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诗歌花意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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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冰花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李商隐作为晚唐自成一格的大家,不仅继承了恣肆宏赡的盛唐诗风,也在晚唐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通过对心灵世界的细微描摹,形成了朦胧幽微、深情绵邈,具有独特艺术个性的新诗风。李商隐的一生以两词贯之,一是辗转党争,二是才命相妨。他怀凌云志气与万丈才情来到长安,却被卷入牛李暗斗,在党争夹缝中浮沉飘摇。李商隐自叹“中路因循我所长,古来才命两相妨”(《有感》)(1)引自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2004年11月第2版。本文所引诗歌皆依此版本,后不一一注出。,“有才”“无命”这两重悲剧使他深感命运无常,也成为他终身的枷锁,迫使他借典故、咏物倾吐怀抱[1]2220。可以说,李商隐继承的是先秦诗骚的比兴传统,他的诗歌,尤其是咏物诗,正是诗骚苗裔。

受社会、个人遭际与性格的多重影响,李商隐的诗歌具有丰富的情感内涵,深情绵邈且晦涩朦胧,“花”就是其诗诸多朦胧意象中十分重要的一种。花本身就是一种易谢之物,与李商隐相联系,便十分契合他的人生境遇。通过对义山诗中花意象的分析能够以小见大,领略其诗歌的深层意蕴与独特风貌。

李商隐的诗运用了大量花意象来隐喻自己的身世与意绪,他诗中的花意象不仅数量多,而且在花的类型、场景的选取以及意象的组合搭配方面都带有独特性。

李商隐诗中的花意象大体分为四类。一是自然之花,诗人将花作为自然景物进行纯客观描摹,这一类花在李商隐的诗中相对较少;
二是易败之花,如花期短暂的樱花、朝开暮谢的槿花;
三是被摧之花,如为雨所败的牡丹、秋霜所摧的枯荷;
四是艳丽盛放之花,如夭桃、红桐、秾李,诗人极言其明艳美丽,故其被摧杀时更显凄艳。后三类都寄寓了诗人深沉的身世之感。李商隐在选取吟咏对象时常用易败、被摧之花,正如刘学锴先生所言:“从题材上看,他的这类作品所咏之物多属自然界与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细小纤柔的事物,……如植物中的柳、樱桃、杏花、李花等弱质易凋之花,……很少咏及巨大而具有壮美崇高感的事物。”[2]526

从李商隐诗中花意象的使用情况来看,他多选取弱质之花,描绘其被摧之景,这和社会现实、人生际遇与个人的心态性格密切相关,但从根本上来说是受诗人文艺思想的影响。李商隐在诗歌创作方面没有完全蹈袭盛唐诗歌那种纵横恣肆的抒情,而是将情志感兴寄寓于物以抒情言志,与诗骚的微言托讽一脉相承。他的文章中有许多与比兴相关的论述:“因事寄情,寓物成命”(《上令狐相公状二》)(2)引自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3月第1版。本文所引李商隐文皆依此版本,后不一一注出。,“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谢河东公和诗启》)[3]12。而在《献侍郎巨鹿公启》中他说:“属词之工,言志为最。”可见在诗歌的艺术手法上,他注重托物寄兴;
在表现内容上,他以言志为主。可以说,李商隐继承的是先秦诗骚的比兴传统,他的诗歌,尤其是咏物诗,正是诗骚苗裔。后人对他的这种文艺观也有明确的认识,“魏、晋以降多工赋体,义山犹存比兴”(清·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李商隐》),“诗外有诗,寓意深而托兴远”(清·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三)。正因李商隐着意于比兴手法的使用,故而诗中有大量的咏物诗,咏花诗便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如《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赋得桃李无言》《菊》《落花》《朱槿花二首》《木兰》等,皆以花喻己,借花托讽。

李商隐的性格深婉至真、敏感多情,他的诗对心灵世界作了前所未有的深入开拓与表现,他笔下的花意象也深深打上了性格的烙印,表现出朦胧缥缈、凄艳浑融的风格。“李商隐的诗歌本体观是以言志为旨归的,同时又具有突出的‘缘情’特征,并且具有强烈的抒情性。这增加了其诗歌本体观的模糊性。”[4]58所以说,受文艺观与性格的双重影响,李商隐的诗歌是“言志”与“缘情”的完美结合,其中与花有关的诗正是如此。“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天涯》)写自己才高志洁却被弃置不用;
“已遭江映柳,更被雪藏梅”(《江亭散席循柳路吟归官舍》)抒发不被重用而年华渐老的感慨;
“漫水任谁照,衰花浅自矜”(《别薛岩宾》)作于被贬期间,言语中透露着伤感;
“日向花间留返照,云从城上结层阴”(《写意》)通过衰败的物景传达出哀怨凄恻的思乡与自伤意绪。

动荡衰败的时局社会、漂泊流徙的人生境遇、言志抒情的文艺思想与深婉敏感的个人性格共同构成了李商隐诗中多用花意象的原因,而他笔下的诸种花意象也寄托了诗人深沉而复杂的情感。

2.1 漂泊无依的人生感悟

李商隐一生漂泊流徙,从少年壮志到暮年孤苦,亦如花从初绽香苞到零落成泥,故而他诗中有许多感慨之句。义山诗“佳处在议论感慨”(清·何焯《义门读书记·李义山诗集》卷中),“秾丽之中,时带沉郁”(清·施补华《岘佣说诗》),而这种沉郁也体现在他书写花的诗句中。李商隐诗中的花意象正是他人生经历与人生感慨的最好喻证,体现着诗人逐渐变化的人生感悟:少年时期他心怀壮志,以明艳之花喻己,意欲得到重用;
入仕之后他方觉世事纷杂,故而借花托讽,以表达对时事的批判性看法;
此外,无常飘零的境遇贯穿他的一生,故而他诗中描绘了大量凋零衰败的花。

早期的义山诗常常借花寓志。李商隐早年在客游洛下时便有言志之作,如“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寸心”(《初食笋呈座中》),他还用富贵牡丹寄寓自己的志向:“锦帏初卷卫夫人,绣被犹堆越鄂君。垂手乱翻雕玉佩,折腰争舞郁金裙。石家蜡烛何曾剪,荀令香炉可待熏?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牡丹》)该诗通过八个典故描摹牡丹的情貌,结尾表达了对恩师令狐楚传“彩笔”授业的感激,也侧面点明了自身文才之高。科考屡次失败,他又作部分求仕之诗,写其志远才高,抒发情怀抱负。如《菊》:“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黄。陶令篱边色,罗含宅里香。几时禁重露?实是怯残阳。愿泛金鹦鹉,升君白玉堂。”诗人描绘了菊花淡雅的形色与直面霜露的风骨,物我互化,借菊花书写自己的志向,抒发其历经坎坷而惧迟暮,望得重用之情。

入仕后诗人常借花讽喻政治时事,抒发兴亡之感。李商隐入令狐府后,闻说了许多政治事件,目睹了政局的混乱、社会的纷杂,故而借史事、借咏物,尤其是借描写花表达对政治与时事的讽喻。《吴宫》一诗借古慨今,讽刺当朝皇帝奢靡荒淫:“龙槛沉沉水殿清,禁门深掩断人声。吴王宴罢满宫醉,日暮水漂花出城。”姚培谦注《吴宫》曰:“花开花落,便是兴亡气象。”(《李义山诗文笺注》)可见李商隐借花讽喻的诗中寄寓着深沉的历史感与兴亡感。“赭桐高三四尺既有花,色红如火,无实。”(北宋·陈翥《桐谱》)既讽刺因当朝“无愁天子”敬宗无子而乱象迭起,也讽喻变乱争斗无果。初涉时局的李商隐另作了许多讽喻诗,多是托物寓意、借史抒怀,且这种对时局的敏感与宏观认识在李商隐的创作生涯中是一贯的。虽然李商隐一生的抱负并无施展之地,但这种对时局的关切与无奈契合并深化了他的个人精神与诗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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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诗人常以花意象寄寓自身飘零之感。李商隐选取了许多易败之花托喻人生的无常飘零,也隐隐表露了自己飘摇党争之间的艰难处境。在《野菊》一诗中,他借野菊自伤身世,传达不甘沉寂之意:“已悲节物同寒雁,忍委芳心与暮蝉?”又暗写令狐绹因党争对他不加引荐,再对比今昔自身,又加深了一层伤感怨郁。由此可见党争对李商隐的仕进、境遇都造成了很大的阻难。《落花》更是将自身的飘零之感与写物浑然一体地结合了起来。“高阁客竟去,小园花乱飞。”用“乱”字写落花,与人去楼空、飞花参差的景象相映,营造了凄清寂寥的氛围。落花与诗人皆被外物摧残而无能为力,诗人将伤春惜花之情与自身飘零无依的境遇相融合,而这首诗所蕴含的飘零之苦、无奈之感正是他诗中永恒的主题。

上述表达身世之感的诸诗中,李商隐借花寄寓怀抱志向、讽喻时事、抒发自身飘零的苦楚。而这些诗中花意象的使用,是和他的人生经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明艳的牡丹到寂寥的落花,皆可见他境遇与心态的变化。

2.2 求而不得的情感意绪

本性敏感多情的李商隐向自我心灵世界的情感意绪投予了更深的关注,《献相国京兆公启一》中“人察五行之秀,备七情之动,必有咏叹,以通性灵”一句便可看出他对人的自然本性的体认与重视,特别是发兴无端、深微幽隐的情感意绪。李商隐将自己的情感意绪化为朦胧的诗境,所以他诗中的花意象很大一部分是作为情感的外化,虚而不实,深情绵邈。王蒙先生称这种朦胧绵邈为“混沌”,他解释道:“诗人这里写的不是一时一地一人一事而是自己的整个心境,或是虽有一时一地一人一事的触动,着力处仍在于去写深藏的内心。……作者构建的是自己的独特的心灵风景,而心灵风景不受空间时间形式逻辑的束缚。”[5]94所以李商隐这种有神无迹、朦胧绵邈的精神意绪是以心灵、情感为中心而生发出去的,也正是王蒙先生所说的“心灵场”。

《代赠二首》其一正是以离愁生发,将虚景、实景网织在诗句之中。“楼上黄昏欲望休,玉梯横绝月如钩。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这首诗将黄昏这一时间,登楼望远这一动作,幻想中的玉梯、亲见的残月以及虚实难辨的芭蕉、丁香这些物象织入了密密麻麻的离愁之中,最后以“愁”字点睛,如千丝万缕的情思找到头绪。若以“愁”字回溯,便又陷入了离别的郁惘无端之中,仿佛每字每句都萦绕着化不开的愁绪,而这种复杂微妙的愁绪又无处可寻、无处可依。这首诗没有过于深广的内涵,仅写离愁,便有神无迹、牵心动魄,读来哀郁动情。

这种朦胧绵邈的意绪毕竟是无形无迹、难以捉摸的,李商隐便将其具化为各种物象。余恕诚先生说:“李商隐在表现心灵世界方面突出的贡献是以心象融铸物象。”[6]167刘学锴先生说:“借咏物寄寓某种深微的精神意绪,表现某种感情境界,是李商隐这类托物寓怀之作更深层的内容。较之人生感慨,他的内涵更为虚泛,是一种在切身境遇和人生体验基础上进一步升华了的‘高情远意’。”[2]529李商隐诗歌的情感境界是基于身世境遇与人生感慨之上的一种高远境界,既是至情的性格所致,也是艰难的境遇所致。这种伤感朦胧的意绪在李商隐的诗中处处可见,但这种意绪无形无迹,便只能借朦胧的意象来表达,故而他诗中出现了大量的深婉绵邈的花意象。

爱情诗是李商隐诗歌中十分重要的一类,而最具代表性的是《无题》诸作,这类诗中的花意象数量极多。“从表现的内容上看,十四首无题诗多写离别相思,而且多数是抒写爱情的失意、幽怨、感伤、幻灭等带有悲剧性的情感内容。而引起这种种情感的原因则是爱情的间阻。”[2]540花意象作为传达这种“间阻”之感的重要媒介,通过诗人的托物写情,表达了更为朦胧的悲剧感。《无题·相见时难》便将这种求而不得的朦胧情思表达到了极致。首句“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便直言离别之苦,而后诗人通过物象的描摹、场景的切换,流露出相见别离、求而不得与不息追寻的多重郁苦,这几种意绪,甚至还有潜不可闻的其它意绪交织在一起,使诗歌朦胧哀婉,令人慨叹。《无题·飒飒东南》是“追求与幻灭两种心象之交相映现”[1]1649。首联“飒飒东南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绘染了风雨如晦之景,主人公于风雨中思念远人,凄迷的风景与怅惘的心境相交织。至尾联,诗人才点出了“相思”二字,但却是以极为哀婉峭丽的笔触:“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义山的大部分诗都是虚括无迹的,故而此诗既可以看作是相思怀人之诗,也可以看作是自况之诗,言自己追求理想与爱情的艰苦及其幻灭后的愁郁绝望。值得一提的是,刘学锴先生提及的这种“间阻”之感不仅体现在李商隐的爱情诗中,在表现身世境遇的诗中也十分浓烈,他所表现的不只是爱情的间阻,更是时局给他带来的人生的间阻。

李商隐的性格是至情至性的,他自己认识到了这一点,故而诗中有“多情真命薄,容易即回肠”(《属疾》),“深知身在情常在,怅望江头江水声”(《暮秋独游曲江》)等诗句,纪昀也批评他太过“竭情”(清·纪昀《玉谿生诗说》)。但是一旦身世境遇造就了他这样的性格,便会铭渗入骨,难以改变。他竭情的性格造成了他一生的悲苦,但成就了他诗歌深情绵邈、凄艳浑融的风貌,从而在诗坛独成一家。

2.3 悲怆超逸的佛禅体证

李商隐生于三教合流已成大观的晚唐。他少时曾学仙玉阳,接受了道家道法自然、虚静无为的观念。儒家的仕进思想则贯穿了李商隐一生,这体现在他大量书写现实的诗歌中。而晚年的梓幕生活是李商隐对人生体证最深的时期,这是他宦游生涯中最平淡稳定的一段时光,他历经人间诸苦,味尽世事无常,转而修行佛理,意欲达到超脱。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说,李商隐“思想中儒佛道成分兼而有之”[7]356。

诗人对佛教的体证一是有求皆苦。“诗是人生世相的返照”[8]45,所以李商隐对于“苦”的观见与证悟都十分深刻。他诗中的花意象大多是槿花、杏花、李花等易凋被摧之花,亦或是落花、残花、枯荷,借花喻人,是遭受了极大的痛苦摧残的写照。如《江亭散席循柳路吟归官舍》:“春咏敢轻裁,衔辞入半杯。已遭江映柳,更被雪藏梅。寡和真徒尔,殷忧动即来。从诗得何报?惟感二毛催。”他久未得志,在党争的夹缝中生存,在低微的官职中消磨时光,成为映于江上之柳、被雪所藏之梅,时光易逝、年华渐老,可见其悲苦心境。政治理想的破灭,爱情的“求不得”,使李商隐的诗格调感伤、意象凄艳,苦苦追寻中的飘零与孤独之情弥漫在他的诗句中。但是这种“求不得”之苦并没有将李商隐带入绝望,由于他性格中的竭情,他反而更加不辞辛苦地追寻。可见其诗中既有求不得之苦,亦有执着之苦。

在味尽世事之苦后,他体会到了无常幻灭。李商隐多借花事幻灭来寄寓自己对时局政事,尤其是对人生如幻、世事无常的感悟。他通过大量书写花败、花被摧杀的景象表达自己的无常感,如《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在其一中,李商隐反复将曲江下苑与西州回中相对比,其中既蕴含着自身的今昔对比,也蕴含着在京同袍与“惆怅卧遥帷”的自身的对比,可见兴衰变化、时运无常。其二则着力描写为雨所败的牡丹的情状。“玉盘迸泪伤心数,锦瑟惊弦破梦频。”所见所闻皆令人疾首痛心、悲不自胜。尾联“前溪舞罢君回顾,并觉今朝粉态新”更添一层悲凉,暗寓日后风雨更甚。此类诗句中,李商隐运用哀婉峭丽的意象群,使风雨去摧残各种花,使美好事物幻灭。这也暗示了他自身理想的幻灭,使诗歌形成一种凄艳伤感的风格。

李商隐观照了“一切皆苦”“无常幻灭”,也体证到了坐忘空静的境界。李商隐认识到了自己的多情,故而晚年转向克意事佛,希望借佛理寻求超脱。他在《〈樊南乙集〉序》里说:“三年已来,丧失家道。平居忽忽不乐,始克意事佛,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行者。”他与当地的僧人交往,并捐钱刊印佛经,甚至想过出家为僧。“赞宁《宋高僧传》记商隐以弟子礼事沙门智玄,时商隐苦眼疾,智玄赠以《天眼偈》三章,‘读终疾愈’。迨卧病语僧彻谓愿削染为弟子,临终寄书诀别。”[9]281晚年的克意事佛使李商隐对世间万事的体认更深了一层,他对禅的感悟体现在诗歌中,便贯穿了“有求皆苦”“无常幻灭”的佛禅观,以及认清苦幻之后对坐忘归去的向往。他有几首描写花的诗达到了浑融之境,亦有“莲花”等象征佛教的花意象入诗,体现了坐忘归去的豁达境界。如《送臻师二首》其二中“何当百亿莲华上,一一莲华见佛身”便采用禅语入诗,表示他欲从沧海来求珠,想要借佛理达到超脱的愿望。在一切追求都成为梦幻泡影之后,诗人体悟到了忘怀得失的空静观,也吟咏出了“坐忘疑物外,归去有帘间”(《朱槿花二首》其二)这样的句子。《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虽是诗人早年的一首诗,但也可见自然浑融。“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雨打枯荷的清韵使人一霎灵台清明、物我两忘,使之前的相思意绪融入了浑融自然的境界之中。但是,坐忘空静与对情的执着在李商隐身上没有截然分开,也没有使他得到超越,这是佛禅思想无法拯救他的地方。

《法华经·譬喻品》有“四谛”之说,而李商隐的一生,遍尝生老病死之苦,认识到“多情”是召集他一生悲苦的原因,晚年意欲修行佛理而灭惑业、离生死之苦,但却未能证涅盤之道。他对“四谛”的体证是不完全的,由于其竭情的性格,最终无法完成超越,未能离苦得乐,故而郁苦终身。但是,“李商隐以其独特的感情体验,感悟到了有求皆苦、无常幻灭的佛教真谛,并汲取佛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痛苦,消解了痛苦,从而使其诗歌具有佛学意趣,使他的诗歌增添了悲怆之美、超逸之美。”[10]56所以李商隐的禅是一种入世的禅,他的一生,是行遍大千、味尽世事的觉悟有情。

李商隐诗中的花意象极具深意、内蕴多重,在艺术形式方面也有其特质深味。李商隐诗中与“花”字和花名最常作搭配的词语为残、落、高、枯、寒、衰,此外还包括露、奇、瘴、繁、乱、薄、土、寒、初等。这些修饰词皆带有悲凉伤感的色彩,再加上其它物象的烘托渲染,形成了带有义山精神特质的独特意象群,塑造了朦胧瑰丽、衰寂凄艳的美感价值。

3.1 瑰奇晦涩的朦胧诗境

“李诗的多义性与词语意象组合也很有关系。诗人心理负荷沉重,精神内转,内心体验纤细敏感,当心灵受到外界某些触动时,会有形形色色的心象若隐若现地浮现。发而为诗,其意象往往错综跳跃,不受现实生活中时空与因果顺序限制。”[7]362李商隐诗中的意象绝大多数都是虚写,故而驰骋想象,错综跳跃。而“跳跃与空白,生出的是别诗没有的一种独特的张力。”[5]97李商隐在写一种花时常跳转至描写其它花以至其它意象,不受现实桎梏,造成一种间离效果,使诗境更加迷幻瑰奇、朦胧晦涩。

《朱槿花二首》其一便有多重意象的跳跃组合。“莲后红何患?梅先白莫夸。才飞建章火,又落赤城霞。不卷锦步幛,未登油壁车。日夕相对罢,休澣在天涯。”题目点明写朱槿,可诗中未着一字,而是先借“莲”和“梅”烘托其颜色之美,借“建章火”与“赤城霞”的更替写其开落之速,以象征被重用的“锦步幛”与“油壁车”来对比其不受重视、漂泊江湖的处境,“日夕”言时间之久,诗人与朱槿花久久相对相惜,其中也寓含着诗人以花自喻飘零之意。尾联用“天涯”二字,这也是义山诗中喜用的词语之一,不受重用而被弃置天涯,给人以隔绝感。诗中多个意象错综跳跃,将朱槿花朝开暮谢、被疏遭弃的特点与诗人自身的境遇浓墨重彩地结合了起来。

《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其二更是将这种跳跃与瑰奇发挥到了极致。“浪笑榴花不及春,先期零落更愁人。玉盘迸泪伤心数,锦瑟惊弦破梦频。万里重阴非旧圃,一年生意属流尘。前溪舞罢君回顾,并觉今朝粉态新。”诗歌写牡丹,首联却先言榴花开晚,牡丹虽先开,却更早零落。颔联用“玉盘迸泪”“锦瑟惊弦”喻雨打花瓣之声。颈联以“重阴”喻环境艰险,生机皆付“流尘”喻美好幻灭。尾联用将来视角回溯现在,以人的舞姿喻花枯落,反而显得如今为雨所败的花枝尚存明艳色彩,这也体现了诗人对自己即将要面对的更大困难苦痛的认知。这首诗每一联的意象皆错综跳跃,“榴花”“玉盘”“锦瑟”“重阴”“流尘”,每一个意象都潜藏着悲剧色彩,带有悲剧色彩的意象跳跃组合,多重展示了美好的幻灭,造成了更大的情感冲击。

叶嘉莹先生曾指出:“至于章法方面,则私意以为义山诗也有一大特色。那就是义山之诗篇虽多为意象之组合而其起结之际却隐然有一种理性之提挈。”[11]112可见李商隐诗中的意象或实或虚,都由他的精神意绪或理性思考牵系着,从而形成了错综跳跃、瑰奇晦涩的诗歌境界,蕴含着其独有的精神特质。

3.2 衰寂凄艳的美感价值

一方面,李商隐诗中与花搭配的词语皆是衰败之词,或是使用“高”“奇”等词造成边缘感与隔绝感,喻自己才高被疏;
或是使用“残”“落”“寒”“衰”等词托寓身世,排遣郁苦。另一方面,李商隐诗中也出现了大量色彩艳丽之花,如夭桃、红桐、秾李,而在其明艳美丽的背后,隐藏着被摧杀时的凄艳哀婉。

李商隐自身的才学本就卓荦不群,诗句中“高”“奇”等字的使用与隐含的自许之意更加深了诗人才高而不被重用的伤感,也使诗境更加清寂萧远。“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天涯》这首诗中便用“高”来修饰“花”。一个“高”字,再加上第一、二句中“天涯”的反复强调,既蕴含着诗人怀凌云万丈之才的清傲,也蕴含着不见重用被弃置天涯的哀伤。《安平公诗》中以“奇”来修饰“花”:“其弟炳章犹两丱,瑶林琼树含奇花。”此句以“奇”字赞誉炳章年少高才。在这些诗中,用“高”“奇”来修饰花,实是以花之高情喻人志高才雄。除了这些较为明显的形容,李商隐的其他诗歌也隐含着自矜。如“落时犹自舞,扫后更闻香”(《和张秀才落花有感》)着眼于花落后的情态与芳香,与“漫水任谁照?衰花浅自矜”(《别薛岩宾》)类似,在感伤之余,隐隐透露出自许之情。

“残缺病态”一词由叶嘉莹先生提出,她说李商隐“特别耽溺于心魂深处的某一种残缺病态的美感”[11]103。这句话十分精确地概括了李商隐诗歌的艺术特质。李商隐此类诗中最常用的词语是“残”,如“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无题·相见时难》),“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花下醉》)。这些诗中的花都被外力摧残,残缺的外形、病态的美感既是花的写照,也是诗人自身与性格的写照,带有一种幻灭的悲剧感。此外,“落花”“寒梅”“衰荷”等意象所蕴之意也大都是以物被摧残来喻人飘零辗转、被弃遭摧,这和诗人被党争之祸牵连而仕途不顺,常年飘零孤苦的境遇相关。

李商隐还塑造了许多明艳美丽的花意象,然而,越用绮美艳丽的文字去描述花,它被摧残时就越令人触目惊心、扼腕哀痛。李商隐“负面情绪的表达都通过了绮美、艳丽、工整乃至雕琢的形式。”[5]64李商隐的一生如此,他笔下的花也如此,他借乐景写尽了哀情。如《赋得桃李无言》:“夭桃花正发,秾李蕊方繁。应候非争艳,成蹊不在言。静中霞暗吐,香处雪潜翻。得意摇风态,含情泣露痕。芬芳光上苑,寂默委中园。赤白徒自许,幽芳谁与论!”他笔下的桃花是“夭桃”,李花是“秾李”,夭桃如霞光吐艳,秾李如雪光潜翻。得意摇风时芬芳上苑,如诗人荣登秘省、春风得意;
含情泣露而委顿中园,如诗人流徙江湖、寂寥不遇。而这些都只是自许,无人欣赏。就这一类花意象来说,诗人表面上极力描写花开的盛景,但往往以自伤作结,这种自伤表现在花意象上便是被远置或被摧杀,实际上潜藏着诗人的不遇之情。

在意象的组合方面,李商隐上承诗骚、长吉体而自成一格,形成了带有自身艺术特色的意象群,营造出了凄艳浑融的诗境。他取象选景或奇特、或凄艳,但都能以独特的艺术手法将其组合搭配,使其浑然一体,与诗人的情志水乳交融,从而自凄艳化为浑融,使这些景象所传达出来的隔绝感与悲剧感更深一层。

李商隐在艺术手法上继承的是先秦诗骚的比兴传统,而传统的比兴手法经由他人生经历与性格的锻造,蕴含着独特的精神特质。他选取了许多花意象来表达自身情志,而时局的衰颓混乱、境遇的不平多舛与深婉多情的性格使他诗中的花意象更偏向于对心灵的抒写。思想内容上,李商隐诗中的花意象主要表达了诗人漂泊无依的人生感悟、求而不得的情感意绪、悲怆超逸的佛禅体证,这三重意蕴层层升华,体现出李商隐精神世界的超越过程。艺术形式上,李商隐通过意象的错综跳跃与搭配组合,不仅营造了凄艳浑融的诗境,也强化了他诗歌内涵的多义性,具有衰寂凄艳的美感价值,从而成就了义山独有的深情绵邈、隐昧幽微的诗境与心境。

王蒙先生说:“李义山的许多诗不管用多少典故,多少迷人的境象,最终仍然是从我到我,以我写我,雨也罢、瑟也罢、蝴蝶也罢,终归是我的凄迷婉转、自恋自怜之情的寄托罢了。”[5]41那么可以说,花终归也是李商隐自我情志、意绪的寄托。他用花这个意象,写尽了自己一生的能言与不能言。李商隐的性格,一是至情,再是至真,无论他笔端回转的是何种瑰幻奇崛的意象,何种凄艳迷离的情思,他都在以一颗单纯而敏感的心去书写真正的自己,这也是他的诗歌历经千年仍能够摄人心魄、感人至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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