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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像肯尼亚这样几十年既无内战又没有同周边国家兵戎相见的国家真是凤毛麟角。肯尼亚背靠非洲第一大内陆湖维多利亚湖，东临印度洋，两翼有绵延的乞力马扎罗山和肯尼亚山相护，是一块非洲的福地，更是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看好的最具备西方民主政治体貌的非洲国家。
一份引起轩然大波的报告
然而，2004年10月，一份由国际发展组织发布的报告在肯尼亚引起轩然大波。报告把肯尼亚排在了全球十大最不公平国家之列，名次仅在长年战火纷纷民不聊生的塞拉利昂及中非共和国之后， 这份题为《肯尼亚社会大分化:与不公平现象有关的事实和数据》的报告抖落了许多令人忧心忡忡的现象，国家财富分配正迅速被1/10的少数人口所垄断，穷人辛辛苦苦，每挣回一个先令的时间里，富人就轻松入账56个先令（约6元人民币）。穷人省吃俭用，每开销86便士（1肯尼亚先令等于100便士），富人就出手抛撒掉44先令。肯尼亚人口3000多万，90%的人口要么挣扎在贫困线下，要么徘徊在脱贫和返贫的困境中。令人不安的是，这样的贫富差距不是在缩小，反而每天都在拉大。
还有一个心怵的现象就是，地区差异的触目惊心，某一区域或某一环节持久和绝对发展，而另一区域或另一环节长期和绝对退步:住在东北省的居民意味着比住在中央省的人要少活16岁;作为影响生命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感染HIV和患艾滋病的几率竟然能通过区域来决定。靠北的尼安萨地区HIV感染率高达15%，而东部一些地方则近乎于零。另一个决定健康水平的医疗服务，区域差异之大也让人匪夷所思。中央区每2万居民享有一名合格的医生，而在尼安萨这些地方，每12万人中都几乎找不出一个行医者。结果是，中央区儿童接种疫苗率是79%，而在其他地方38%的水平都难以维持。
肯尼亚继承了一个旧制度
从人类社会学角度看，肯尼亚当属复性社会的范畴。早在殖民时期之前，即公元7世纪，肯尼亚就成了阿拉伯商人进入非洲的门户，港口城市蒙巴萨就是阿拉伯商人取的名。大批阿拉伯人携带家眷移居到肯尼亚沿海地区和中央地带，他们不仅带来了本地人从未看到的精美商品，也带来了治理社会的方法。殖民时期，英国出于对世界战略的考虑，修了从蒙巴萨到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非洲第一条铁路。工程招募数以万计的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工程结束后，他们就留在肯尼亚，在肯尼亚扎下了根。肯尼亚20世纪末之前，一些重要法律，如合同法，都是当年印度的翻版。
这些外来移民，连同殖民时期定居在肯尼亚的白人，人口比例在一些大城镇中相当高，不容小视，他们基本上控制着商业、外贸业、制造业和金融业，在政治上与本地少数政治精英结盟，营造了有利于少数人的法律制度环境。1964年，肯尼亚独立了，但旧的法律制度基本上原封不动地照搬下来。
但是，必须提出来的一点是，像肯尼亚这样的复性社会基本上保持各种族之间和睦相处已经难能可贵了。当20世纪以乌干达为首的东非国家掀起一股驱逐印巴人的逆流时，唯独肯尼亚政府一直善待对国民经济作出重大贡献的印巴人。
不过，从今天贫富悬殊的格局来分析，从殖民时期承传下来的制度显然是有缺陷的。有的专家悲观地指出，在对现在治理制度大刀阔斧改造之前，一切扭转社会分化的讨论均是空谈。
赢家通吃的特色腐败
腐败是造成社会不公进一步恶化的主要原因。国家权力最高层奉行的赢家通吃的政策是权力腐败的最大根源。位高权重的人所偏好的地方或其家乡往往获得特别的关照，而其他地方则长期被忽视。肯尼亚屡次修宪，从允许多党制一度倒退到废除多党制，多年来唯执政党即肯尼亚非洲民族同盟（肯盟）独尊，权力的专横破坏了社会财富公平和有序分配的基础。
虽然肯尼亚国父肯雅塔和前总统莫伊深受全国民众的爱戴，虽然他们对肯尼亚社会的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他们也奈何不了非洲区域强国肯尼亚滑入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及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的宿命。
腐败泛滥成风。警察只要收到贿赂钱财，他们所追捕的犯罪嫌疑人有罪可变无罪，关键的证据会突然丢失，关键的证人会突然失踪。工会头子只要收受了企业的贿赂，工友们的痛苦呻吟可被解读成太平盛世的浅吟低唱。
作为局外人，我始终以崇敬和佩服的心情看待这个自然灾害频频的非洲国家。作为曾在肯尼亚工作过的一名学者，我更清楚地知道这个国家普通民众的幸福感受。
当我得知肯尼亚新领导人要坚决推行最高领导层个人财产公开制，当我看到商店和学校不再悬挂国家总统像，当我听到齐贝京总统告诫当权者，国家领导人的威信是靠为人民谋福利而不是靠个人崇拜建立起来的，当我一次次目睹这个几乎没有近代史的国家通过民主选举，使国家权力在各政党之间和平过渡之时，我只想告诉那些依然把非洲视为落后之所的国人，没有什么东西天生就是我们不值得学习的。
工资差别竟然有620倍
一些地区过度投资，一些地区则投资严重不足，畸重畸轻，是造成区域差异过分拉大的原因之一。肯尼亚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就制定了外资投资保护法，曾一度吸引欧美等发达国家投资，外商企业最多时有近300家注册。但这些外来的投资多半集中在沿海旅游城市，肯尼亚北部长期得不到有效投资。作为国内投资，本来可以填补和调节这个欠缺，但遗憾的是，肯尼亚多年来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投资饥荒的地区一直没有扭转局面。
如果你走在蒙巴萨或内罗毕市区，满目是鳞次栉比的现代建筑和琳琅满目的商店，放眼远眺则是成片的掩映在绿树林中的红砖别墅群，而身边呼啸而过的尽是名贵轿车之时，你无论如何也不会把“贫穷”二字同非洲肯尼亚联系起来。但是，一走出这些繁华的城市，慢慢就有破败、肮脏、拥挤的贫民窟进入眼帘，逐渐有流浪儿童吵吵嚷嚷地跟在你后面讨钱。那些用泥巴糊出来的微型茅草屋里，多半躺着被疾病困扰的妇女无望等死。
如果说投资长期失衡是地区群体性差异存在的原因，那么国家工资不和谐的政策则是个人财富严重失衡的另外一个原因。
肯尼亚，无论政府部门或企业、学校，个人工资收入相差悬殊，譬如，一些官员月入百万先令，而其手下的同僚和职员则不足1万先令。耐人寻味的是，肯尼亚反腐委员会主席每月薪水为250万先令（约26万人民币），听他差遣的一般公务员则不到4000先令（约420元人民币），相差竟然高达620倍，难怪国内批评家讥讽狮子大张口的高官为“淫魔”。
值得一提的是，与一些国家过激的反应不同，肯尼亚政府并没有把这份有损政府名声的报告斥为偏见和歧视的产物，而是异乎寻常地给予严肃的关注和理性的对待。2004年11月14日，肯尼亚总统齐贝京在视察北部一家种植加工扁豆的出口型企业时呼吁，希望政治远离投资，希望企业提高工友的待遇。齐贝京总统明显地发出未来施政的方向:向不公平挑战，鼓励和优化投资，减少收入剪刀差。
虽然前进的道路如非洲丛林一样布满了荆棘，但是已经对一些最基本的政治制度做完了改造的肯尼亚——这头非洲的睡狮，这个盛产世界长跑冠军的国度，这个拥有世界上最宏大的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国家——定会摘掉“最不公平”和“最腐败”的两顶帽子，肯尼亚将重新崛起。
（作者:西南政法大学）
（本文摘自《看世界》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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