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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侯，某人的一句话可以改变你的一生。年纪越大，越觉得很有道理。我的后半生就是因同事老吴的一句话而改变的。 1966年“文革”开始后，全国大学停止招生。到了70年代，上海的中学教师只有退休的，没有新血补充，陷入青黄不接的状态。当局决定从市属国营农场招收一批高中毕业的知识青年，经过短期培训后去中学任教。当时，我下乡在上海劳改局所属的苏北大丰农场。由于我们农场高中毕业生人数较少，我这个未上完初中的知青也被选上凑数，进了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和我同一批回城当教师的还有现任中央组织部长李源潮。1974年，我被分配到上海市第五中学，教两个班的语文。
这个年级有10个班，各学科的教师都坐在同一个办公室，大约有二十多人。五中原先是一所教会女中，可以说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有些教师原先是律师、明星、外交官或三十年代的作家，因为和旧政权的种种关系，遂被下放到中学来教书。经过“文革”初期几年的七斗八斗，大家发现原来同是天涯沦落人，无论造反派或保守派，最后都成了“臭老九”，教师之间反而特别团结。遇到调皮捣蛋的学生和无理取闹的家长，教师们会互相声援。带领学生下乡下厂劳动时，男教师会主动承担最重最累的活，女教师会从家里带好吃的给我们补充体力。上海的冬天特别冷，工宣队不让教师放寒假，规定要留在校内参加政治学习。大家就凑钱买煤炭生起火炉，关上门，一边烤火，一边听我讲社会上流传的故事，什么“梅花党”啦、“第二次握手”啦。工宣队还以为我们在认真“批林批孔”呢。
在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我是所谓“工农兵学员”出身，政治背景最硬。因此，这类事大多由我挑头。办公室同事的年纪都比我大至少十多岁，大家都把我当小弟弟对待，我也度过一生中最悠闲最潇洒最没有人事斗争的岁月。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了，我忙着给昔日的学生复习迎考，想帮助他们改变当工人农民的命运。尽管那两年师资培训班的学习未被承认为大学正式学历，但我也没想过再去报考大学。一来从农村回城且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已是心满意足。二来年近三十，觉得已不再是上学的年龄。当然也担心毕业后被分配去外地工作，上海人是最不愿意离乡背井的。
有一天，教外语的吴福纯老师忽然问我：“小魏，你为什么不去考大学？”此时的老吴已经五十多岁了，他是解放前从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的，平时手不释卷，博览群书。我们大家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总是躲在一边，或者在读原版摩根《古代社会》，或者在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经常对我说，年轻人多读点书，将来总是有用的。在他的影响下，我在教书之余读了不少书，老吴也成了我的良师益友。
我回答他：“不上大学，我也可以自学啊”。此时，老吴说了一句令我终生难忘的话：“大学是养浩然之气的地方，那可是你自学没法学到的呀。”我猛地被他的话震醒，度过几个不眠之夜后，决定和学生们一起参加高考。因为我只有初中二年级的程度，数理化几乎是空白。于是，同事们主动放弃休息时间，有的帮我突击英文，有的帮我复习数学。我终于以优异成绩考入华东师大历史系。
在那个年代，不仅高校教师一丝不苟地上课教书，而且全国各地名家也都愿意巡回讲学，无偿地把自己的学问传授给青年学子，我几乎亲聆过当时健在的所有中国史学大师的演讲。校园里的学术和政治气氛也非常自由和活跃，我和一批同学发起创立了“青年史学社”，创办了《青年史学》杂志。当时我们的抱负是要在将来建立一个“青年史学派”。这个杂志在母校代代相传，一直维持到今天，据说是全国历史最悠久且被国家图书馆惟一收藏的学生刊物。
4年的大学生活塑造了我的理想人格，奠定了我的文化底蕴，影响了我的社会关怀。凭着大学时代养成的这股浩然之气，我走过一段段由自己选择的人生。在我毕业不久，老吴就病逝了，他的这句话却常常在我耳边响起，尤其是每当走进今日的大学，我经常会生起疑惑：这里还是养浩然之气的地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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