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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梦”有不同的具体内涵和表现形式。“一五”计划期间，把努力实现工业强国梦作为孜孜以求的重要目标。在理论上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强国战略思想，在实践上开创了实现工业强国的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取得了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成就。但是，“一五”计划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被长期固化下来，未能与时俱进予以调整，使工业强国梦陷入误区而走了弯路。
关键词：“一五”计划；工业强国；中国梦；工业化
中图分类号：F4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4）04-0033-04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中国十二个五年计划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11BKS021）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3-07-25
作者简介：林捷燕，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代中国经济政治问题；
杨近平，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副院长，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了“中国梦”。他强调，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此后，习近平同志在国内国际的多个场合，就“中国梦”的具体内涵、奋斗目标、总体布局、实现路径等进行了系统阐释。“中国梦”是具体的、历史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梦”有不同的具体内涵和表现形式。在我国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国梦”表现为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及初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一五”计划适应这一要求，把努力实现工业强国梦作为孜孜以求的重要目标。
一、“一五”计划提出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强国战略思想
工业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民经济中，工业生产活动逐步取得主导地位的过程，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工业产值和工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相伴随而来的是城市不断扩大，政治、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不断进步，社会民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从世界各国工业化的进程来看，可以归纳出两种典型的工业化模式：一是“早发内生型”的工业化模式。“这种类型工业化的源动力来自内部，主要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通过农业的商品化生产，实现原始积累并造就大批廉价的劳动力，然后在科技革命的基础上，以轻纺工业为先导部门，采矿业和冶金业与其并行发展，带动其他部门的产生和发展，工业化逐渐扩散到其他生产部门和交通运输业中。工业化基本上是按农、轻、重的次序发展起来的，其特点是经济发展比较稳定，但时间相对较长。”[1]228-229二是“后发外生型”的工业化模式。指某一国家出于扩张或防御等目的，不是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实现工业化，而是颠倒过来，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或者重工业与轻工业同时发展来实现工业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制定的“一五”计划，立足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思想。选择这一战略，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有其自身的历史根源和现实依据。
（一）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有一个历史的传承过程
中国走向现代化，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主旋律。鸦片战争及之后的一系列失败，惊醒了中国的有识之士，林则徐开始睁眼看世界，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认为中国失败的原因是“吾国之利器不及西方”，于是开展了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大力发展工业。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主张君主立宪，要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发展工业。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义”，提倡发展民族工业。可以说，发展大工业生产，改变中国经济的落后状况，实现中国的独立富强，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的一条主线。“一五”计划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正是对这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二）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新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
新中国的经济是从旧中国那里接过来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没有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到了1952年底，尽管国民经济经过三年时间得到相当的恢复，但是现代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还只占43.1%，在工业总产值中，生产资料的产值只占35.5%。[2]3在建国初期经济十分落后和经济总量极其有限的情况下，重工业的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意义非凡。对此，毛泽东曾形象地说： “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3]329因此，要想大力发展轻工业，要使工业给农业以更大的支持，要满足人民群众对物质生活的迫切需要，就必须优先建立和发展钢铁冶金、有色金属、机械制造、能源交通等重工业。
（三）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依靠和学习苏联发展自己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之时，正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形成并对立的时期。当时中国出于经济建设、外交便利及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上也必然趋附于苏联的优先发展重工业道路。此外，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本身就对我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示范效应。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所处的环境跟苏联成立时相似，而且苏联的工业化模式使苏联迅速地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强大的工业国。苏联过去所走的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我国当时学习的榜样。
（四）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建国初期应对西方敌对势力的需要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在政治上孤立新中国，在经济和技术上封锁新中国，致使新中国无法通过正常的国际经济交往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并取得援助。朝鲜战争的爆发直接导致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公开武装对抗。在这种严峻险恶的国际环境下，新中国必须尽快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摆脱对外部的依赖，实现经济上的独立和国防上的现代化。“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4]705
因此，“一五”期间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是符合当时的世情和国情的，它为我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确保当时经济的迅速稳定发展。
二、“一五”计划开创了实现工业强国的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
在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一五”期间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和建设，初步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开创了实现工业强国的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走这条道路，取得了初步成效，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中国近代工业的起步是从1860年后的洋务运动开始的，比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晚100年左右。由于受帝国主义的控制，封建官僚主义的压迫以及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旧中国的工业发展很不足。到1933年，全国工厂数量非常少且大多是规模小的轻工业。据1936年不完全的调查估算，在当时的全国工农业产品总生产量中，将近9/10的产品是依靠农业、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来生产的，到1949年，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工业产品还不到29%。[5]3在旧中国，每年都有大量的重工业原料，如铁砂、钨、锑、锡等输出国外，而轻工业所需的机器设备只能向外国购买。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开始调整产业结构，遵循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适当安排农业、轻工业和其他事业的原则，编制了“一五”计划，从而确保了在保障工业、农业、轻重工业都有大幅发展的情况下，改变了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以轻工业为主的局面。“从全国社会总产值的构成来看，1957年总产值达到1 606亿元，比1952年增长70.9%。其中，农业产值537亿元，增长了24.8%，所占比重下降为33.4%；工业产值704亿元，增长1倍多，所占比重上升到43.8%。”[6]207
（二）工业生产能力和工业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
在“一五”计划期间，工业生产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以钢铁工业为例，仅1956年全国的钢铁总产量达到了447万吨，远远超过了1949年的全国钢总产量16万吨。[2]41发展速度也超过了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能力巨大增长，为我国工业进一步高速度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
工业生产技术力量也有了很大的增长。到1957年，全国工业工程技术人员达到17.5万人，比1952年增长2倍；工业和基本建设部门的职工达到1 019万人，比1952年增长66%；我国已经能设计一些比较大型的、技术复杂的工程，如年产150万吨钢的钢铁联合企业、年产240万吨原煤的煤矿等。[9]5在“一五”计划期间，一大批旧中国没有的基础工业，如重型和精密机器制造业、冶金和矿山设备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高级合金钢和有色金属冶炼业等，开始逐步建立起来。
（三）工业布局趋于合理
旧中国的工业大都设在上海、天津、广州等沿海地区。这样的布局存在着很多缺陷：首先，工厂所需的原料大都来源于内地，而其所生产出的产品又要运往内地去销售，这样一来就会造成资源浪费及成本的提高；其次，工业设在沿海地区，一旦帝国主义入侵，这些工业都很容易被破坏，经济上就容易波动，于国防来说是很不利的；最后，如果工业只设在沿海而没有往内地迁移，那么落后的地区经济将徘徊不前。
从上述的实际情况出发，“一五”计划对工业布局做了很多部署：从资源的角度考虑，把钢铁厂、有色金属冶炼厂、化工企业等安排在矿产资源丰富或能源供应充足的地区；从改变落后地区的经济面貌出发，在落后地区适当安排一些大项目；从国防安全的方面考虑，把大部分新建的工业企业布置在后方地区。“1952年，广大内地的投资占全国投资总额的比重仅为39.3%，沿海地区则占有43.4%。到1957年，内地所占的比重上升为49.7%，沿海地区则下降为41.6%。内地投资比重的提高，一些新建项目建成投产，其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也有所上升，1957年上升到32.1%。”[6]210-211工业的合理布局，大大促进了内地经济的发展。
三、“一五”计划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长期固化使工业强国梦陷入误区
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经济发展战略也要相应进行调整。然而，新中国在很长时期内把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长期化、固定化和政治化。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一五”期间取得巨大成就的惯性作用。“一五”期间，我国不仅顺利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得经济上社会主义成分居主导地位，而且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到1957年，在工业上，我国已建成450个限额以上的工厂，“拥有能够制造飞机、汽车、蒸汽机车、远洋货轮、新式机床、发电、冶金和矿山设备等近代工业企业。”[8]6在农业、交通运输业、商业以及文教、卫生事业方面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胜利面前，不少领导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于是在对世情、国情错误判断的情况下，盲目照搬革命斗争中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来搞经济。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中，全民大炼钢铁等做法深深打上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烙印。
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被长期化、固定化和政治化实施，造成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经济结构失调，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后果。
在农业、工业比例方面，为了降低消费基金，以实现工业生产的超额积累，国家通过直接规定农业生产主体的生产和销售行为来干预农业，从而大大降低了农产品的价格。这一农业计划管理体制，在工业化起步阶段曾起到积极的作用，它促进了建国初期的工业发展。但是，这一体制在促进工业发展的同时，却损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阻碍了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当时政府干预农业的典型做法是中央给省或市下计划，接着省或市给县下计划，再后就是县给人民公社下计划，这样层层下任务。在这种计划的面前，农民的生产自主权丧失了，再加上农产品的价格长期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一五”计划完成之后，工业的比重不断增加，又出现了新的不平衡。到了1960年，农业占工农业的比重仅为21.8%，工业的比重达到78.2%，虽然到了1964年这一比例有所缓和（农业占38.2%，工业占61.8%），但这一趋势并没有维持多久，到了1978年，农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只占24.8%，而工业占75.2%。[11]3
在轻重工业比例方面，多年来，按照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轻重工业的投资比重悬殊越来越严重，在“一五”期间，轻重工业的投资比重为1：8，到“三五”期间，就已发展到1：14，到1979年恢复到1：8.3。[2]38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逐步扭转比例失调的局面，使我国经济走向健康发展。
总之，“一五”计划提出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本身并无错误，只是因长期固化使用而陷入了误区，使社会主义工业化遭到挫折，工业强国梦在我国走了不少弯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处于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由于受到当时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尽管进行了极其艰苦的探索，也不可能对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完全搞清楚。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运用的失误是必然的，取得的成绩则是难能可贵的，不能苛求前辈。正是因为有了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失误和经验教训的总结，党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认识不断深化。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新型工业化”的概念。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党的十八大对新型工业化问题作了更加深入的阐述，提出到2020年要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宏伟目标，从根本上保证了工业强国梦的实现。在当下的中国，审时度势，顺应潮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那么，工业强国梦必然成真，也必然为“中国梦”的最终实现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郭根山，祝念峰.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及其中国化进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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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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