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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老诗人谢克强诗心如火，始终坚守着他的诗歌高地。石头是坚硬的，经得住埋没；石头是沉默的，耐得住寂寞；石头遇到打击，会迸发出火光！对于诗，老诗人则喷发着年轻人少有的活力和诗人特有的激情。对于这些年编《中国诗歌》，老诗人不计较个人得失名誉，如此坦荡诗风，是值得那些为“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的人好好反思一番的。
――兰 坡
叶青青（以下简称叶）：最近，我在《人民日报》、《文艺报》、《湖北日报》等报刊上看到你的八卷本《谢克强文集》在武汉首发的消息。在首发式有专家学者认为你的诗意欲不断开拓生活视野，以多样的艺术风格和审美个性，去表现和挖掘潜于生活世界与心灵世界的生动与丰富，于单纯中求繁富、于简约中求舒张、于构思中寓立意，并试图用平实的生活语言暗喻哲理，又以简约的意象符号创造艺术意境。能介绍一下你的这套文集吗？
谢克强（以下简称谢）：这似有点广告的味道。我的这套文集分八卷：《抒情诗卷一》、《抒情诗卷二》、《抒情长诗卷》、《爱情诗卷》、《散文诗卷》、《旅游诗卷》、《散文报告文学卷》和《诗论卷》，约330万字。最初构想时我想使文集出得纯粹一些，只收诗和散文诗，后来朋友对我说出一套文集也不易，我也动心了，便将整理得差不多的散文、报告文学和诗论收入。我的写作还涉及古体诗词、戏剧曲艺歌词、杂感随笔、旅游札记和中、短篇小说，算是玩票吧，大约近百万字没有收入。另外，我早年还写有大量的“政治抒情诗”，如1976年我在《光明日报》、《湖北日报》、《陕西日报》、《长江日报》、《芳草》及湖北人民广播电台、武汉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了诸如《井冈山放歌》、《乘风破浪歌》、《进攻的号炮》、《红旗进行曲》等数千行“政治抒情诗”，时过境迁，现在只能存目了。
这套文集，还不是我写作生涯的句号。尽管我已六十多了，但我鬓未白、牙未松，还不想那么快离诗神远去。
叶：在一个没有诗意的时代，是什么使你走上诗歌之路的呢？
谢：怎样走上创作道路的？那还得从根上说起。我发蒙读书时，语文老师是位国文根底较深的老先生，我和堂兄克健的学名就是他取的。初入学时他就教我们读《三字经》、《百家姓》，后来又教我们背诵唐诗。1958年时开始接触新民歌，诸如“社是山中一枝/我是喜鹊天上飞/喜鹊落在梅枝上/石头打来也不飞”等，我至今仍忘不了儿时放牧归来，坐在牛背上咿咿呀呀地吟诵“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也忘不了读中学时，常和几个少小男儿结伴夜游“东坡赤壁”，临风吟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时，我开始接触新诗，记得我读的第一首新诗是著名诗人贺敬之刚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雷锋之歌》。那是1963年早春，我读初中三年级，当时我任班长，便积极组织同学们朗诵这首长诗，随后诗坛出现了闻捷的《我的思念北京》，徐荣街的《接班人之歌》等，我都背得滚瓜烂熟。也许是我生在湖乡的原故吧，那时也喜欢严阵、沙白、管用和的江南小调，特别是前者。当然，令我醉心的还数唐诗宋词，尤其是对宋词中的苏（轼）柳（永）周（邦彦）等的词最为倾心。1968年3月，我参军入伍时，就带着一本《唐诗一百首》和《宋词一百首》。严格地说，我是1965年18岁时开始练笔的，写了一些又臭又长的朗诵诗，“文革”中也涂抹过一些“造反歌”，也模仿着填词，可最早见于铅字的却是部队写的通讯报道，我还因此多次立功受奖。真正创作和发表诗作是1970年。那时全国已没有文学刊物了，但部队驻地有张《安康日报》辟有文学副刊版《山花烂漫》，诗人党永奄任编辑。我开始在这张地区小报上发表诗歌。1971年春，我参加了我所在的铁道兵文化部组织的文学创作学习班，在这个学习班里，我写了不少诗。这年底，为纪念毛主席寿辰，我的组诗《幸福的回忆》五首在这张报纸上发了一整版，这强烈地刺激了我的创作欲望。我那时在师政治部报道组工作，我便在采访新闻报道时偷偷地写起诗来。
叶：你以为，一个人要想在文学创作的路上走得远一点，最关键的品质是什么？
谢：执著、勤奋、善于观察思考，还不能朝秦暮楚。
叶：你说“是生活的诗选择了我”。那么什么是诗呢，生活的诗又是如何选择了你呢？
谢：诗歌，自《诗经》、《楚辞》之后，又汉赋、南北朝民歌，又唐诗、宋词、元曲，及至五四新风骤起，诗界革命一发不可收，绵延至今，可谓源远流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诗歌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心性与情志。关于什么是诗，众说纷纭，说法不一。就我个人的理解，那就是情感的瀑布从思想的悬崖上跌下，撞击生活的基石溅起绚丽的浪花，那溅起的绚丽的浪花就是诗。这里有几个关键词：情感的瀑布，思想的悬崖，生活的基石。如果没有生活的基石，情感和思想就不可能溅出绚丽的浪花。
就说我们铁道兵，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风餐露宿，栉风沐雨，虽然生活十分艰苦，但生活却充满诗意。1970年初，我所在的铁道兵第二师进驻陕西紫阳县，修筑襄（樊）渝（重庆）铁路，紫阳当时是全国三个不通汽车的县之一，进山修路的工程机械只得肩扛人抬。一次，我到我部某团采访，正赶上战士们肩抬发电机、压风机进山，一看那情景，被战友们誉为“诗人”的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当场喊起号子：
“快快抬呀，嗬咳！/快快抬呀，嗬咳！/肩靠肩呀背靠背，/大步朝前迈。//脚下没有路呀，/我们踩出来；/连长挥旗忙指挥，/号子震山崖。/桥墩要水泥，/排架等木材；/压风机呀发电机/要进山里来。//抢修战备路呀，/岂能坐等待？/要和帝修反抢时间，/速度再加快。//老一辈的肩呀，/扛起风和雨，/如今我们新一代，/扛起新世界。//快快抬呀，嗬咳！/快快抬呀，嗬咳！建设祖国打先锋，/大步朝前迈！”
这诗与其说是我创作的，不如说是生活的实景记录。你说，是不是生活的诗选择了我。这诗寄出去不久，很快在新复刊的《解放军文艺》发表，后来还被选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大地飞彩虹》和《新中国军事文学大系诗歌卷》等多种诗歌选本。时任《解放军文艺》诗歌组长的著名诗人李瑛热情评价说：有汗味，是兵歌。从此，我更注重从生活实感出发汲取诗情，也注意从有着浓郁生活气息的优秀诗歌作品中汲取养分，以营养自己，以抒发铁道兵战士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餐风露宿、志在四方的战斗豪情，唱黄钟大吕之声，抒激昂阳刚之气!如果说炮火、硝烟、夯歌、号子给了我诗的诱惑，那么，战友们的血与汗，则使我的诗不再苍白而富于质感。
我欲写，是因为我胸中有情有爱、有仇有恨，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年轻的时候，富于热情，易于被生活所激动，便急于勾勒；年纪大了之后，世事沧桑，经历多了，便有了感慨或感悟，发之为诗。所以我说，是生活的诗选择了我，坐在不问世事的书斋里，大约是写不出诗来。
叶：对你诗歌创作影响最大的诗人是谁？你从中学到了什么？
谢：孩提的时候，喜欢唐诗，尤其是唐诗中的绝句，像杜牧等人的绝句，背了不少，至今我还能背几十首。读到中学，尤爱宋词，对苏东坡的词最为倾心。我就出生在黄州东门外的一个乡村里，离当年苏东坡耕种的东坡不过十来里，所以常和几个少小男儿夜游“东坡赤壁”，临风吟唱“大江东去……”。那时开始接触新诗，贺敬之的《雷锋之歌》，还有沙白、严阵、管用和的江南小调，都使我一见钟情。后来参军，便喜爱上了李瑛的诗，尤其是他的《红柳集》、《红花满山》。
早期的诗受李瑛的影响较大，我的组诗《踏遍青山》，几乎就是《红花满山》的仿写。我从李瑛诗中学到的是对生活的观察与想象。虽然当时诗坛处于迷乱与狂热的历史时期，我也不曾扭曲自己的艺术个性，而是寻找生活本象的触媒点。正如诗评家程光炜所说：“虽然，我们从诗人早期诗作里不难看出李瑛的某些影响，但这绝不至于影响到他的诗作为一个独特的情感投影系统的存在：这是一位青年诗人在艰难岁月里真挚的歌唱，是如瀑的诗的交响乐前的一阕不可遗忘的序曲。”（《犷悍与温柔：新时期纤夫的心曲》）
一个诗人，最能引起他冲动的应该是他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思索、自己的经历体验以及他身边的人和事。后来，我这样做了，便有了《孤旅》、便有了《断章》、便有了《寻找词的光芒》等等。
叶：你的作品经常是“诗中有诗”，这是指在你的不少诗中，尤其是在诗集《孤旅》和你的近作《寻找词的光芒》系列组诗中，透露出你的一些生存状态、写作状态和精神状态，请你谈谈日常你是怎样写作的？
谢：我的一些诗，确实是我的生存状况、写作状态和精神状态的呈现。我早年在部队作新闻工作和基层文化工作，脱下穿了15年的军装从部队转业后，我一直在《长江》文学丛刊、《长江文艺》作小说编辑，后来还兼作一点行政工作，可以这么说，几十年来，我在白天几乎没写过诗，我的诗都是夜晚写成的。大多是晚上看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后便开始读书写作，从晚上七时半到十一时半。当然，节假日时也陪家人看看电视歌舞晚会，节假日、双休日基本上就是与缪斯相守了。喜欢喝茶，写了不少煮茗品茶诗；不嗜酒，却有不少佳酿的题咏；爱散步，为觅诗，也为疏心。灵感大多来自生活的撞击、读书的沉思，有时也来自谈天说地、论争、生闷气……每有所感，便徘徊、便酝酿，使之成熟。腹稿时间往往很长。写诗时，有时从结尾处写起，有时从中间写起，然后扩充成篇。我之所以喜欢夜晚写作，一是客观使然，一是习惯使然，像节假日白天写作，我仍要拉上窗帘，打开萤萤如豆的台灯，然后冥思苦想。我之所以这样做，意在避免光线强烈的刺激，浓缩活动空间，从而减轻杂音杂念的干扰，使感官全面开放，去感知生活、去体验人生、去捕捉灵感、去让想象的翅膀在感知与体验中拍击翅膀呼啦啦翱翔如远风，愈深愈邃，让身心处于一种如醉如痴的审美快感中，这时情感便显得格外兴奋，思维也显得异常活跃，许多深藏潜意识底层的意象也就呼之欲出了。
说真的，独处一室，尤其是在寂静的夜里，更能集中自己的情感与思想，使自己的心胸更开阔，视野更幽远。
叶：每个诗人在创作每一首诗时，从获得素材、艺术构思再到动笔写作的过程各不相同，请谈谈你感受最深的某些诗的写作过程；或者说，以你的经验你对诗歌写作有什么感悟？
谢：是的，每个诗人在获得诗的素材、获得素材后如何构思，再到动笔写，这是个复杂的过程，具体用文字来表述还不那么容易，还是用具体的例子来说吧。我写过一首题为《墙角的鞋子》的诗。那一年，我从两室一厅搬到三室两厅，搬家自然要清理处理一些旧物。我的妻子看见我放在书柜下的一双破旧的解放鞋，就搜出来要当垃圾扔掉，我发现后又把收了起来。妻子不解地说，一双旧鞋，留着有什么用？我说，这可是跟着我穿了好多年的一双鞋，我还有点舍不得扔。妻子拗不过我就又收了起来。我舍不得扔，这自然是一种情感，但仅仅有情感还不够，还得有思想。这天夜里，我躺在床上琢磨来琢磨去，一双破旧的解放鞋，诗的素材是有了，但如何构思成诗呢？就在我躺在床上思来想去时，我突然看见月光照进房里，投射在墙角的鞋子上，顿时来了灵感，遂起床拿起笔记下了这首诗：“月光蹒跚地探进窗来/顿生许多伤感/然后 以水样的温柔/抚慰墙角的鞋子//走过无数坎坷之后/一双双鞋子破了/破了的鞋子很悲哀/坐不安稳/站也站不出风度//曾经 鞋们很气概/踏落太阳踩落星星/如今脚躲进温馨的梦里/而饱经磨难的鞋子/却如搁浅滩头的破船/遗弃梦边//除了那双四处奔走的脚外/鞋子只认识路/失去脚的亲睐路也断了/鞋子怎不悲哀//抚着墙角悲哀的鞋子/月光 似乎也不再温柔。”
诗意诗美都在那一双鞋子中得到表现，要理解诗中的意思，就要理解月光、脚和鞋子之间的关系。“鞋子”的命运很悲惨，一生四处奔波，到头来落得一个流落墙角无人过问的下场，月光同情鞋子的命运，它给鞋子以抚慰，当得知用过鞋子的“脚”正在温柔的梦乡中享受时，月光不再温柔了，可能忿然了。但月光究竟是忿然于谁？鞋们、脚、月光的最后结局如何，都江堰市不得而知，这就给读者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间。
我选择一双破旧的解放鞋子这个形象，应该说是我的思想在客观世界的对应物，它的存在、运动和消失完全是由于诗人主观调动的结果。因此，形象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本身的客观内容，更主要的是诗人赋予它们的象征内容，把虚幻飘渺的思绪注入坚实、生动、具有质感的形象，使之成为可见、可听、可闻、可感的实体。
我在进入创作时，十分注意形象的选择，这些形象不仅是鲜明可感的，尤其可贵的是这些形象所赋有的象征意义，使读者读了之后可以张开想象的翅膀去理解、阐释诗中形象所蕴含的思想意义。
美国诗人史蒂文斯曾经断言：“观察的精确等于思考的精确。”诗人敏锐的直觉里，往往凝聚着长期的生命体验所孕育的悟性。因此诗人记录的瞬间感受有可能蕴含着他对世界和人生深刻的思考。因此，正是由于对生活观察的精确，因而在选择诗的形象时也格外鲜明，也使这些鲜明的形象的象征意义鲜明地彰显出来。
这也是我在从获得素材、艺术构思再到动笔写作的过程中的一点感悟吧！
叶：艺术给追求它的人指出了两条道路，一条是通向人的内心深处，一条是通向非个性化的以严谨形式完整地表现世界。很显然，您不纯粹地属于前者，因为您同时拥有后者；您也不纯粹地属于后者，因为您拥有前者，在两相结合的创作过程中，您的诗作达到了一种新境界。
谢：是这样的，或者说，我试图这样写。说到境界，不能不提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也许我们在创作时并没有考虑到境界问题，但它不可避免地以内在精神修养所达到的水平和境域渗透于诗歌作品中。换言之，诗歌不仅体现在技术上，还包括眼界、修养、气质、思想等等，是人的行走和彰显。所谓眼界，我以为就是观察。法国诗人雨果说：“诗人的两只眼睛，其一注视人类，其一注视大自然。他的前一只眼睛叫做观察，后一只眼睛称为想象。”但仅仅有观察还不够，还须体验。所谓体验有两点：体验与生活的共生性，体验的内在性。即体验着就是生活着，生活着就是体验着。生活本身包括由命运、遭遇、诞生、死亡、变更、历史等要素组成，而这些要素也就构成着体验的要素，而诗人自身的内在生活本身，决定了他体验程度的深浅，也决定了他内在价值的深浅。这从许多著名诗人的代表作可以得到印证。
叶：其实，您的诗作的变化与您经历的变化密切相关，是一种环境、人境、诗境相互攀升的过程。虽然失去旧的时间及相应的诗作令人惋惜，我想那只代表您过去的辉煌，面对将来，那才是读者所望。在这种过去、现在、将来的时间流程中，您怎样用诗作将其串连?
谢：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存在决定意识。人不可能提着头发离开地球。如果能透过我的诗作的变化看到我经历的变化，这就够了。我想，我的经历的变化，恐怕不只是我个人的经历变化。诗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变得深不可测，但是，它对人类终极命运的探求从来未变，它在经受着苦难的同时，依然为人类奉献生命的真、善、美。因此，诗人不是出于对某种表象生活的关怀，而是深深地进入内心世界和潜在的意识，将自己沉浸在血液里的东西加以呈现和裸露，以自己个性的东西表现出人类心灵的最普遍状态。至于在这种过去、现在、将来的时间流程中，怎样用诗作将其串连，我始终警醒自己，用诗回答生活，用诗去感应时代的脉搏。
叶：正如您自己所说，诗的最高境界是生命，因此您笔下多出现代表生命力的意象，如路、鹰、脚印等，它们代表距离、代表强大、代表进程，因此，可以说，您诗中的生命意识乃在于动，是这样的吗?
谢：是这样的。静是一种美，动也是一种美。我之所以倾向于动，是因为“生命在于运动”。动，才有生机、生气；动，才有激情、活力；所以，诗人们常常是躁动不安的。我选择的那些生命意象，也多是躁动不安的结果。若是心如止水，我想，他的诗也就离死不远了。
叶：您的诗歌是希望中透出感伤，感伤中满怀希望。希望源于生命本身，感伤源于环境对生命的挤压。在生命对环境的抗争中，显示出您诗作的个性:硬度，一种生命的硬度。
谢：我的父亲曾不止一次告诫我：只要你自己不打倒你自己，谁也打不倒你。这个谁当然包括生存环境对生命的挤压。我不曾在诗中刻意营造生命的硬度，只不过是随意写来，或者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将沉浸在生命汁液里的东西加以呈现和裸露。
叶：有人说，诗到语言为止。您是怎样理解这句话的？
谢：诗确实是语言的艺术，正因为如此，诗要传达诗人对他生活的这个世界的独特感受或者看法，都需要语言来承载。法国诗人马拉美曾说，诗歌是“对不可表达之物的表达”，这就是说，诗人在表达时不能仅仅停留于表面，而要力求暗示更丰富的言外之意。因此，诗人期望诗的语言对接受者产生的不是限于置换或替代作用，而是更看重语言的激发、诱导、启迪作用，也就是说使诗的语言的语义具有多重性。另外，诗人在运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看法、思想之外，还要在写作中表现自己运用语言造成美感的能力。这是因为诗的语言不仅要凝炼，富于表现力，还要有美感。比如：太阳缓缓下山了。这是叙述，是散文的语言。像一滴凝重的血，从西天坠落。这是状写，是诗的语言。
诗的最高使命不是再现或深化那些常人都能感受到的情感与情绪，诗的使命是创造全新的语言，诗人的创造过程就是不断地在陈旧的语言体系禁锢想象力的高墙上，打开一个个新的门和窗，展现出常人无法抵达的全新的感觉区域的过程。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诗的语言才能提供比它们有限的形式远为广阔而深远的内涵，诗才有一字胜万言千语的魅力。
我们常常说诗要有艺术张力，其实，诗的艺术张力就是语言的艺术张力。
叶：我也算是一个诗歌爱好者，喜欢读一点诗。可是我在读到一些诗刊上的诗时总感到有点茫然。一是读之如嚼蜡，二是不知所云。我认为新诗写作也有个大众化的问题，您是一位诗人，又主编着《中国诗歌》，能谈谈这个问题吗？
谢：可以这么说，这几十年来，我没有脱离中国新诗现场，对新诗生存发展现状还是看得比较清楚的。先说说诗的大众化问题。我个人认为，诗不是一种大众化的艺术，而是一种小众化的艺术。有人曾说：诗属于天才，而歌属于大众。这话虽然有点偏颇，但自从诗歌分为诗与歌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诗是和者寡，而歌却流行众。因为写诗、读诗或者欣赏诗还是要有一点闲情逸致。这就致使她不可能在大众中流行，而只能为少数人所钟情。在我的印象里，新中国诞生后似有过三次诗歌大众运动。一次是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成果结集为《红旗歌谣》；一次是1976年为纪念周恩来总理而发生的“4.5”诗歌运动，结集《天安门诗抄》；再一次就是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而迅速展开的一次诗歌运动，就我目力所及，大概结集有几十部之多，为中国新诗发展史所罕见。《红旗歌谣》、《天安门诗抄》和汶川地震诗集都列在我的书架上。这几次诗歌运动的发生都有其特殊的背景，因为人们有话要说，有情要抒，不吐不快；而诗歌就是“诗言志、歌咏言”的艺术，所以有“国家不幸诗家幸”之说。就这三次诗歌运动之后结集的诗歌作品来看，客观地说，符合诗歌艺术规律、体现诗歌艺术特质的诗歌作品并不多。在这里就有一个思想与艺术的标准了。这使我想起我当年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参加的一次诗歌朗诵会，当朗诵白桦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时，仅仅开始朗诵这首诗的标题“阳光，谁也不能垄断”，全场几万人欢声雷动。那时，诗是作为思想解放的先导出现在中国的社会舞台上。时过境迁之后，这些诗可能只是作为一种历史文本了。所以诗人徐迟在一次诗歌对话会上就说：诗有三个层次，一个层次是诗能够发表，这对于一个诗人来说，不难；第二个层次就是诗发表后，当时能引起一定的社会反响，这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有一点难，但也不太难；难的是第三个层次，诗发表了，也在当时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反响，还要留得下来，传得下去。而当今诗坛，发表诗是太容易了，有一点反响也不太难，难的是可以留得下来传得下去的诗作太少。你说你在读一些诗刊上的诗时感觉有点茫然，一是读之如嚼蜡，二是不知所云。这种感觉不仅是你，我在读一些诗刊上发表的诗也有这种感觉。因为现在很多诗歌作品已经丧失了诗歌抒情的特质、诗美的特质。我在上面已经说过，诗是一种语言的艺术，要有富于个性的张力的抒情语言。诗也是一种形象思维的艺术，而这种形象思维就是诗的意象，而且特别强调象外之象。这样的诗才可读、可品、可赏。反之，怎不味同嚼蜡呢？
叶：您作过多年的小说编辑，也写过小说，与写诗相比，有什么不同?
谢：是的，我曾在《长江》文学丛刊、《长江文艺》作过多年的小说编辑，而且是个忠于职守的小说编辑，我们省的主要作家的不少重要代表作品就是经我发出的，如方方的中篇小说《桃花灿烂》等；我在看小说初稿、读兄弟省市的文学刊物和《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上发表的小说，读中外小说名著，渐渐我也学着写起小说，虽然也发过几部中篇小说，但大多写完锁在抽屉里。我是小说编辑，自然知道什么是好小说，可我读自己的小说时不忍卒读，没有勇气拿出来示人。不知你注意到没有，我在编辑我的文集时就没有收录小说。
在问小说与诗有什么不同，我以为小说的语言是转喻，诗的语言是暗喻。小说讲求叙述，诗歌讲究感悟。若问有什么不同的话，就说爱情吧，爱情之所以美好，就在于她的非功利性的诗意与浪漫，而在小说里，“不谈爱情”、“过把瘾就死”、“让我一次爱个够”……爱与情的诗意描写让位于情与欲的展示。
诗最终讲的是无形的世界，是精神的形而上。读诗，可以使人纯洁与崇高，读小说却未必。
叶：在您出版的八卷文集中，爱情诗就占了一卷，应该说爱情诗在你的诗歌创作中占有相当比重，因此有人戏称您为“爱情歌手”。一般而言，好像写爱情诗都是年轻人，可您在并不年轻时还有情致写了不少爱情诗，难能可贵。您对爱情诗是怎样认识的呢，能谈谈您的看法吗？
谢：爱情是什么呢？我以为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东西，或者说是生命存在的方式。印度诗人泰戈尔说过：爱就是充实了的生命，正如盛满了酒的酒杯，这是人生的一部分，我们渴盼它丰富起来，也更加美好起来。因此，每一代诗人，每一流派的诗人都不免要到这个领域中伸展他们思维的触角和敏感的神经，力图作出不同于前人的发现。遗憾的是，当我开始懂得爱情的时候，那个时代没有爱情，甚至将爱情作为批判的对象。但是，生活充满爱情，你批判你的，我写我的，不发表就是了。其实我后来发表的不少爱情诗，有不少是我二十多岁时写的，如《有赠》，就是题赠我的女友的，当时有青年朋友传抄后，不少人将此诗作为情书寄给他的恋人。1978年底，我到《解放军文艺》帮助工作，将此诗作请诗人雷抒雁批评，他大加赞赏，我这才拿出来发表。
就一般而言，写爱情诗的多是年轻诗人，但也有不一般的，诸如写过《苔丝》的哈代,六十七岁时，认识了年轻的姑娘佛洛伦斯・爱米丽・达格黛尔，使他的“黄昏之躯”产生极大的搏动，激发了他的诗作热情，又使他重新爱上了已故的爱人埃玛，又写了不少追忆她的爱情诗。后来，他竟毅然放弃了小说创作而专门写起诗来，八十八岁时还出版了他最后的一部诗集《冬天的童话》。台湾旅美诗人彭邦桢，与美国女诗人梅茵・黛诺在一次世界诗人大会上一见钟情，他说：在三百余位中外诗人之中，只有她有一种异于他人的肤色、脸色、特色，而且娇小玲珑。我想这就是一种纯粹的美感――一种夺我心目的美感。七天离别后，彭邦桢写了那首著名的《手》：且从纽约伸出一只手来/握紧台北//且从台北伸出一只手去/握紧纽约……其时,彭邦桢已五十四岁。
我没有哈代、彭邦桢们浪漫，但我的情感世界还是略有色彩的，这你可以从我的爱情诗里读到。因此，我的爱情诗，如《黑眼睛的少女》、《那一条小路》、《向日葵》、《红玫瑰》、《初恋的手指》、《独坐爱情之外》、《名字》等等，已不再是某种带有个人指向意义或暗示的东西，它其实是一个男人对人类情感体验的深切哀叹和对人类生活的强烈向往而已。
叶：有诗评家认为，与小说相比，诗歌创作显得更为纯粹。在今天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商业社会，诗歌的边缘处境没有变，诗人的困境仍然存在，但不少诗人仍然以平和的心态坚守自己的阵地，坚持自己的创作，您是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谢：诗歌的边缘处境没有变，诗人的困境仍然存在，这有人文环境客观的原因，也有诗人主观的原因。随着商业化写作的诱惑，随着以娱乐、消费快餐文化的日益盛行，诗人移情别恋，也无可厚非，因为诗人一方面在创造诗歌时，另一方面诗歌又以空前强悍的力量反过来再造诗人。因此，诗歌相对于诗人自己已远远不止是一种爱好，而是一种疾病与伤痛，忍受不了这种伤痛，就只好不再忍受了。当然，也有别一种情况，诗人周涛就说过：“我是知难而退，对诗的追求大概到此为止了，因为我看不到自己更好的了。”这是否是周涛的全部想法和理由且不去管它，但确实是另一些诗人移情别恋的情由。他们中有的改行后确实在文学的其他领域取得比诗更大的成绩。所以，诗歌目前面临的窘境，主要原因还在于诗人自己。要走出目前的窘境，也主要在于诗人自己，我敢说，包括我在内的诗人有多少注重追求文化、品格，又有多少人的良知没有掺假？诗只承认诗人的人格魅力，如果诗人的人格不健全，诗又怎么景气？好在诗歌写作不能为写作者带来物质财富，从而使诗歌依然指向精神。在诗歌创作中，我视为同道者是那些遵从内心写作的人。在我看来，他们离诗歌精神更近。若问我怎样看待这种现象，我想借大师艾青的话来表达，他说：“我们既被社会指配为‘诗人’，就像牲畜被我们指配为‘牛’或‘马’一样，该永远无止境地为人类开垦智慧的处女地，劳役于艺术形象的生产。”这也许是不少诗人仍然以平和的心态坚守自己的阵地，坚持自己的创作的原因吧！
谢克强：1947年生，湖北黄州人。曾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任《中国诗歌》执行主编。著有诗集《孤旅》、散文集《母亲河》（11部）及《谢克强文集》（8卷）。有诗入选《新中国50年诗选》、《中国散文诗九十年》《新时期诗歌精粹》等近两百部诗选；《断章》获中国当代优秀散文诗集奖；抒情长诗《三峡交响曲》出版后引起诗坛广泛关注，被诗评家们誉为“为当前的政治抒情诗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成功的范例”，并因之获《文艺报》2005年度重点关注作家艺术家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