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zhangdahai.com--社会实践报告】
刘 玮
（中国矿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0）
信息是社会存在与运动的基础，能够消除不确定性，是应对风险社会的主要手段，也是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影响因素。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信息化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
《“十四五”推进国家政务信息化规划》指出，“十四五时期”是信息化的新阶段，是以信息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化巩固期，要让人民群众在信息化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尤其在疫情等公共危机频现的风险社会中，健康码、行程码等在危机管理中取得的成功凸显出信息及信息技术对社会治理的重要意义。信息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公共领域通过主动调控信息实现有效治理。
目前，关于信息的研究成果颇多，多数学者侧重于分析信息的主要特征与意义，对于信息的重要性也取得了认同，认为信息在当今世界至关重要。信息可以与各个学科结合起来，将其与公共领域相结合的研究也颇多。通过对相关研究成果关键词共现的可视化分析发现，对公共领域中社会信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信息公开”“信息不对称”“治理能力”“信息技术”“数字政府”“电子政务”等几个方面（如图1），通过整理、分析发现，将公共领域与社会信息相结合的研究可以总结为三个视角：第一个视角是将信息与信息治理作为公共领域治理的主要内容，其中最为重要的即为“信息公开”“信息不对称”问题。在“信息公开”方面，大多数学者认为公共领域信息公开取得了显著成效，也暴露出诸多问题，但就整体而言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1］；
“信息不对称”主要体现在信息交流共享机制不畅［2］、信息传达层层过滤、信息公开机制空转［3］。第二个视角聚焦于“社会治理能力”，认为社会信息是公共领域治理的基础，是科学决策、有效执行的前提条件［4］，信息公开共享是国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前提和保障［5］，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对称利于修复受损的社会信任［6］，信息的处理及其利用直接影响着治理的效果［7］。第三个视角认为信息与信息技术促进公共领域治理方式的变革，信息与通信技术对治理模式的变革体现为一种“渗透—传导—扩散”的机制［8］，有利于推进社会风险的开放治理［9］。既有研究从不同视角对社会信息与公共领域的关系提出了一定的见解，同时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更多研究侧重于从技术的角度去探讨信息技术对公共领域与社会治理的影响，且很多研究侧重于个案研究以及对社会某一问题的研究。虽然在形式上是信息技术推动了社会治理的精准化和高效化，但技术归根结底只是我们进行社会实践的方法和手段，在本质上表现为通过大数据、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手段收集和掌握的各种数据信息更加全面和精准［10］，因此技术只是一种工具和媒介，实质上仍然是分析信息与公共领域的关系。
图1 关键词共现网络图
总体而言，现有的研究侧重于现状分析，缺乏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公共领域中社会信息演进规律的研究。因此，本文主要分析以下议题：在不同的社会类型中，公共领域中的社会信息类型是否相同？若不同，公共领域中的社会信息又是如何演进的？在后工业社会中，该怎样利用信息为公共领域社会治理服务？为此，本文借助于丹尼尔·贝尔对社会类型的纵向划分，从社会类型变迁的历史角度探讨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不同公共领域中社会信息的演变，并根据所总结出的特点提出后工业社会如何更好地规制公共领域中的社会信息，以增进社会福祉。
丹尼尔·贝尔认为，社会最显著的变革是从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发展到后工业社会。他对社会发展的纵向划分为分析公共领域的社会信息演进提供了有利的视角。在不同社会形态中，信息的来源、传播方式、传播范围及在公共领域中的作用各异；
同时，公共领域对社会信息也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在前工业社会中，人被最重要的生活资源……土地限制在有限的地理范围内，加之自然条件限制、交通不便，导致人口流动性小，整个社会被隔离成许多孤立的差异化的“小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11］。同时，公共行政通过制度化的方式防止人口任意流动，用保甲制度、户籍制度等正式制度的形式将人口限制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这都为信息的阻隔提供了基础。在这样有限的人际交往活动范围内，信息的来源与传播途径单一，传播范围有限，信息的阻断也较容易实现，公共行政促进有利信息的传递，控制负面信息的传播，且可以将信息的传达有效控制在某一地域，因而实现了通过信息的地域阻隔对社会进行管理的目的。在信息阻隔的基础之上，以地域、种族、家族等因素为基本依据而把治理对象隔离成不同的部分，在此基础上制造出不同的身份群体间的矛盾和冲突，使不同的身份群体不至于结成反对统治者的共同力量［12］131。
“阻隔”成为前工业社会中信息的典型特征，但信息的阻隔不仅仅局限于不同的地域、种族与家族范围内的横向阻隔上，更体现为信息的纵向阻隔。前工业社会在权力和信息上都具有明显的等级制特征，信息的流向也具有严格的等级要求。社会统治阶级通过对公共领域中信息的纵向阻隔，致力于将信息局限在有限的阶级范围内，使信息成为统治的工具选择，利用信息保持自己的绝对优势地位。古希腊时期盛行着控制信息流通的政策，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通过“高贵谎言”即那些神秘的理由来说服明君管理社会，将封闭的知识只提供给掌管阶层的某位精英，认为公众的智力水平不配获知真相，即通过控制公共领域中的社会信息来实施社会治理。在古代中国，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子》中“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其智多”“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等都是中国古代社会控制信息流通的原则。也有很多掌权者将这些原则与理论落地，秦始皇听从李斯的建议，实行了焚书令，切断普通民众获取更多信息的途径。实践证明，“焚书”的确为控制信息流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维护了社会秩序。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也是通过控制信息的传播来保持统治阶级的绝对优势地位以达到社会统治的目的。因此，不论是客观使然还是主观操纵，社会信息在结果上都表现出明显的被控制的特征，在这里称之为“控制型信息”。
当然，控制型信息并不只是主观作为的积极结果，同时也作为一种消极因素对公共领域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造成了公共行政的落后、闭塞与专断。由于地方主义、部门主义的存在，公共领域的基层会故意阻断信息的向上流通以维护部门利益或避免责任追究，加之自然因素、社会因素的限制，信息传播范围小、传播速度慢、传播路径不畅，导致公共领域决策阶层决策时所需要的信息收集不全面、时效性差，且基层民意信息容易被半路拦截或被曲解，因此社会决策阶层往往无法获取需要的信息，迫切需要的信息也需经过很长时间才能传达到决策者手中，有些信息到达之后已经失去了意义，这导致社会决策层因为信息欠缺、信息时效性差而出现决策失误；
政策执行情况不能及时由下向上传递，高层政策意愿也无法由上往下传递，社会政策因为信息不完全导致科学性缺乏。因此，在前工业社会中，社会信息与公共领域的发展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张力。信息的流通、收集有利于公共领域的发展进步，但信息的无限流通会直接损害克里斯玛型权威的至高无上与神秘性，甚至使民众意会到统治、专断的本质，从而形成破坏现有社会秩序的力量。所以，相比于社会统治的稳固与权威的保持，公共领域的科学性成为次要选择。
（一）专业型信息的产生及马太效应
在工业社会中，生产关系重构，交通条件改善，地域、种族和家族的隔离被逐渐打破，人口在不同地域、群体间的流动性增强，信息的传播方式和传播范围发生改变。与前工业社会相比，工业社会的信息传播方式与传播媒介得到了扩展，信息传播数量与传播内容更为丰富，信息传播的时效性与空间性得以增强。虽然公共领域仍可以控制社会信息的流通和传播，但相比于前工业社会而言，程度逊色很多，更为不同的是工业社会中的信息控制更表现为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对专业信息、知识的控制。在工业社会，信息成为一种资源，并日益表现出“信息商业化”的倾向，信息传播技术也促进了信息的商业化，从而使信息遵从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这就意味着信息对社会的回应是建立在价格、需求的基础之上，也就意味着信息的提供与获取会以收入和财富作为一定的标准。事实也是如此。企业以确立私有产权为处理信息的主要举措，一旦企业发现符合其需求的信息就可以将其买断，使信息成为私有财产，由此导致的结果即信息的流通受阻，某一行业会控制某一方面的信息，政治信息、行业信息、娱乐信息往往被分门别类。而普通公众所能接受到的更多的是包括娱乐信息、八卦新闻等“垃圾信息”。因此，通过社会公共权力和市场力量双层机制的控制和筛选，信息被分化，不同类型的信息服务于不同的领域，信息被打上了“专业化”的烙印，可以称之为“专业型信息”。
“信息革命”向“信息穷人”传递了很多能够引起他们兴趣但是又没有营养的信息，例如明星的娱乐八卦、皇室婚姻的失败……但是却很少传递令他们深省的消息，例如让他们觉察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他们自身境况的特征以及造成这种境况的原因等方面的信息。普通民众接受并沉浸于“垃圾信息”的同时也导致了对社会的冷漠态度。因此，“信息鸿沟”突显出来，成为一种新的不平等，那些在经济上和教育上具有优势的人可以通过自身优势获取、利用更优质的信息，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并进一步强化自己的优势，而相对的弱势群体则被排除在一定的社会参与之外，信息导致了马太效应。同时，信息也是影响国际地位的资源，获取、利用信息能力的不同加剧了“中心—边缘”结构的国际局势，使发展中国家处于国际竞争的弱势。对于这一点，赫伯特·席勒给了我们有利的证明。他认为，“在媒介再现的表象之下，存在着划分世界人口的结构性不平等关系……”“‘全球性不平等’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对全球经济的支配，同时他还深信西方媒体通过提供支持的观点和影像促进了这种支配。”［13］电视等主流信息媒介侧重于传播有利于统治的信息，美国等国家传播有利于资本主义的信息，而很少传播关于非洲等方面的消息，所以在席勒看来，贫穷国家为了改善自身的命运而付出的发声努力，其必要条件就是挑战“信息帝国主义”。
（二）专业型信息与官僚制组织相互调适
工业社会虽然不是把行政等级作为划分能否获得或拥有某些信息的标准，但却是根据组织结构的部门而对信息加以分类占有的，一类部门往往是一类信息的垄断者［14］。从组织的角度来讲，工业社会中对信息的控制首先表现在专业化分工上，工业社会中的专业化分工满足了工业化进程中“工具—目的”的价值追求，成为达成经济、效率目标的首要选择。专业化分工可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来理解，从横向上表现为部门化，在纵向上表现为组织的层级设计。官僚制组织成为践行专业化分工的载体，其作为工业社会的典型组织形式，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官僚制组织中的人对人的支配和强制与农业社会等级制条件下的那种人对人的支配和强制不同，即不是直接的支配和强制，而是通过岗位和职位的中介而实现的支配和强制［15］，而信息则充当了中间变量的作用。在官僚制组织中，岗位和职位是具有等级制特征的，不同等级的岗位和职位掌握不同的信息，不同部门的岗位和职位也掌握着不同的信息，所以不论是在横向上还是纵向上都产生了信息的限制和隔离，并通过对信息的限制和隔离实现对人的支配和强制。因此，官僚主义的等级制是一种知识和信息联系的等级制度，官僚制实现了对信息的专业划分与利用；
反之，对信息分门别类的利用也促进、巩固了官僚制的权威。
一方面，横向上的专业化分工主要是指职能、职业的部门化，这样的专业化分工带来了效率的大幅度提升，制造皮鞋的流水线作业的例子论证了横向的专业化分工所带来的效率提升的效果。韦伯认为，由于职业的专业化使技术的发展提升成为可能，便增加了生产的数量，也提高了生产的质量，这有利于促进公共利益，也就是促进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16］。不可否认，这种横向专业化分工的追求的确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效率的大幅提升，甚至因为社会整体福利的增加而促进了公共利益，但这种横向专业化分工同时要求术业专攻、各司其职，带来了部门林立、条块分割的组织结构，同时也带来了不同于前工业社会的地域、种族、家族隔离的信息部门隔离与信息专业隔离。公共领域中不同的机构针对不同的服务对象建立了独立封闭、各自为政的信息服务系统，信息资源封闭离散。信息部门隔离是部门主义与部门利益的一种体现，通过对信息、资源的封锁和破坏与其他部门的合作关系，虽然信息的优势可以实现部门的短期效益，但对长远利益、整体利益而言则是无益的。同时，信息的部门、专业隔离成为一种资源和优势，也铸就了“专家”的特殊身份。由于掌握了某一专业、部门的稀缺性信息或科学方法而具有了专业性、合理性、权威性的特征，成为某一领域不可反驳的力量，从而实现对该领域、行业的领导和控制，正如法默尔所认为的“科学方法被广泛的认为是证明某一现实观点合理性的基础。它被认为能提供具有特权的信息，这一观点意味着论证的角色被授予理性”［17］。
另一方面，纵向上的专业化分工主要表现为组织的层级设计与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官僚制组织是一个等级实体，具有等级和权力一致的特征，在这样的一个实体中，将各种公职或职位按照权力等级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指挥统一的指挥链条，沿着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由最高层级的指挥控制下一层级的组织直至最基层的组织，于是便形成了官僚之中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18］。在这样的层级体系和权力体系中，信息成为维护上级权威的重要资源，也成为法理型组织生存和运营的工具。因为对信息有限的掌控能力，管理层次和管理幅度呈现负相关的关系，法理型组织根据对信息的掌控能力来调整管理层次和管理幅度的关系。当组织规模一定时，管理幅度越大，管理层次就越少；
反之，管理幅度越小，管理层次就越多。管理层次越多，信息传递的时间越长、失真的可能性越大，为了提高效率就要求尽可能少的管理层次，但管理层次越少则意味着管理幅度越大，这对每一层次上管理者的信息掌控和运用能力又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因此，社会组织就需要根据管理者对信息的掌控能力、组织本身对信息时效性与真实性的要求寻求管理层次和管理幅度之间的平衡。总体而言，管理型社会通过法律制度等人为设置而把人彻底隔离了起来……整个社会是以利益要求和专业技能的差异而被隔离成支离破碎的不同阶级、阶层、利益集团的［12］132，在这表象之下的暗线就是对信息的隔离和限制，同时，信息的专业化程度及管理者对信息的处理能力又限制了官僚制的组织结构，两者在相互调适中发展。
迈入后工业社会，信息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和验证，很多学者将其称为“信息社会”。虽然到20世纪80年代信息和信息传播技术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时，丹尼尔·贝尔才开始使用“信息社会”一词，但他在20世纪50年代创造使用“后工业社会”一词时就强调了信息和知识在新型社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也有一些学者例如曼纽尔·卡斯特等虽然不使用“信息社会”的概念，但却不否定信息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认为“网络社会”的一切完全依赖先进的信息传播技术。尽管信息仍然保持为一种经济商品，并且它的重要性在增长，信息经济的第三个时期以主要着重于信息技术为特征，信息技术在社会上占据了支配地位，这就是我们的时代常被称为信息时代，而现代社会被称为信息社会的原因［19］。迈入后工业社会，并不只意味着信息数量的大幅增加，而且信息成为最基本的资源，信息足量且信息的阻隔变得不切实际，信息和信息技术使社会治理趋于“完全理性”，“共享型信息”成为大势所趋，同时也给公共领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共享型信息的特征
首先，共享型信息具有“非竞争性”。信息的“非竞争性”意味着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的传播突破物理空间的限制，其边际生产成本与边际拥挤成本几乎为零。当信息被生产出来，信息的消费者和使用者的增加不会带来成本的增加，同时任何人对信息的使用也不会影响其他人同时享用信息的数量和质量，信息的“非竞争性”表明扩大信息的传播和使用范围让更多人受益才是明智的选择。同时，信息具有正外部性，信息技术的发展降低了信息溢出成本。外部性是指一方采取的行为对另一方产生的市场或价格体系以外的影响，又称为溢出效应。信息的外部性或溢出效应是指信息的交流与扩散所带来的关联效应。在传统社会中，信息和知识在扩散过程中会发生时滞、衰减或扭曲，因此溢出效应与空间距离呈现负相关的关系，但共享型信息则要求突破信息溢出效应的物理限制，无限降低信息使用的边际成本，促进信息正外部性的发挥。例如，在开展计划免疫工作时需要掌握全市幼儿年龄及住址等信息，这些信息在规划幼儿园、小学等教育工作中也同样适用，如果标准统一、数据共享，那么信息溢出效益明显，且信息使用边际成本为零。
其次，共享型信息具有“非排他性”，即排除他人享用信息既不可行，也不理智，即使实现了排他效果也需要在成本或技术上付出高昂的代价。一方面，信息和数据如同空气一样充盈于我们的生活中，信息不再是稀缺资源。世界的一切关系皆可用数据来表征，一切活动都会留下数据足迹，世界就是一个数据化的世界［20］，我们生活在数据和信息的世界中，生活中衣食住行的每一方面都产生信息，数字化、信息化成为我们生活的表征之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本身也会产生海量的数据和信息，且信息体量大、更新速度快。几乎所有事物本身或其特征都可被数字化、信息化，文本、图像、声音、信号等都可以直接转化为数字。因而，在信息时代，数据就是基本的生产资料，或者说数据就是权力［21］。另一方面，信息传播技术等新技术的发展使人的行为和交往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呈现出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脱域”特征，新的通信媒体连接着世界上最遥远的人们，世界真正成为一个“地球村”，我们可以与远在千里之外的朋友甚至是未曾谋面之人交流沟通以获得信息；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存在也让我们可以从指尖终端获取世界上任何方面的信息，同时我们自己的信息也被其他人、组织及政府所掌握。当今的世人相较于2000年前互联网未得到普及的时期，掌握更多的信息资源，拥有更为多元的信息获取渠道［22］。我们生活在一个卡斯特所称的“网络社会”中，信息的即时传播成为重要特征，人们可以随时随地从全球搜集到以超媒体形式再现的信息。在这样的情势下，不管是公共组织还是私有组织都无法再得心应手地阻隔信息，前工业社会式的信息地域、阶级隔离不再可能，工业社会式的信息专业化隔离也将变得越来越模糊，信息使用的门槛越来越低。
（二）共享型信息提供了趋于“完全理性”的可能
当后工业社会中信息的体量、质量趋向于无限接近现实时，社会治理就具有了趋向“完全理性”的可能。泰勒认为管理就是确切了解希望工人干些什么，然后设法使他们用最好、最节约的方法去完成它，而“确切了解希望工人干些什么”就是需要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过程；
他认为经理们存在的理由就是作为信息专家，他们的职责就是收集、分析尽可能多的信息，充当信息收集者、严密的监视者、分析家和资本权益的计划者，无一遗漏地监控组织的所有行为领域，更好地计划和实施那些能够确保组织获得最好投资回报的战略。普伦基特与阿特纳将管理者定义为对资源的使用进行分配和使用的人员，并强调了包括信息在内的“资源”。赫伯特·西蒙认为管理就是决策，任何决策都需要建立在一定的信息基础之上，并从中选择出最好的备选方案。“管理”“管理者”“决策”都意蕴了信息的作用，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管理其实就是一项信息工作，管理者就是一种“专家身份”，通过掌控和使用信息获得身份优势。由于要在众多可能方案中进行选择，要按照功利原则来做出决定，那就要求掌握足够的信息，了解每个个体的背景、能力、情绪特征等方面的细节，让它在充分掌握信息的基础上作出决定，这就意味着公共行政必须是完全理性的，能够预料到各种可能性，预料到行为发生的概率，预料到行为产生的可能后果［23］。人口数量与构成比例、耕地面积、义务教育人口数量及比例、行业发展状况等都是社会治理必须要掌握的基础信息，且信息的质量和数量决定了社会公共治理的水平和质量，最理想的状态是掌握所有信息，这时具有“完全理性”，能够达到最优决策，可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但遗憾的是，不论是在前工业社会还是工业社会，信息都不可能穷尽，“完全理性”的状态都无法达到。正如西蒙所认为的，由于知识、经验、信息和能力的局限，现实生活中的管理者只能是介于完全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具有“有限理性”的管理人，管理人无法穷尽所有备选方案，也无法知悉所有备选方案可能产生的后果。同时，最优决策也是无法达到的，正如林德布洛姆所提出的由于“复杂性与不确定信息”“确立目标与价值观的困难”“对分析的抵抗”等因素的存在，渐进主义决策模型才是现实可行的，“按部就班、修修补补的渐进主义者或安于现状者或许看来不像个英雄人物，但他却是个正在同他清醒地认识到对他来说是硕大无朋的宇宙进行勇敢的角逐的足智多谋的问题解决者”［24］。除了收集全部信息的客观不可能之外，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都存在着主观控制信息流通的可能性。前工业社会中表现为对信息的直接垄断和控制，将信息控制在一定的阶级、地域范围之内；
工业社会表现为在部门、专业之间信息的控制与隔离。公共领域中社会信息的离散、不完全状态限制了社会管理的科学性。首先，在社会政策制定过程中，可能通过隐蔽政策议程达到维护部门利益的目的。其次表现为社会政策执行过程中所出现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信息传递的真实性、时效性直接关系到政策执行的结果，信息反馈渠道的通畅程度对政策的反馈与评价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政策基层执行主体更贴近目标群体，掌握着政策执行的第一手信息，知悉目标群体对社会政策的真实反应、社会政策的实施状况，其对政策执行状况反馈信息的真实性、完全性对政策的后续修正和下一个政策议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社会政策本身由于缺乏科学性、可操作性等不适合在基层执行，或与下层政策执行部门利益相悖时，往往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下级部门存在部分执行、变相执行上级政策命令或虚假反馈政策执行信息的可能，究其原因是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形成的不完全信息博弈。
共享型信息可使上述情况得以改观。后工业社会中的社会治理就像是“巧妇之炊”，信息提供了原料“米”，而信息技术则是“炊具”，信息和信息技术相辅相成，共同提高了社会治理“完全理性”的可能性。信息成为生产、生活最基本的资源，信息技术被认为是解决新产品开发、制造和交付中基本问题的手段。一方面，借助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信息体量发生了质的飞跃，社会公共领域不仅可以获取关于人口、教育、土地等最基本的数据和信息，还可以感知到每一个公民的情绪变化、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面向每一位公民的“精准化服务”和“个性化服务”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后工业社会中的信息技术提供了“完全理性”的技术支持，解决了工具理性的问题。在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即使存在趋于完全的信息体量，也不可能达成“完全理性”，因为前工业社会中的人和工业社会中的机器都无法保质保量地完成对所有信息、备选方案的分析与选择。只有在后工业社会，借助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才有可能分析所有的信息、预判所有备选方案可能产生的所有结果，从而选择出最优方案。信息技术将信息转化为一种权力、一种生产资料，是将糙米转化为精米的过程。西蒙认为，现代化信息技术工具能够对人类在决策过程中的有限理性形成补充［25］，提高了科学管理、优化决策的可能，或许随着信息与信息技术的发展，“有限理性”会被完全克服。同时，后工业社会中信息与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原有的社会参与方式与公共生活空间，为公民提供了便捷的社会参与方式。网络社会的信息传播在速度、效率、形式和内容上都比以往的传媒方式更胜一筹，它使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摆脱了地域、时间、文化的区隔，而进行超越现实、跨越时空的互动［26］，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线上社会生活”成为可能。因此，信息以数据化的形式得以收集与处理不仅省时省力，而且可以大幅扩大范围，大大增强了公共领域行政的科学性。
（三）共享型信息的社会供给
即使进入后工业社会，信息传播的范围和方式有了质的改变，信息也没能完全摆脱被隔离和控制的命运，仍然存在信息孤岛、算法黑箱、信息鸿沟等困扰，限制了信息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制约着共享型信息的实现。从公共产品理论的视角来看，共享型信息区别于私人产品的特性，具备“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的特征，需要公共领域的调控与供给。
首先，要构建统一的数据平台，打破数据隔离，提高信息的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工业社会遗留下来的信息的部门隔离和专业隔离使信息的溢出效应受限，要么是部门之间、组织之间人为阻碍信息的共享，要么是因为标准不一使得数据无法共享、共用，大量的公共数据由基层部门分散掌握，“信息孤岛”“信息鸿沟”现象严重。因此，重复性的信息收集工作频繁进行，但缺乏统一标准的单一领域的数据仍是“一次性数据”，无后续数据挖掘价值。因此，为了进一步降低信息溢出成本，增进信息的“消费的非竞争性”与“使用的非排他性”特性，需要放弃前工业社会对信息的阶级、地域阻隔与工业社会中对信息的部门、专业隔离。在大数据治理的背景下国家能力要实现弹性化建构就要增强对信息的汲取与学习能力、信息管理与协调能力，并在此基础上与社会合作共治［27］。后工业社会中的信息是需要共享的，共享的前提是标准统一。在数据全生命周期中的数据收集阶段就要做到标准统一，保证数据定义的一致性、元数据定义的统一性。为此，要建构数据共享的制度架构与法律规范，还需要政府主导建设一个统一的数据交换与共享平台，引入数据资源目录，构建统一的信息资源编码规范、统一的信息共享模式以及统一的信息管理方式。社会组织、商业组织参照统一标准开展信息收集工作，并共享除保密信息外的所有信息。
其次，因势利导，进行数据开放。前工业社会与工业社会都是通过信息垄断进行社会治理的，但后工业社会的特征使得阻隔信息变得不再可能，且继续阻隔信息会损害社会公共权威，这就意味着公共领域必须放弃信息垄断的做法，数据开放成为必然。大数据、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不仅提升了社会公民收集和利用信息的能力，也压缩了公共领域垄断信息的空间。一旦不能再对信息进行垄断，就不得不调整其旧有政策和政策实践以适应变化中的社会现实，这些就是中国政治进步的驱动力［28］，合作型治理应运而生，数据开放是“共建、共治、共享”的前提基础。李克强总理指出，我国信息数据资源80%以上掌握在各级政府部门手里，“深藏闺中”是极大的浪费；
国务院《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强调，数据已经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后工业社会需要的不是信息公开，而是数据开放，“信息”到“数据”二字的转变是政府理念的转变，也是服务模式的转变。数据开放中的“数据”是第一手的原始记录，未经加工与解读，不具有明确意义，是“原始数据”的彻底开放，更强调其他主体对数据的再次开发与利用，对所有潜在数据使用主体是平等的。因此，共享于统一数据交换与共享平台上的数据是原始数据，而不是数据加工后的结果呈现，数据存储需从“数据仓库”向“数据湖泊”过渡①数据湖泊和数据仓库的主要区别在于，数据进入数据仓库之前都是经过预处理的，一般都会根据即将进行的数据分析有针对地做数据清洗工作；
数据湖泊作为大数据仓库来存储海量的原始数据，为数据分析提供一个原生的数据视角，给未来的数据应用提供一个更大的弹性。相关论述参见张克平、陈曙东《大数据与智慧社会：数据驱动变革、构建未来世界》，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版，第64页。。
不管是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还是后工业社会，公共领域中的信息类型都是不同的，透过社会转型的历史视角可以看到公共领域中社会信息的演变历史。前工业社会对应控制型信息，信息呈现出阶级隔离及地域隔离的特征；
工业社会中，信息根据组织的纵向、横向层次被分类占有，专业型信息与官僚制组织相互调适；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转型，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使信息的“质”和“量”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后工业社会公共领域中的社会信息类型再一次发生变革，信息的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趋势愈加明显，阻隔信息变得不理智也不可能，“共享型信息”成为大势所趋。共享型信息为社会治理趋于“完全理性”提供了可能，但同时也为信息的社会公共供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更好地发挥信息与信息技术的积极作用，完善共享型信息的提供，需化被动为主动，构建统一的数据平台，促进统一标准的数据收集与使用，并进行数据开放与共享。
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信息的开放获取与利用也带来新的风险，例如信息泄露的问题。共享型信息为全体社会成员所使用，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信息都可以随意获取和利用。当社会成员获取信息越来越容易，排除他人享用信息的可能性越来越低，也就意味着我们自身信息泄露和滥用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因此，如何取得信息共享与信息保护之间的平衡是未来社会治理的应有之义。总之，后工业社会的未来是与信息、数据共生共在的，数据和信息获取与利用方式的改变会引起社会的变革，社会应对信息的态度同样影响信息的类型。因此，需要厘清公共领域中社会信息的类型与演变规律，尤其是后工业社会中的信息特征，化被动为主动，因势利导、扬长避短、规避风险，发挥信息对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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