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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2�03�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弱势人群金融服务问题研究――从市场力视角的分析” (08BJL018) 作者简介：黄孝武（1967-），男，湖北洪湖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金融中介和金融契约等方面的研究。
唐毅（1983-），男，湖北恩施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公司金融及金融市场等方面的研究。E�mail: ailuete119@163�com
摘要：近年来，金融危机的不断发生，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风暴和近期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都对传统的银行微观审慎监管政策提出了挑战。目前，国际上的政策讨论、研究文献以及重要的经济会议都开始强调从宏观的角度来考虑金融监管问题，世界各国对金融监管的理念也开始由微观审慎监管向在整体框架下的宏观审慎监管演进，研究的重点是关于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及工具、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宏观审慎监管工具有效性的分析等。本文将提供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综述，并从现有的研究文献中来确定未来研究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宏观审慎监管；系统性风险；逆周期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0�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2）05�0011�07
一、宏观审慎监管概念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末由英格兰银行编写的库克委员会（Cooke Committee,现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的前身）一份未公开的工作文件中提及了“宏观审慎”（Macro-Prudential）这一概念，主要强调与宏观经济方向有关的调控与监管［1］。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际清算银行(BIS)的公开文件正式使用宏观审慎监管一词，强调把宏观审慎监管作为支持和维护整个金融系统安全稳定的一项政策。Blunden在一次演讲中突出了应该用一种系统的方法来控制单个银行微观审慎的行为［2］。但当时经济金融全球化发展才刚刚起步，系统性风险主要还集中在银行，人们倾向于认为对银行业的微观审慎监管就能维护金融稳定，所以，宏观审慎政策并不为人们关注。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逐步认识到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性，并提出了金融稳定评估规划，帮助成员国分析其金融体系中的脆弱性和所需的改革，但对于宏观审慎监管的研究并未取得进展［3-4］。在2007年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发端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宏观审慎政策的重要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在2009年召开的各种国际会议上，宏观审慎监管被多次提及，G20伦敦金融峰会发布了《加强监管和提高透明度》的报告中，将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列为25项建议中首要4条建议，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性日益被国际社会所认同。因此，宏观审慎监管进入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发展阶段。
虽然实践中各国都在强调宏观审慎监管，但其具体定义并未有一致意见。BIS认为宏观审慎监管是微观审慎监管的有益补充，其监管对象为整个金融系统［5］，而Evans则将宏观审慎监管定义为有利于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一系列方法［6］；Borio与White相继完善了宏观审慎监管的概念和框架，认为宏观审慎监管是一种审慎监管模式，通过对风险相关性分析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来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3-4］。
二、宏观审慎监管与系统性风险
1�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
对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目标，主要强调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稳定。Borio认为宏观审慎监管的风险具有外生性，其目标是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体系整体稳定［3］。所以其实现方式是自上而下，关注系统风险。Perotti 和 Suarez认为宏观审慎政策的目标是防止个体银行行为对整个金融系统产生负外部效应从而引发系统性风险［7］。Caruana认为宏观审慎政策的目标是通过控制所有金融机构之间的关联性与金融体系顺周期效应，从而降低系统性风险和所有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敞口。Hanson等提出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主要是强制银行对其资产损失进行内部化，试图保护存款保险基金和缓解道德风险，他们认为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目标是控制金融体系资产恶化的社会成本［8］。Borio 和 Drehmann认为宏观审慎政策目标是限制金融系统的大面积危难，从而避免由系统性风险对宏观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9］。
也有从金融面和金融服务局来认识宏观审慎的政策目标的。如Landau认为宏观审慎监管的主要目标是避免泡沫产生［10］。而英格兰银行提出宏观审慎政策目标应该是提供稳定的金融中介服务，例如支付服务、信贷中介和保险等，避免在信贷供给和流动性方面受经济周期的影响。
2�系统性风险的内涵
宏观视野中系统性风险与William提出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类似［11］，但其定义未能统一。
20世纪90年代末，宏观经济中对系统性风险有两种定义：第一种定义把系统性风险理解为能扰乱一国金融市场功能的突发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其体现对整个经济产生负面宏观冲击。这里的“系统风险”中的“系统”，主要是指对银行、金融乃至整个经济体系，而不仅仅是对某一个或某类机构产生影响的因素。进一步，这种风险可以认为是从时间维度判断金融机构（事件）对整体经济的影响。第二种定义把系统性风险理解为大规模的金融系统崩溃的可能性。这种定义强调不当金融交易的连环反应，重点在于风险的溢出效应。Kaufman也认为一个事件在一连串的机构和市场构成的系统中引起一系列连续损失的可能性，即为系统风险［12］。进一步，这种风险可以认为是从时间截面判断单个金融机构(事件）对整体金融系统的传递作用。
近几年研究中整合了上述两种系统性风险，把系统性风险理解为横截面维度和时间维度两个角度的风险。在实践中，这种认识也被多国（地区）金融当局所认同。如，欧洲中央银行将其定义为“金融不稳定大范围发生，危机到全球体系的运行，以至于经济增长和福利将遭受巨大损失” ［13］。G20财长和央行行长报告将系统性风险定义为“由全部或部分受损的金融体系造成的，有可能对实体经济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的金融服务流程受损或破坏的风险”。前日本中央银行行长白川方明更是直接认为，评估金融体系整体风险的方法应从上述两个维度中进行，系统性风险的两个维度也就成为宏观审慎监管的新视角［14］。
三、宏观审慎监管的工具
对于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的属性，存在不同认识。如，Hannoun将维护金融稳定的政策工具进行了分类，认为宏观审慎监管工具与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工具之间是并列关系，并且将其与两者之间进行了区分，他认为宏观审慎监管主要是避免系统性风险的发生，主要的工具是逆周期的资本支出，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主要是保持物价稳定，管理总需求，防止金融动荡，所利用的工具是利率与税收等［15］。Landau根据规则行事与相机行事两种机制区分了宏观审慎监管在两种机制的不同情况下所使用的工具［10］。在规则行事的机制下，所运用的工具是动态资本比率与缓冲（资本或流动性）负债价值比；在相机行事的机制下所运用的工具是拨备计提以及边际资本充足率的相机调整。
如上所述，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是防止系统性风险，而系统性风险可以从时间维度和横截面维度来表达。所以，下面根据这两个维度分别阐述相应的政策工具。
1�时间维度的监管工具
金融系统的时间维度风险主要表现为顺周期效应，相应地，监管最重要的思路就是逆周期监管，即在经济繁荣时期提高资本的充足率要求，在经济衰退时期则降低资本充足率要求，以抵消经济的波动。
从时间维度来看，金融系统的风险具有顺周期性。时间维度层面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核心是校准审慎工具，以使缓冲在经济上行时期得到积累而在经济下行时期得到补充。这种反周期的制度安排既有利于事先限制扩张时期的风险积累，事后更好地吸收危机时期的损失，也有利于鼓励下行期的风险承担和放贷行为以支持经济活动，从而减小经济金融周期的波动幅度。时间维度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主要有：
(1)前瞻性的拨备制度。对于如何缓解贷款损失准备的顺周期性，目前的主流观点就是采用跨周期的拨备计提方法，提高拨备计提的前瞻性。但是，对于具体如何计提前瞻性的贷款损失准备，目前却还未形成一致意见。Fernandez de Lis讨论了前瞻性拨备是如何限制存款准备金的顺周期效应，他解释了西班牙监管当局实行的动态拨备制度，就是在专项准备之上加收反周期的一般准备作为缓冲［16］。Jimenez 和 Saurina提出前瞻性贷款损失拨备方法应考虑到顺周期性的银行贷款组合的信用风险［17］。FSA建议在信贷扩张期的顶峰增加相当于风险加权资产2%―3%的缓冲储备，作为监管资本的一部分或独立于监管资本。Saurina认为建立动态拨备系统，可以减少信贷紧缩，增加个体银行和整个银行系统的灵活性［18］。Jimenez 和 Saurina 研究发现，在经济繁荣时期，无论是对借款人抵押品价值的评估还是对本身的信用评级，都是实行宽松的信贷标准政策［17］。Fillat 和 Montoriol-Garriga 通过对美国商业银行的调查研究发现，如果美国商业银行也采用西班牙使用的动态拨备系统，那么大约多于一半的美国商业银行不需要政府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的支持［19］。
(2)杠杆率工具。杠杆率工具兼备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目标。当其被动态运用时，就属于宏观审慎范畴的监管工具。实施动态调整的杠杆率工具主要包括最高贷款价值比率和贷款收入比率。Borio认为，当信贷增加过度时，收紧这些措施，当经济下滑时，则相应放松，对于有担保的金融交易，设定随时间变化的折扣率，从而在经济过热的情况下影响银行对非银行机构（如影子银行）贷款的边际成本，抑制非银行机构杠杆率的非审慎提高［3］。在实践中，Armstrong等认为加拿大采用的杠杆率指标有效地削弱了银行体系的顺周期性，是加拿大银行在此国际金融危机中所受冲击较小的一个重要因素［20］。但是，如何使杠杆率指标更为科学合理，在该指标的界定上还存在一些争议，主要包括资产计算、资产口径、杠杆率的限额设定和如何处理不同会计准则等问题尚未达成一致。G20集团已经要求金融稳定委员会 (FSB)、巴塞尔委员会等国际机构对此进行研究。
(3)逆周期资本要求。监管当局可以根据对宏观经济金融形势的判断，决定是否需要额外增加资本，作为对逆周期资本规则的补充，促使银行在经济上行阶段增加资本，建立资本缓冲，供其在经济下滑和贷款损失增加时使用。目前的基本共识是由监管当局对逆周期资本规定简单、明确、容易理解和执行的规则。但是，对于逆周期资本监管规则应当如何设计，目前尚未达成共识。一是在巴塞尔新协议内评法风险权重方程输入端进行调整，采用跨周期评估方法平滑PD、EAD和LGD等风险参数。平滑资本计算公式的输入和输出参数，如强化跨周期评级方法(TTC)的采用，引入违约概率的压力参数等，以更大幅度地缓冲其亲周期敏感度。二是在新协议内评法输出端进行调整，用根据宏观经济状况确定逆周期乘数对所得出的监管资本进行要求。对于逆周期乘数的确定，Brunnermeier建议使用两个资本乘数：第一个乘数与信贷平均增长和杠杆有关，第二个乘数与资产和负债的期限错配有关［21］。Goodhart 和 Persaud则强调应该将逆周期资本乘数与银行资产价值的增长联系起来，以缓解公允值和VaR模型的亲周期性，抑制信贷过度增长［22］。Tucker认为经济过热一般起源于特定部门，逆周期超额资本还可以分解资本层面的设定，比如可以针对某一特定部门的风险暴露设定，相当于改变该类资本的风险权重，增加对过热部门放贷的边际成本［23］。
针对以上两种资本要求的算法，Repullo等运用西班牙中央银行信贷登记系统中的数据，采用这两种方法对银行业中的工商贷款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后一种方法更为可取［24］。在实践中，FSA认为，在经济繁荣时期，资本要求最高可达到风险加权资产的2%―3%，即资本要求增加25%―37�5%。
(4)流动性和期限错配监管。纠正融资的期限错配有利于减轻时间维度系统性风险的积累和传播，目前学术界讨论的有两种方法：一是增加流动性资本要求。针对繁荣期流动性风险定价偏低的情况，制定额外的流动性资本要求，即可为金融体系提供流动性保险，也可激励银行改善资产负债的期限结构匹配［6］。二是采用盯住融资的估值方式。Brunnermeier建议采用盯住融资作为盯住市场的补充，有两种价格可以选择：当今的市场价值和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值［21］。前者适合于具有短期资金来源的金融机构，后者适合于具有长期资金来源的金融机构。这样做可以鼓励金融机构寻求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减少危机时期被迫销售带来的难变现性。
2�横截面维度的监管工具
横截面维度的宏观审慎强调某一时点上金融系统风险的分布，特别是个体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监管的关键是确定监测指标的临界值以及确定监管的范围，其核心是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对系统性尾部风险进行量化，再计算单个金融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边际贡献度，相应调整监管工具，实行差别化的监管标准。系统性重要机构（SIFIs)的风险容易引起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对SIFIs业务活动的监管以及金融机构共同风险敞口的监管是宏观审慎监管重要内容。识别系统重要性机构和校准附加资本是其最重要任务。
（1）SIFIs的识别与监管。关于SIFIs研究的大量文献主要集中在对“大而不能倒”问题的研究。Maria 和Haluk以及Manja 和 Michael分别利用市场股权价值、债券市场和CDS市场数据对具有“大而不能倒”地位的银行进行了研究［25-26］；Farouk通过对具有“大而不能倒”地位的银行和小银行进行对比研究，分析了“大而不能倒”金融机构所带来的道德风险和不公平竞争问题［27］；Elijah 和Julapa对于银行在并购中支付溢价以获得“大而不能倒”地位问题进行了研究［28］；Dean和McArthur对“大而不能倒”银行所获得的政府隐形补贴进行了测算［29］。
金融危机后，FSB等国际组织提出了SIFIs的概念，认为SIFIs是“由于规模、复杂度与系统相关度，其无序破产将对更广范围内金融体系与经济活动造成严重干扰的公司” ［44］。这类公司有两个档次，即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G-SIFIS)和国内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D-SIFIS)。鉴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贡献较高，必须对其进行系统性风险程度匹配的监管，以减少SIFIs的系统相关性和降低其破产的概率。
对SIFIs的识别，方法尚未统一。FSB发布了《关于评估金融机构、市场和工具的系统重要性的指引》；Segoviano 和 Goodhart，Chen以及Mathias和 Nikola分别尝试运用Networking Analysis，CoVaR，PAO，SII&VI&PA&CA&BA等方法对SIFIs进行评估［45-46-47］。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巴赛尔银行监督委员会建议从规模、关联度和可替代性三个方面衡量金融机构的系统重要性。在具体方法上，该组织建议可以采用基于指标的方法，也可以采用基于市场数据的风险组合模型、网络分析和压力测试等其它方法。Squam Lake也建议可根据金融机构的风险暴露程度、杠杆率高低、与金融体系的相关度等确定系统重要性［49］。IMF、BIS 和 FSB向G20国组织提交的报告中则强调规模、替代程度、相关度，还包括杠杆率、流动性风险和期限错配等因素在评估系统重要性中的作用。这类方法最大的难点在于反映银行规模、关联度和可替代性的具体指标尚未达成共识。Mathias和Nikola认为，规模仍然是目前评估SIFIs的重要指标［30］。
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一般认为可通过三个途径来实现：第一，通过业务活动的隔离来实现。美国政府在实践中提出了“沃尔克规则”，限制银行自营交易和对私募股权基金与对冲基金的投资。Key等认为，应该将核心支付活动和自营交易与银行的其他业务相隔离，以限制危机时期关键银行业务的传染性［31］。第二，通过附加资本要求的实现。根据金融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贡献，增加一项与其系统地位相应的附加资本要求。这样，既可以为整个金融系统提供保险，也可激励单个金融机构限制系统范围损失。Wagner提出一种思路，对于市场中存在同类型机构的金融机构设定较高资本要求，而对专业化程度较高的金融机构设定较低资本要求，以鼓励金融体系的多样性［32］。当资本充足率低于某个基准值时，允许或有债券工具自动转换为股权工具。由于银行仅在特定情形下才持有额外资本，其成本相对较低。第三，对金融机构经营过程中的重要指标和比例进行监督。如Goodhart 和 Persaud提出对SIFIs交易量和杠杆率等指标进行监控，建立一个系统性重要工具清单，对这些工具实行注册登记、交易所交易和中央结算制度，以降低这些工具风险的传播性［22］。
（2） 金融机构相互关联度的测量。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对系统性风险具有放大的作用，特别是违约相关性。因此，减小金融机构之间的关联度能够有效地防范系统性风险。IMF对测量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关联度提出了四种方法：一是网络模型，利用金融机构之间信用风险敞口数据，用数值方法模拟信用事件和流动性紧缩在金融机构中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来测量金融机构之间的关联度，评估可能的资本损失和风险传染路径。二是CoRisk模型，使用金融机构的信用违约互换（CDS）价差数据，用分位数回归来估计当某一机构的CDS价差处于较高水平时另一机构的CDS价差水平，以此评估两机构之间的相互关联度。三是困难依赖矩阵，使用多家金融机构的CDS价差数据，先估计这些金融机构违约的联合概率分布，再计算在某一机构违约时另一机构违约的概率大小，以此来测量两机构之间的相互关联度。四是违约强度模型，该模型使用金融系统的历史违约数据拟合事先设定的违约强度。其核心思想是某一特定金融机构的违约会负面地影响其他金融机构的信用状况，从而提高了金融系统违约强度，即违约聚集。这四种方法中，第一种方法研究金融机构之间相互关联的原因，强调金融机构之间通过股权或债券的联系以及对某一类风险因子的敞口等基本面角度而引致的相互关联。后面三种方法试图从市场数据(包括股价和CDS价差)中推导出金融机构的相互关联性。第二和第三种方法更突出单个金融机构违约的差异，主要分析金融系统中违约事件发生的速度，而第四种方法则是从总体上估计金融机构相互联系的后果。
（3）银行税与金融机构保险制度。Acharya等提议对系统性风险贡献征税，即银行税，创造一个系统性基金，采用类似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做法，有助于减少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的激励。Korinek也提出国际贷款庇古税是解决外部效应的有效手段［33］。IMF提议，向全球银行和金融机构征收“金融稳定贡献税(FSC)”，对除股本和受保险存款以外的银行负债征税，税款积累成为一只纾困基金，主要用于支付未来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救助成本。Korinek提供了一个可调风险―资本流动法规福利理论分析的框架［33］。在这个分析框架中，代理人低估了在危机中国家偿还贷款的社会成本，并且在他们先前的融资决策中，要承担太多的系统性危机风险。基于印度尼西亚的历史数据，Korinek发现最优庇古税的范围是从0―1�54%。Bianchi研究发现，债务税可以实现社会最优约束，并且可以限制杠杆效率的作用和减少金融危机的发生［34］。
保险费也可以起到抑制重要机构系统性风险承担动机作用。Kashyap等认为，购买资本保险优于加收资本，银行购买资本保险后，在整个银行部门处于危机的情况下得到支付，使银行可以在总资本稀缺的时候得到更多资本［35］。Perotti 和 Suarez建议每家银行都向监管者支付一笔流动性保险费用，流动性保费主要根据其在短期融资中负债大小而确定，并根据期限的长短进行加权［36］。Acharya等认为，监管部门可要求银行从私人部门购买保险，以应对金融危机发生时的可能损失，保险公司的赔付注入政府救助基金。这样，即可以引入市场机制发现系统性风险价格，又可助于抑制银行的道德风险。
四、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
在宏观审慎监管政策讨论中，政策层次如何设计其与货币政策的关系是个重要问题。在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认为货币政策主要作用是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和就业率的持续增长。大多数研究者并不赞成用通货紧缩的货币政策来应对金融失衡的问题。但这轮危机爆发后，货币政策能否用于应对金融失衡又变成了热门的问题。正如Trichet指出的，目前政策讨论和学术文献都似乎赞成货币政策“逆风而上”的方法［61］。Bernanke明确指出，在特殊情况下货币政策的目标应该要超越只以宏观经济稳定为目标的范围［37］。
Loisely运用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资产价格泡沫形成的根源是人们对一项还未能确定生产率的新技术投资产生的羊群效应行为的结果［38］。根据此模型，货币政策能影响企业家的资源成本，因此企业只会得到良好的市场信息，才会对这项新技术进行投资。这样做的目的是决策者们一旦公开这一信号，可以避免羊群效应行为和资产泡沫的形成。Agur 和 Demertzis研究发现逆风而上的方法将导致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使银行的高风险项目相对缺乏流动性，提高违约的概率［39］。如果货币当局加大防止违约发生，运用“V”型政策，即经济衰退期，利率下降；经济繁荣期，利率上升，可以限制过多的风险承担。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协调也成为一大难题。低频率的财政政策将致使财政政策成为斯塔克尔贝格(Stackelberg)策略的领导者。也就是说，给定财政政策时，货币政策调整的频率更高。由于财政政策所使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因此对财政政策的决策者应该采取由民众选举的政治家决定，而不是由非选举产生的中央银行的官员决定。在实践中，英格兰银行在通货膨胀目标制度中，经常在他们的通胀预期模型中采用财政政策。Lambertini 和 Rovelli发现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互作用的动态模型中，决策者更愿意成为斯塔克尔贝格博弈中的后动者［40］。他们还发现，这两个斯塔克尔贝格解决方案都能达到纳什均衡。他们认为政府应该作为斯塔克尔贝格领导者，并且在损失函数最小的基础上采用财政政策，其目标就是价格稳定。同样，当制定短期利率时，可以在给定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下，运用货币政策来解决，也就是说采用宏观审慎政策的频率可能要低于采用货币政策的频率。
Cecchetti通过一个简单的宏观经济静态模型，发现货币政策与资本充足率之间可以相互替代，即更多采用货币政策的时候，就更少运用资本充足率政策，反之亦然［41］。而Bean认为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并不能相互替代，两者应该要相互协调［42］。他采用Gertle 和karadi修正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模型，强调征收银行税（或对银行进行补贴），只能影响银行资本总额［43］。而银行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是控制风险和贷款总额的关键因素。所以，宏观审慎政策可能比逆风而上的货币政策更有效。至于如何协调，仍需要更进一步研究。
在动态随机均衡模型中至今尚无金融监管对金融稳定状态影响的研究。如果新的金融监管影响原来的稳定状态，那么货币政策是否也应该过渡到一个潜在的新的稳定状态，这仍然是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例如，在货币联盟中，当利率政策不在被人们所用的时候，宏观审慎政策就可将被用于影响信贷增长的政策手段。当2000年7月西班牙进入欧盟后，欧盟允许西班牙银行使用动态拨备系统建立一个资本缓冲区域，防范金融危机。Allen和Moessner认为2008―2009年间，国际间流动性提供是通过各国中央银行货币互换来实现的，将外币流动性短缺的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联系起来［44］。他们的结论是一些金融失衡严重的国家通过美联储救助，致使在短期内美元流动性的大幅提升，导致美联储面临流动性风险，所以未来货币当局可能不再愿意接受致使自身面临流动性风险的活动,货币流动性风险如何通过宏观审慎工具加以控制，成为一个问题。
在实践中，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问题表现为负责宏观审慎的机构设置及其职能设置上，尤其是对中央银行宏观审慎职能界定上。美国和欧盟的做法具有一定代表性。美国和英国采取了在中央银行框架下统一协调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的模式。美国国会参议院于2010年7月15日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赋予美联储兼具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的双重职能。在新的金融监管框架下，美联储除继续负责监管金融控股公司和一些地方银行外，还被赋予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的监管权力。这是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美国最大规模的金融体系改革。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也于2010年6月21日被合并到英格兰银行，金融监管的权力被重新划归回中央银行。而欧盟采取了把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适当分开的模式，在中央银行外另设宏观审慎管理机构。为加强金融监管，欧盟成员国于2010年9月2日达成一致，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着手，建立泛欧金融监管体系。其中在宏观层面专门成立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ESRB，European Systematic Risk Board)，监测整个欧洲金融系统的风险。该委员会负责制定一套统一标准，对跨国金融机构面临风险进行统一评估，并对存在风险的金融机构提出建议或发出警告。但为提高透明度和可信度，欧洲中央银行（ECB）主席将主持ESRB最初5年的工作。
五、未来研究展望
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突出了需要超越单纯的以微观为基础的金融监管模式。目前，各个研究机构和学术界都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决策者应采用宏观审慎监管的方法。然而，目前对宏观审慎监管的研究只是在一个有限的分析工具和缺乏数据的背景下展开的，这并不足以提供一种有意义的方法。基于目前现有的文献来看，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进一步研究：
第一，如何实现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结合。宏观审慎监管在着眼于宏观监管层面的同时，也并不忽略个体金融机构的风险。从全局出发，如何在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之间寻找一个动态均衡点，发挥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之间的互补作用，依然需要进一步分析。
第二，如何实现宏观审慎政策与其它宏观政策的协调配合。在实施宏观审慎政策时，加强监管部门之间沟通协调是必要的，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如何协调，其中包括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如何相互影响以及两者如何达到动态均衡，在机构框架、信息共享和政策互动如何协调配合等方面迫切需要进一步研究。
第三，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如何实现最有效国际合作。货币政策方面已经有了国际合作的努力，以实现资本的高流动性和商业周期的非同步性。但对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各经济体对金融周期是非同步的，必然会出现监管套利风险，例如直接通过国外分行贷款或者跨界贷款，这些都侵蚀了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的有效性详见 Bank of England (2009)。。如何实现有效国际合作仍然值得进一步探索。
第四，如何进行宏观审慎工具有效性评估。包括使用何种方法定量分析信贷增长、杠杆率、资产价格以及资产价格泡沫对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影响。从理论上如何分析判断宏观审慎监管效果评估方法的有效性；如何使用实证方法和手段来分析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包括历史上曾被用过的宏观审慎政策手段有效性的评价)；等等，都需要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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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development of Macro-prudential Supervision theory research
Huang Xiaowu TangYi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Hubei,430073,China)
In recent years, financial crisis have been frequent, especially the recent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caused by the subprime lending crisis , has posed a tremendous challenge for traditional banking micro-prudential supervision� Currently, the international policy discussions, research paper and important economic conferences began to emphasize on the macro perspective on financial regulation� Therefore, world�s philosophy of financial regulation have begun to micro-prudential supervision by the framework to the overall evolution of the macro-prudential supervision� The research is focusing on macro-prudential tools and their usage, macro-prudential policy relationship with monetary policy, and macro-prudential tools effectiveness� This paper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research on this topic, and identify important future research questions that emerge from the current literature�
Key words: Macro-prudential supervision; Systemic risk; Reverse-cycle supervision
（责任编辑：刘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