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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金盏乡有个皮村，在东北五环与六环之间的位置，是城区周边众多城中村中的一个，村子平静整洁，与人们普遍想象中的城中村样子有些差距，每隔几分钟就从头顶呼啸而过的飞机，时刻提醒着人们皮村在位置上的偏远。
本地村民其实只有1000人左右，而10倍于这个数字的是约12000人的外来务工人口。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记者希望通过探访而了解的，是一个名为“同心互惠”的公益组织，这是一个由一群城市外来打工族组成的“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这个概念在国内还少有人知，而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已经比较成熟。“同心互惠”几位创始人在逐渐了解社会企业后，欣然接受了有些媒体对他们这样的定位。在这条艰难的道路上他们已经默默走了十年，最初的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为帮助生活在城市中的工友们所做的一切，原来还可以由一个专有名词来概括。
同心互惠商店是北京工友之家创建的公益商店。它的运作模式很简单：通过面向社会募捐或者收购闲置富余物资、在打工者社区开办“同心互惠”超市进行义卖的方式，以降低打工者的生活开支、发展移民社区的合作消费、促进社区参与、支持打工者群体自身文化教育事业及其他相关公益活动，从而改善打工者群体的生存状况。
由工友之家发展出来的独立公益团体不止有同心互惠商店，回溯其发展历史，他们已经取得不菲的成绩：“新工人艺术团”、全国首家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依靠自己经济实力创办的打工子弟学校――同心实验小学、位于北京市平谷区的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还有免费的图书馆、定期的文艺表演和比赛等等。
记者联系了北京工友之家和“同心互惠”的创始人之一――王德志，他爽快地答应做我们在皮村的向导，走进并了解这个“低调”的工人团体。
我们要发声
1995年，18岁的王德志只身从内蒙古老家来到北京。“我可是抱着一颗想要上‘春晚’的心来北京的！”从小对艺术兴趣浓厚的他希望能在北京找到与理想更加接近的学习机会。但现实给这位初来乍到的“北漂”设置了种种考验，为了养活自己，他做过了几乎所有可以找到的工作，但对艺术的喜爱始终没被生活的艰辛磨灭。1999年，他辗转找到相声名家李国胜的同门师兄，开始学习相声，“也算是师从名师了。”王德志笑着回忆道。就这样，边学边工作，同时也找到了一些演出的机会。“但始终觉得生活还是缺了点什么。”他说。
与他有着相似经历的，还有一个河南小伙子孙恒。来北京之前，孙恒在家乡的一所小学当音乐老师，怀抱艺术理想的他后来毅然加入了“北漂”大军。2002年两人相识，同样是热爱艺术的年轻人，又分享着类似的生活经历，他们很快熟识起来。
“那时候我们两个人的境遇和对城市生活的认同感都差不多，精神上有着相同的困惑――走艺术这条路很难，但又不甘心被现实打败而放弃追求自己的理想。”王德志说，“孙恒就提出合作成立一支乐队，专门为和自己一样的工人们演出。于是很快又有几位志同道合的工友加入，我们组成了一支七八人的演出队。”这便是北京工友之家的前身。
回忆2002年乐队刚成立时的艰辛，王德志很感慨：“那时我们需要主动出击，向北京各个在建工地自荐，对方批准后我们就在每个周末，早早地从城市的四面八方骑自行车、挤公交车到工地演出。乐器都是自己买的，也没有像样的设备，就用家庭音响代替，没有话筒架，就把话筒绑在脚手架上。条件虽然艰苦，但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凭着一腔热情，居然坚持了整整 一年，每个周末都演出，一场都没落下过。”
一段时间后，开始有媒体关注起这支特殊的演出队伍，“民工演出队”频繁地出现在新闻报道中，不仅在北京的各个工地上，王德志他们的乐队在报端和学术界也小有名气了。
“其实，我们并不喜欢被称作为‘民工’，更希望被叫做‘新工人’。”王德志说，“我们是城市移民中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可很多时候，这个群体的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不仅体现在经济、物质上，也体现在文化上。”
王德志解释道：“人们都希望凭借自己的劳动，改善自己的生存状况，在我看来，这可以通过孕育属于自己这个群体的文化来实现。中产有中产的文化，小资有小资的文化，如果把中产的文化强塞进工人阶层来，让工人接受那些商业大片或者晦涩的小众文艺片，那怎么能合适呢？”
“所以，我们要发声，要让这个庞大却过于安静的群体，有属于自己的声音，用自己的声音，去传播属于工人们的文化。”王德志说。2002年5月，北京工友之家正式成立，王德志和孙恒的演出队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打工青年艺术团”。
为理想而奋斗的岁月
理想可以听起来很悦耳，但现实对王德志和孙恒来说，却困难重重。
“2003年是我们生活上最艰难的一段时间。”王德志说。虽然工友之家成立后，得到了来自香港乐施会的援助，但每月也仅能提供对“两个半人”的资助，而团队已扩充到十几个人，全部开销都要依靠艺术团微薄的收入。“那时候，为把更多精力放在工友之家的建设上，我和孙恒辞了工作，生活更是难上加难了。”
不过王德志还是十分怀念那段日子。“因为那也是精神上最快乐的时候，大家几乎每天都吃住在一起，理想很简单，就是为工人们创造属于自己的文艺，凭着这股热情，我们甚至还策划了全国巡演的计划，结果后来赶上了北京遭遇‘非典’，计划就流产了。”王德志笑着说。
工友之家以社会公益团体的形式的成立，也是为了满足为工人们提供更多服务的目的。2002、2003年，建筑工人权益受侵害事件逐渐增多。“那两年和我们接触比较密切的很多工友，都遇到了被老板拖欠工资、受了工伤得不到医治和补偿的情况。”当时王德志他们所在工人聚居区――肖家河社区，时常有工人因受到侵权困扰而求助于工友之家。
“一开始，我们自己研究《劳动法》，后来就带着受侵害的工人们找克扣工资的老板打官司，这看上去是一件很难的事，实际上我们几乎百战百胜。”王德志说，“道理很简单，侵权案件一旦发生，过错大多都在老板一方，工人们被欺负却不敢反抗的原因是他们不懂法，不知道去哪里告，我们做的无非就是让这些老板知道，工人也是懂法的。这些官司一旦立案，那些老板们立刻就妥协了。”
“除了维权，我们也特别关注社区里工友们的生活状态，”王德志说，“很多人下了班没什么事做，想看书却没有，于是我们就发起了募捐活动，办了一个临时的图书馆，平日里不演出的时候，就管理图书馆。”第一家临时图书馆位于肖家河一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里，从2002年起到现在，9年多的时间内经历数次搬 迁，当王德志带着记者走进如今位于皮村的图书馆时，这间只有不到20平方米的小图书馆已初具规模，开架的期刊中，能找到很多近期甚至当期的杂志、报纸。
“图书馆每天晚上都开放，只要能保证按时还书，任何人都能免费办理借阅证。”王德志对于图书馆的建设，感到满意而欣慰，因为平时积少成多，图书馆的库存日益丰富。
艺术团的演出始终也没有停歇过，经历了最初的无人问津和“非典”的袭击，2005年，他们辛苦的坚持终于换来了回报。一张名为《天下打工是一家》的专辑正式出炉，3年的积淀让艺术团收获了第一桶金――75000元的版税。
版税换来的学校
“这简直就是一笔巨款！”王德志说，“从来没想到过，我们能靠自己的表演，挣到这么多钱，一时间都不知道拿这笔钱该做些什么了。”经过反复讨论，艺术团成员一直决定――办学校。
辗转于各个打工子弟学校之间，让他们更多地接触到这些特殊又可爱的孩子们，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流动儿童。这些孩子随父母来到北京，白天父母在外工作，他们留在家里，很多都无人照看。他们大多不具备进入北京正规学校的资格和条件，打工子弟学校似乎是他们接受适龄教育最好的选择了。
然而，大部分的打工子弟学校都是自主办学，无论校舍、教材还是师资的配备，无法和全日制的正规学校相比，学校因为资金短缺而关闭的情况，早已不是什么新闻。
“办学校算是一种对工友们的回报。”王德志说，“选定校址后，光是房租就花去了5万元，用剩下的两万多元去盖校舍？那简直是天方夜谭！”于是他们召集大批来自四面八方的志愿者加入校舍的建设队伍。“那时候我们的干劲特大，几个人，带着一批利用暑假过来帮忙的老师学生，想尽了省钱的办法，2005年8月21日，学校就建成了。”
“这里的老师都是志愿加入的，每个学期象征性地领取四五百块的工资，学生的学费按照最低的标准收取，只要够买课本的可以了。”王德志说。校舍的维护、教学设备的购置，除了来自学费，其余都靠工友之家提供支持，学校运转全部自负盈亏。
“课程包括从学前教育到初中以前的小学课程，教的东西也都和正规小学一样：语文、数学等等，考虑到孩子们没有北京市户口，以后参加中考、高考的时候还要回到家乡考试，我们就用全国统一教材而非北京市教材。”王德志说。
同心实验小学成立至今，已经可以常年开设学前班和六年制小学课程，在工友之家的志愿者们的多年努力和社会资源的帮助下，学校现在可以做到为家庭困难、品学兼优的学生提供奖学金或助学金支持，几乎每周都有来自北京各大高校的学生、老师来做兼职教师。另外，学校的社区文化教育功能得以拓展，居住在皮村的工友在下班后可以在这里参加免费的工人夜校、家长学校，学习一技之长。
从“公社”到社会企业
同心实验小学开办之前，艺术团经常带着一些学生志愿者去工地演出，几个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同学在了解工地的情况后，提出了在校内收集闲置的衣物，捐助工人的想法。随后来自清华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的志愿者也纷纷响应，由工友之家牵头，很快就把收来的几大包衣服，分别发给了当时艺术团常驻的几个工地。
“发衣服时的情形你都想象不到是什么样子！那些工人们上来就抢啊，场面都有点吓人，连保安都有点控制不住。当然，有的工人对我们这种发放很反感，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种施舍，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王德志说。
“我们也有说不出的苦衷，收集来的衣物很多， 要进行整理、运输，这些成本都很高，而平时的演出还没有中断，我们也是有苦难言啊。”王德志说。就是在这时他才萌生了做“旧衣服福利超市”的想法――将收来的衣服经过消毒处理，以每件5元以下的价格出售给工人，这样既能维护工人的尊严，又解决了自己管理成本上的困难。
“北京市区里的资源（闲置旧衣物）其实特别多，工友们需求又很大，缺少的就是一个平台，我和孙恒始终觉得，虽然有来自香港乐施会的支持，可行性很大。”王德志说。依靠艺术团发行的专辑版税，和学校收取的学费，无法维持工友之家常年并行开展的多个项目。资金的问题，在2002年王德志和孙恒决定合作时，就开始困扰他们。“我们可以把理想说得天花乱坠，可是现实需要实在的粮食来填饱肚子。”
王德志一直强调他们的团队更像个“公社”，“我们之间，没有阶级之分，没有从属关系，只是一群人聚在一起，做喜欢的事，为同一个目标而奋斗――让工人阶层，更具体地说――让城市里的打工族，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创建属于自己的文化。”
开商店的想法一确立，“公社”成员们立刻付诸了行动。2006年，第一家“同心互惠商店”在皮村诞生了。令人欣慰的是，商店刚开张就立刻受到欢迎。经过后续的调研，他们又在北京周围几个大型社区开办了7家同心互惠商店。除皮村以外的其他商店，还各自有一个图书角，这样一来，除了承担挣些钱的任务之外，这些商店同时承担很多其他的社会功能。
商店的所有盈利，除了维持各个网点正常运转之外，全部被工友之家用在了同心实验小学的建设、困难工友家庭，以及更多工友之家所开展的项目上，比如在2007年，他们发起创办了中国首家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2008年，他们成立了“流动的心声・儿童发展项目组”，每年还会定期举办儿童艺术比赛和画展。
自从接触到“社会企业”的概念之后，王德志为工友之家主办的“同心互惠商店”找到了正确的定位：“社会企业的利润不用于股东分配而是用于解决社会问题。”王德志说他很认真地去查询社会企业的历史和定义，这一条是符合他们对“创业”和“事业”之间存在细微差别的理解的。
“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加入我们的志愿者队，固定团队从我和孙恒也逐渐扩大到了20多个人，而且其中大部分还是女生呢！”王德志说，“一开始，我们以‘新工人’的身份，靠演出和创作宣传自己；后来，我们以‘工友之家’的身份，去帮助和影响和我们一样的人；现在，我们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可以做到在经济上支持自己去做我们该做的事业――让‘新工人’群体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