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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刚 刘赛凤 李琦琛 文 岱 伍韫旖 蒋波西 李 放
(四川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成都 610068)
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兴网络媒介，其丰富的内容、便捷的操作、沉浸式的使用氛围和多样的功能充分满足了个体填补碎片化时间、娱乐、社交和信息获取的需求（蒋俏蕾, 2019; 谢新洲, 朱垚颖,2019; Wang, 2020）。目前，我国拥有大量的短视频用户。调查显示，截至2020 年12 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高达8.73 亿（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1）。青少年对短视频的使用极为频繁。对普通在校中学生的调查显示，在过去一周内使用抖音短视频平台的时间超过3 小时的个体占总人数的16.74%（路琦 等, 2021）。而随着年龄增长，普通在校中学生对抖音的使用强度和动机均有上升趋势（路琦 等, 2021）。因此，对青少年短视频的使用现状亟需进一步关注。短视频过度使用（shortform video overuse）指个体不能对使用短视频的行为进行有效控制，并因持续使用给个体带来消极影响的状况，属于网络过度使用的一个分支（Zhang et al., 2019）。以往研究表明，短视频过度使用能显著正向预测抑郁和睡眠障碍（胡伟 等,2021; 梁晓燕 等, 2020）。相比网络或手机过度使用的丰富研究，针对短视频这种特定网络媒介过度使用的考察有待进一步加深。因此，有必要深入探究青少年短视频过度使用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
家庭对青少年身心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父母忽视（parental neglect）反映了父母与孩子间一种消极的家庭互动氛围，指父母未能适当照顾孩子的心理、身体和社会需求的状况（Khaleque, 2015）。父母忽视的重要表现是对孩子的日常生活缺乏必要关心，导致孩子在父母身上体验到强烈的被拒绝感（Khaleque, 2015）。依照父母接受-拒绝理论（parental acceptance and rejection theory），这种被拒绝感会对个体心理与行为发展造成持续性的不良影响，不仅使心理需要满足受挫，还加大了问题行为出现的风险（Rohner et al., 2005）。研究表明被拒绝感与网络过度使用密切相关（王琼 等,2019）。同时，阶段环境匹配理论（stage-environment fit theory）指出如果家庭环境与青少年发展的心理需求不匹配会对其健康成长产生消极影响（Eccles et al., 1993）。父母忽视这种不良的家庭环境使得青少年的情感、社交等心理需要的满足和发展受到阻碍（Repetti et al., 2002），而失补偿假说（psychological decompensation hypothesis）进一步假设个体会通过网络对这些未满足的心理需要进行补偿（高文斌, 陈祉妍, 2006）。当父母疏于对青少年进行日常监管时，就可导致青少年随心所欲地通过智能手机等设备使用短视频。青少年易沉迷于使用短视频来补偿未满足的心理需要，进而导致过度使用。以往研究表明，父母忽视能显著正向预测对手机的不良使用（Wang & Jang, 2022）。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H1：父母忽视与青少年短视频过度使用显著正相关。
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除了受环境因素影响外，还受到个体因素的影响。而积极心理学观点强调，个体积极力量能对负性心理或行为起到缓解作用（黄文倩 等, 2012; 李艳兰 等, 2019）。其中，正念是有效培育积极心理状态、改善行为方式的重要力量（Brown & Ryan, 2003; Kabat-Zinn, 2003）。正念（mindfulness）有众多研究取向，本研究选取其状态的定义，指个体有意识地、不加评判地接受当下，并感受此时此刻的一种状态（Brown &Ryan, 2003; Kabat-Zinn, 2003）。相比很难直接被改变的环境因素，此状态性正念水平可被改变（Garland et al., 2015），因此其能被环境和经历所影响。具体来说，忽视经历能正向预测个体的经验回避倾向（林丽华 等, 2020），而个体越想摆脱某些内在经验就越不能对当下进行接纳和感受，从而对正念造成消极影响（许熙虎 等, 2018）。当个体困于父母忽视带来的消极情绪中，其不仅表现为自我情绪调节的效果不良，还会造成认知资源对当下任务或事件的集中受损（Hill &Updegraff, 2012; Lovallo, 2013; Smallwood et al.,2009），这就造成了在正念过程中不能专注于当下并及时调整自身认知反应的情况。依据以往研究（Brett et al., 2018），本研究推测父母忽视能负向预测个体状态性正念水平。另一方面，较高的状态性正念能提升积极情绪体验，促进个体的认知再评价，使个体能合理、有效地对经历进行重新解释和评价（Garland et al., 2015）。而低正念水平的个体会倾向于通过观看简短有趣的短视频来快速缓解消极情绪体验，沉浸在“点赞”“评论”等互动中和丰富多元的内容里让自己暂时远离现实、逃避不合理认知评价带来的“认知困境”。同时，依照错失恐惧理论（fear of missing out theory），个体持续使用短视频是由于害怕错过短视频中的热点内容、他人动态或互动等所产生的焦虑（柴唤友 等, 2018; Przybylski et al., 2013）。正念能通过对当下的注意集中而减少因错失恐惧带来的焦虑（Baker et al., 2016）。但若正念水平降低，个体由于无法集中注意力反而会放大这种焦虑，导致对短视频的过度使用。以往研究也表明，正念能在儿童虐待与网络成瘾间起中介作用（岳鹏飞 等, 2020）。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2：正念在父母忽视与短视频过度使用间起中介作用。
自我控制作为能直接影响行为的重要积极心理力量，对其加强培育能为青少年应对不良行为发生建立主动的个体防御力量。自我控制（selfcontrol）指改变自己的反应以符合理想、价值观、道德和社会期望等，并保持追求长期目标的能力（Baumeister et al., 2007）。根据一般犯罪理论（general theory of crime），缺乏养育、规则、纪律会导致低自我控制（Gottfredson & Hirschi, 1990）。经历忽视的个体由于平时缺乏父母的关心和照顾，在成长中会因出现某些不当行为时父母没有及时介入而导致缺乏必要的规则和纪律意识，可能不会较好地发展自我控制能力（Hope et al.,2003）。同时，自我控制作为一种有限的资源力量（Baumeister et al., 1998），与不良行为的出现有直接关系。当自我控制资源消耗殆尽时，不良行为受自我的管控会很弱。事实上，许多问题行为都能归因于自我控制能力低下（Tittle et al., 2003）。依照自我控制理论的双系统模型（dual-systems perspective of impulse and self-control），低自我控制导致问题行为的重要解释就是冲动系统和控制系统之间的失衡（Hofmann et al., 2009）。也就是说，自我控制能力低下会使个体对冲动控制出现问题，更加倾向于即时满足，对短视频上充满诱惑的热点内容、他人动态、互动消息等无法有效做到控制使用和延迟满足，这就加大了个体短视频过度使用的几率（梅松丽 等, 2010; 徐远超 等,2013）。实证研究也表明，自我控制与网络过度使用呈负相关（彭顺 等, 2020）。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3：自我控制在父母忽视与短视频过度使用间起中介作用。
正念和自我控制不仅都对青少年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还有研究表明两者之间也存在密切关系。一方面，个体在正念状态中需要对注意进行自我调控，包括对注意的保持、转换和对加工过程的抑制，将注意力集中于当下（Bishop et al.,2004）。而这种认知调控过程可减少注意力分散造成的资源损耗，进而有助于为自我控制腾出更多的认知资源，使自我控制得到增强（Bishop et al.,2004）。另一方面，状态性正念水平的提高能提升个体对积极情绪的体验（Du et al., 2019）。情绪体验会直接影响个体的生理状态唤醒程度，通过这种方式也可对自我控制资源进行积极补充，增强自我控制（Fredrickson & Levenson, 1998; Tice et al.,2007）。实证研究表明，正念与自我控制呈显著正相关（Liu et al., 2018）。也有研究证明，正念干预法能有效提升个体自我控制水平（Canby et al.,2015）。此外，在网络不良使用的研究中，有学者提出了正念和自我控制在压力对网络成瘾的影响中起链式中介作用（Song & Park, 2019）。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4：正念和自我控制在父母忽视与短视频过度使用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考察父母忽视与青少年短视频过度使用的关系及正念与自我控制在其间的中介作用，并根据上文假设提出了一个多重中介模型（见图1）。
图1 多重中介的假设模型
2.1 被试
采取方便取样法，在全国6个省份选取了12 所学校的在校中学生参与研究。共收取问卷1048 份，剔除了从未了解过、接触过、使用过短视频的被试，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015 份，问卷有效率为96.85%。被试平均年龄为15.27±1.60 岁。其中，男性406人，女性607人，2人未报告性别；
城市570人，农村443人，2人未报告生源地；
初一111人，初二327人，初三117人，高一108人，高二310人，高三42人。
2.2 研究工具
2.2.1 父母忽视
采用杨世昌（2006）编制的儿童忽视量表测量青少年所受父母忽视程度。该量表分为安全、交流、躯体、情感4个忽视维度，共38个条目，采用4 点计分，1 为“无”，4 为“总是”。分数越高表示受到的父母忽视现象越严重。该量表在以往研究中被证明有良好的信效度（杨亚明 等,2016）。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94。
2.2.2 自我控制
采用由谭树华和郭永玉（2008）修订的自我控制量表测量自我控制水平。该量表分为冲动控制、健康习惯、抵御诱惑、专注工作、节制娱乐5个维度，共19个条目，采用5 点计分，1 为“完全不符合”，5 为“完全符合”。分数越高代表自我控制能力越好。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8。
2.2.3 正念
采用刘晓凤等（2019）修订的儿童青少年正念量表测量状态性正念水平。该量表分为觉察不评判和接纳两个维度，共10个条目，采用5 点计分，1 为“从不”，5 为“总是”。分数越高代表正念状态越好。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2。
2.2.4 短视频过度使用
采用Zhang 等（2019）改编的中文版短视频过度使用量表测量短视频过度使用情况，共6个条目，采用7 点计分，1 为“完全不符合”，7 为“完全符合”。分数越高代表短视频过度使用的现象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7。
2.3 数据处理
使用SPSS22.0 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在Amos24.0 中建立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在结构方程模型中设置父母忽视、正念、自我控制为潜变量（各变量的维度作为潜变量的指标），短视频过度使用为显变量。分别设置父母忽视到正念、自我控制、短视频过度使用的路径，正念、自我控制分别到短视频过度使用的路径和正念到自我控制的路径。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使用Amos24.0 进行双因子模型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控制模型卡方786.17（df=112）与基线模型卡方788.15（df=113）的差值为1.98（df=1），未达到显著水平（p＞0.05），表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汤丹丹, 温忠麟, 2020）。
3.2 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1 呈现了年龄的平均数、标准差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及除年龄外各变量的项目均值得分。表2 呈现了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考察4个变量在性别和居住地上差异的结果。父母忽视、自我控制、正念、短视频过度使用的量表总得分的范围分别为：38～137 分、19～95 分、10～50 分、6～42 分。
表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表2 人口学变量差异
3.3 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先检验了父母忽视对短视频过度使用的直接预测作用，结果表明模型拟合良好（χ2/df=1.75,NFI=0.997, IFI=0.999, TLI=0.997, CFI=0.999,RMSEA=0.027），父母忽视显著正向预测短视频过度使用（β=0.26,p＜0.001）。在此基础上检验中介模型。运行初始模型后，正念指向觉察不评判指标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大于1，出现了模型违反估计现象（吴明隆, 2009）。这说明觉察不评判这个指标与正念这个潜变量的相关过大。根据周天梅等（2020）的建议，对模型进行修改，将正念设置为显变量，并用觉察不评判的得分代表正念得分，重新运行模型。结果显示最终中介模型拟合情况良好（NFI=0.960, IFI=0.967, TLI=0.953, CFI=0.967,RMSEA=0.067）。通过抽取5000个Bootstrap 样本，选取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正念和自我控制总的中介效应显著，标准化效应值为0.20，95% 的置信区间为[0.16, 0.25]；
正念在父母忽视与短视频过度使用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95% 的置信区间为[-0.09,0.004]（区间包含0）；
自我控制在父母忽视与短视频过度使用间的中介效应显著，标准化效应值为0.08，95%的置信区间为[0.04, 0.12]；
正念与自我控制在父母忽视与短视频过度使用间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标准化效应值为0.16，95%的置信区间为[0.13, 0.21]。具体路径系数如图2 所示。
图2 中介分析路径图
本研究结果表明，父母忽视与短视频过度使用呈显著正相关，验证了假设H1。父母忽视带来的被拒绝感和心理需求满足受挫，使青少年不仅在当下体验到消极情绪，还会形成低自尊、低自我评价等非适应性认知。而短视频能帮助青少年减轻消极情绪体验、远离现实中的负性情景。青少年在短视频平台中通过浏览、上传等方式获得他人的关注、评论等，以此认为自己是“受人关注的”，在削弱了自我消极评价等非适应性认知的同时，也能获得支持陪伴来补偿心理需要的缺失。本研究不仅再次验证了不良童年经历对青少年网络使用的重要作用（魏华 等, 2020），也将此结论扩展到了短视频这一新兴网络媒介的使用行为中，丰富了网络过度使用的研究。
同时，本研究还关注了父母忽视与短视频过度使用关系间的中介机制。结果发现，自我控制在父母忽视与短视频过度使用间起中介作用，验证了假设H3。一方面，父母忽视让父母对青少年日常生活缺乏必要的了解和掌控。在父母忽视情境中，父母不仅没有对青少年起到良好的生活指导作用，还在青少年出现某些不良行为表现时缺乏及时的介入和教导。因此父母忽视会造成青少年对自身的行为表现欠缺必要的规则纪律约束，导致青少年的自我控制发展受限（Hope et al.,2003），进而使青少年极易出现不良行为。另一方面，当青少年自我控制较差时，其更难对短视频的使用行为进行有效控制。由于自我控制是有限且易消耗的能力资源（Baumeister et al., 1998），当青少年在应对生活中的压力事件时（如父母忽视），其本身不多的自我控制资源会迅速消耗来调整适应自己的应对策略，而这种消耗又进一步导致青少年用过度使用网络的方式消极应对（叶宝娟, 郑清, 2016）。从自我控制的双系统理论看，自我控制能力低下会导致冲动系统和控制系统的失衡，导致个体冲动性和即时满足的意愿大幅增加（梁虹 等, 2016）。父母忽视使得青少年较难从父母身上学到有效的冲动控制、延迟满足的策略等，加大了其短视频过度使用的几率。
本研究发现，正念和自我控制在父母忽视与短视频过度使用间起链式中介作用，验证了假设H4。一方面，父母对青少年缺乏必要的关心会导致青少年出现对自我的不恰当评价（如认为自己是不受疼爱的），在社会适应中表现出较多的回避倾向，且更难摆脱消极情绪影响，使青少年不能将注意力集中于当下，正念水平显著降低（许熙虎 等, 2018; Lovallo, 2013）。另一方面，当个体正念水平降低后，青少年无法对自身注意进行有效调控，易沉浸在不良情绪中，造成无法产生足够的积极情绪力量帮助个体走出情绪困境，个体无法分配足够的资源去实施自我控制（Bishop et al.,2004; Du et al., 2019; Fredrickson & Levenson,1998）。并且由于自我控制是极易被消耗的资源（Baumeister et al., 1998），当这种资源一旦得不到补充，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便会显著下降，导致个体对短视频的过度使用更严重。
本研究发现正念在父母忽视与短视频过度使用间没有显著的中介作用，假设H2 未得到证实。根据中介效应分析结果，父母忽视能显著负向预测正念，说明中介作用不显著可能是由正念对短视频过度使用的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所造成。当同时考虑自我控制和正念两个中介变量时，自我控制掩盖了正念对短视频过度使用的预测效果。相关研究也发现，将自我控制和正念同时加入对网络过度使用的预测中，自我控制比正念的预测效果更强（Song & Park, 2019）。从概念上看，正念强调聚焦于当下的变化和体验。而自我控制则体现为一种追求长远目标的过程（李琼, 黄希庭,2012）。并且，自我控制作为一种意向成分，常被视为不良行为更直接的原因。短视频过度使用的形成和作用是长期的，因此相较于正念，自我控制这种具有长远效应且更直接指向行为的变量会对其起更主要的作用。
（1）父母忽视与短视频过度使用呈显著正相关。（2）自我控制在父母忽视与短视频过度使用间起中介作用。（3）父母忽视可通过正念到自我控制的链式中介机制间接作用于短视频过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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