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zhangdahai.com--考察材料】
一些人士曾对元月底以来中国媒体和网络上连续发出的开明言论感到困惑不解。现在事态初步证实了其来有自，极左思潮在中国大陆尚无持续半年以上的实力。一场意识形态的寒冬已随自然气候的寒冬而去，它大唱其戏的机会尚有待于来日。
2月19日，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北京阐述和谐社会内涵，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为构建和谐社会建立有效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被从“执政党五种能力”中单独列出，加以主题强调，作为当前政务的重心之一。这是最高领导人通过传统的“打招呼”会议所发出的正式的、明确的信号，昭示治国思路孕育着重大演进。
“和谐社会”概念被推上战略地位的大背景是，中国社会转型已进入关键时刻。按世界各国的一般规律，一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后，便开始进入一段社会矛盾高发期。这一规律在中国初步应验了，有2004年四川汉源事件、逐渐累加的信访洪峰、波澜壮阔的民间维权运动等为证。
“和谐社会”政治理念的强化，应是政治家对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种种客观挑战所作的主动应战。在思想资源上，它试图接续中国古代崇尚“天地人和”的伟大传统，又以恢弘襟怀，打开了指向全球普适的政治文明的通道。按照官方的权威论述，其主要蓝图是，以健康、积极的政治举措，通过“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推动“诚信友爱”的道德文明，化解种种矛盾和冲突，构建安定有序的社会状态。它在某种程度上见证了当局“保住改革开放成果，和平长入政治文明”的深层渴盼，展示了政治家的深谋远虑。
构建和谐社会的思路颇具新意。它是当局几年来提出的诸多大的政治概念中少有的逻辑上无大漏洞、未陷入形式主义流俗的一个——从党内到党外，人们对种种形式主义的宣传早已很不耐烦了。它所表露出的政治诉求是值得尊重的。它在思想资源上展示的开放和高格调同样令人激赏。人们旁观政治家的，不仅包括他接纳了什么样的政治理念，而且包括他在操作上将什么样的政治方略摆在优先贯彻的位置。依此标杆测量，构建和谐社会的思路可谓初露大气象。
构建和谐社会的思路指向一种国家哲学。不管当事人有无明言，“和谐社会”理念都是对数十年来盛行的斗争哲学的反拨。斗争哲学在过去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有目共睹。它继承了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敌对思维，怀疑一切，处处树敌，将执政者十分丰富的政治资源，粗鄙地简化为一种冰冷的强力资源，一点也不汲取暴秦“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教训。当中国社会完全进入建设、发展、安居乐业的时代后，这种敌对思维越来越显得不切实际，它好似一具僵化、古旧、冷血的大怪兽，总是给社会带来不安、恐惧和仇怨，总是给不清醒的政治人物套上沉重的历史包袱。在官方关于“和谐社会”的表述中，令人注目地没有沿袭那种“将不安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的政治提法。这是十分清醒务实的选择。苏联崩溃的历史教训证明，在改革时代，强硬派那套“杀一儆百、从最难啃的骨头开始啃起、一个一个地予以收拾”的镇压韬略是行不通的，它与现代社会人道、文明、法治的要求相违背，必将遭到社会大众的弃绝和反制。滥施镇压，极易使政治家和一代人由极左转入极右，使社会走向剧烈振荡。2003年秋季发生在中国西部重镇西安的反日风潮，也证明了“扼杀在摇篮中”的治国理念不可操作。所以，构建和谐社会的思路是对过往教训的正确反省和对现实的承认顺接，它对斗争哲学的矫正和替代是历史性的，当然也反映了当事人的政治果决和利益需求。
按照官方的论述，构建和谐社会要求体认“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和社会的不断分化与重组”，接纳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和不同的利益诉求，重视解决贫富分化和分配不公等问题，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框架具有辽阔的涵盖力，它的合理展开，将弃绝那种以打压为主、并在抗争者中寻找“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以制造恐惧的思路，具有将因利益受到侵害起而维权的边缘人群、以及谋求推动法治和政改的建设性民间力量的活动纳入“人民内部矛盾”范围的巨大潜力——果真走到这一步，它将不仅是民间的胜利，更是官府的胜利，因为那样官府便不会铸下铁错，在这充满骚动和不确定性的年代将“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驱赶到异己者的怀抱。
构建和谐社会的思路，为“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提供了可操作的现实路径（并非巧合的是，“以人为本”得一“人”字，“和谐社会”得一“和”字，二者偶合，便为“人和”）。法治和人道是缔造和谐社会之本。在当下中国促进社会和谐，首先需要真正实行法治，置公民权利于不可侵犯的地位。在现实生活中，这往往需要各级政府部门在引发社会矛盾后，对维权运动和群发事件给予柔性处理，并在事后作出实质妥协。妥协的背后站着宽容，深层藏着仁爱，它们构成了这个时代的主流精神。在操作上，首先当然需要掌握权力者的妥协，而后才有民间力量的妥协。官民互动，便可营造一条政治和谐的初级通道。在宏观政策上，妥协精神需要通过具有法律意义的形式展开。它应表现为有序“放权”。在经济上向民众大胆放权，乃是1978年来中国经改成功的主要秘密之一；
即便是1990年代以来的稳定，也是建立在经济高速增长和民众经济自由急速扩充的基础上。在眼下这个民众的权利观念空前觉醒的年代，不在政治上向民众实行放权，欲缔造和谐，甚至仅仅欲保持稳定，都是不可操作的！一个现代社会如欲实现和谐，不仅需要生产丰饶的物质财富并解决两极分化，而且需要使民众拥有充分的政治权利，充分的人权，以及均等的发展机会。现代和谐的实质，乃是自由而丰饶的人民的个人精神感觉和群体互动状态。反之，一个广大民众政治受压、处处披枷戴锁的社会，又有何“和谐”可言！认识到这一天下大势、并敢于积极迎接挑战的政治家，将拥有同前辈一样的创造历史的契机。
“和谐社会”思路并非不要底线，而是将严格的法律边线作为政治底线。“敌人”被大大压缩了，甚至已经没有了“敌人”概念，只有挑战法律边线者或犯罪嫌疑人。而今天的施压者或竞争者可能便是明天的政治盟友。在民众长期受到禁锢、未曾习惯于享用政治自由的年代，在政治开放之初，需要在严格的法律范围内规范民间社会的政治成长。一部没有不合理限制、规定了恒久有效的边线（如反对暴力斗争、反对民族分离、反对分裂国土）的社团法，已成为中国民间社会良性发展之急需。
转型是一种亚稳定状态，而和谐是一种稳定状态。现代和谐社会之稳定乃是由分立的多元来支撑的。这分立的多元，包括国家与民间分权划界，经济主体多元，文化多元，利益集团和政治集团多元。对现代和谐的务实认知和真诚追求，将导向对“多元化”的历史性顺应。它将是对官方执政能力的一个重大考验。那些主张中国应向古巴和朝鲜学习的人士可能一听“多元化”头就大了。如欲营造和谐社会，一个重要的操作要求便是在初期有能力阻止僵化派的骚扰和捣蛋，中期用自由多元秩序的整合力去“说服”他们。官方既然已将构建和谐社会提高到攸关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地位，将其与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并列为“四位一体”，便说明了决心已定。但在言论供给过量的政治市场上，人们需要看到的是具体行动。还记得04年底，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广东考察工作，当着省委书记张德江的面，向基层党员简略地宣讲建设和谐社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道理，从电视画面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张德江书记“若有所思”。如欲使构建和谐社会不成为空谈，不仅北京，而且包括广东这样的地方，都急需解决象“南都”俞华锋案那样导致群议鼎沸的问题，以顺民意，以通民情，以取民信，以得人和，以谋求集众智之所成。
本文有删节。
本文来源：http://www.zhangdahai.com/shiyongfanwen/kaochacailiao/2021/0219/13059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