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出口产品的隐含碳污染贸易条件变化研究

【www.zhangdahai.com--中国梦征文】

韦政伟 杨川

(1.清华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4;2.诺丁汉大学 工程学院,英格兰诺丁汉市 NG14BU)

近些年来,因全球气候恶化,联合国实施了多项环境管控政策和碳排放管控政策。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家,贸易产业和进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极大变化。贸易企业在加快贸易合作的过程中,面临着碳排放量、碳排污成本等系列问题。调研数据显示,全球贸易进出口产品年均碳隐含量已经达到全球碳排放总量的1/4。从碳管控角度看,进出口产品在研发、生产、运输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定的碳排放量和有害物质。这意味着贸易进出口企业要完成商品交易,必须响应国际贸易环保政策,并履行自身的碳排放职责。虽然近些年来中国开始加大对重污染行业的管控,并设置了碳排放指标,推行碳排放管控政策,但大部分贸易企业的碳排放技术仍然较为落后,存在商品碳隐含量超标、生产技术落后、节能环保管控能力不足的问题。

(一)隐含碳排放量逐年增加

2021 年9 月,中国-加州碳市场联合项目宣布启动,以应对全球大气污染和气候变化问题,争取早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中国贸易企业仍面临较大的碳排放问题。

首先,就中国现行的贸易行业结构看,主要为农业、工业、密集型技术产业。这类行业无疑会使进出口产品的碳隐含量不断增加。其次,中国是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家,根据联合国的数据,中国在2008 年就成为全球碳排放量最高的国家,截至2021 年,中国进出口贸易产品的碳隐含量较以往10 年增长了23%。表明中国企业在从事贸易生产合作过程中,整体生产技术和碳排放管控能力仍然存在不足。

(二)贸易政策变化加剧碳污染

根据中国海关公布的数据,2021 年中国贸易进出口产品的隐含碳排放主体大多集中在工业、化学及煤矿等生产行业。事实上,中国贸易企业进出口产品碳超标问题不仅与企业自身的生产技术和碳管控能力有关,还与外部环境因素密切相关。

首先,在政策方面,近些年来中国不断加大对外贸易开放力度,参与国际贸易合作的企业数量迅速增加。在此过程中,大部分参与国际贸易合作的企业因不了解国际环境保护贸易政策,加之自身的技术、设施、生产能力不足,导致商品的碳指标含量超标,加剧了环境污染等问题。

其次,从国际贸易竞争角度看,虽然全球有许多国家签订了贸易环保战略协议,但联合国对大气污染的管控政策主要是从温室效应调控及废气处理角度作出规制。而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的贸易合作方式主要是采用将重污染生产基地转移到东南亚和非洲国家,将碳污染风险转移给其他国家。相较于发达国家,为了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贸易企业不得不接受不平等的合作协议,主动承担碳排放和碳污染责任,不仅加大了企业自身的碳处理成本和压力,还提高了碳排放指标,对中国的气候环境带来了不良影响。前瞻产业数据调查报表显示,2010—2020 年,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年均碳转移量排名居全球前三,具体如表1 所示。

表1 2010—2020 年全球年均碳转移量

表1 数据表明,近10 年来,美国、德国、日本这三个国家的年均碳转移量分别为779.71 百万吨、276.90 百万吨和187.02 百万吨。这些国家通过实施“碳转移”策略,将自身的碳风险转嫁给其他国家,这显然能够改善自身的贸易结构和气候环境,但却严重损害了其他国家的利益。

(三)国际汇率变化加剧碳污染

首先,从国际汇率差异出发,中国货币对企业进出口产品碳成本、碳排放量的下调管控力度不大。即便近些年来中国将贸易格局逐步转移至东南亚国家,但与这些国家进行贸易合作并不能够从根本上改善中国进出口产品碳污染隐含量超标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国家的赎买力和货币汇率的国际竞争力仍处于劣势。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向这些国家出口贸易产品,仍然需要承担较多的碳排放量和碳风险分摊职责。

其次,全球货币汇率在贸易交易中,最具竞争力的国家分别为美国和德国。当前,大部分东南亚国家的整体国际购买力、平价汇率、货币兑换汇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此外,与中国进行贸易合作的国家主要为印度、越南和俄罗斯,这些国家无论是购买力还是货币汇算率与中国基本相似。虽然近些年来中国通过转移贸易口径,适当扩大了自身的国际贸易规模,但大部分企业从中获得的利润仍然较少。

(一)规模效应原因

根据以往的经验,一个国家商品出口规模越大,其出口产品的碳隐含量、碳污染转移量越大。当一个国家净出口商品规模呈现正向效应时,其商品的碳污染移入量将会减少;
反之,当一个国家净出口商品规模呈现负向效应时,其商品的碳污染移入量将会加大。纵观全球,美国是当前最大的商品出口国家,其年均出口商品份额中所包含的碳污染移出量非常高。

美国作为发达国家,为了解决自身劳动力资源不足问题,其贸易合作方式主要是大肆从其他国家进口缺少的商品。该做法一来可缓解其自身的内需供给压力,二来也可实现“碳排放”风险转移。但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则无法照搬美国的贸易合作方式。以中国、韩国和俄罗斯为例,这几个国家在从事国际贸易过程中,对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依赖程度较大,而这些产品中所包含的碳隐含量和碳污染转入量也较大。本质上,商品进口规模效应或是出口规模效应是指一个国家对于特定商品有较大的进口需求量或是有较大的对外供给量。从环保角度出发,无论哪一种效应都会使商品的碳隐含量和碳排放风险加剧,这对全球的贸易环境和“双碳”目标实现都会带来不良的影响。

综上,美国采取的贸易合作方式必然会给其他国家带来负面影响。一是将大量的废气和碳排放责任转移给其他国家,由这些国家来承担碳处理成本和碳污染风险;
二是违背联合国规定的“贸易公平”及“自然保护”条款。鉴于此,中国政府及贸易企业必须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加强对商品进口规模的调控,以缓解自身碳排放压力,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健康发展。

(二)技术原因

技术是驱动经济社会与产业发展的关键要素。从技术角度看,中国贸易进出口条件变化包括国际贸易竞争优势下降、进出口产品隐含碳排放量加剧等,与中国当前的环保、节能、碳排放处理技术不高密切相关。

当前,中国贸易企业的碳处理技术标准与国际先进技术标准仍有较大差距。发达国家利用先进的节能环保技术,不断提升对贸易产品的碳污染处理水平,在碳浓度测量、净化和消除等方面都取得非常显著的效果。

调研数据表明,发达国家利用碳净处理技术,可减少约10%的碳排放量。其中,德国利用这项技术最为成熟,年均可减少约191.96 百万吨的碳排放量,其次为法国、比利时和英国。中国贸易进口产品中的年均碳排放量达到503.50 百万吨。具体如表2所示。

表2 全球碳排放量排名前三的国家

如表2 所示,中国贸易进口产品中的年均碳排放量为55.65 百万吨,其次为南非(45.37 百万吨)和印度(35.65 万吨),表明中国在不断加大贸易进出口规模的同时,面临着极为严峻的碳污染问题。

近些年来,虽然中国大力开发太阳能、水能、风能等清洁能源,同时加强对环保及科技企业的培养和扶持,但与国际技术标准相比,中国的新能源技术仍有较大差距。实践中,中国对重工业及新技术产业的产品进口需求仍然较大,如果要利用能源和碳净化技术来对这些贸易进口产品隐含碳进行处理及整治,通常需要依赖国际净化设备和纯技术处理。但中国大部分企业因存在资金问题,对获得国际技术支持只能望洋兴叹。

(一)优化中国进出口产品结构

客观来说,近些年中国贸易企业进出口产品碳污染指标及碳处理成本上升的原因,与国内进出口产品结构不平衡密切相关。而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商品结构角度入手进行分析。一方面,大力扶持低碳行业,以缓解中国贸易行业面临的高能耗生产、资源浪费及成本支出过高等问题。要进一步扶持如新能源和绿色、环保、生态等低碳行业发展,从环保和低碳生产管控角度出发,根本上解决中国贸易进出口产品碳含量过高、碳污染严重等不良问题。要促进中国贸易结构升级,切实发挥这些行业的节能、低碳和环保作用,为中国贸易产业发展、实现经济创新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另一方面,区域聚焦新兴产业开发,提高其整体核心竞争力。中国应根据各区域的经济、资源、技术及环境条件,加大财政保障力度,鼓励新兴产业自主研发新产品,加快对能源资源的整合及技术创新。采取措施解决目前中国能源利用率低下,技术水平落后问题,遏制中国进出口产品碳含污染严峻的问题,帮助中国企业创造全新的贸易条件。

(二)加强海关及贸易监管

从贸易发展长远角度出发,应发挥中国国际贸易竞争优势,注重对贸易管控政策的更新和优化,促进中国进出口企业健康发展。针对贸易政策存在的滞后性问题,进一步加强政策改善力度。一方面,要深化海关监管政策。长期以来,中国机械、金融、化学等行业对进口的依赖度较大,虽然维持一定的进口量有利于调整中国贸易结构,对国内消费需求具有保障作用,但必须重视环境保护,加强对进出口行业产品质量的监管,尤其要加强对外资企业关税、产品品质、碳含量的检测和管控。加大国内机械、金融、化学等行业的科研力度,切实解决高耗能、高排放问题。另一方面,重视欧美发达国家“碳排放转移”,加强对国外贸易商品进出口关税、技术及高碳商品的管控,保障中国贸易企业权益,降低中国企业国际贸易风险。

(三)加强碳污染排放管控

长期以来,中国企业对“两高一资”产品的进口需求较多,而出口多是机械、化学、金属类产品,这些产品具有高能耗、浪费资源、碳污染严重等特点。要进一步加强碳污染排放管控。一是根据中国贸易发展实际需求,优化调整能源产业结构,鼓励能源行业资源整合,鼓励相关企业积极学习新型生产技术,提高生产工艺。适当控制进出口份额,限制高碳及高能耗产品进口。二是鼓励地方能源行业技术创新。鼓励行业技术创新,实现战略转型,包括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环保处理技术、能源生产技术,不断提高中国贸易企业生产能力和工艺技术,全面降低碳污染。

(三)提高能源整合利用效率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目前的贸易产业结构仍然是以工业和密集型产业为主,且大部分企业的生产水平和碳排放处理技术仍较落后。一方面,中国政府要加快对各区域相关行业的整合,鼓励这些行业加快技术创新,做好生产管控。另一方面,中国贸易企业要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相关企业的经贸合作,通过签订长久战略协议,规范各自所要履行的生产、环境清洁、碳污染处理等职责和义务,实现各国企业风险分担和利益共享。

(四)加强技术研发改善能源结构

从能源结构看,当前中国的能源资源不足,对进口依赖程度较高。受能源储存、开发及技术条件约束,中国的能源生产仍然面临困境。此外,针对发达国家的“碳排放转移”,中国的能源结构亟需升级优化。一方面,要加强国内能源结构调整,为新能源行业提供有力的支持;
加强其他生态能源和再生能源利用,如风能、太阳能和水能,切实满足消费内需。另一方面,注重研发能源自主技术。对此,国家要提供相应的贷款和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传统煤炭等能源行业多利用节能环保技术,实现低碳生产,同时加强对煤矿及再生能源的综合利用,为环境保护和碳污染整治奠定坚实基础。

通过阐述中国进出口产品隐含碳面临的问题,针对进出口产品隐含碳条件对中国贸易结构、贸易经济及环境保护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进出口产品的碳含量超标,不利于企业贸易发展,对国家贸易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欧美发达国家为降低本地环境污染、满足其国民消费需求,对发展中国家实施了“碳排放转移”策略,从而加剧了被转移国家的环境污染,并对这些国家的国际贸易份额、国际竞争优势及经济增长造成影响。二是长期以来,中国的传统机械、工业、煤矿等行业对外进口依赖度较大,且中国现行的碳污染处理技术与国际竞争力较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
三是高污染、高碳排放量的治理成本较高,在中国贸易进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较大。长此以往,必然加剧中国企业的国际贸易风险和碳转入风险。据此,笔者根据中国贸易行业的实际需求,针对中国面临的碳排放、碳处理成本压力和产品碳含量超标问题进行了研究,以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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