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zhangdahai.com--党建论文】
陈志远，杨雨洁，汤镇源
（1.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100871；
2.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1；
3.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2；
4.中国应急管理学会，北京 100089）
社区是反映国家社会变化的“小切口”，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和末梢，是国家与社会相互衔接的关键环节。从历史变迁视角来看，当前中国的社区和社区治理是在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单位制的解体而逐渐形成的，曾经由国有企事业单位实施的基层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转由社区承接，社区和社区治理的重要性因此不断凸显出来。中共中央、国务院2017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指出，“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最基本单元，社区治理事关党和国家大政方针贯彻落实，事关居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城乡基层和谐稳定”，明确了社区治理的地位及重要影响。随着城乡社会结构深刻转型，人口流动性和居住密度显著提高，社区治理日益呈现出供给侧政权悬浮化、组织松散化、参与冷漠化与居民需求多元化、治理任务复杂化的矛盾。
在上述矛盾所推动的社区治理变革中，党建引领发挥了关键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1]。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党的社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抓好党的建设，使党组织真正成为社区的领头人，把各方面工作带动起来”[2]。对此，学界已有诸多研究。例如，张戈强调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相辅相成的关系[3]；
张冬冬则用“一核多元”描述党建引领具体过程，其中，“一核”指党在社区的领导，主要表现为通过政治引领和提供公共服务达到社区中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政治整合，“多元”指社区多元共治的目标[4]。作为党组织在基层的“神经末梢”，社区党组织需报上级党委批准成立并接受后者指导、帮助，在社区内吸纳和发展党员。
这些研究丰富了对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意义、机制和路径等问题的认识，但仍然存在研究的盲区。第一，现有研究大多关注党建引领在社区常态治理的作用，对党建引领如何在社区遭受重大公共危机和突发事件冲突的“非常态”下作用于社区应急治理，还存在理论建构上的薄弱环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学界虽更加关注国家治理体系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的影响，但党建引领依然未能进入此类研究的视野核心。在社区成为疫情防控“第一道防线”的背景下，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出来。第二，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党建引领对社区的积极影响，较少关注这一过程的“反身性”，即党组织在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中的成长。从语义逻辑来看，“党建引领”这一概念本身就蕴含了党通过自我建设来引领治理，同时也在对治理的引领中实现自我建设的双向赋能逻辑。从政治系统分析的角度来看，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党组织向社区输出治理产品和社区向党组织输入需求、支持这两个过程的有机统一和良性循环（见图1）。
图1 党建与社区治理双向赋能示意图
这一双向赋能逻辑有何重要意义？在社区应急治理中又如何展开？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社区防控中呈现出怎样的实践形态？在未来更长的时间尺度中，在疫情中积累的党建与社区应急治理的互动经验又将如何沉淀转化为常态治理绩效？这几个层层递进的问题将情境张力和时间尺度引入到对基层党组织和社区关系的研究中，有助于丰富和深化我们对这一关系的认识。
（一）引领社区治理是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建设的题中之义
强调基层党组织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都成为工人协会的中心和核心”[5]。列宁更系统深入地阐发了基层党建理论，强调基层党组织要始终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先锋队只有在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6]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将上述思想内化吸收，并据此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建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
回顾党史，不难发现从革命时代“支部建在连上”到敌后根据地广泛开展基层党组织建设；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等规范化、制度化基层党建的一系列重要文件，到改革开放后对在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建立党组织的新要求，以及新时期随社会发展变迁而相继提出的“支部建在产业中、工地上、楼宇间”等新方针，无不体现党对基层组织建设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时代变迁的科学把握，将加强基层党建提升到新的历史高度。党的十九大提出“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的基层党建新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调研时指出，“党建工作难点在基层，亮点也在基层”“基层党建既要发扬优良传统，又要与时俱进，不断适应新形势，拓宽基层党建的领域”[7]。显然，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基层党建已是贯穿始终、同步发展的一条主线。在社区治理中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厚植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能够为党提供不竭的生命活力，关乎党的执政根基。
（二）加强基层党建是中国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从政治学规范研究角度，社区治理现代化应坚持以人为中心，在治理实践中优化治理主体、推动依法治理、创新治理方式、提高治理效能等，推动城市社区向现代治理迈进。具体则呈现出治理主体多元互动、治理制度规范健全、治理方式智能灵活、治理体系科学有序的特点。[8]但是现在的基层治理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难以解决，单凭政府机构无法实现基层的有效治理，面对民生诉求日益多元、治理风险日益显化的现实挑战，社区党建工作不仅需扩大党组织覆盖面，更需重新调适党建引领机制，加强基层党组织动员整合与治理服务功能建设。基层党组织依托其作为党和政府深入群众的“毛细血管”的结构特性，可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群众优势，在党建引领过程中形成巨大的政治号召力、组织动员力与资源协调力，扮演社区治理改革“排头兵”角色。对此，党中央多次在重要文件中予以专门阐述，如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区站在“确保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9]。2021年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条例》总则指出：“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2021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要“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为关键”。基层党建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因此，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与党建引领是夯实国家治理体系根基的题中之义。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调研时指出：“创新社会治理，要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根本坐标，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10]党的十九大提出“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的新任务。为贯彻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有关精神，中央政治局2021年1月28日会议审议，并于数月后与国务院共同发布的《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从完善党全面领导基层治理制度、加强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建设、健全群众自治制度、推进基层法治和德治建设、加强基层智慧治理能力建设和加强组织保障等维度对基层治理改革提出了具体执行纲要[11]。党的领导则作为主线，写入《意见》指导思想、工作原则和主要目标，作为主线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各方面。
社区应急治理是在突发事件状态下社区治理的非常规性和非程序性形态，党建与社区应急治理的互动是党建与社区治理双向赋能的一种特殊形式，其内涵在后者的基础上有着更为丰富的展开。吴晓林认为，中国基层“党链接社会”既是党组织自主生长的过程，也是一个政治整合过程。[12]政治整合包括组织吸纳、政治文化与资源配置这三种机制。这三种机制对于分析党建与社区应急治理的互动关系也有启发意义（见图2）。本节将由此切入，着重探讨党建对社区应急治理的引领作用，同时对党建引领下的社区应急治理如何“反哺”党建进行简要分析。
图2 社区基层党建与社区应急治理的互动机制分析框架
第一，党建引领是社区应急治理中公共性的底线保障，也培育着社区居民对党组织的政治信任和参与社区事务的公共意识。
新公共管理理论指出，在当前社区多主体协同治理的格局之下，治理的网络化和碎片化容易带来目标漂移即公共性流失的问题。[13]大量社区治理的实践表明，物业公司作为市场组织的逐利性使其与公共性的目标本来就有一定距离，在社区居民参与冷漠的环境之下居委会和业委会都会面临“委托-代理”困境。[14]那么，由谁来保障社区治理的公共性呢？这一问题在常态的社区治理中或许还不是特别突出，但是在社区的应急治理当中就显得尤其重要。具有强烈正外部性的应急管理事务如何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这离不开社区党组织的“主体补位”和全方位引领。这种引领之所以被称为“党建引领”而不是一般意义上“党的引领”，就在于它是将党组织的建设与社区应急能力的建设结合起来，实现二者的互相促进。
应急治理情境促使日常忙于私人事务的社区居民将注意力聚焦到社区的公共事务上，特别是聚焦到社区党组织、居委会、业委会、物业等组织的治理绩效上。相对于常态治理而言，社区党组织在应急治理中表现出的公共性有着更高的显示度，更容易培育社区居民对党组织的信任，进而在应急治理中得到居民的配合和支持，形成信任与支持、权威与服从的良性循环。这种良性循环如果利用得当，将在应急状态结束后延续并积淀为社区社会资本，为常态治理中社区党建的开展提供无形的有利条件。
第二，党组织是社区应急响应中的“第一响应人”，应急响应中党员的参与也从多个方面为社区党建赋能。
应急管理中的第一响应人（First Responder）理论认为，在突发事件中，外部援助力量具备充分的专业性和充足的资源，但受灾人群作为“第一响应人”在第一时间的自助与互助同样至关重要。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有着最短的反应时滞，还因为他们最熟悉当地的情况。[15]第一响应人可以在外部援助到来之前为社区赢得宝贵的时间，并且能通过最初的行动获得第一手的信息和经验，为后续各方力量的协同救援提供参考和指引。社区党组织的意识形态约束和组织约束，能促使基层党员发挥示范带头作用，成为第一响应人，这集中体现为应急响应中的党员先锋队。“先锋”这一内在于党的本质属性同时具有强烈斗争色彩的语汇，恰好契合了应急处突中第一响应人的定位与功能。
社区党组织应急响应的过程，就是激活组织力量、开展党员教育、深度链接社区的过程。在党的号召下，平时只是常规化参与社区党组织生活甚至与社区党组织联系薄弱的党员，通过“向社区报到”、参与党员先锋队、党员志愿服务队、党员-居民对口帮扶等形式成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和引领者。党员在社区治理中从缺席到在场、从被动到主动、从参与到引领的角色转变，既使得党员进一步强化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也使得社区党组织的工作手臂得以进一步延伸，实现党与社区更紧密地连接。
第三，党组织是社区应急网络中的中介中心点，在应急治理中获得整合各方资源的机会并有可能实现这些资源与社区的常态化链接。
中介中心点是一个来自网络科学的概念，指的是两个网络之间的节点要建立联系必须通过或者需要经常通过的节点。网络科学对灾难应对人员有一个IOSP分类框架[16]（见表1）。在社区层次的应急处突当中，党组织发挥着将内部求助者（IS）和外部援助者（OP）连接起来的中介作用，这依靠的是社区党组织在党的组织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以及这种结构性位置为其提供的资源动员潜力。吴晓林认为，资源链接是社区党组织链接社会的三大机制之一。[12]在应急救援中，社区党组织可以利用党的组织体系对外寻求或主动承接各方资源。例如，下沉到社区的干部，所属街道的驻区单位的党组织[17]，以及共青团系统组织的志愿服务和物资捐赠等活动等。同时，社区党组织在日常治理中所构建的各种组织嵌入机制和利益综合机制也能在应急状态下发挥信息收集和资源分发的作用。如果社区党组织在应急状态结束后注重保持与这些资源提供方的联系，那么这些资源仍有可能为常态下的社区治理做出贡献。
表1 IOSP灾难应对网络人员分类
出于强调党建引领社区应急管理的内外部因素推动，叠加全国抗疫应急状态这一特殊时空背景的催化作用，基层党建引领工作的形式和质量有了极大提升。其中，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组建的先锋队凭借其结构功能优势脱颖而出，以政治、思想和组织引领充分调动党群两方面积极性，将社区防疫阵线修补打造为坚不可摧的抗疫前沿堡垒，成为党建引领社区应急治理的典型案例。
（一）党员先锋队在应急治理中的比较优势
党的十九大提出基层治理改革应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机制。无论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还是“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应急管理模式的诉求，均要求调动群众积极性，使社区居民个体或其他民间组织从“被治理者”转向“参与者”。而在社区应急管理体系中特殊的结构地位，也意味着党员先锋队与一般性基层党组织、志愿服组织、网格员等常见社区治理主体有不同的功能特性。
与一般性基层党组织相比，党员先锋队目标导向更强。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当地基层组织主要指在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人民解放军连队和其他基层单位成立的党组织，包括基层党委、党总支、党支部等，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而根据特定目标组建的党员先锋队，是基层党组织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一种形式，虽然也在思想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但是往往根据特定的成立背景具有鲜明的任务导向，组织目标更为聚焦和连贯。
与社区志愿服务组织相比，党员先锋队组织执行力更强。志愿工作具有志愿性、无偿性、公益性和组织性的特征，组织层面主要受共青团指导。在应急处突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时期，共青团也响应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组织开展大量相关志愿服务，为加强社区防控做出重大贡献。但志愿服务更多依靠群众基于公益精神的自发参与，不具有强制性。相比之下，党员先锋队从属于中国共产党组织体系，建立基础是党强大的组织动员力和党员先锋队意识，工作中强调民主集中制，做到令行禁止，对上级决策要不折不扣地执行。
与社区网格员相比，党员先锋队专业水平更突出。网格化治理是数字信息技术和科层制行政体制结合的产物，应用于应急管理领域可极大加强信息报送与现场处置功能，提高系统资源利用率。网格员主要由基层公职人员、社区工作人员、居民志愿者等担任，虽有助于鼓励和培育多元主体的参与式治理，但也导致成员结构模糊复杂的问题。有研究认为，此次抗疫经验表明，社区网格员多是与管理中心签订劳务合同的临时工作人员，招募门槛低、业务水平参差不齐，自我认知与职责定位不清晰，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易引发无序化、不协调行为。[18]而党员先锋队则对成员专业水平有较高要求，其先锋模范意识包括业务技能娴熟、立足本职岗位，能在应急处突关键时刻统筹兼顾风险防控与日常工作，进而在群众中发挥动员、示范、引领作用。
（二）党员先锋队在社区疫情防控中的作用
在疫情防控中，党中央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领导作用，多次根据疫情最新情况，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及时调整宏观政策基调，平衡人民生命健康安全和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基本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疫情防控工作作出指示，要求“做到那里任务险重哪里就有党组织坚强有力的工作、哪里就有党员当先锋作表率”[19]。党员先锋队作为党建引领社区应急管理的代表形式，具有特殊的关键作用。疫情期间，全国各地基层党政机关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合理组建不同目标导向的党员先锋队，政治上把握抗疫大方向、思想上稳住民心基本盘、组织上凝聚各方资源，使之成为有效的应急治理工具。
1．迅速响应落实，提升政策执行效率
应急管控中时间和效率非常重要，上级决策部署和工作安排需要第一时间进行高效落实，基层的情势和反馈也要能够快速地向上传达，其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就尤为重要，快速反应灵活处理，保证社区防控工作总路线不搁浅、不偏航，对向全球疫情防控交出一份出色的中国答卷功不可没。党员先锋队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广州市为例，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至2020年6月，广州市迅速汇聚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力量，共同组建市直机关、市属国有企业党员突击队532支，先后共派出8．4万人次支援疫情防控。其中市公安局党委组建370支党员突击队、664个党员先锋队（岗），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同时，紧急抽调123名党员干部，组建10支由市副局级领导干部担任队长的市驻街工作队，进驻疫情最严重的荔湾区原芳村片区的9条街道。并将居住在封控封闭区域的在职党员组织起来，就地转化为疫情防控工作人员，有力有效解决了社区人手不足的难题。[20]此外，广州市组建一线尖刀班，组建党群服务队，累计组织1．6万人次社区志愿者参与疫情防控，服务社区居民达340万人次。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广州市构建“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组织体系。在市一级层面上，就推动成立了66个临时党组织，602个临时党小组。[21]这些基层党组织（包括党员先锋队、党员突击队等）在及时应对疫情方面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兼具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将党组织的意图和指示迅速传达落实到基层，成为了非常高效的连接组织，实现了有效的防疫治理。
2．引领促进动员，塑造协同抗疫合力
统筹全国防疫一盘棋，根基在于“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把社区居民发动起来，构筑起疫情防控的人民防线”[22]。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科学严密的组织架构保证党中央决策部署精准落实到基层党组织，那么连接党内外的党员先锋队则是引导其他社区治理主体共同响应和参与应急防控的关键节点。社区应急管理体系中，党员先锋队因其特殊的党政、党群关系而具有得天独厚的结构优势，能够有效协调各方资源、发挥头雁效应，动员引领群众，铸造社区抵御疫情的铜墙铁壁。2016年，深圳市光明新区光明街道，在辖区内150个治理网格基础上，重点划分出48个网格党支部，以街道党员为主，成立270支“红小二”服务团队。2022年3月应急疫情期间，党员“红小二”们常年工作在社区一线，一直获得社区居民的肯定，也就很好地在深圳“七天慢生活”和常态化防控中，把社区问题解决在基层。多年以来，党员“红小二”也积极吸纳物业公司、街道业委会、社区居民和两新企业，成立“律所队”“电工队”“教师队”“医护队”等专业服务队，由资深党员牵头，以党建网格引领“术业有专攻”的服务队，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及时和有针对性的社会服务。在常态化抗疫中，例如医护、换电等工作会有所耽误，正因为街道党支部有了专业服务队，在得知居民诉求后，可以及时分配在岗的志愿者去解决困难，使得行政力量的服务压力显著降低。[23]社区居民“有困难，找警察”的观念也逐渐向“有困难，找‘小二’”转变。街道以“党建网格”为协同治理的纽带，社会力量也通过“红小二”队伍与党员保持沟通，进而与网格党支部、社区党委建立更顺畅的沟通渠道，将社会服务供给与社区治理有机结合起来。
越来越多的社区居民在其示范感召下积极主动配合防疫工作，有的甚至直接加入志愿服务活动中，协助先锋队共同开展网格化管理和地毯式排查。党群互助迅速形成强大的抗疫合力，在社区构筑起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24]
3．深入开展宣教，优化居民认知情绪
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党中央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十六字方针，及时制订、更新和发布疫情防控工作指导手册，为防疫指明方向和路径。但不少居民囿于信息不对称、专业知识匮乏、自媒体谣言误导、生活习惯和心理健康遭受巨大冲击等因素，对防疫前景产生迷茫，甚至出现不同程度的社会恐慌现象及非理性行为。对此，党员先锋队发挥深入群众的优势，结合实际解释宣传防疫相关政策，引导社区居民逐步褪去恐慌，主动学习公共卫生知识并养成良好习惯。
广西既沿海又沿边，疫情防控压力极大，首府南宁市居住着众多少数民族，因此在日常宣教中，我们更要以多民族语言宣传来优化社区民众的认知情绪。以南宁市的中华中路社区为例，就形成了以党建领航的民族互嵌社区治理模式。以少数民族党员为载体之一，充分吸纳南宁市民族院校大学生，借助其熟悉民族语言等优势，担任社区党支部中的志愿者、党员突击队员等身份，以党员身份作为中坚力量。在应急情况下，对社会民众进行心理疏导，通过各种方式积极疏导社会民众在疫情下的负面不安情绪，为社区的危机治理提供强大的技术指导和情感支持，成为维系基层正常运转的重要纽带。中华中路社区充分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通过举办各种民族节庆、联谊会、座谈会，实现“小活动，大团结”的目标。社区党员服务队近年共帮扶贫困群众302户，入户服务1360余次，为1300余名少数民族同胞提供了国家通用语言补习，在语言补习的过程中，有效地开展了应急、疫情、社区治理等宣教活动，疏导了居民的情绪，也提升了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认知，不仅拉近了社区与居民的距离，而且也增进了政府与民众间的民族互信度，为民族社区创新治理打下了基础。[25]
此外，党员先锋队也密切关注居民心理动态，对因疫情或“静默”“停摆”等严格防疫政策而受到负面影响的，加强疏导帮扶工作，及时化解社区矛盾，维持社区治理和谐稳定；
对不了解上级部门及社区相关政策的，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帮助居民更加理解疫情期间各项扶持优惠政策、更加配合联防联控各项规定，助力实现疫情防控、社会和谐、经济发展等多重目标。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其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紧密联系群众优势；
社区党组织迅速动员组建党员先锋队，借助其结构功能特性，充分彰显了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在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中发挥了社区一线战斗堡垒的作用，用生动有效的实践展现了社区应急治理中党建引领的可行性和优越性。李友梅认为，“转危为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治理转型的一种重要机制。[26]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充分总结社区抗疫中党建引领的经验并运用在社区常态治理中，如何进一步通过日常的社区党建工作来为社区应急治理体系赋能，值得作更深入的思考。
一方面，此次抗疫中党建引领的一些好做法可以在日常的社区治理中发挥作用。例如社区内部的党员居民结对帮扶、党员宣教、党员志愿服务队等，社区外部的驻社区单位党员干部定期下沉、定期到社区报到，社区党组织与驻社区单位通过党组织共建实现资源链接等。这些做法有些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存在，但在抗疫过程中更高频次高强度地开展，经验充分积累，边界进一步拓展，工作模式已经较为成熟，能够在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乃至更远的未来发挥更多作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不仅能够让居民留下有益的公共卫生习惯，也能为社区党组织提供宝贵的“组织记忆”。另一方面，党建引领要在社区应急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功夫必须下在平时。党组织在应急状态下的组织动员能力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在党建连接社会的日常治理中不断积累沉淀的。社区居民对社区日常治理事务的知晓度、参与度、满意度、信心度越高，社区党员在党的日常组织生活和组织嵌入中越是积极和活跃，社区党组织的应急动员能力就越强。同时，社区党组织也需要有意识地把“救急”意识和“兜底”思维贯彻到日常的党员教育中去，把社区居民应急认知培育、应急能力建设和社区应急预案的完善融入社区治理的日常议程中去，把外部应急资源链接纳入日常组织工作中去，才能充分发挥党建引领社区应急治理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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