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zhangdahai.com--校园安全演讲稿】
有人说，西辛庄是犯了“致富幼稚病”。西辛庄人通过实干致富是有目共睹的，但致富不意味着思想层次的提高；致富带来自信心增强是好的，但不小心就会走上虚荣心膨胀的弯路。中国社科院的于建嵘教授讲得就更不客气了，认为这又是一个“扯淡的改革”，是瞎胡闹。“干脆让全国60多万个村长都成为�长，或者干脆叫某某国，村长全叫国王不是更威风”？！而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长喻新安则说：“李连成提出了建设全国第一个村级市的构想，这是个挑战性命题。”
那么，在漫天的争议声中，西辛庄“建市”是不是对现行制度的一种挑战，这究竟是件好事还是件坏事？村级市的可行性和意义分别在哪里？想要真正走出这样一条路，又该如何去规划好呢？
叫啥并不关键
“我不是很能理解西辛庄要把名字叫成‘市’的做法。”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农村及城市社区研究专家张乐天也对“西辛庄市”的叫法不太认同，“既然村级市是向地级市、直辖市看齐，那每一级都改叫某某市是不是就皆大欢喜了呢？”张教授指出，名字毕竟涉及到行政区划、国家法规等问题，而这又进一步涉及到资源和权利的分配，包括财政、税收、编制等等，自说自话叫成“市”也不能改变农村与城市在户口、社保等各方面的差异，更别说行政管理上的变化了。“全国这样子的村庄并不少见，而想要自己把自己喊成村级市的，西辛庄是头一个。但这样喊了之后，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吗？”
对此，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进一步指出，是村还是市有一个重要的区分条件，那就是是否还有人在务农。若已经完全是工业了，那就是城镇化了。但如果还有人在务农，即使是少部分人从事的高度机械化耕作，那从性质上就仍是一个村庄，这跟你爱叫什么名字无关。所以刘市只是一个村，而石家庄却是一个市。这也就是为什么西辛庄现在的挂牌建市行为并未触及行政变更等法规，还被人评论为“打了一个擦边球”、“背后有高人指点”。
创新是件好事
“不过，这样一种叫法或者说实际做法所体现出来的创新，应当是有积极意义的。”朱启臻接着说道，“这种做法首先就体现了村民们对市民生活的美好向往，而农民的智慧和勇气、农民的创造力都是不容忽视的。”朱教授介绍说，就像曾经的包产到户、乡村工业，都是在相关政策对农村有所限制的情况下自主创新创出来的道路，许多我们所熟知的明星村就是靠着这些发展起来的。通常，城市有着户籍、就业等高门槛，想要变成“市民”并不容易。
既然在现存的方法、道路中找不到合适的答案，那么这样一种由“不是农民”的呐喊中迸发出来的热情、发展梦，何尝不是一种打破固有思维的创举呢？这种就地城镇化无疑会给我们建设农村的思维带来有益的启示。正如歌德所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长青。
同时，这样一种自下而上对变革的诉求和探索更是值得肯定的。复旦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中国公共政策科学和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理事顾丽梅认为这“肯定是一件好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创新呢？首先是由其本身的经济地位、上层建筑所决定的。当西辛庄的经济实力、影响力都日益增长之后，周边的村庄才会向其靠拢和聚集，才会产生这样的基层多样化、乡村多元化的发展和变化。新农村的建设转型也好，新道路的开拓也罢，由农民自行寻找的生活生产方式、村民文化、身份转变，都是具有正向的示范效应的。
观念并非空话
顾教授还认为，虽然村级市的叫法存在诸多争议，也确实有不少问题，但李连成对“改变农民观念”的执着是值得认同的。“我们说市民社会，有市民的身份，实际上是有其政治学意义的。市民意味着政治参与权、公民意识、公民身份等诸多含义，还牵涉到整个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现在我们国家存在着固有的城乡差异，这不单单是经济环境、政治体制、硬件设施等方面的差距，同时也是观念上的不同。而建立村级市的概念将会是推动这样一种二元分化逐渐趋同的力量，土地入股、规模化的大面积种植，由观念改变引起的农村自发效应也是规模经济的一部分。
就像李连成所说，新生事物总是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难题，而农民自身观念上的转变无疑是最大的难点。在刚刚提出村级市概念的时候，该村的人也不理解。现在呢，外村还有些人不理解，而社会上则有更多的争议声。但不管怎样，从“观念”入手确实是解决许多难题的根本。反观西辛庄自主富强的道路，在股份合作制办厂、统一规划搬迁等进程中，李连成也多次挨家挨户做工作、一点一点耐心解释。当事情做成之后，村民们往往都回过头称赞，从而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许多旧有的思维模式。
城市梦与农村梦
“然而，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农民要圆城市梦虽然无可厚非、值得鼓励，但千万不能反过来将农村、农民全盘否定。”朱启臻教授提醒说，农民是一个最基本的生产单位，我国又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有农业的特点，乡村自然也有乡村的价值，农民千万不能一冲动就否定了自身的价值而一心只想做完完全全的“市民”，这是不可取的。“我个人认为李连成今后计划建造高层小区的做法就值得商榷，真的没有人还想要种地了吗？一旦农民全都住进了高层楼房，那就没有地方摆放农具、储存粮食，也就完全丧失了农村本身的功能。”
就像朱教授所说的，如果所有的村都跟着变成了“村级市”，而“村级市”又都是没有人种地、完全城镇化的社区，那岂不是没有人种地了？那我们到时候又吃什么呢？顾丽梅教授也同样指出，农民不该是一个贬义词，农民不该以自己的身份为耻。虽然在制度、政策、现有国情等方面，我们会或多或少地觉得农民的地位较低、社会的上下差异化严重，“然而对比美国农业我们发现，美国就是5%的农民在养活整个国家，甚至于，许多人还愿意当农民”。由于高度的机械化操作，美国的农民往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农场主”，其社会地位显示也是不低的。
“实际上，随着我国城镇化的进程，一些农村的生活还要更优于城市。”朱启臻教授笑着说，“小别墅的价格要远高于高层小区，粮食自给自足、环境优于城市都是农村生活的优势。”而如果“西辛庄市”能够越走越远的话，有一天我们的农业也跟美国类似，也会有人抢着当农民。对“农村”、“农民”本身价值和意义的否定就有些本末倒置了。应该说，有了城市梦，今后也同样要有农村梦。
需要政策跟进
当然，西辛庄市要真的走出一条合乎制度、合乎法律法规而又卓有成效的道路来，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有着许许多多的困难。顾丽梅认为，这种自下而上的推动通常需要有一定的能人、强人的推动，就跟李连成所提倡的“选对好的村官”概念一致。另外，今后无论是发展还是推广，要谋求三农问题的出路，都需要做到因地制宜、形式多样，这样才有可能做成功。
张乐天教授也是不无担忧地说：“最现实的问题，许多老农民是不愿意搬迁的，类似西辛庄这样一种搬迁、聚集的工作，其中的拆迁部分往往是最让政府头疼的事情，更何况现在还没有政府的补贴、政策的支持。”他举例说，嘉兴市就曾为了节约耕地，投入了几十亿元进行搬迁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但农民一半搬了一半没搬，这样星星点点的散落分布使得土地流转计划一拖再拖，根本无法有效实施。就算是著名的华西村，也面临着接班人、内部矛盾等多方面的阻力。
“再比如温州龙港镇曾经出现的农民造城，现在已经有20万人了，但这源于其特殊的政策背景支持。”张乐天分析说，“现在不管是濮阳市、濮阳县还是庆祖镇都没有明确表态和参与，虽然西辛庄表示会采取各个村保持高度自治的做法，但今后的变化尚不能预测。我认为，如果没有相关政策的进一步扶持，光是15个村加入共建大社区的计划就很难实现。”
相关链接：中国还有哪些村庄达到了“建市”的标准
1.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面积只有0.9平方公里，一年创造的产值却超过西部一些地市一年的财政收入。通过集体经济、合并周边村的做法实现了家家住大别墅、开小汽车的生活。
2. 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龙凤镇建兴村：坚持因地制宜、强村富民。在抓招商、抓发展、搞养殖等经济建设的同时，不忘社会文化建设，在致富的同时也使得村政务、村务、财务、党务等各项制度健全，群众民主管理参与率达到90%以上。
3. 浙江省奉化市滕头村：全国村镇建设文明村，国家级农业示范园区，国家AAAA旅游区；曾被联合国授予“全球生态500佳”。从“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理念出发发展生态旅游，致富和健康生活两手抓。
4. 河北省邢台县前南峪村：走科技兴山、生态富民之路，按照生态、经济、社会三大效益并重的原则，创立了一个农、林、牧、水相互协调的小流域生态经济系统和多功能的生态防护体系，将贫困落后的穷山村建设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村。
5. 湖北省洪湖市洪林村：走“壮大集体经济，共同上升、共同富裕”的发展之路，拥有农工商企业数十家，村民享有学前及九年义务教育免费、医疗免费、水电半价、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子女升学奖励等十多项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