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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体制改革是世界性难题,基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对中国的医改难度,政府和民众都要有足够的认识。”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免疫生物学研究所所长、苏州大学副校长熊思东教授告诉本刊记者,“医改制度的实施是大势所趋,但达到民众期望值需要时间,大家要有一定的耐心。”
医学教育应加强全科医生培训
“今年的医改重点是医疗重心下移。医疗重心下移后常见病、多发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能够解决,从而缓解‘看病难’问题,而医疗重心下移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解决社区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质量亟待提高的问题。”熊思东委员说。
熊思东委员表示,目前我国基层医疗机构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基层医疗卫生设施不完善;二是基层医疗机构医疗水平和医疗技术不够发达,得不到老百姓信任。这两个因素直接制约了基层医疗单位作用的发挥。
“医疗体制改革中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把基层医院做牢、做扎实,而这其中的基本切入点是,除了加强基层基础设施外,更要促使符合基层工作要求的医务工作者到基层去。”熊思东委员说,在这方面,我提出几个基本建议以供参考:
第一,要做大做好医院的联系制或联盟制。每个三甲医院要联系若干个基层医院,负责对基层医务人员的培训和指导,解决现有基层医务人员水平不高问题,开展送医送药下基层活动。
第二,高等院校应该着力培养具有全科性质的、能在社区服务的医务人员,并且在招生专业、课程设置,招生结构和毕业后人员分配方面有足够考虑。现在高等医科院校招收的8年制等长学制学生,对于社区工作并不是很适合。在课程设置上,也不是很符合社区工作特点。因此,我们要全方位考虑,综合加强全科医生在高校里的设置。
第三,要发挥政府指导作用,利用高校培养并在大型医院规范培养全科医生和社区医生。全科医生在高校培养出来以后,需要进一步在临床实践,要规范学习内容、年限和学习单位规模,并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
解决“看病难”要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看病难’其实并非全国范围的看病难,‘看病难’主要体现在到三甲医院看病难。解决好这个问题就要合理发挥基层医疗单位的作用和三级甲等医院的作用,让好钢用在刀刃上。”熊思东委员介绍说,“现在三甲级医院一天的门诊量有60%～70%是看普通感冒等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的,而它实际的卫生资源和诊疗水平应该是解决一些疑难杂症问题,而且由于医疗成本高,患者频繁到三甲医院看病,势必会造成‘看病贵’的问题。”
上海实施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
熊思东委员说,上海是个特大型城市,它的结构很复杂,所以在上海做任何改革都要十分谨慎。对于这次医改,上海的业内人士已经做了很多探讨,其中有几种意见是他比较赞赏的。
第一,卫生培训,号召和鼓励相应的医科院校加强全科医生培养。目前上海已设置全科专业来培养全科医生,这些医学生毕业后将到基层医疗单位去服务。
第二,上海市卫生局对所有的社区提供由卫生局出资、由三甲医院负责培训的全科医生。这些医生大部分是高等院校刚毕业的医学生。他们先在医院各科室轮转,掌握各种疾病情况,而后到社区服务。由于考虑到上海当地居民的语言文化习惯,在选拔学生进入全科培养计划时,我们优先选择从江苏、浙江、上海来的学生。全科医生的培养是个系统工程,各个环节都要尽可能地考虑周全。
第三,上海在这次医改中明确医学院校毕业的学生不能直接进医院工作,而必须首先通过3年以上的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上海市政府负责给医学生每人每年支付35 000元的费用,很有决心去做好这项工作。”
第四,在取消药品加成,增加药事服务费的问题上,暂缓收药事服务费。
医改难点是解决医疗卫生机构属性问题
对于今年的医疗改革制度实施难点,熊思东委员介绍说:“医改中的最大难点是解决好医疗卫生机构的基本属性问题。医疗卫生机构属性大概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国立、公办单位,一类是私营企业出资经营单位,一类是混合体制、混合投资单位。在医院建设方面,民营医院应以市场主导为主,政府仅对其加强行业规范管理,公立医院要明确公立性质,在这方面,政府应该有思想准备,去承担公立医院的运行费用。”
医改制度对医药企业短期影响会很大
“此次医疗体制改革,对医药企业的短期影响较大。”在谈到今年医疗体制改革对医药行业哪个环节影响较大时,熊思东委员说,“医药流通系统比较适应过去的药品加成模式,有较高的利润空间和一定的活动空间。不过从长期来看,改革制度规范了医药市场和流通渠道,长期来看,会使得那些真正有实力、真正能够出好药、出新药的企业有更好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