06（4版）。
13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275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8-89页，转自徐琳，唐源昌：《恩格斯与现时代》，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2页。
15 徐琳，唐源昌：《恩格斯与现时代》，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16 鲁迅：《坟•文化偏止论》，《鲁迅文集全编》（壹），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297页。
17 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页。
18 孙立平：《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第3期（总第78期）。
19 温家宝：《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的讲话》（2004年2月21日）
20 张春霖：《从邻居的不幸中学习》，《文汇报》，2004-7-11（6版）。
21 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362页。
22 邵道生：《权力资本腐败：一个稳定的三方游戏》，《社会科学报》，2004-7-15（头版）。
23 李培林：《阶层冲突意识趋于严重》，《改革内参》，2005年第17期，第35页。
24 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页。
25 王伟中：《让国民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社会科学报》，2005-02-17（4版）。
26 《新世纪的富民强国之路——高尚全访谈录》，见《百年潮》，2003年第2期，第5页。
27 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领导干部看2006》，《社会科学报》，2006- 1-19（头版）。
28 《<改革不可动摇>发表前后——与“皇甫平”对话》，《南方周末》，2006-2-23（B2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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