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zhangdahai.com--经验交流材料】
景军，杨斐，法翠雯
过去100年，全球人口从18亿增至77亿之多，主权国家从50个增至190多个，地缘政治变得更为复杂，国际事务治理的组织结构呈现多元趋势，南南合作的升级强化了全球南部的崛起，西方国家对全球发展议题的垄断不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质疑和挑战（Gray&Gills，2016；
黄梅波、唐露萍，2013）。尤其在过去两年，一些西方国家防控新冠疫情的被动局面以及它们采取的疫苗民族主义政策提出了一个难以回避的尖锐问题（Katz et al.，2021，罗圣荣，2021）。那就是全球健康治理体系应该如何更有效、更合理、更公平地应对传染病、慢性疾病以及全球化健康风险对人类构成的三重威胁。
全球健康（global health）之说是最近二十多年来逐步替换国际健康（international health）之说的一个较新术语。这两个术语的共同点是至少牵扯到两个国家之间关系的人类健康问题。它们的差异是内涵和时代背景。国际健康的话语生成与现代医学在殖民主义扩张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有着紧密联系。19世纪下半叶，有关伦敦霍乱传染源的研究、细菌理论的诞生以及炭疽杆菌、结核杆菌、霍乱杆菌的发现，催生了现代流行病学、传染病学和热带医学的诞生。19世纪末年领衔建立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的帕特里克·曼森（Patrick Mason）被公认为热带医学之父，是因为他发现了蚊子和蠕虫作为疾病传播的媒介作用。
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中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被视为重大传染病的发源地，宗主国为此感到需要特别防范。1851年，第一届世界卫生大会（International Sanitary Convention）由法国政府牵头在巴黎召开，其他与会国包括英国、奥地利、希腊、葡萄牙、西班牙、俄国、意大利和奥特曼帝国。世界上第一个国际卫生公约于189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第六届世界卫生大会上通过，其主要内容，涉及利用海关隔离措施，防止西方国家的军舰把热带传染病从世界其他地区带到欧洲。从1851年到1900年所召开的10次世界卫生大会，都讨论了西方国家军队与传染病的关系，包括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遭遇大疫流行之际接管疫区的合法性（Barreiro，2008）。1910年沙皇俄国和日本就是借用这样的国际卫生公约，悍然提出中国政府若不能及时扑灭东北鼠疫，它们就会出兵接管东三省（赵欣，2020）。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卫生组织取代了原有的世界卫生大会制度，国际卫生的治理格局与冷战格局基本保持了一致，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峙，使得国际卫生治理领域首先分为两个大阵营，继而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分为三股势力，中国与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逐步建立紧密关系，成为国际卫生领域的第三世界阵营。
冷战时代结束后，经济、文化、科技以及人口流动的全球化程度迅速走向前所未有的历史时期。这也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化经济的改革开放时期。在所有影响全球健康理念生成的主要因素中，全球化无疑是其中之一。全球化既是促进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变量，如新型医疗技术的全球普及，也给人类健康带来负面影响，如西方药厂对新型疫苗研发的垄断。
防治艾滋病是促成全球健康话语得以普及的一个要素。为了控制艾滋病对人类的影响，联合国于1996年成立艾滋病项目署。旨在抗击艾滋病、肺结核以及疟疾的全球基金经过多次协商在2002年成立并运行。这是一个公共部门与私营机构联合筹款组织。从2002年到2019年，60多个国家为全球基金以捐赠形式支付了458亿美元。从2020年到2022年初，全球基金新增了90多亿美元的捐赠支持①Global Fund，https：∕∕www.theglobalfund.org∕en∕government∕（2022年2月11日查阅）。。
目前，最具影响力的全球健康发展行动计划，是联合国于2000年提出的千年发展目标包括的三项健康目标。此时，全球健康之说明显削弱了国际健康之说的影响。话语的转型伴随着资金投入的迅速提升。从2000年到2010年，全球卫生援助项目总金额每年平均上升了10%之多。继提出千年发展目标之后，联合国于2015年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六个健康目标。至此，全球健康之说已经彻底地取代了国际健康之说。
在新冠疫情全球流行之前，一部分西方国家根据各自的构想提出了引领全球健康发展的大政方针。除却提出相似的促进全球健康发展目标和原则，这些国家战略的一些侧重点不尽相同。譬如：美国政府强调了防止生物安全问题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②US Government，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Global Health Security Strategy，2019.。英国政府强调了英国在全球健康发展领域的领导地位③UK Department of Health，Health is Global：a UK Government Strategy，2008.。法国政府强调了法国文化思想在全球的感召力④French Ministry for Europe and Foreign Affairs，France’s Strategy for Global Health，2017.。德国政府强调了德国企业对全球医疗产业的潜在作用⑤German Federal Government，Shaping Global Health：Taking Joint Action Embracing Responsibility，2013.。值得补充说明的是，德国2020年10月经过调整的全球健康战略，再次强调了德国对全球医疗产业的潜在作用⑥German Federal Government，Global Health Strategy of the German Federal Government，2020.。
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中国卫生工作本身的成就可以说已经是对全球健康发展的一个非凡贡献。此外，中国对全球健康发展的支持，体现在世界卫生组织执委会和全球基金执委会的作用。中国还大力支持了联合国千年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的健康目标。2015年，第五次中非论坛深入地探索了中国与非洲国家在健康发展领域展开合作的方案。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合作战略计划，包括了继续为全球健康发展提供财力援助的承诺。
近年来，中国在全球健康发展领域发挥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中国对非洲国家的卫生援助资金投入，超过了除美国外的所有发达国家（Shajalal et al.，2017）。在抗击新冠疫情的努力中，中国国产新冠疫苗为全球新冠疫苗供应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可比拟的。在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的关键时刻，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同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主张。这一主张强调：构建双边、多边和民间合作机制，尊重全世界各国人民平等的生命健康权，促进健康领域的全球合作，增加全人类的健康福祉，研发全球健康发展需要的公共物品，打破全球卫生治理的零和博弈思维，倡导建立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大国担当（刘姝，2021）。
建立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主张，为我国将来需要考虑专门制定的全球健康发展战略提供了总体目标和基本原则。接下来要考虑的行动路径、优先领域、策略重点等议题乃是中国在全球健康发展领域从共享共建走向共治方向的关键。为此，中国在全球健康发展领域积累的主要经验是什么的问题亟需澄清。本文认为，中国在全球发展领域积累的最主要经验，来自长期坚持的南南合作、从2000年开始构建的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以及近年来倡导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建国际合作新格局的主张和努力。这三个方向的国际合作对中国对外卫生援助做出了什么贡献？它们对中国在全球健康领域走向共治方向的意义是什么？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回答需要实证研究支撑，不能泛泛而论。所以，本文拟参考两个来源的数据资料展开如下讨论。第一个数据来源是美国威廉玛丽学院（College of William&Mary）建立的AidData，即外援数据库，里面存有中国对外卫生援助的项目数据。第二个数据来源是中国北京播锐智咨询团队（Bridge Consulting）建立的China Covid-19 Vaccine Tracker，即中国新冠疫苗追踪器数据库，在里面可以查到每周更新的国产新冠肺炎疫苗出口、捐赠以及联合生产数据。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政府很快就将对外援助视为实施无产阶级人道主义行动的路径。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全力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1962年，法国殖民主义者撤离阿尔及利亚时，带走了法国医生和一部分阿尔及利亚医务人员，留下的本土医生不到300人。这个人口近八百万的国家随即出现了医疗体系瘫痪的局面。阿尔及利亚政府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出了派遣医疗队的紧急请求。中国、古巴、苏联、保加利亚等国及时派出了医疗队援助阿尔及利亚。中国政府于1963年派到阿尔及利亚的第一支医疗队来自湖北省，后来派到该国的中国医疗队也来自湖北省。湖北省派遣医疗队援助阿尔及利亚的传统坚持到今天，一直没有中断。中国第一支援阿医疗队由30名不同科室医生组成，他们于1963年4月16日抵达后，马上被派到一个极为贫困的地区工作，替换在那里工作的保加利亚医生，同时接管了地区中心医院。这些经过万里挑一的湖北医生迅速地把自己熟悉的临床医学经验在阿尔及利亚运用起来，参照新中国农村卫生工作经验，走了一条因地制宜、土法上马、不计报酬、巡回医疗、动员防疫、一视同仁、全力医治的道路（Zou，2019）。
中国后来派往非洲其他国家的医疗队也走了一条这样的道路。在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周恩来总理在访问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非洲十国时对非洲国家领导人承诺，中国将大力援助新兴的非洲国家，计划派遣更多的包括医生在内的中国专家帮助非洲国家发展。此后，两万多名中国医务人员先后在非洲五十多个国家加入到中国医疗队行列，到2017年一共为两亿七千万人提供了医疗服务（Chen et al.，2019）。至今，中国向非洲派遣的医疗队坚持得最久且规模最大，是任何其他国家派遣到非洲的医疗队都不能与之相比的。
过去二十多年，支持全球健康发展的理念在中国对外交往中发挥了更加突出的作用。中非合作论坛于2000年的开设为中国对非卫生援助提供了一个更坚固的平台。在卫生领域扩展合作空间，是习近平主席与非洲领导人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期间达成的八项共识之一。
中国对外援助的资金提供方式包括无偿援助、无息贷款以及优惠贷款。根据2011年《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中国对外援助60年累计人民币2，563亿元①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2011年。。根据2014年《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2010年至2012年中国对外援援助累计人民币893亿元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年。。根据2021年《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2013年至2018年期间，中国对外援助累积2，702亿元人民币，提供无偿援助1，278亿元人民币，占对外援助总额47.30%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2021年。。
以上三个白皮书提供的数据都是宏观的，不包括按照领域划分的项目数据。按说我国的国际合作发展署应是收集中国对外援助数据的权威机构，然而，这个在2018年才成立的机构还没有公布是否建立了一个整合性的对外援助数据库。如果要分析中国对外卫生援助数据，卫生统计年鉴本应是一个权威性的数据源，但其实不然。涉及医疗器械的对外援助项目归商务部管理，属于医学教育的对外援助项目归教育部牵头，诸如此类的部门条块分割使得中国对外卫生援助数据支离破碎，尚未形成一个整合的、口径一致的、可以长期追踪的数据库。
由于以上原因，我们选择使用威廉玛丽学院创新实验室建立的外援数据库（AidData）包括的中国卫生援助数据展开分析。这个创新实验室于2009年建立，其宗旨是利用大数据技术追踪未完全被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收录的外援资金流动数据（Tracking Underreported Financial Flows）。在国际援助领域，由20个西方国家于1961年创建的经合组织（OECD）建立了一个长期追踪外援项目的数据库。目前，经合组织成员国有38个，其中30个是它的外援委员会成员。这30个国家定期向经合组织外援委员会提交“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数据以及“其他官方资金流动”（Other Official Flows，OOF）统计。前者（ODA）是指用于经济发展和福利事业的援助经费，后者（OOF）是指属于合作和利益共享性质的援助经费。然而，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并不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之列。为此，威廉玛丽学院外援数据库的建设者希望超越经合组织的外援数据局限性，系统关注发展中国家彼此之间的双边援助，尤其注重收集中国官方对外援助的项目数据。
到目前，有关中国对外卫生援助经费规模的几个主要研究的结论都不一样，其原因是数据来源、相关定义、选择标准以及分析方法不同（McDade&Mao，2020）。AidData数据库主要储存的是双边合作性质的中国对外援助信息。使用AidData数据库的一个好处是它对项目信息的收集，甚至记录了经费数额很小的项目。使用AidData数据库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识别项目的具体用途和地理分布。这样的数据来源便于识别卫生项目与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以及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的关系。
通对AidData数据库的数据分析显示，2000年至2017期间中国对外卫生援助项目共有1，749个。在这些项目中，包括经费金额的项目共有812个。为保证分析的全面性，我们决定对项目数量和经费金额都给予必要的分析。
分析结果显示，2000年至2017年中国对外卫生援助的1，749个项目主要分布在非洲，共1，226个项目，占比为70.10%；
其次是包括中东在内的亚太地区，共269个项目，占比为15.38%，再次是拉丁美洲，共125个项目，占比为7.15%；
接受中国卫生援助项目最少的地区包括白俄罗斯、波黑、黑山共和国、土耳其、乌克兰、塞尔维亚、摩尔多瓦在内的欧洲国家，共35个项目，占比为2.00%。
接受中国卫生援助项目数量排在前十名的国家分别是：安哥拉、苏丹、坦桑尼亚、乌干达、刚果布、刚果金、塞拉利昂、赞比亚、乌兹别克斯坦，马里、巴布新几内亚和尼日尔并列第十，具体情况见表1。
表1 接受中国卫生援助项目数量排名前十的国家
以上国家全部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发展协议或谅解备忘录。除乌兹别克斯坦外的9个国家都是中非合作论坛成员国，也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发展行动的参与国。根据AidData数据库记录，2000年至2017年，中国卫生援助项目一共覆盖了117个国家，其中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发展行动的国家共有106个，中非合作论坛成员国家共有51个，同时属于中非合作论坛成员国和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发展行动的国家共有47个。
如上所述，本文分析针对的1，749个卫生项目，在数据库里明确记录了项目经费金额的项目共有812个。以2017年美元汇率换算，这812个项目的合计金额是188.23亿美元。用于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供水以及保障饮用水安全的中国对外卫生项目金额，在所有类型的中国对外援助项目资金投入中的占比很低（1.24%），然而项目数量是最多的，针对的受援国数量也是最多的。这些项目的具体目的是防治传染病、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改善生殖健康、派遣医疗队、修建医院、实施药物援助、开展医学研究、设立奖学金、培训卫生官员和健康促进组织的工作人员。还有必要说明的是，中国对外卫生援助项目金额，2000年至2017年实际上要远高于上面提到的188.23亿美元。这是由于卫生项目常常混合在其他类型的项目之中。譬如：中国政府于2017年承诺为马里一家大学提供价值相当于4，440万美元的教育援助经费，为该校建设一万多平方米的工业技术研究所建筑，其中1∕3建筑占地留给了健康科学院系。但是这个项目的分类是教育项目，而没有列为卫生项目。又如：中国政府于2017年承诺为缅甸的两个乡镇提供531万美元减贫示范项目经费，其中包括建立安全饮水设施和修建乡镇卫生院的经费，但是这个项目属于脱贫项目，所以也没有列为卫生项目。
以地区而论，2000年至2017年，非洲接受中国卫生援助经费比例最高（53%），亚太和中东为次（35%）。在我们分析的卫生项目数据中，单独的卫生项目得到的最大经费支持力度是20亿美元。这个项目是为了帮助伊朗建立五家医院。伊朗在上述18年内一共接受了中国卫生援助23.87亿美元，占中国对外卫生援助项目经费总金额12.68%，因而伊朗在本文分析针对的时间段是获得中国对卫生援助经费最多的国家。
排在伊朗后面的九个国家分别是：苏丹、安哥拉、斯里兰卡、喀麦隆、赞比亚、古巴、孟加拉国、乌兹别克斯坦、肯尼亚，具体情况见表2。以上10个国家获得的中国卫生援助项目经费金额占中国对外卫生援助项目经费总金额60.23%。在这10个国家中，伊朗、斯里兰卡、孟加拉国、乌兹别克斯坦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发展协议或谅解备忘录。苏丹、安哥拉、喀麦隆、赞比亚、肯尼亚是中非合作论坛成员国。古巴是西半球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也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发展计划的参与国。另外，苏丹、安哥拉、喀麦隆、肯尼亚，既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发展行动的正式参与国，也是中非合作论坛成员国。
表2 获得中国对外卫生援助项目总金额排名前十的国家（2000—2017年）
以上呈现的中国对外卫生援助格局需要从历史制度论的视角加以阐释。中国对外卫生援助的原动力来自旨在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反修正主义的无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路线。在中苏关系紧张的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竞争对手不仅来自西方，而且包括前苏联。随着时间推移，中国政府自1968年开始向发展中国家宣传推广的赤脚医生制度，秉承的是广大人民群众至上的社会主义思想（Zhou，2017）。时至1973年，在世界卫生大会公布的且受到中国基层卫生工作思想影响极大的《阿拉木图宣言》，秉承的是普惠全人类的初级卫生保健思想。相比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执行的城市中心主义的精英医学路线，中国政府倡导的初级卫生保健思想，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卫生官员以及一部分西方学者和国际组织领导人中间产生了积极反响，以至于“老大哥”以不甘落后的姿态在1973年世界卫生大会前夕紧急决定出资支持大会的举办（Rivero，2003）。中国在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时代，于1983年提出了对外援助的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原则，并于1995年决定采用无偿贷款、优惠贷款、合资合作三种形式提供对外经济援助。在这一时期，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的一个侧重点是平等互利。2000年形成的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升华了中国在南南合作领域的大国担当的责任和角色。中国政府于2013年提出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带的倡议，是在中非合作论坛建立的机制和基础之上，努力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大幅度扩展和延伸。以上诠释的要点是：属于南南合作领域的中国对外卫生援助早期主要以派遣医疗队和理念倡导为主，2000年开始的中非合作论坛以及2013年开始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则是大量资金由中国政府投入到全球健康发展领域的一个关键。尤其在非洲，中国对外卫生援助的规模是除了美国之外的其他西方国家都不能比拟的。若换一种方式表达，中国在全球健康发展领域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而不是可有可无的。
对外卫生援助经验是中国对外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基础。2013年，埃博拉疫情在西非爆发，截止该年12月2日，17，145人感染埃博拉病毒，6，070人死亡。为抗击埃博拉，中国政府投入7.5亿元人民币（大约1.23亿美元）。此外，中国政府派遣了一千多名医务人员和科学家前往埃博拉疫区协助西非三个国家控制疫情（Huang，2017）。埃博拉引发了全球恐慌，但是并没有导致全球流行。新冠肺炎则不然，截止2022年1月底，全球新冠肺炎感染病例近四亿，死亡人数近六百万。在这场大疫之中，中国国产疫苗的全球配送使得中国成为全球抗疫的一支生力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下讨论依据的数据和信息来自中国北京播锐智咨询团队建立的“中国新冠疫苗追踪器”生成的数据库，在里面可以查到国产新冠肺炎疫苗出口、捐赠及联合生产的统计数据和描述性信息。
“中国新冠疫苗追踪器”数据平台建于2021年3月初。它依据在全球互联网可以找到的政府公告、媒体报道、数据公司报告以及医药企业新闻，每周定期更新中国自主研发生产的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苗在全球的分布。到目前为止，以这个追踪器建构的数据库是全球有关中国国产新冠疫苗最及时、最详细、最权威的数据来源。本文作者在计算机专家协助下，用网络爬虫方法下载了这个数据库从2021年3月至12月公布的全部数据。我们之后检查了这个数据库于2022年1月31日公布的更新数据。这段时间也是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社会经济震荡相当剧烈的时期，将其作为本文分析的时间段是必要的，能够展示中国在疫情万分严重且缺乏疫苗的时段对全球疫苗配送做出的特殊和巨大的贡献。
依据2021年3月至2022年1月这个时间段的数据，我们展开分析之后得出的一个最重要的结论，即是中国疫苗为全球抗击新冠疫情做出的贡献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比拟的。截止2022年1月31日，中国直接向115个国家提供了国产新冠疫苗。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抗击新冠疫情的疫苗供应链中，中国疫苗占大多数，其余是美国、英国以及印度疫苗。这是中国为建立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做出的卓越贡献。其他贡献包括医疗器械和物资的输入以及临床经验的全球共享。
以中国疫苗送达剂量而论，亚太地区排第一，拉丁美洲排第二，非洲排第三，欧洲排第四。在上述时间段内获得和购买中国疫苗剂量排在前10名的国家分别是：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巴西、孟加拉国、墨西哥、智利、菲律宾、摩洛哥。接受中国疫苗捐赠最多的10个国家分别是：柬埔寨、缅甸、老挝、尼泊尔、越南、孟加拉国、斯里兰卡、菲律宾、巴基斯坦、阿富汗，具体情况见表3。
表3 已获中国疫苗、购买中国疫苗和接受中国疫苗捐赠剂量排名前十的国家
一带一路方针明显地促进了中国疫苗的全球分布。在以上中国疫苗送达量、销售量及捐赠量排在前10名的国家中，只有巴西和墨西哥还没有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发展协议或谅解备忘录。然而巴西作为“金砖五国”之一，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关系是密切的；
墨西哥最大的经济伙伴是美国，然后就是中国。
在以上时段，非洲国家获得的中国疫苗数量实为较少。但是值得注意，中国政府于2021年2月承诺向19个非洲国家提供疫苗，截止2022年1月底已有46个非洲国家从中国获得了疫苗。在对非洲国家售出的1.36亿剂和捐赠的5，700万剂中，中方已经交付1.19亿剂，其中2，500万剂是捐赠。非洲国家获得的疫苗还包括其他国家销售或捐赠的，同时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参与的“新冠疫苗计划”（COVAX）采购的。在直接获得中国疫苗的非洲国家中，排名前10位的分别是：阿尔及尔、利比亚、摩洛哥、莫桑比克、埃及、乌干达、吉布提、津巴布韦、喀麦隆、安哥拉，具体情况见表4。
表4 直接获得中国疫苗剂量排名前十的非洲国家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上时段，中国还向10个欧洲国家配送了5，400万剂中国疫苗，并为一部分欧洲国家捐赠了近200万剂中国疫苗。来自欧洲的购买中国疫苗的订单共达1.23亿剂，其中大头是来自土耳其的订单。2020年11月，土耳其签署了购买1亿剂科兴疫苗的协议，通过向波黑、阿塞拜疆、阿尔巴尼亚等国捐赠和销售，重新分配了中国疫苗。
国药控股和科兴生物公司是全球销售和捐赠中国国产新冠疫苗的主要制造商。科兴是销售领先供应商，已售出8.34亿剂疫苗，共向44个国家供应了疫苗。国药控股是中国疫苗捐赠的主要供应商，已向77个国家提供了疫苗。2021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科兴生物公司开发的灭活疫苗列为紧急使用疫苗。这是继同年5月国药灭活疫苗获批紧急使用疫苗之后，第二个获得世界卫生组织批准的中国疫苗。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使得中国疫苗可以通过多边渠道获得。譬如：国际组织“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oalition for Epidemic Preparedness Innovations，CEPI）于2021年7月宣布计划与中国沃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开发新冠疫苗和其他变体（如新冠变异株疫苗）。随后不久，国际组织“疫苗联盟”（Vaccine Alliance，GAVI）也表示了对中国疫苗的认可，并宣布已与国药集团和科兴生物签署了疫苗预购协议。
中国国产新冠疫苗走出国门的另一种途径是联合生产，通过技术转让方式，将疫苗专利变为公共卫生物品。在2021年全球卫生峰会上，习近平主席重申，中国政府支持中国疫苗开发商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并开展联合生产。联合生产疫苗的意义极为重大，是破除狭隘的疫苗民族主义思潮的途径之一。
与中国疫苗相关的技术转让和联合生产的大致情况如下：2021年3月，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国药控股形成合作关系，联合生产新冠疫苗，在阿联酋生产的疫苗已出口到哈萨克斯坦和越南等国家。2021年7月，阿尔及利亚一家制药公司获准生产科兴疫苗，目标是到2022年初每月生产500万剂。2021年7月，一家埃及国企启动了一个“中埃疫苗”联合生产项目，使用中国提供的原料生产了100万剂，计划年产10亿剂。2021年7月，摩洛哥宣布计划每月生产国药疫苗500万剂。2021年8月，国药集团与孟加拉国一家制药公司联合计划每月生产疫苗500万剂。2021年8月，乌兹别克斯坦一家公司与安徽一家生物公司签约在当地生产中国疫苗，预计产量每月可达1，000万剂。2021年9月，匈牙利政府与国药集团签署意向书，拟建立一个专门生产中国疫苗的基地。2021年7月，塞尔维亚政府决定建立一个中国疫苗加工厂。2021年8月，科兴生物与智利天主教大学创新中心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计划建设一个研发中心，目标是每年生产6，000万剂新冠疫苗并联合研发其他疫苗。由于联合生产的信息相当难以获得，以上情况只能说是代表一部分合作项目而已。
中国疫苗能够走向全世界的关键，是中国政府的决心和我国科技界的研发速度以及强大的生产能力。2020年3月15日，习近平主席视察清华大学医学院病毒实验室时指出，国家将加大对疫苗研发的支持，希望中国科学家和疫苗生产企业及时研发出来防控新冠病毒的疫苗。2020年3月21日，习近平主席就法国新冠肺炎疫情向法国总统马克龙致慰问电时，首次提出“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倡议。这一倡议面向人类未来，提出的思考包括全球风险、全球正义、全球健康、共同利益以及共同行动。2021年5月初，世界卫生组织批准国药新冠疫苗的紧急使用，主要用于国际组织制定的疫苗捐赠计划。2021年5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健康峰会讲话时强调，面对新冠疫情，各国政府需要坚持公平合理的原则，弥合免疫鸿沟，摒弃疫苗民族主义，解决好疫苗产能和分配问题，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为此，疫苗研发和生产大国要负起责任，多提供一些疫苗给有急需的发展中国家，同时支持本国企业同有能力的国家开展联合研究并授权生产。2021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将科兴生物开发的灭活疫苗列为紧急使用疫苗，为中国疫苗的销售出口铺垫了道路。
截止2021年9月底，世界卫生组织先后批准使用的新冠疫苗，其来源包括中国国药集团、中国科兴生物公司、美国莫得纳公司、美国强生杨森公司、英国—瑞典阿斯利康公司、印度巴拉特生物技术公司以及印度血清研究所。当时全球疫苗接种合计60亿剂，其中包括32亿剂中国疫苗：中国大陆已接种22亿剂，同时中国向全球100多个国家提供了12亿剂。易言之，中国疫苗到2021年9月底占到全球新冠疫苗供应的一半以上。到2021年12月底，全球疫苗接种80.26亿剂次，中国大陆接种25.8亿剂次，中国疫苗完成全球配送12.8亿剂，出口签单15.8亿剂，对外捐赠疫苗1.2亿剂，加上用中国技术或原料在其他国家生产，中国疫苗仍然占全球新冠疫苗供应一半以上。截止2022年2月，中国已经直接向115个国家提供了国产新冠疫苗，还通过国际组织“新冠疫苗计划”为30个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中国疫苗。简而言之，在上述时间段，中国是为全球提供新冠疫苗最多的国家，而且首次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新型疫苗研发生产的长期垄断。
国产新冠疫苗的全球配送有哪些规律可以归纳呢？本文认为共有四个规律可以概括。第一，是南南合作，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方针产生的效益影响下，中国疫苗在亚太地区进入39个国家，在非洲进入46个国家。第二，是挺进属于美国的后院，中国疫苗进入拉丁美洲19个国家，除了通过双边协议完成的销售，还通过国际组织为尼加拉瓜、厄瓜多尔、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智利、委瑞内拉和巴拉圭等国家提供了中国疫苗。第三，是连接国际组织的抗疫工作，对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疫苗计划、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以及疫苗联盟（GAVI）给予了及时支持。第四，是分享知识产权开展联合生产，以此证明了中国政府承诺新冠疫苗研发作为全球健康发展公共物品的庄严性，抵制了一些西方国家的疫苗民族主义政策，及时且有力度地帮助了一部分缺乏疫苗研发能力的发展中国家。
有关新冠疫苗的讨论说明，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共享疫苗技术并联合生产的决定，是对全球健康治理问题的突破。这一突破的靶向是一些西方国家采取的疫苗保护政策。中国政府对此抵制的做法，为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及时提供了救命药。
由于新冠疫情，在全球健康治理领域发生的风云突变，对我国学界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道与术问题。我国有一个全球健康大学联盟。它成立于2013年，由10所高校发起，旨在实现中国高校全球健康学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相互促进以及整体能力的提升。这10个发起单位分别是：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中南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昆山杜克大学、昆明医科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按说这个联盟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反思长期以来影响全球健康治理的西方学术思想，毕竟这个联盟是希望在我国培养既有公共卫生知识也有国际视野的复合型全球健康专业人才（尹慧，2013）。但是在联盟单位人员有关人才培养的讨论中，还看不到相关理论思想的系统论述。
全球健康学到底有什么理论？出自西方学者的全球健康学理论有哪些问题或盲点？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学者的全球健康学理论基本看不到踪影？中国学者提出了什么样的全球健康学理论？这些都是我国学界的全球健康学亟需回答的问题。不能回答这些问题的结果之一，即是只能行其术，而不能行其道。
再有，目前已经发表的有关中国参与全球健康发展的学术论文，包括一部分论述非企业类民间组织的讨论，也就是关于包括慈善组织在内的公民社会组织如何参与全球健康发展的讨论（张明吉等，2016；
钱熠等，2015）。其主要观点之一是西方国家的公民社会组织，比如比尔盖茨基金会，为世界人民的健康福祉做出了贡献，我国的富翁们也该如此。殊不知，我国许多财富显赫的慈善家，对国内的卫生建设和卫生制度的社会生态，基本上没有什么感觉，即便偶尔捐款支持卫生事业的发展，其底色还是索取回报的慈善利己主义。在国家意志支配我国对外卫生援助的宏观格局之内，大谈民间组织或慈善家的潜在作用，实属论及边际，不重主流。此乃另一种术也。
还有一种术值得参考，也值得慎重对待，那就是将中国儿童免疫接种、基本消灭血吸虫、计划生育、出生缺陷筛查以及孕妇体检和在医院分娩的成功经验输送到其他国家（罗娟，2014；
蒋华杰，2015；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际合作司，2019）①《新中国70年卫生健康国际合作交流进展与成就》，《中国卫生资源》2019年第4期，第251—253页。。之所以说这种术值得参考，是因为它含有值得其他国家借鉴的经验，但它还是一种术，而不是道。此类主张毕竟与其他国家的国情存有很大差异。我国儿童免疫接种的良好效果有学校制度作为支撑，如果一个儿童不接种是不能上学或进幼儿园的。基本消灭血吸虫的经验并非是群众运动的必然结果，而主要是通过医治手段切断了传染源。计划生育和出生缺陷筛查，在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盛行的国度是行不通的。那里的人们不会在得知人口素质说、抚养比例说或人口红利说之后就会出现生育观和生命观被彻底颠覆的奇迹。
另外一种术是不能否定的。它可简约为“质优价廉”，其道理是说中国技术对全球卫生已经释放出影响力或具有潜在作用。譬如：中国生物制药商生产了以中医认识的青蒿素为基础的抗疟药物，并将这些药物提供给了非洲国家（柯夏童和陈一鸣，2018）；
中国乙型脑炎疫苗出口到包括印度在内的乙型脑炎高流行国家②Medindia Content Team，India And China Discuss Import Of Encephalitis Vaccine，https：∕∕www.medindia.net∕（2022年2月11查阅）。；
两根型皮埋剂（两根型长效皮下埋植剂避孕技术）可以大规模输送到生殖健康资源贫乏国家（Freeman&Boynton，2011）。强调技术之术，由于缺乏“社会技术”思想，尚未能够论证使技术有效的社会途径或使之无效的社会障碍（Kleinman et al.，2021）。
卫生援助之道，它应该基于对“空降医疗”思想的批判和有关中国对外援助基本原则的温故知新。本文所说的空降医疗是指从一部分遥远的国家调集人力、物力、财力，试图解决另一部分遥远国家的卫生健康问题构成的发展危机，而不是针对危机的根源提出制度建设的思想。即便谈到制度问题，也是用援助国或援助组织的思维方式作为标杆，而不会考虑受援国本土社会及文化资源如何用于制度建设。空降医疗思想的最大弊端是全球健康发展的途径依赖，其结果是受援国独立自主精神的削弱，甚至被从西方国家空降而来的卫生援助所淹没。
至于上面说的原则是指对外援助的价值观在于帮助受援国的卫生制度走向独立自主的道路。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在20世纪50—70年代所要求的中国对外援助的革命人道主义（王云屏等，2017）。
在健康发展问题上，通常有四种价值观在决定着卫生制度的建构和健康促进的实施。按照哈佛大学医学院全球健康发展研究者于2013年在《重新想象全球健康》一书提出的观点，第一种价值观是提供紧急援助的人道主义。第二种是基于人权思想的、倡导人人享有健康权的、提供全民卫生服务的、且由政府承担医药费用的国家福利主义。第三种是将医疗用品和卫生服务视为商品、需要付费、必须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新自由主义。第四种是保基本、保大多数、正视资源有限性、讲求人们有区别的社会贡献、且承认社会群体等级差异的实用主义（Arjun Suri et al.，2013）。《重新想象全球健康》一书有关卫生外援的第十章还特别提出，全球健康发展需要的外援所涉及的关键问题是有效还是无效。这个关于有效性的问题，针对的是外援能否减少全球范围和受援国内部的健康不平等（Jonathan Weigel et al.，2013）。值得指出的是，无论哪一种价值观最终成为高举高打的宗旨，它都需要以独立自主的卫生制度作为支撑点。现有的、主要由西方学者开发的、带有欧美中心主义思想的全球健康学的一个最大问题，即是回避、忽视、甚至无视发展中国家卫生制度的独立自主问题。这背后是全球健康学尚未“去殖民性”的基本事实。这一事实还反映在我国一些学者的表述方式之中，比如将某一西方大国形容为一直最积极坚持推动全球健康发展理念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分不开。周恩来总理于1963年底至1964年初访问亚非14国时强调：中国的对外援助是为了帮助受援国一步步走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中国派遣外援专家是为了帮助当地技术人员全面掌握应用相关技术的能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0）。1964年1月15日，周恩来总理在加纳接受记者采访时特别指出，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顾龙生，1993）。1974年3月25日，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说：中国对外卫生援助的使命是教学相长，而不是制造依赖，中国专家离开之后，中国医疗队辅导过的那些坦桑尼亚医生可以继往开来才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8）。
不能独立自主的卫生制度必然导致各种弊端的横生。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相当一部分医生在国内或国外经过欧美医学教育熏陶，其医术是精湛的。在这些国家的公共卫生官员中也有很多人在国内外接受过流行病学的训练，其专业知识是充分的。然而在卫生制度“大脑流失”（brain drain）作用之下，这些精英们的职业选择逻辑，或是出国行医或是在本土流动到国际卫生组织和国际诊所里面工作，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得到一笔不菲的收入（Kuehn，2007）。这是一种可理解的选择，但同时也是因制度建设不善而出现的一种令人遗憾的人才流失问题。
不能独立自主的卫生制度还必然导致本土传统医学贬值。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本土传统医学遭到过殖民主义医学的打压，直至今日难以抬头。即便世界卫生组织不断庄重地承认全世界各地传统医学的重要性，但其疾病分类手册到2019年才纳入中医章节（Lam et al.，2019）。中国政府力推中医促进全球健康发展的决定和行动，不仅对中医发展是有益的，而且对世界各地的传统医学发展也是有益的。
对一个国家的卫生制度是否独立自主的另一考量方式是判断哪些人热衷“医学旅游”，也就是生病之后带着钱财跑到国外就医。且不说富人，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和不少政府官员也不相信本国的卫生制度，因而变为医学旅游的带头人。去欧美国家看病疗养是这样的领导人的偏好，去泰国、南非等国求医问药是这样的政府官员的选择。
不能独立自主的卫生制度也不能防止疾病的污名化。新冠疫情发生前，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八种新型传染病。它们是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埃博拉病毒、拉沙热病毒、尼帕病毒、裂谷热病毒、中东呼吸道病毒、SARS病毒、寨卡病毒。除却SARS病毒，其余七种新型传染病的污名化指向的或是一个国家或是某国某地。譬如：埃博拉是西非的一条河流；
拉沙是尼日利亚的一个村庄；
裂谷在肯尼亚；
寨卡是安哥拉的一片森林；
尼帕是马来西亚的一个村镇；
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以及中东呼吸道病毒的命名更是毫不遮掩地将疾病与国家或地区联系在一起，而且上述被带上疾病污名标签的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
疾病污名化提醒我们，全球健康学需要质疑一些长期以来想当然的术语和概念，其中包括所谓的热带疾病。热带疾病和相关的热带医学其实是近现代西方殖民主义政权扩张和西方传教士宗教扩张的产物，其缘起地域是我国台湾省和福建省厦门市。作为热带医学的创始人，大英帝国医生曼森（1844—1922）在台湾传教士医院工作时开始研究疟疾、鼠疫、血吸虫流行规律。1871年，这家医院因传教与当地人民发生冲突而遭到毁坏，曼森决定到厦门鼓浪屿开设布道医院继续研究热带疾病。严格而言，许多所谓的热带传染病也是欧洲人罹患过的疾病。在这一事实被遮掩的话语中，“热带疾病“这一概念的创造起到了改变历史的作用，热带疾病话语成为了殖民主义政权“拯救”被殖民者的借口和说辞，为殖民主义医学披上了人道主义外衣，乃至于直到2004年哈佛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还在Empire：The Rise and Demise of the British World Order and the Lessons for Global Power一书中，借用所谓的热带医学成就鼓吹“良性殖民主义”（benign colonialism）带给被殖民者的好处和对全球健康的贡献（Ferguson，2004）。
近二十年，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对中国在国际援助领域发挥的作用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作为主要援助国之一是国际事务领域中的一个较新动态，然而中国几十年来坚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却是一个长时段的事实。在卫生援助领域，中国人民已经为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这与中国长期坚持的南南合作道路、2000年开启的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以及近年来贯彻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发展方针，保持着一层层的紧密关联。
中国在全球健康发展领域已经做出了颇有成就的共享共建的努力。共治的重要性由于新冠疫情显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明朗化。全球健康的共治需要明确、坚定、体现文化自觉的立场。国产新冠疫苗的全球配送，尤其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分享疫苗技术并将它变为一个真正的全球健康公共物品之举，即是推动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卫生制度实现独立自主的实在行动。
在我国，全球健康学是一个新兴分支学科，隶属于公共卫生学和卫生事业管理学。这个学科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是缺乏有关中国对外援助史和新中国外交史的研究，也缺乏国别研究的功力，更缺乏浸泡式的医学人类学研究体验，因而教研工作往往只能依据卫生统计学方法和卫生管理学知识。当然，这并不排除一部分学者用人类学方法、史学思维以及与发展中国家学者合作的方式完成的精彩研究（富晓星等，2020；
高良敏和程峰，2019；
高良敏和齐腾飞，2019）。但是这样深入实地、与发展中国家学者合作并顾及历史分析的研究到目前为数极少（Tang et al.，2017；
Liu et al.，2017；
高良敏和程峰，2019）。缺乏实地研究和对历史的思考必然导致对一些关键问题的忽视。其结果之一是不能清晰地认识全球健康治理框架的由来和现存问题以及中国对外卫生援助思想和实践的演变。我国的全球健康学亟需纳入对历史情境的研究和人类学主张的长时段实地调查策略，另需以谨慎的态度对待广泛影响全球健康学导向的西方学术思想，不仅要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还要与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一起努力建构全球健康学的南南学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