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zhangdahai.com--可行性研究报告】
李博
(曲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封建王朝厉行“尊孔崇儒”政策，必然泽及孔子后裔。曲阜孔氏家族作为孔子的嫡系后裔，不仅在政治与经济上享有各种特权，在学术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曲阜孔氏家族学人辈出，代不乏人。清代是曲阜孔氏家族学术发展的关键期，也是传统学术的归纳期。孔继汾正是清代曲阜孔氏学人中最杰出的代表。孔继汾(1725年—1786年)，字体仪，号止堂，孔子六十九代孙，山东曲阜人。六十八代衍圣公孔传铎第四子，六十九代衍圣公孔继濩之弟，由于七十代衍圣公孔昭焕年幼，孔继汾作为其叔父署理孔府主事。孔继汾身份显赫，十四岁时受到乾隆皇帝的接见与赞赏，早年仕途顺利，先后担任过国子监监生、内阁中书、中书舍人、军机处行走、户部广西司主事等要职。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以后，孔继汾仕途受挫，先后多次与孔氏族人、曲阜地方有司、乾隆皇帝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孔继汾本人以及孔府势力都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其特权和独立性受到严重削弱，孔氏家族学术受到打击而一蹶不振，再也没有产生较有影响力的学者，直至清朝灭亡，孔府族人在学术上再难恢复往日盛况。
孔继汾仕途受挫、一度心灰意冷，这也令他决意顺承母志、杜门谢客、一心钻研孔氏家学，先后撰成《阙里文献考》《孔氏家仪》《家仪答问》《孔子世家谱》等至少十六种著述(1)关于孔继汾的著述数量,笔者在拙文《〈阙里文献考〉的编纂特色与史学价值》中有详细考证.据笔者所考,孔继汾著述多达十六种,荆楚理工学院学报,2021(1):57.。孔继汾是乾隆年间孔氏家族中至关重要的人物，他的个人经历对孔府地位产生过重要影响。但长期以来，对孔继汾的研究并未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学界对孔继汾的研究成果也不够深入。已有的研究基本厘清了一些问题，如孔继汾的生平、仕途、著述、所涉文字狱、学术价值等问题。但也存在许多不足，如孔继汾的童年事迹与晚年的际遇缺少论述；
孔继汾主事孔府的原因；
孔继汾的财力以及在孔府的实际地位；
孔继汾事迹对孔府的影响；
对孔继汾著述缺乏系统的整理与研究；
许多遗著尚未点校、辑佚、出版；
缺乏与同时代的学者的比较研究；
缺少对孔继汾生平与学术成就的综合性研究与全面评价；
新史料如孔府档案等有待深入挖掘与利用。
笔者认为学界对孔继汾研究不够重视的原因有以下几种：一、孔继汾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孔氏家学、孔氏家史、孔氏家族制度等方面。其著述虽然内容详瞻、考证精审，但不是乾嘉时期学术的主流，社会影响也不及乾嘉主流学术。二、孔继汾身犯文字狱，并多次与孔氏族人、地方有司、乾隆皇帝发生了矛盾冲突。《孔氏家仪》等著述遭到禁毁，其声誉严重受损，最后抑郁而终。曲阜孔氏家族也受到乾隆皇帝的沉重打击，当时的学者们对研究孔氏家学讳莫如深，害怕因文致祸。嘉庆道光朝以后，虽然也出现了孔宪彝、孔繁灏等几位孔府学人，但著述不多，学术成就也不太高，曲阜孔氏学术进入低谷。三、孔继汾的学术成就被其子孔广森、孔广林的学术成就所遮蔽，孔广森、孔广林的学术契合乾嘉时期学术的主流，并且成就斐然，相形见绌，对孔继汾的学术成就有所掩盖。故而孔继汾未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研究也不够深入。笔者在盘点和梳理近三十年来孔继汾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拟对孔继汾研究做一些简单的评介，并对未来研究的走向做一些展望，以期推动孔继汾研究的继续发展。
表1 相关数据库对清代四位孔氏学人的研究数量统计简表
1.关于孔继汾的出生之年。以往研究主要有两种说法：1721年与1725年，其中1721年之说为误说。《阙里文献考》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乾隆二十七年(1762)刻本影印本，《阙里文献考》光绪十七年(1891)湘阴李氏重刻本，王飞鹏《清儒孔继汾与其代表作〈阙里文献考〉略论》，乔晓军编著《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以及百度百科孔继汾词条等均持1721年之误说，持此说的原因是弄错了孔传铎病逝的时间，然后根据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叙考》：“汾年十一而孤，太夫人督之严”[1]724进行推断。他们以为孔传铎病逝时间为1732年，根据《阙里文献考》卷十世系考：“传铎，字振路……雍正元年，袭封衍圣公……十三年夏四月癸亥卒，年六十三。”[1]63再根据《孔府档案》第96卷：六十八代衍圣公孔传铎病故恤典，可知孔传铎卒于雍正十三年(1735)。然后通过十一岁丧父来推断其出生年月。再根据《孔继汾自撰墓志铭》[2]，可知1725年之说为正确说法，大部分的已有研究成果均持此正确说法。
2.关于孔继汾的家学渊源。周洪才《孔继汾与〈阙里文献考〉》，简略介绍了孔继汾的家学渊源，孔继汾受其父衍圣公孔传铎深刻影响。其父孔传铎精于三礼《周礼》《礼记》《仪礼》、工于诗词，孔继汾受其影响，潜心钻研孔氏家族礼仪，著有《孔氏家仪》十四卷。孔继汾病逝后，孔广森由于哀伤过度英年早逝，父子二人相继病终，士林为之痛惜[3]53。颜伟《清代孔子故里文人剧作家生平考略》，简介孔继汾身世对其子孔广林的学术影响。孔广林是孔继汾长子，一生潜心研究经学，专攻郑玄之学，且深于曲学，精于元剧。孔广林二十六岁，即绝意仕途。他常在散曲中慨叹自己命运多舛、夙遭闵凶，主要原因就是其父身遭文字狱、其弟孔广森英年早逝，家族的不幸，以及孔氏家族族人迁怒其家，这些打击彻底泯灭了孔广林的科举功名之念，从此潜心于郑学与曲剧，并且成就不菲[4]。葛红《孔子故宅诗礼堂》，简要介绍了诗礼堂之于孔庙的重要作用。孔继汾在诗礼堂为乾隆皇帝讲经受到赞赏而进入仕途，但其后将讲稿整理成《孔氏家仪》《家仪答问》两书，之后被控告“擅自更改朝廷礼制，对当时社会充满不满”。最后被乾隆皇帝发配伊犁充军，在途中被折磨至死，但孔继汾至死都不服罪，表现了一位儒者的浩然正气[5]。葛文较简，对孔继汾充军途中的事迹，缺乏论据。陈熹《孔继汾、孔广森父子行年考》，以年谱的形式记述孔继汾、孔广森父子生平事迹，主要考证袒庇户人案、违例葬母案、孔氏家仪案三案始末[6]。孔氏家仪案的告发者应为孔继戌，而该文误考为孔继戍，告发时间应为乾隆五十年四月初十日，该文误考为春三月。
3.关于孔继汾所处的家族学术环境。姚金笛《清代曲阜孔氏家族诗文研究》重点研究清代曲阜孔氏家族诗文创作的特点与影响。他认为清代曲阜孔氏人丁兴旺、科甲不绝，家族诗文创作繁荣、人才辈出，共出现了170多位文学创作者，创作了180多部诗文集。曲阜优越的自然人文环境、孔氏家族显赫的政治经济地位、发达的家族教育、浓厚的家族文化氛围、复杂丰富的社会活动，以上原因共同促成了曲阜孔氏家族在文学方面取得较高的成就。由于孔继汾的诗词作品不多，并无专集传世，《阙里孔氏诗钞》等只收录其诗词二十多首，该文并未对其诗词特点进行研究[7]。陈冬冬《清代曲阜孔氏家族学术研究》认为清代是曲阜孔氏家族学术发展的第四高峰，由于学术专门化的出现，孔氏家族的学术也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其学术发展大体分为四个阶段：萌芽时期(雍正朝以前)、极盛时期(乾隆时期)、衰落时期(嘉道时期)、开新时期(咸丰以后)。孔继汾、孔继涵、孔广林、孔广森是清代孔氏家族学术成就最高的四位学者，这四位都是主要活动于乾隆时期的学者。对孔继汾的生平事迹叙述较简，主要研究其著作的文献学成就。孔继汾的学术成就主要集中在孔氏家族史、孔氏家族礼仪制度、对阙里文献的考证、阙里制度、孔氏家族史、历代大儒传记、孔门儒生、孔氏家族著述等方面。孔继汾的学术研究对于清代家学、清代考据学研究都有重要影响。其促进了清代家学的开放性，家学传统因开放性而保持发展。孔氏家学虽然与清代考据大家存在一定的差距，但由于其显赫地位，始终与一些考据学者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其学风倾向于乾嘉考据学的皖派，崇尚不专治一经，博通群经的学术风格，并对孔氏后世家学产生一定影响[8]。
4.关于孔继汾所涉文字狱案。孔继汾所生活的乾隆年间，正是皇权不断强化、文字狱高发的时期。随着乾隆皇帝先后八次来阙里祭孔，孔府的地位也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清廷与孔府，皇帝与衍圣公的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这一时期也是孔府族权伸张、内部权力斗争、家族内部矛盾频发的时期。作为孔府重要主事的孔继汾自然难以置身事外。平心而论，“袒庇户人案”、“违例葬母案”、“孔氏家仪案”三案皆是乾隆皇帝挟私报复、借故打压孔府与孔继汾。孔继汾的不幸遭遇也受到当时社会士人的普遍同情。学界对“袒庇户人案”、“违例葬母案”的研究有待深入，但对“孔氏家仪”研究成果较多。黄立振《关于〈孔氏家仪〉的禁毁与治罪作者的经过》、管蕾《大题小做：正统观念下的〈孔氏家仪〉案》、陈冬冬《乾隆年间〈孔氏家仪〉案文字狱》、余梁《孔氏家仪案》始末、孔勇《乾隆朝〈孔氏家仪〉禁毁案新探——基于礼制冲突与官绅矛盾双重视角的研究》，都主张“孔氏家仪案”是清代的文字狱，是朝廷对孔继汾以及孔府势力的沉重打击。黄文对孔氏家仪案的过程、孔继汾创作《孔氏家仪》的动机、告发者以及清廷对他的指控、孔继汾的申辩等进行了详细考证。质疑了“孔继汾死于梁同书家中”之说，认为孔继汾应该死于从伊犁回家途中。黄文还将告发者“孔继戌”误考为“孔继戍”、山东巡抚“明兴”误考为“白钟山”。但是瑕不掩瑜，黄文对孔氏家仪案的考证是比较准确的[9]。管文认为孔氏家仪案是清朝统治者“正统”与士人“道统”之争，为了破除汉族士人的优越感，必须借此对其进行打击。管文还认为孔继汾无意去触犯大清律令，身为孔子嫡系后裔，孔继汾更无些许忤逆之心[10]。
陈冬冬《乾隆年间〈孔氏家仪〉案文字狱》，梳理了“袒庇户人案”与“孔氏家仪案”二者的关系，并分析案件的原因及影响。陈文指出，虽然两案发生相隔近三十年时间，“袒庇户人案”中孔继汾已经得罪了乾隆皇帝，乾隆皇帝怀恨在心，而孔继汾也由之前对乾隆皇帝的“感恩戴德”到“充满不满”。“孔氏家仪案”正是乾隆皇帝挟私报复，借机干涉孔府内部事务，手段绵密而毒辣，本质上是乾隆皇帝罗织罪名制造的冤案。经此一案，孔府势力受到严重削弱，孔氏家族学术活动一蹶不振，这也是乾隆年间皇权高度膨胀、无孔不入的表现[11]。余梁《孔氏家仪案》始末，利用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二十多份档案，从法制史的角度考察孔氏家仪案的来龙去脉，提出一些新颖的观点：孔氏家仪案是孔继汾与衍圣公孔宪培争夺孔府权力，孔氏族人对孔继汾主事严重不满，通过孔氏家仪案陷害孔继汾，是孔氏家族的内斗。孔继汾掌握孔府财权，拥有大量财富，无论是乾隆皇帝、衍圣公孔宪培、于敏中家族都对孔继汾财富觊觎已久，故而炮制冤案陷害孔继汾[12]。余文增加了许多重要史料：山东巡抚明兴、济南府同知邵庾曾、沂州知府高天凤共同审理孔继汾，以及孔继汾进行自我辩护的内容，以及浙江巡抚对江衡家族的调查处理，乾隆皇帝对案件的处理。余文注重案件细节的考证，考证过程非常严谨，提出的一些观点还有待深入考证，如乾隆皇帝觊觎孔继汾及孔府的财富，并多次向孔继汾家族收取罚金，在毕沅看来缴纳罚金是向清廷妥协的最佳方式。孔勇《乾隆朝〈孔氏家仪〉禁毁案新探——基于礼制冲突与官绅矛盾双重视角的研究》，跳出文字狱的视角，从清廷与孔府的官绅矛盾、孔氏家族内部矛盾、古礼与今俗的冲突、清帝与衍圣公的复杂关系层面，考察了孔氏家仪案的原因与影响[13]。
综上所述，学界对孔继汾生平事迹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集中考证孔继汾步入仕途之后的重大事迹，厘清了一些基本问题，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孔继汾的童年经历基本阙如，孔传铎对孔继汾的学术启蒙，孔继汾如何获得孔府大权？孔继汾个人所持财富与权势的多少？孔继汾与衍圣公孔宪培的关系如何恶化？孔继汾与孔继戌矛盾的根源以及孔继汾在孔府的地位与影响等问题，都有待新史料的发现及进一步探索。孔府档案(3631卷)、《清高宗实录》、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军机处档案、毕沅文集等史料，都有对孔氏家仪案的记述，但也有矛盾之处，有待对相关问题继续研究。孔继汾、孔广森、孔广林对三案讳莫如深、孔氏族人的记述、时人文集记述也很少，这方面的史料有待搜集与利用。
孔继汾的学术成就主要集中在史学、礼学、谱学、考据学、文学等多个方面，其中尤以史学、礼学成就最高。“纂辑《阙里文献考》，记述恩赍，表扬幽潜，足裨家乘。手校经史，刊板为家塾读本，字画皆本《说文》，识者珍之。修《家仪》一书，冠婚丧祭，罔不具备，迄今子孙法守之”[14]。从孔宪彝的评论可以看出，孔继汾的著述在当时比较流行，在曲阜孔氏家族中权威性较高。但是孔继汾对自己的学术成就比较谦虚：“余素不善书，又不爱作诗，惟性耽著述，每考订经义辄有所论，他日子孙贡谀意者其在斯乎？然谬悠之论，原未敢属为文辞问当世。凡所撰次，惟《阙里文献考》《孔氏家仪》《匡仪纠谬集》为有成书，其他如四书补音、三礼名物、历代编年、刑考、地志之类，不过闲居无事，翻书之下抄撮备遗忘而已，并浅陋无足存者，故旋作旋削，若遂据以饰语欺后人，尤甚无谓。以戒儿辈，他日毋为我作行述，乞人作志。”[2]292其中尤其以《阙里文献考》《孔氏家仪》两书的价值最高，《阙里文献考》堪称阙里文献之大成、孔氏家族史之大成，《孔氏家仪》是孔氏家族礼制之大成。学界对二书的研究成果不多，有待向纵深发展。
周洪才《孔继汾与〈阙里文献考〉》，认为《阙里文献考》的学术价值不止于孔氏家乘，它关系到全国各地、历朝历代的社会变迁，可以与正史、方志互相印证。简要介绍了成书时间、内容、体例、特点、不足，但此文失之过简，论证不够深入[3]。陈冬冬《清代曲阜孔氏家族学术研究》[8]是其博士学位论文，此文考察孔继汾、孔继涵、孔广森、孔广林四位人物的学术成就，来归纳清代曲阜孔氏家族的学术发展。其认为孔继汾的学术研究主要在于曲阜地方文献与孔氏家族礼乐制度。孔继汾编纂《阙里文献考》的目的在于陈镐《阙里志》、孔尚任《阙里新志》的考据失精、芜杂附会。该书略仿马端临《文献通考》的体例，凡十六门、一百卷，篇幅巨大，是迄今为止阙里文献中最详尽的。本文略举其考证学方面的成就，如孔府职官、孔门著述、孔氏族人、历代大儒等。《孔氏家仪》与《家仪答问》是曲阜孔氏家族礼仪的大成之作，其礼学思想主要表现在：重视古礼、因时制宜、顾及弱势群体、传承家族古礼、注重特色礼仪、保持民间礼俗等方面。后因“孔氏家仪案”遭到官方禁毁，造成孔氏家礼无从可考，是孔府文化的一大遗憾。陈冬冬还考证“孔氏家仪案”是乾隆皇帝对孔府的打击，造成了孔府学术的沉寂，孔继汾首开孔府学人学习乾嘉考据学的先河，如能天假其年，必能取得更大的成就，不只是孔继汾个人的遗憾，也是孔氏家族学术的遗憾。笔者认为这是一篇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但也有一些不足，如：缺少《阙里文献考》中史论的研究，文章限于篇幅，选取的四位代表人物都集中在乾隆时期，缺乏清代其他历史时段的研究。缺乏一些其他重要人物的研究简述，如孔尚任、孔传铎、孔宪培等孔氏重要人物，缺少与同时代学者的比较研究。
孔祥林等《孔继汾及其学术成就》[15]简述孔继汾的学术成就，认为其学术成就主要集中在礼学、谱学、史学、文学、考据学等几个方面。尤其以礼学成就最高，孔继汾长期执掌孔府事务，对孔府的礼仪制度非常了解，为了让孔氏族人有礼可循，编纂《孔氏家仪》，随后为补充说明，又先后撰写《家仪答问》《劻仪纠谬集》《阙里仪注》，孔继汾的礼学在曲阜孔氏族人中具有最高的权威性。重在论述孔继汾学术在孔氏家族中的影响。王飞朋《清儒孔继汾及其代表作〈阙里文献考〉略论》[16]较为全面论述了孔继汾的主要著作，以及《阙里文献考》的撰写缘由与经过、版本情况、内容特色、及学术价值等。孔继汾参于编修《孔子世家谱》以来，两百多年以来都未再修孔氏家谱，可见其价值。《阙里文献考》是一部孔氏家族文献与阙里文献大成之作，归纳出其四个特点：一是类例谨严，体例完整。二是文字典核，内容详瞻。三是考订史实，薙繁辨误。四是表彰幽潜，砥砺后人。后人还认为研究《阙里文献考》具有四个方面的学术价值：一是研究孔继汾生平与学术的第一手资料。二是研究孔府孔庙孔林的基本资料。三是研究孔氏家族历史的重要资料。四是对于当今的文庙保护与开放工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表2 关于孔继汾的研究成果类型与数量(不完全统计)
孔继汾是清代曲阜孔氏家族中最杰出的经史学家，在孔氏家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主要集中在孔氏家族史学与孔氏家族礼学。《阙里文献考》《孔氏家仪》已经成为研究曲阜孔氏家族乃至儒学不可跨越的宏大文献集成，在中国传统学术的范畴内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学界对孔继汾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厘清了一些问题，有待向纵深方向开展。在文献学方面，孔继汾的著述至少有十六种，但是现已出版得只有《阙里文献考》《孔氏家仪》《家仪答问》，而且是大多是影印出版，2019年出版了《阙里文献考》点校本。孔继汾的其他著作文集有待搜集、整理、辑佚、点校、出版。时人文集中关于孔继汾的记述有待发掘与利用，如明兴、毕沅、江衡、梁同书等人。《山东省志》《曲阜县志》《孔子世家谱》等文献中关于孔继汾的记述可资参考。内阁档案、军机处档案、孔府档案等档案史料中关于孔继汾的记述有待深入挖掘。孔继汾的童年经历、家学渊源、仕途事迹有待深入考证。由于孔继汾长期担任孔府的实际主事人，其在孔府的实际权力、与孔氏族人的关系、个人田产财富等也值得深入探讨。
可开展与同时代人物的比较研究，如：孔尚任所著《阙里新志》也是重要的阙里文献，成书比孔继汾的《阙里文献考》早了六十多年，将《阙里文献考》与《阙里新志》进行比较研究很有学术意义，可以丰富对曲阜孔氏家族史的认知。《朱子家礼》与《孔氏家仪》都是清代最有影响力的家族礼学著述，孔继汾对《朱子家礼》多有参考与批判，以儒家礼仪的正统性贬低《朱子家礼》。将二者比较研究更容易弄清楚清代的礼制特征以及与法制的关系，也更容易辨别谁在儒家正统性上更高一些。孔继汾的治学承袭了大量乾嘉考据学的方法特色，但是孔继汾的考证原因、考证方法、考据特色、考据宗旨有待更进一步研究。孔继汾在曲阜孔氏家族的学术地位、乃至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对孔氏家学、对清代学术的影响，都有待做出评价。当然也存在低水平的重复研究等现象，学术视野有待拓展，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有待开展。过去研究更多是对孔继汾学术成就的笼统归纳与总结，对其具体思想有待深入研究，如其儒学思想、礼制思想、法制思想、改革思想等也有待开展。一言以蔽之，孔继汾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都需要进一步加强，相应的学术交流也需要开展。
笔者相信随着档案史料、时人文集、日记史料等新史料的开放与利用，随着儒学研究、法律史研究、区域史研究等领域的拓展，对孔继汾的研究会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相应的学术成果也会越来越多，对孔继汾的研究会向纵深方向开展。孔继汾作为清代曲阜孔氏家族中最重要的学者，对其研究得越深刻，对清代学术与清代文化的认识也会越深刻。总之，笔者对孔继汾研究的学术前景充满信心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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