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zhangdahai.com--护士节演讲稿】
依靠强大的联合作战能力，迅速取得战果；然后在漫长的“维和重建行动”中，合法性、经济的支持和民众的耐性开始流失。 美国海外驻军在当地一再犯下暴行，暴露出美国长期海外用兵存在的问题。从宏观的层面来看，美国海外用兵面临的问题均与下述三个因素有关，即用兵的合法性、军事经费投入和国内民意的支持。从该视角分析，3月11日发生在阿富汗的美军士兵屠杀平民事件是“偶然中的必然”。
美国是本世纪海外用兵最为频繁的超级大国，其海外用兵往往遵循着这样一个逻辑：作为美国整体战略的一部分，以“维护地区和平”、“终结暴政”、“制止人道主义危机”为名出兵某国，依靠其强大的联合作战能力在战斗中“取得先机”，迅速取得战果；然而，在此后漫长的“维和重建行动”中，出兵的合法性、国内经济对美国用兵的支持和美国民众的耐性持续流失，反战呼声高涨，最终美国高层宣布“光荣撤退”，分阶段将海外驻军撤回本土。
美国海外用兵“三缩三放”
二战以来，美国海外用兵共经历三轮收缩期和三轮扩张期。首次收缩期从1954年朝鲜战争结束开始至1960年结束。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美国海外驻军人数缓慢下降，整体上呈现战略收缩态势，更多美军返回本土。
美军收缩趋势在1960年前后发生转折。从1960年至1967年，美国启动了二战后首次大规模海外用兵扩张。两次柏林危机使美国切身感到了苏联的军事威胁，进而大幅增加驻德部队，驻德美军在1962年7月达到27.7万人的历史峰值。至今，欧洲仍是美国驻军最多的地区。1965年美国介入越南战争后，海外用兵人数进一步攀升，至1967年达到峰值123万人。除50万美军部署在越南外，驻日本冲绳美军迅速膨胀，甚至部署了战略轰炸机。自1961年起，美军应邀开始在泰国驻军，泰国成为美国轰炸越南和对老挝进行“秘密作战”的主要后方阵地，美国在泰驻军一度达到3.8万人。
越南战争使美军伤亡惨重，在美国经济每况愈下、国内民心出现动荡的情况下，美国开始在海外“减少投入”，开启了第二次军事收缩。1969年“美莱村惨案”曝光后，美军在国内外舆论的口诛笔伐下“道德破产”，加快了撤退步伐。至1976年，美国海外驻军仅剩近39万人，不到1970年的40%。泰国政府于1976年要求美国从其境内撤出全部部队，至今，美国在泰国仅保留了百余人“象征式”驻军。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美国海外用兵进入了第二个扩张期，其中尤以在中东的增幅最为明显。1982年，美国在埃及驻军达1500人，比1980年增长了三倍，同期美国在沙特的驻军增加超过50%。1980年到1990年海湾战争前，美国在中东部署的海上部队一直维持在一万人左右，比前十年增加了一倍。1991年海湾战争后，美国在沙特驻军达到1.4万人的峰值。
随着海湾战争和冷战的结束，美国外部战略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美而言继续在欧洲驻留大量兵力已显得多余。另外，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一些有美国驻军的国家反美情绪逐渐上升，纷纷要求美军“走人”。美国随之开始了二战后第三次、也是规模最大的海外驻军“回流”。 1991年至1995年，美军海外用兵总数缩减到23万人，为二战后最小规模。其中，美国驻欧洲的部队规模缩小了一半至12万人左右，驻中东的部队总数也降至伊朗革命之前的水平。到1993年，美国最终将驻菲律宾的部队撤离完毕。
9.11事件的发生使美国再次开动战争机器，2001年至今，美国开启了海外用兵的第三个扩张期。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夕，美国派驻海外的部队已比2001年翻了一番，其中驻沙特、科威特和中东地区的海上部队已达到海湾战争之前的规模，同时，美国与土耳其政府达成协议，利用该国军事基地对伊拉克动武，美军借此在土境内派驻后勤士兵千余人。本次军事扩张在2007年达到峰值，此时美军驻伊拉克达21.8万人，驻阿富汗美军达2.5万余人。时至今日，美国海外用兵规模仍处于高位，2011年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后，仍保留一万人驻留科威特，2000人在巴林，1500人在土耳其。在中亚，2014年撤军前美国仍将在阿富汗驻军近十万人，另外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四国部署有6000人部队。当前，美国海外用兵占美国军队比重达到34.9%，略低于2007年的峰值39%，但远远超过冷战结束时的22.5%，与越战顶峰时的36%也不相上下，规模上超过冷战结束后的任何一个时期。
屠杀事件或成下轮收缩的“导火索”
3月11日阿富汗屠杀事件的发生可能成为压倒美国本次海外军事扩张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此之前，美国发动反恐战争的若干支撑力均在减弱。
在击毙拉登及重创基地组织后，美国在反恐战争中的敌人仅剩下“次要敌人”塔利班。受焚烧《古兰经》事件、侮辱塔利班士兵尸体事件以及屠杀事件的连锁影响，国际媒体的焦点已从阿富汗的安全局势转到美军在当地所犯下的一系列暴行和当地民众高涨的反美情绪上，这些均表明美军行动的合法性正在降低。
金融危机的爆发使美国不可能像反恐战争初期一样“无条件”地增加军事预算，而需要将更多资源配置在重振经济和解决政府财政赤字的问题上。根据今年2月美国国防部提出的预算计划，2013财年美国军事预算将从2010年的峰值下降700多亿美元，降幅超过10%，根据国会《预算控制法案》要求，美国军费下调不仅将继续，甚至需要加速。五年后，海外经费将进一步降至450亿美元左右。以此经费维持30万以上的海外驻军几乎不可能。
在经历了十年反恐战争后，美国民众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驻阿富汗美军屠杀平民事件不仅引发了当地政府、民众的反美情绪和塔利班的报复威胁，也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国内弥漫已久的厌战、反战情绪。就连一向支持反恐作战的共和党阵营，五年来也首次有超过半数的民众认为阿富汗战争不值得继续。在大选年背景下，美国朝野不得不重视这一民意变化，一旦“反战”成为压倒性民意，诸位在任或参选的官员和议员也将被迫在“政治前途”和“既定的外交安全政策”中选择前者。
为未来战略谋划“预埋棋子”
近期，美国国防部公布了新的“战略指针”，宣布将大幅度从欧洲撤军，并将中东和亚太作为新重点。然而，从以往历史情况来看，美军在海外用兵收缩的同时很难做到“调整战略重心”，即部分地区增兵、其余地区撤军。多数情况下，美军仅能在关键地区保持驻军规模。而一旦美国开启收缩进程，就难以轻易掉头转向，往往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综合来看，美国开启第四次海外用兵收缩的迹象已越来越明显，大规模增加在亚太军事存在的可能性不高，短期内开启类似伊战、阿战这样的地面作战的可能性不断降低。美军收缩将使国际社会减少一个主要的战争源头，政治手段将重新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主流，这些对我国维持外部安全形势、延续战略机遇期较为有利。
然而，美国进行战略收缩也往往是其重塑国力、军事科技升级换代、进行战略规划的积蓄期，后撤绝不代表美国将放弃全球领导权，或改变“美国例外论”的根本思维。通常在收缩期，美国也常开展一些不加声张的小规模行动为未来战略谋划“预埋棋子”或“开路”。例如，美国在1958年即通过出兵干涉黎巴嫩和对伊拉克、埃及发出军事威胁，为其日后进入中东“埋下伏笔”。如今，美国在中东采取的“利比亚模式”、在亚太的战略布局调整和在太空、网络等新安全领域的举动均或昭示着美国未来的战略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