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zhangdahai.com--可行性研究报告】
刘珂菁
（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
2015年中央两办发布《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1]，2017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2]，对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战略部署提出了明确要求和具体安排。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面向大众，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是其基本要求，共建共享是其重要机制。但从《中国文化和旅游统计年鉴2021》[3]（以下简称《统计年鉴》）看出，2020年度中央和省区市级145个博物馆平均举办临时展览约5.49个、社会教育活动约106个，而4177个县市区级博物馆平均只有约0.9个和0.32个，服务供给差距巨大。《统计年鉴》还显示，我国博物馆的分布主要集中在东部如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等经济发达省份及如陕西、山西、河北、四川和甘肃等文物资源大省，发达地区一、二、三级特别是有影响力的博物馆比较集中。同时，博物馆的场所建设、藏品和展览数量等在不同地区不同博物馆表现出较大差异。博物馆资源配置集中化和中心化实际上是不同地区、级别间博物馆的关系尚未打破一直以来的“中心—边缘”模式，本质上是传统政治经济模式在文化领域的表现，需要通过“文化分权”与“文化合作”来消解行业的边界，调整权力结构与利益分配。在博物馆行业中推行“文化去中心化”，实质就是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内行政机构的跨域治理，从而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决策部署得以落实。推行博物馆总分馆制是去中心化的途径之一，体现博物馆之间的共建共享关系，关系到人民群众享受基本文化权益的实现和文化发展成果的程度。有条件的博物馆有责任在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扩大运营规模和领域，或直接带动薄弱博物馆的发展，实现其龙头作用。
新公共服务理论是美国公共管理学家登哈特夫妇提出的。从新公共服务理论出发，在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过程中，首先必须定位好政府的角色和承担的责任，要注重引导而不是过分干预，建设服务型政府和文化机构以更好地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
其次是充分尊重公民的权利，通过与公民建立长期良性的互动关系，来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率和服务对象的文化需求满意度；
再次是与公众之间构建协作和相互信任的关系[4]。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核心是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职能侧重于决策层面的公共服务。
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实践新公共服务理论，其中，法国明确提出了以去中心化来指导实施文化建设，因而有了卢浮宫朗斯分馆和海外分馆及蓬皮杜艺术中心梅斯分馆和海外分馆等成功案例。2003年法国政府为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解决巴黎和外省博物馆发展不均衡的状况，将建造国家级大馆分馆作为其复兴城市文化与经济的重要手段，提出卢浮宫设置分馆计划，2012年卢浮宫朗斯分馆在北部小城应运而生[5]。卢浮宫另一个建立分馆的成功案例是阿联酋阿布扎比卢浮宫，这是阿拉伯世界第一个全球性的博物馆，包括卢浮宫在内的法国17家博物馆和艺术机构向其出借藏品。阿布扎比根据协议付出10亿欧元支付卢浮宫提供的专业知识、艺术品贷款和组织临时展览，其中4亿欧元为截至2037年的 “卢浮宫”名称使用权[6]。分馆的建设解决了卢浮宫的拥挤和法国博物馆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在向全球传播文化的同时获得了经济利益。所谓去中心化，是一种开放式、扁平化、平等性的系统现象或结构。文化分权和文化合作是法国处理中央和地方文化关系的两个主要手段。去中心化并不是不要中心，而是由节点来选择中心、决定中心。去中心化更不是将事关社会融合和国家团结的文化决定权力下放，相反，政府将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博物馆分馆建设有助于实现“合理分配公共权力机构之间的文化责任，彼此互相合作、互惠互利；
妥善处理传统文化中心与新开发文化中心的关系，形成合理的文化布局”[7]。我国国情不同，公共博物馆是在归口管理的框架内形成的国家统一领导下的条块结合、分级管理格局，各级行政机构的权力配置集中，对公共博物馆设立和管理层任用乃至部分主体业务拥有绝对的行政权。我国的国家级博物馆绝大部分以大城市为中心，正是文化集中化的表现。藏品利用率低和馆际发展不平衡的结果是公众享受文化成果的不充分和区域性差别。
博物馆总分馆制是指一个总馆通过制度的形式，与一个及一个以上的分馆建立起的带有一定约束性的管理和运行机制，是各博物馆和相关文化机构共建共享的生态体系，通过体系内的统筹谋划和系统运营实现效益最大化。总分馆制的探索有利于打破级别、地域、行业和体制限制，在明确政府在博物馆公共服务供给中最终责任的前提下，将由政府承担的部分博物馆的社会职能交由社会机构或组织去行使，这符合政府转变职能的要求，也利于增强博物馆自主管理和自我发展能力，提高博物馆的社会贡献。通过总分馆这种去中心化机制，总馆适当延伸至区域中心外的分馆，整合资源，共建共享，利于分馆质效提升并因之改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也利于总馆扩张发展形成国际级品牌。我们可以借鉴国内外建设博物馆分馆的成熟经验、建立文物资源共享机制和完善馆际交流平台、推动博物馆馆际间平等对话合作，通过文化事业、产业的模式更新与体制变革，打造区域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发展范式[8]。2015年国家文物局基于提升陈列展览质量提出通过博物馆联盟、对口帮扶和总分馆制等办法形成博物馆藏品资源共享[9]，首次认可总分馆制，可见其重要性和可行性。总分馆制触及到博物馆的体制机制、运营管理、地域和层级、性质和权属等方方面面，可以在统筹协调不同地域不同层级不同属性博物馆发展、实施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创建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也可以在推进博物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博物馆改革的一个切入点。
我国博物馆做了大量总分馆制建设的探索和实践，据不完全统计,至2020年至少有194家博物馆拥有分馆或多个馆区[10]。2014年南京市政府主导组建南京市博物总馆正式推出总分馆制之后[11]，一些省市和博物馆相继以总分馆制的名义推行。实际上，此前已有一些博物馆无其名但有其实。
我国博物馆总分馆制的创建形式：一是在政府主导下的省域或市域内的总分馆制。如南京市博物总馆整合了全市文博单位的藏品和展厅资源，通过人才、藏品、管理和服务“四打通”形式创建[12]，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在“三不变”原则下采取合作共建模式创建[13]，青海、山西大同等与其类似[14]。二是与地方政府或机构合作建设分馆。如中国国家博物馆在雄安、深圳等地筹建分馆，国家博物馆负责提供馆藏精品文物和展览，地方负责馆舍建设和运营经费，运营团队由双方合作组建。合作建设的还有故宫博物院在厦门的外国文物馆与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浙江自然博物馆安吉分馆等。三是建新馆后将旧馆作为分馆。如深圳博物馆新馆建成后，新馆作为历史民俗分馆，旧馆作为古代艺术分馆，同时管理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和东江游击队指挥部旧址的总分馆格局。类似的还有烟台市博物馆等。四是因并入而成总分馆。如上海自然博物馆于2001年撤销建制，并入上海科技馆成为其分馆。五是行业博物馆龙头与行业内其他博物馆合作建立总分馆。如中国地质博物馆和中国煤炭博物馆等，都是发挥国家级博物馆的作用，将各地多个行业博物馆作为分馆。六是博物馆新建垂直管理的分馆，如故宫的北院区、上海科技馆的天文馆、山西博物院的山西青铜博物馆等。山西青铜博物馆有藏品2万余件、展品2200余件，因研究收藏展示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中追缴的文物而建[15]，山西博物院机构中专设青铜馆部（山西青铜博物馆），管理、研究、运营一体化更利于分馆的发展。七是以黑龙江省博物馆为代表的通过展览资源、服务规范、管理系统的统一，与地方政府、企业和学校等广泛合作建立分馆。
由上可见，我国博物馆总分馆制创建主要有大馆带动小馆、独立新建或并入、合作新建等方式，管理机制主要有垂直管理及共建共享两种，已经显现成效。如南京的“四打通”初步实现了有效整合资源、提高服务效率、激活内生动力的目的；
重庆在破解重庆区县博物馆发展瓶颈和拓展三峡博物馆公共服务空间方面的实践可为其他省提供借鉴；
中国煤炭博物馆本着合作共赢原则，发挥各自资源和区域优势，建立藏品征集共享机制，盘活藏品资源，提高展陈水平，起到了行业龙头的示范引领作用；
国家级博物馆或新建或与地方共建分馆，在世界一流博物馆建设和推动地方文化建设中发挥了作用；
并入分馆与总馆一体化协同发展，提高了博物馆的整体实力。
黑龙江省博物馆在2010年后相继建有群力、枫叶小镇等分馆，并在部分学校建有微型分馆[16]。其中群力分馆的建设着眼于哈尔滨“北跃、南拓、中兴、强县”战略，从创建开始就利用了全省的优秀专家和团队。建成后的群力分馆是以金源文化为代表的历史类博物馆，“松花江文明展”荣获第九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开展三年就接待观众32万人次，广受观众认可。黑龙江省正是在 “总分馆制”的机制下实现了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布局与形态创新，推进了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共建共享体系建设，得到国家和省委领导的充分肯定。2015年黑龙江省博物馆又与枫叶小镇奥特莱斯广场有限公司联合建设以世界珍稀野生动物标本展、古生物化石展和熊展三大基本陈列为主的自然类博物馆，即枫叶小镇分馆，实现了馆企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惠共赢的目标。此外，黑龙江省博物馆近年来还在全国首创，与多个学校合作建设微型博物馆，如与哈尔滨市第六十中学联合建立了以“镜泊湖边的部落——莺歌岭遗址展”为主题的历史类微型博物馆，与哈尔滨市政府第六幼儿园建立了首个以展示自然环境和动物家园为主题的微型博物馆，计划与群力实验小学合作建立以“从远古走来的渔猎文明——黑龙江鱼皮、兽皮、桦树皮文化艺术展”为主题的民俗类微型博物馆。馆校合作建立微型博物馆的模式实现了让文物走进校园，是加强博物馆与学校研学综合教育合作的重要举措，对于拓展学生教育空间和视野、提升学生综合素养具有重要意义[17]。
除黑龙江省博物馆的经验外，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经验也很值得各省学习。该馆目前已有巫山博物馆、重庆师范大学博物馆、云阳博物馆、忠州博物馆、开州博物馆等分馆。在项目建设方面，总馆支持分馆基础设施提升，为巫山馆投入450万元资金改造升级800平方米临时展厅，指导实施预防性保护项目等。在业务工作拓展方面，与分馆共建文物科技保护工作站，帮助巫山分馆编制文物保护修复方案并争取资金修复文物507件（套），为云阳分馆修复文物300余件（套）；
开展“文博＋教育”、“文博＋研学”等文化产业合作等。在提高展览质量方面，总馆指导巫山分馆策划及引进多个特色临时展览，参观人次达20余万；
为多个分馆提供基本陈列展览的策划、设计与论证。在人才培训和科研方面，总馆为分馆免费组织文物修复、藏品管理、安全保卫、社会教育等业务培训30余次，提高了分馆的业务水平，巫山分馆仅2018年就公开发表刊物论文3篇、网络文章245篇。在打造品牌方面，2018年总馆为云阳分馆和重庆师大分馆分别打造了3个特色鲜明的主题教育品牌，为巫山分馆打造了非遗汇演、巫峡影展、巫峡之窗、巫峡讲坛、巫峡艺苑、社教活动、公益培训等7个社教品牌，上述三个分馆共开展681场次活动，惠及50余万人次的进社区和乡镇巡展达100多场次。在特色文创产品开发方面，设立“重庆市文物商店巫山分店”，指导巫山分馆开发文创产品30余种，销售达100万余元；
巫山分馆自主开发的文创产品在首届全市文创产品评比中获组织奖和十佳创意产品奖，为唯一获得两个奖项的区县单位。如此种种，说明该馆通过实行统一的品牌管理、有专门机构进行协调的平台管理、设定标准的准入管理，在总分馆制推行中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针对重庆直辖体制和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实际专题开展“重庆市博物馆群建设背景下的总分馆制发展模式研究”后，2015年以来在坚持行政隶属关系不变、人员编制关系不变、经费渠道方式不变的原则下，构建定位清晰、运行有序、合作共建、互利共赢的博物馆总分馆制，采取合作共建模式建了多个县级分馆和院校分馆[18]。这种打破层级和行业的总分馆建设不仅满足了区县博物馆发展的需要，也拓展了三峡博物馆的公共服务空间。
在全球领域，运营模式的创新为欧美博物馆提供了经济动力与未来发展的更多可能性，预示着西方现代博物馆发展的新趋势[19]。博物馆总分馆制不应该拘泥于一种模式，其创建应有多种方式和机制。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我国博物馆总分馆制建设有以下方面值得特别关注。
一是前瞻性规划与执行。无论省域还是市域，区域内都有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发展资源和私人收藏特点。通过宏观管理部门在区域内博物馆建设发展布局上的前瞻性规划，结合区域实际（特别是博物馆类型情况），及早培育，未来建设独立运行或作为分馆的新博物馆。如南京是在政府的统一规划下实施了总分馆制，山西青铜博物馆在建立时就考虑纳入大馆作为分馆。
二是适当集群化。史密森学会、德国博物馆岛和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等博物馆的建设和管理都享誉世界，可见集群化发展之优势。博物馆总分馆制是各博物馆和相关文化机构共建共享的生态体系和机制，具有集群化发展的特征。政府、相关机构或者实力强大的博物馆可以构建包含多个博物馆的集群化框架，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多个博物馆或分馆形成集群。构建实行总分馆制式的合作发展体系，统筹优势资源，利于集群内各个博物馆的良性发展，这在“博物馆之城”建设中尤其重要，如南京和大同就将总分馆制统一在博物馆之城建设部署下。
三是综合性大馆发挥平台作用主动创建。国家级大馆和省级大馆多为综合类博物馆，藏品丰富且智力密集，有条件分解为不同的专题博物馆以丰富我国博物馆的类型。因此，国家和省级大馆可以根据馆藏资源情况，积极主动布局建设分馆。如中国地质博物馆把分馆建设纳入通盘考虑的经验值得学习借鉴，该馆发挥在典藏、科研、科普方面的引领示范及专家团队作用，加强对全国地学博物馆建设和管理方面的业务协调与技术指导，促进地方行业博物馆在当地文化和经济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自1996年设立辽西分馆后，截止2017年在全国至少共建有中华恐龙馆、烟台自然博物馆、黄果树奇石馆、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东海水晶博物棺等12家分馆。同时，中国地质博物馆还依托协会、学会等交流平台，凝聚了全国地质博物馆与科普场馆的力量，对一些地质博物馆的改建、新建工作给予指导性的意见和建议，推动了我国地质博物馆的建设发展[20]。2017年之后，该馆又有张家口分馆和赣州分馆等相继挂牌，在全国地质行业博物馆广泛布局分馆建设。
四是打破体制障碍。我国非国有博物馆约占全国博物馆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专题类为主，在各地都很有特色。四川成都大邑县安仁古镇的建川博物馆群落是目前国内民间资本投入最多、建设规模和展览面积最大、收藏内容最丰富的民间博物馆,由兵工署第一工厂旧址博物馆、抗战文物博物馆、兵器发展史博物馆、票证生活博物馆、中医药文化博物馆、重庆故事博物馆、中国囍文化博物馆和民间祈福文化博物馆等8个主题博物馆构成[21]。但除建川博物馆、观复博物馆等少数外，大多业务能力不足，运营不规范，缺少政策支持是普遍问题。把非国有博物馆纳入总分馆制，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内，利于其规范发展和作用发挥，甚至可以尝试允许有条件的非国有博物馆将国有博物馆纳入其总分馆制。
五是加强数字化分馆和数字化共享平台建设。博物馆数字化建设不仅是博物馆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需求,也是提高博物馆管理水平、促进其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加强分馆的数字化建设，构建数字化共享平台，更能使分馆共享总馆及总分馆体系内的丰富资源，提高分馆的发展质量。
只有建立合理的运行机制才能使总分馆制搭建的“一体化”格局良性发展，进而使公共文化服务得以优化。其管理模式主要有垂直式和水平式两种，一种是垂直式统一型，总馆作为核心机构对分馆实行垂直统一管理。缺少了真正的统一，垂直管理就会落空，这要求明确总馆和分馆的定位、责任及职能，如史密森学会和南京的“四打通”及山西博物院之青铜馆等就体现了统一管理的优势。一种是水平式服务和共享型，通过总馆的资源和品牌影响力帮助分馆发展，在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同时提升各自优势，如重庆和大同在“三不变”原则下建立的总分馆制，通过总馆的服务及总分馆之间的共享关系实现了博物馆水平整体提升。
垂直式和水平式可以成为我国博物馆总分馆制的两种主要管理运行机制，由各区域、各博物馆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但都要重视总分馆体系内标准化、公众服务等管理规则的制定，同时引入市场运营理念，通过藏品资源共享、文化品牌延伸等形成多赢局面，从而实现总分馆的发展目标。因此，在总分馆推行中要实行准入制度和品牌管理，重视加强资源数字化共享、支持分馆项目建设、提升分馆科研水平和展览质量、开发更具特色的文创产品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建立统一的经营和公众服务制度。对总分馆的运行情况，应该通过内部和引入第三方等方式定期进行绩效评估。
长期以来，我国博物馆在机构设置、管理机制、服务方式等方面都具有浓重的行政色彩，体制内运转使博物馆缺乏市场竞争力。现在，早已实现了通过陈列展览形式设计施工的政府采购提升展览质量，而在展览中引入策展人制度已经使一些展览获得成功，如山西博物院的“回乡·忻东旺的艺术人生”展等。欧美著名博物馆每年聘请专业策展人策划不同主题的临时展览，“高水平的策展人，能全方位介入展览，从主题确立、价值挖掘、环境营造、展品布置、宣传与市场营销等方面进行整体策划”[22]。这启示我们，博物馆总分馆制可以专业化运作，即在分馆建设中由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委托专业代理机构管理运行，打破“建机构、核编制、养人办事”的模式，使总分馆的管理运行更加专业化、社会化，对其绩效评估引入内外监督机制。
国家文物局的提倡为总分馆制建设提供了指引，但总分馆制的运行机制需要健全。总馆拥有丰富的馆藏资源、较高的业务水平和管理、协调能力是总分馆制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前提，明确总馆与分馆的关系并在藏品资源、服务规范和管理系统采取统一的“一体化”格局，总分馆之间实现资源共享，是总分馆制顺畅运行和分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推行总分馆制首先要建设好总馆，并在确定分馆的定位及总分馆合作领域和管理运行机制的基础上，建立总馆为分馆分配资源、提供业务指导和管理服务的制度。在现行资产管理体制下，总馆为分馆分配的资源（包括数字化资源）产权仍属于总馆，但总分馆之间可以通过依法借展、调拨和交换等方式互换藏品资源。
猜你喜欢 分馆总分博物馆 文山书海中国慈善家(2021年2期)2021-09-12博物馆小太阳画报(2020年4期)2020-04-24商务印书馆双甲子出版人(2017年3期)2017-04-14露天博物馆儿童故事画报·智力大王(2015年11期)2016-01-27一年级上册第六单元测试小天使·一年级语数英综合(2014年11期)2015-01-14一年级下册期末考试小天使·一年级语数英综合(2014年7期)2014-06-26一年级下册期末复习题小天使·一年级语数英综合(2014年7期)2014-06-26提高分馆服务效益的实践与思考图书与情报(2011年5期)2011-08-11北京地区四所高校图书馆分馆运行现状调查分析大学图书馆学报(2009年5期)2009-10-20博物馆幼儿智力世界(2009年5期)2009-07-22本文来源：http://www.zhangdahai.com/shiyongfanwen/kexingxingyanjiubaogao/2023/0426/58990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