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zhangdahai.com--法律论文】
文章编号：1003-6636（2012）03-0019-06；中图分类号：F061.3；文献标识码：A �摘 要：传统自给自足农业经济向现代农业与工业分工的经济转变过程，内生了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流动。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劳动力流动限制的条件，构建两种商品的一般均衡经济增长模型。模型显示：交易效率足够高时，经济增长与劳动力流动都是分工的结果；劳动力流动限制并不影响经济增长的效果，只产生收入差距效应。实证结果支持这一判断，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不存在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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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分工；劳动力；流动限制；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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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Growth Restricted by Labor Mo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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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O Xian�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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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Hubei,430074,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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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self�satisfying agricultural economy to modern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division leads to economic growth and labor mobility to non�agricultural industry. Based on neoclassical economy model with conditions restricted by labor mobility, the paper builds a general equilibrium economic growth model of two commodities. The model reveals that when transaction is high enough, labor division will bring about economic growth and labor mobility. Labor mobility restriction doesn’t affect economic growth but income gap. It is supported by �empirical� result: no causal relationship lies between labor mo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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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division of labor; labor mobility restrictions;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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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系大多存在较严重的劳动力流动限制。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特点尤为突出。改革开放前，为实行赶超战略，优先发展工业，我国实行了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农业劳动力向工业流动。改革开放后，这一限制逐步减弱，但经济发展基本还在劳动力流动限制下进行。本文试图通过一个劳动力流动限制下的两种商品的一般均衡经济增长模型来分析劳动力流动限制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现有研究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的最著名的理论就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1］�。刘易斯假定：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以传统方式生产、劳动生产率极低的传统部门（如农业）和以现代方式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相对较高的现代部门（如工业）的二元经济结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非均衡：传统部门存在大量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的劳动力，即现代部门劳动力无限供给。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现代部门工资水平都不变。因此，现代部门得以实现快速的资本积累和规模扩张，从而推动经济增长。沿着这一思路，费景汉、拉尼斯、乔根森等人针对刘易斯不重视农业发展和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的不合理假定对模型进行了修订和改进。但这一系列模型都假定劳动力市场非均衡，劳动力就业结构的转变可以实现经济增长。�
刘易斯开创性的分析框架对于人们把握发展中国家经济特征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这一框架也有不合理的地方。首先，其二元经济结构是在模型外给定的，它没有清晰地说明导致农业和工业之间劳动生产率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而从直观上将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归因于劳动力配置的不合理。��［2］�事实上，人口压力并不是欠发达地区落后的唯一原因，甚至有实证分析显示人口密度对经济增长有正面影响。��［3］�其次，刘易斯模型强调资本积累带来生产力发展，但不能解释发展中国家“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4］�的现象。最后，它们没有注意农业与工业的协调发展。虽然后期的模型改进了刘易斯忽视农业发展的问题，但它们实质上还是一种局部均衡分析：工业部门均衡与农业部门均衡是相互割裂的。现实经济中，各行业和经济部门之间相互联系、协调发展。�
研究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的另一个方向是结构主义的思路。结构主义认为经济的非均衡增长是普遍存在的，经济增长除了由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所揭示的资本积累、劳动力数量增长和质量提高，以及技术进步等因素的推动之外，还应该包括资源的重新配置，即资源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带来的经济增长。曾先峰和李国平的研究对这方面的文献进行了详细介绍。��［5］�但这一研究思路同样忽视了不同产业协调发展的问题，忽视了不同产业间的联系，同时，它们也没有解释产业结构变化的原因。�
近年来，新兴古典主义的研究在吸收古典经济学的分工思想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思想的基础上，构建经济发展的一般均衡模型。这一分析框架内生了劳动力流动、产业结构变动以及经济增长，为研究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框架。在杨小凯的模型中，劳动力流动、产业结构变动和经济增长都是分工发展的结果。��［6］�然而，他们的模型建立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基础上，不能完全用于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本文在新兴古典主义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劳动力流动限制的先决条件，构建两种商品在劳动力流动限制下的一般均衡经济增长模型，分析劳动力流动限制对一国经济增长的意义，并运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数据对模型的结论进行实证检验。本文也可以看作是杨小凯模型的一个实证研究。�
本文其他部分内容如下：第二部分先介绍一个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一般均衡经济增长模型，然后进一步拓展模型加入劳动力流动限制的条件，分析劳动力流动限制的影响，并提出待检验的命题；第三部分对命题进行实证检验；第四部分是结论及说明。�
二、模型�
传统部门自给自足生产方式的劳动生产率低，分工带来的熟能生巧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现代部门高分工生产方式将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力向非农产业流动是农业、工业以及服务业分工的结果。为进行比较，本节首先介绍劳动力自由流动下经济增长的一般均衡模型，然后在该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劳动力流动限制的条件，分析劳动力流动限制的影响，并根据模型分析提出待检验的命题。�
（一）劳动力自由流动下的经济增长�① ①详见杨小凯：《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社科文献出版社，第64-74页。 �
假定每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每个人偏好多样化消费；消费品可以自己生产也可以从市场购买；每个人可以自由选择职业模式。有二种商品：商品x为工业品，商品y为农产品。购买一单位商品的交易成本系数为1-k，交易效率为k (1>k>0)。k的值与基础设施条件、城市化程度、运输条件和一般的体制环境有关。所有消费者-生产者总人数为M。�
每一个消费者-生产者的效用函数是：�
u=(x+kx�d) (y+ky�d)�
每一个消费者-生产者的生产函数和禀赋约束是：�
x + x�s=l�a�x, y + y�s=l�a�y，a>1�
l��x �+ l�y=1�
个人预算约束是：�
p��x �x��s �+ p��y �y�s=p��x �x��d �+ p��y �y�d�
其中，x、y、x��s �、y�s、x�d、y�d、l��x �、l�y≥0。x和y分别表示两种商品的自给自足量；x��s �和y�s分别表示两种商品的售卖量；� x�d 和y�d分别表示两种商品的购买量；p�x和p�y分别表示两种商品的价格；l��x �和 l�y分别表示个人生产两种商品的专业化水平；a>1，表示个人生产该商品的生产率随着他生产该商品的专业化水平的增加而增加，我们说个人生产该商品具有专业化经济。�
根据文定理�① ①文枚 1998年在一组一般效用和生产函数的新兴古典一般均衡模型中, 对“最优决策不会卖一种以上的产品, 不会同时卖和买同种产品, 不会买和生产同种产品”的定理进行了一般性证明。杨小凯1988年在具体的效用函数与生产函数的新兴古典一般均衡证明了该定理。该定理的详细证明见杨小凯: 《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分析框架》第105-107页。,每个消费者-生产者可以选择三种生产决策模式：自给自足模式（A）；专业化模式（x/y），专业生产x，出售商品x，购买y；专业化模式（y/x），专业生产y，出售商品y，购买x。三种决策模式的最优解如下：�
1.自给自足模式（A）。此时，x、y、l��x �、l�y>0， x��s �=y�s=x�d=y�d=0,决策问题如下：�
Max u = x y s. t. x= l�a�x；y = l�a�y；l��x �+ l�y=1�
最优解是: l��x �=l�y=1/2；u(A)=2��-2a��
2.专业化模式（x/y）。此时，x、x��s �、y�d、l�x>0； x�d=y=y�s=l�y=0，决策问题如下：�
Max u = x k y�d s. t. x + x�s=l�a�x；l�x =1；p��x �x��s �= p��y �y�d�
最优解是: x=x��s �=1/2；y�d= p�x/2p�y；u（x/y）= k p�x/4 p�y�
3.专业化模式（y/x）。此模式与专业化模式（x/y）为对称结构，其最优解是：y=y��s �=1/2；x�d= p�y /2 p�x；u（y/x）= k p�y/4p�x。�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自给自足模式下，没有产品买卖；在专业化模式（x/y）下，存在商品x的供给和商品y的需求；在专业化模式（y/x）下，存在商品y的供给和商品x的需求。记选择模式A、（x/y）和（y/x）的人为M�A、M�x、M�y。接下来我们考虑市场出清条件。把所有人的预算约束加起来，商品y的市场出清条件并不独立于商品x的市场出清条件，所以，我们只需要考虑商品x的市场出清条件：�
X��s �= M��x �x�s, x�s=1/2；X��d �= M��y �x�d, x�d= p�y/2 p�x�
令X�s= X�d，得出： p��y �/p�x= M�x/ M�y�
进一步有：u（x/y）= kM�y/4M�x ；u（y/x）= kM�x/4M�y �
当u（x/y）> u（y/x）时，M�y>M�x。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专业化生产y的生产者将向专业化生产x转变。最终，选择不同专业模式的人效用水平相等。令u（x/y）= u（y/x），得出：M�x=M�y；p��y �=p�x；u（x/y）= u（y/x）= k/4。�
最后，我们比较专业化模式与自给自足模式。令u(A)= u（x/y）= u（y/x），则有：k�0=2��2(1-a)�。随着k值的变化，将得到两种均衡结构：�
当k u（x/y）= u（y/x）。则M�A=M, M�x=M�y=0，即所有人都选择自给自足，我们称其为自给自足结构A。�
当k> k�0时，u(A) u（y/x）= kM�1/4M�y。�
同上，我们比较专业化模式与自给自足模式。当u（x/y）= kM�y/4M�1 = u(A)时，可得k�1=2��2(1-a)� M�1/(M- M�1)；当u（y/x）= kM�1/4M�y= u(A)时，可得k�2=2��2(1-a)� (M- M�1)/M�1。显然，k�2> k�0 > k�1，考虑k值的变化，将得到以下均衡结构：�
1.当k u（x/y）> u（y/x），则M�A=M, M�x=M�y=0，所有人都选择自给自足。我们称其为自给自足结构A。�
2.当k> k�2时， u（x/y）> u（y/x）>u(A)，则M�A=0, M�x= M�1，M�y= M- M�1，即全部消费者-生产者选择专业化生产模式，但由于限制生产商品x的劳动力数量，专业化生产商品x的劳动力少于专业化生产商品y的劳动力。我们称其为分工结构D。�
3.当k�2>k> k�1时，u（x/y）>u(A)> u（y/x）。此时，由于u(A)> u（y/x），均衡结构将比较复杂。考虑两种情况：�
①当同样限制生产商品y的劳动力数量时，即令M�x= M�1，M�y= M- M�1。此时商品y的生产者人均实际收入不仅低于商品x的生产者,而且低于自给自足模式。我们称其为分工结构D(1)。�
②当允许生产者在模式A和（y/x）之间自由选择时，一部分生产者将选择模式A，商品y的专业化生产者人数减少，从而u（y/x）上升，u（x/y）下降。由于每个人生产函数和禀赋约束相同，新均衡下模式A和（y/x）的生产者最终人均实际收入必然相等。�
令u（y/x）= kM�1/4M�y=u(A) 2��-2a�，得出：M�y= kM�1/2��2(1-a)� = kM�1/ k�0。则有：�
当k�0>k> k�1时，M�y 当k�2>k> k�0时，M�y> M�1。从而，u（x/y）> u（y/x）=u(A)。则均衡结构为M�x= M�1，M�y= kM�1/ k�0，M�A= M-（k +k�0）M�1/ k�0。我们称其为混合结构B。�
接下来比较分工结构D(1)和混合结构B。在分工结构D(1)下，u（x/y）>u(A)> u（y/x）,这种情况在长期中将难以维持。一方面商品y的生产者具有改革的冲动；另一方面我们很难控制一个生产者让他不去自给自足。因此，结构D(1)极有可能转化为结构B。根据这一特点，我们不考虑均衡结构D(1)。在劳动力流动限制的条件下，随着k值的变化，将得到三种均衡结构。表2总结了三种均衡结构的所有信息：
（三）比较�
下面我们比较劳动力自由流动和劳动力流动限制两种情况下的经济增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待检验的命题。令劳动力自由流动下的总产值为GDP�1， 劳动力流动限制下的总产值为GDP�2。�
1.当kk> k�0时，GDP�1= k M/4�
GDP��2 �= M�1k�2/4k�0+ (M-M�1)2��-2a��
= M�1k�2/4k�0+ (M-M�1) k�0/4�
= k�0M /4+ M��1 �(k�2-k�0�2) /4k��0��
则 GDP�1- GDP��2 �= k M/4- k�0M /4-M��1 �(k�2-k�0�2) /4k�0�
= (k-k�0) ［M-(k+k�0) M�1］ /4�
由上文可知，1> k> k�0>0，M�10，M�1 (k+k�0) 0。即，此时如果放松劳动力流动限制，经济总产值将增加。�
3.当k> k�2时，GDP�1= k M/4，�
GDP��2 �=M�x u(x/y) +M�y u(y/x)�
=M�1× k (M-M�1)/4M�1+ (M-M�1)× kM�1/4(M-M�1)�
= kM/4�
即GDP�1= GDP�2�
基于上述比较，并结合模型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命题:�
在劳动力流动限制的条件下，当交易效率很低时，劳动力流动限制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当交易效率足够高时，劳动力流动是分工的结果，劳动力流动限制仅有收入差距效应（u(x/y）> u(y/x)），而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只有当交易效率既不太低又不太高时，劳动力流动限制既有收入差距效应，又有经济增长效应。�
三、实证检验�
这一部分运用我国1980―2008年的数据对上述命题的核心结论进行实证检验。�
（一）指标与数据�
对于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关系已有较好的文献给予了实证检验��［7］［8］�，这里我们主要检验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分工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主要有三个指标：�
1.劳动力流动指标。根据研究的目的，我们主要考虑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流动。用非农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FNJY）来衡量，等于1减去农业就业人口比重。农业就业人口比重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网站的在线数据库。�
2.经济增长指标。用经济增长率和真实GDP两个指标衡量，分别分析其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整理得出。�
3.分工指标。分工指标没有直接的统计数据，只能选择代理变量来衡量。根据资本与投资是用来提高迂回生产活动中分工水平的工具的古典投资理论��［6］�，并参照高帆��［9］�的方法，我们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TZ）来间接衡量分工，这一数值越大，说明分工水平越高。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网站的在线数据库，为以2000美元计量的数据。�
（二）计量分析�
1.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
中国1980―2008年非农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FNJY）与经济增长率和真实GDP的散点图如下图1、图2。�
从图1来看，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率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可以直接判断认为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率不相关。图2显示，劳动力流动与GDP正相关。我们进一步做Granger因果检验来分析二者关系，所有计算均通过EViews6.0进行。�
首先，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劳动力流动为I(1)序列，GDP数据为I(2)序列，需进行协整检验来判断是否能作Granger因果检验，Johansen检验结果见表3。从表3可以看出中国的劳动力流动与GDP存在协整关系，可以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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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滞后期根据AIC和SC信息给出。
从检验结果来看，各项检验的Prob.值都在20%以上，应该接受原假设。因此，检验结果显示，统计上GDP与劳动力流动互相没有因果关系。�
2.分工与劳动力流动�
从固定资产投资于劳动力流动的数据来看，二者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同理，进一步作Granger因果检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TZ）为I(2)序列，需要作协整检验。Johansen检验结果见表5，结果显示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与劳动力流动存在协整关系，可以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
从表6结果来看，FNJY不是TZ的Granger因果检验的Prob.都在70%以上，可以接受原假设；而TZ不是FNJY的Granger因果检验的Prob.值小于5%水平，因此拒绝原假设，即TZ是促进FNJY增长的原因，而FNJY不是促进TZ增长的原因。�
综合上述两方面的分析，可以证实命题的前半部分，但其后半部分没有得到经验数据的支持。对于这一点，我们考虑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已经具有了较好的交通基础设施和完善的现代交通系统，可能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处于模型中交易效率足够高的阶段，因此现有数据没有体现上述效应。对此，有待进一步研究。�
四、结论�
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系大多存在比较严重的劳动力流动限制。本文在新兴古典主义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劳动力流动限制的先决条件，构建两种商品的劳动力流动限制下的一般均衡经济增长模型，来分析劳动力流动限制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并用我国1980―2008年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劳动力流动限制的条件下，当交易效率足够高时，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都是分工发展的结果，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并没有影响。这一点可以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另外，模型结果显示，在劳动力流动限制的条件下交易效率既不太低又不太高时，劳动力流动限制具有经济增长的效应，但实证分析没有显示这一效应。这一点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劳动力流动并非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之一。据此，我国经济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核心是依靠分工来促进工业化发展、提高社会分工水平和工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水平，其关键在于促进交易效率的提高。现阶段，一方面要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农村基础设施和城乡结合的基础设施的建设，降低运输成本。另一方面要保护市场交易，加强产权保护，完善产权制度以及相关市场法律制度等，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分工水平。此外，如果模型的推论正确，劳动力流动限制在经济发展初期将影响经济发展的水平，而且，长期中要求交易效率有更大的提高，劳动力流动限制才不会阻碍经济发展，同时，劳动力流动限制有较强的收入分配效应。因此，应该放松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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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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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锦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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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2-03-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均衡下农业发展、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与经济增长研究”（11BJL037）。�
作者简介：廖显浪（1983-），男，湖北孝感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与农业经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