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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艺术学院卢雪松老师因上课时观摩胡杰的记录片被学生积极分子告发，以至被学校当局停课的事件，和她给学校党委书记的信，我在网上看到已经有几天了，心情一直很郁闷。严格来说，我也是属于那种时刻准备着被人告发的教书匠，据说已经有学生扬言要这么做，只是学校还没有找我谈，或者说暂时还没有打算给我处分。卢老师在信中提到了我（可惜我不是什么人民大学政治学院的院长，仅仅是政治学系一名普通教师），提到了我在一篇短文中有关现在有人以学术法官自居的一句话。但是，以学术法官自居的人，多少跟学术有点关系，可我不认为吉林艺术学院的相关学生和领导的作为，跟学术有任何关系，他们充其量不过是告密者和告密者制度的执行者而已，这种东西，无论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度，都是最卑劣的部分，不仅见不得阳光，甚至连稍微亮一点的白炽灯也见不得。
沙俄时代为了钳制思想，警察机关曾经在社会上发展过告密者，可是基本上没有用，因为这种人为社会所不容，一旦身份暴露，很可能被暴怒的群众打死。中国古代的秦朝在焚书坑儒之后，为牵制思想，也鼓励告密，想要连人们“偶语诗书”也要管，可是，没听说自坑儒之后哪个儒者被人告发，甚至连秦始皇遭到刺杀，副车挨了一椎，盛怒之下的皇帝老儿大索三日，还不是连根毛也没有抓着，主使者张良和那位勇士都安然无恙，可见告密的人并没有那么多。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告密有点泛滥，那时叫检举揭发，不仅妻子揭发丈夫，而且儿子揭发老子，整个天下大乱。可是揭发来揭发去，原来鼓励揭发的人，最后也被人揭发了，一茬又一茬地挨斗。终归是人就要说话，人前人后说的总不可能都一样，只要存在有心人揭发，严格来讲谁也逃不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怪圈。我现在跟学生讲，文化大革命，全国不到七亿人，有一亿人挨过整，他们怎么都不信。其实，只要大家都热衷于检举揭发，整了一亿其实不算多。
文革结束，大家对告密一时很是痛恨。可是时间一长，未免有人技痒，有人健忘，所以，又有人开始向有关部门和领导戚戚嚓嚓，汇报这个汇报那个，自然也有有关部门和领导，有意安排和鼓励有关人士专门寻寻觅觅，戚戚嚓嚓。那些被戚戚嚓嚓的对象，不是犯了罪或者有犯罪动机，打算做人体炸弹之类的什么干活，他们仅仅是有了点想法，这些想法恰巧跟领导不太合拍，于是在这戚戚嚓嚓中，便成了另类，甚至像卢雪松老师一样，被打入另册，受到处罚。
已经进入21世纪了，可是我们的大学里依然盛产告密者，也存在鼓励告密的制度和机构。尽管历史早就告诉人们，这种见不得人的把戏是靠不住的，而且最终以害人始，以害己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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