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zhangdahai.com--助学金申请书】
如果你身处一个技术突破、变革迭起的行业，你既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幸运的是，你有机会不走寻常路。如果你足够敏捷，善于捕捉变幻中的机遇，可能迅速脱颖而出，反超亦步亦趋的同业，拥有丰富的经历。不幸的是，你亦有可能在来不及自知的情况下，或黯淡而终，或被淘汰出局。
传媒业无疑就是这样一个行业。
对中国的报纸和杂志从业者来说，过去十年，他们经历了几个重要时期：一是走向市场化，在更开阔更繁杂的空间竞争；二是与新媒体共存，重新审视和定义纸媒的核心价值。当然，最重要的变化恐怕来自终端受众。人们获取资讯、见证第一现场的能力已经超越了纸媒能力所及。而人们表达见解、分享经历的能力，也超越了媒体人的想象。这个过程，有巨大挑战，也提供机遇。
1962年出生的何力在这个行业浸润多年。只是，当这个行业赋予他“不走寻常路”的机会时，他已经快40岁了。
何力是谁？
何力是位非常资深的财经媒体人，现任《全球商业经典》的出品人和总编辑。在他个人微博的认证信息里，关于他这个人的说明是：“曾任《经济观察报》、《第一财经周刊》、《财经》杂志等媒体总编、主编。” 在我看来，何力在过去的20年，个人见证了中国财经类媒体市场化开启到充分竞争的过程。
我与何力的交往，源于12年前。笔者当时供职一家汽车合资公司的公关部，因为《经济观察报》一篇关于10万元家轿的文章，写信给当时素未谋面的何总编，就文章的观点、判断和结论进行切磋。很快，我收到了何总编的回信，信中他平等而坦诚地交换了意见，并希望保持这样开诚布公的沟通方式。这也是我职业生涯迄今为止收到的唯一一封总编的回信――关于新闻报道的观点之争。
虽历经职场与功名的辗转，何力本人的底色基本没有变化。狮子座、属虎。心有豪情，却温和理性，并以此保持与世界的距离。20年不变持守或找寻的，始终是―一张新闻纸所能承载的人文深度。
何力对针对他个人的采访并不感兴趣。最终使他开口说话的，是他相信：“把一幅幅画面拼接起来，可以明白自己从哪里来，还要往哪里去。”这何尝不是我们每个人的需索呢。
关于入行
把纯属偶然变成人生必然
任剑琼：当记者是你的职业理想吗？
何力：不是。我们那会儿大学毕业是包分配工作的。所以我也没多想，还忙着跟中文系的几个朋友排演话剧。
我大学念的是理科，因为父母都不允许我学文科。他们说学文科容易犯错误，如果再遇到文化大革命很不安全，学理科做个技术人员，一生比较平稳。那时候同学中比较优秀的人都学理科，觉得数理化不行的才去学文史。所以就随便选了一个理科，但是自己内心还是很喜欢看“乱七八糟”的东西，喜欢那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感觉，那种调调。所以十四五岁也写诗，前两天我还发现我14岁时模仿词牌填了很多词，还在微博上晒了两首。
所以如果说上大学这四年都干了什么，基本上可以用“不务正业”四个字来概括，大部分时间是在看闲书。我从大一就开始看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大学前两年看了很多西方哲学的东西，如饥似渴地读了很多70%都看不明白的书，并且以此为乐。最早接触西方文学，是通过柳鸣九。他在上海文学研究所专门研究介绍当代西方文学，早年间编过比如说关于萨特文学的一些介绍，介绍了萨特、阿贝尔噶缪等很多人。当时一本红皮的书，叫《萨特研究》，我从图书馆借出来以后又续借，在我手里至少存留了长达6个月之久。我就凭着这本书去给中文系的同学开讲座讲萨特（笑）。
任剑琼：大学毕业之前还在排话剧，毕业分配怎么办？
何力：无所谓啊，学校随便安排一个就去了。本来其实也是可以留校的。当时北京在京郊办大学的分校，比如说北京工业大学在房山办了分校。当时北方交通大学在昌平办了分校，我就去了，在那里做团委工作，后来做教学组织工作，也讲过基础课，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这一类的东西。
任剑琼：那你到底是怎么入的这一行啊？
何力：其实我入这一行非常偶然。我太太当年在《北京日报》工作，有个老领导参与筹备《中华工商时报》，她就把我介绍去了，人家说你是学化学的，就到办公室工作吧，我说行。因为你不是学新闻的，也不会写文章嘛，其实我会写文章的（笑）。当时我就说行，我们当时的总编辑叫丁望，现在已经去世了，他是《中华工商时报》的创始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他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上班第一天正好碰到他，他说小伙子年纪轻轻的去当记者啊，去跑啊，在办公室里待着能有什么出息。结果我就没去办公室，直接到经济新闻部报到了。
其实我入行挺晚的，快27岁才入行，但入行以后真的很勤奋，很快发现自己挺适合做这个职业。我1989年6月份到《中华工商时报》工作，10月份创刊，年底的时候就写了一个很长的报道。写什么呢？因为到了年底了，马上进入90年代了，又是一个财经类的报纸，当时北京最繁华的街道是王府井，我就在王府井挑了10家商店，以日记的形式，写了《王府井：80年代的最后十天》，写1989年12月20日到30日这10天。每天我去一家商店，跟商店里的经理、顾客聊天，实际上是在写整个80年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变化。这是我第一次写这么长的稿子，写了一万多字。因为当时没有财经和商业新闻的概念，我想的，其实就是让稿子变得有趣，从微观入手揭示宏观大背景，那时我也不知道史景迁，但就是觉得微观入手会比较好看。
西方人做学问的时候喜欢写故事，喜欢写个人命运，把个人命运放到一个大的背景下考量。回想起来也没人教我，是直觉，觉得这种见微知著的东西有意思。
任剑琼：这种入行经历听起来真有一种命运的奇妙感，稀里糊涂进了来，却发现别有洞天，越做越有味道。
何力：所以到底是命运弄人还是人掌握命运，这个辩证关系在我自己的人生成长道路中特别有体会，其实说来说去，就是两者缺一不可。当我们自认为我们能够把握命运的时候你一定要被命运捉弄一两次，让你发现你什么都不是，你就是狗屎。当你认为你就只能认命的时候，却发现命运也蛮青睐你的。即便你没有这样的意愿、想法或者内心世界的追求，即便你不知道要学什么，要往哪里走，但是至少你知道要跟现在的平庸有所差异。
你知道这一条，可能命运就来青睐你了，其实这两个东西之间的关系一定是这样的，你自己要有改变的愿望――与众不同的愿望实际上是特别强烈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当时办报，对形式上的差异化要求得很严格。很多诸如“打造”这样的词过去没有，后来有的媒体开始用了，几乎好多媒体甚至连中央文件都用。我们就严格要求说，我们的报纸绝对不能用这个词，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追随别人，宁可不用。我们就是这个想法，一定要花大量的力气做差异化，有所不同。
任剑琼：你能不能用三句自己最认同的话，跟我描述一下你工作的这个行当？
何力：一句是丁望说的：“做新闻，有时不能说真话，但你可以选择永远不说假话。”还有就是当初我们总编室主任说过：“做报纸不要满版都是红烧肉。”他的意思是要错落有致、相得益彰。还有就是曾经一个副主编说过：“印厂等着，要截稿，可改可不改的就别改了。”干来干去，就这三句话。
任剑琼：我觉得你真的算是歪打正着入对了行，尽管你从《中华工商时报》出来，参与创办《经济观察报》的时候可能没想到要成为一个启蒙者，但是经济高速发展的10年期间，大学生得到的真正的财经类知识和资讯，实际上是靠着这么几张报纸。
何力：确实是这样，当时没有什么财经类的报纸，也就是《中国经营报》、《中华工商时报》、《经济观察报》、《经济日报》这么几家。《经济观察报》的确从一开始就特别注重和年轻人打交道，包括在学校里搞一些推广活动，它始终注重在大学培养读者。事实证明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选择。因为2001年、2002 年那时候的大学生现在早已是职场中很重要的角色了。所以随着时间的流逝，特别是在大学生中培养自己的忠实用户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选择。
关于记者
“想成才，就多做点那种看上去没用的事”
任剑琼：拿10年前和今天比，你觉得财经类记者在专业度和敬业度方面有明显的差别吗？
何力：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差别。只是说今天的年轻一代跟10年前相比，耐心在下降。我观察两条，刚刚入职或者做记者的年轻人，一个是对自己的认知，一个是耐心。这两条至少在我看来跟10年前相比没有什么进步或者改观，特别明显。我碰到好多觉得自己能做这件事的，我说那你就做吧，其实做不了，至少说刚开始的时候还做不了。他以为他能做。
任剑琼：这算不算优点呢？超级自信，认为我能、我行。
何力：你这么说我也同意。我承认一个人对自己的判断和认识不是一个特别容易的事情，而且相对而言年纪越轻的时候可能对自己的认识和判断很难做得很准确，应该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自己的认识和判断逐渐地更精准一点。所以年轻人对自己的认知有偏差倒也不怎么觉得滑稽。对年龄大的人这事儿是蛮滑稽的，人家会觉得很可笑。
女孩子年轻的时候对自己想要什么，对自己能力、水平方方面面的认知容易出现一些偏差，但是女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容易能够纠正。可悲的是很多男人到了一把年纪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特别是那些有点能力的成功人士，他容易对自己的能力、对自己的认知产生一些问题。在旁人看来就是滑稽，像小丑一样。人家只是碍于面子，可能当面还很尊敬你，叫你老师，其实背后说你“不知趣”。说到底，不同阶段应该做不同阶段的事。年轻人还是要有一点耐心，其实事情迟早会轮到你，有时候积累两年，就可以做了。
任剑琼：很多人都说互联网将会取代传统媒体，你对打算入这一行的年轻人有没有什么想说？
何力：你要学习新技术带来的实质的东西是什么，创新也好，分享也好，互动也好，即时交流也好，或者个人在信息传播中的作用变得更大也好，等等。我老是说你不用太去管大趋势，如果你选择了做传统印刷媒体行业，大趋势上这个行业肯定是逐渐萎缩的，但是一个大行业的萎缩并不意味着你的产品明天就要关门。比如中国有9000种杂志，说10年以后淘汰5000种，还剩4000种，你就做那没淘汰的4000种就完了，说来说去你还是要做好自己所能做的事情。再过10年淘汰光了，再过10年你不就退休了吗？你想那么远干什么？其实所有的事物都是有长和短、眼前和未来，你把这些事看穿了你就不纠结了。
任剑琼：你面试的时候怎么问问题？比如说一个大学毕业生到你这儿面试说想做新闻。
何力：我比较简单，比如你想做新闻，你告诉我你最近对哪几件事感兴趣？可以包罗万象。接下来我会说你最近看的哪些杂志或者哪篇文章或者哪本书写得挺好的。基本上三个问题下来你就能够判断他的知识、视野、见地包括偏好。
任剑琼：你会跟记者发火吗？
何力：会，拍桌子瞪眼，没撕过稿子，但至少把大样团吧团吧扔了。其实我脾气不是特别好，还是很容易暴躁的。现在不这样了，前几年挺多的，一到周五要截稿就周期性发作，特别是不能容忍犯愚蠢的错误，比如说错别字，比如说一个数据、一个事实不去核对。凡是粗心大意犯的错误我都觉得不值。我们老是在讲，对一张报纸而言，历史上所谓的引发不同部门的批评或者带来危机的稿子都是事先预料到的，我们签字的时候就预料到这 个稿子一定会出事的。大的层面都这么过来了，常识性的错误是不可容忍的。
任剑琼：你觉得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财经类记者？
何力：这一行，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用人的基本尺度没有什么改变。它就是要求你要对这个时代、对周围的事物和生活保持足够的敏感与热情。你不能说刮一阵风我无动于衷，下冰雹也无动于衷，旁边有人在哭泣也无动于衷。秋天树叶的初落都要引起你的感怀。我觉得感性、热情及对周围事物和时代保持敏感是做这一行特别重要的东西，包括财经类的媒体。因为你是经验行业，你跑金融的也是经验行业，你不做投资，你也不做外汇买卖，你只是报道外汇买卖。我老是强调行业经验、直觉、敏感、热情这些不是很量化的东西。我觉得这些品质甚至比受过更多专业训练更重要，当然那个也很重要，你如果有这样的专业知识的积累和凝结，可能比别人更快一点。保持兴趣很重要，这种兴趣其实还包括了质疑精神。你总是要问为什么，要有一定的质疑精神。
去年做微访谈，有网友问记者应该什么样？我说简单说就是应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你要对周围的事物产生触动，触动引发思考，特别是最终要诉诸文字表达的人。当然现在我越来越觉得跨界、更广泛的阅读很重要，包括你要多做点那种看上去没用的事。
任剑琼：就像你在大学里时那样？
何力：真的，那些都是看上去没用的事。有杂志采访一个英国很有名的雕塑家。那哥们儿回答记者艺术是什么，他说艺术就是那些没用的东西，没用的才是艺术，那些有很强大的功用性的东西不是艺术。我觉得这哥们儿说得还真是，回过头来看，至少乔布斯这个人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也就是我们中国人原来就说功夫在诗外，无用之用。有用之用的东西看得见摸得着，有规律可寻，他可以说我今天还不懂，通过三个星期的学习能够基本掌握，它是有路径的。而无用之用的东西你可能从小就无功利地逐渐培养，受用终生。
任剑琼：这段时间你常谈到行为中的机遇，际遇中的思考，这可能是你这两年的总结和回归，你说其实你在探求一种关系，你希望人们透过经济现象去探寻背后的关系抑或真正的推手，其实是让我们有洞见，不轻易地奔向一个结论。我觉得这个挺难的，这个东西怎么能够落实到你的采编指导上？你跟你的记者怎么落实这种东西？
何力：我们过去对读书和工作比较重视，对旅行不够重视，我觉得在路上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不注重实际体验。毛当年讲要深入实际，很多文人不是很重视。包括我们现在100万搞了一个写作基金，我们出钱请专业人士走出书房，你在某个领域有专业知识的积累，你一年中抽出一个月转悠转悠，我们来出费用。我相信你的专业知识积累在你旅行过程中与那个情那个景产生关系以后你所能够得到的感悟是不一样的。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
当然，一本杂志理念的落地，从技术上来讲第一还是要选人，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你要选和你有相同想法的人。第二是你通过不同的方式去影响这些人。选题是一种影响，你喜欢什么样的稿子、不喜欢什么样的稿子也是一种影响。他如果是一个跟你有相同或者相似价值观的人，他就会理解，就会慢慢形成你们编辑部的文化或者偏好。
所谓弯路
无非是世俗的普遍看法对个人内心世界的抹杀
任剑琼：你觉得独立人格这件事对于成为一个优秀的记者到底有多重要？
何力：我其实很看重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我觉得作为人这个物种，没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的事情，当然饿死和自由我还是选择先要吃饭。我的意思是，你说的独立人格，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自由。我们说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不是今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实际上是说你的存在是不是要有这样的前提。
我们的教育，从起点就缺乏这个。现在很多家长在观念上就有问题，他觉得我这样做是为你好啊，这里面有个问题，你为别人好也要尊重别人的选择，因为那是他的自由。
任剑琼：这是做父母永远的悖论。所以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就比较缺失独立人格。
何力：中国的父母相对来讲还是替孩子做了太多的主，给的自由不够多。至少在我儿子的成长过程中我管得太多了，关注得也太多了，其实应该让他更自由地去成长。
任剑琼：即使他走弯路？
何力：所谓弯路的概念，其实都是我们现实考量的结果，考上大学算成功，没考上大学算弯路，十个人有九个人这么看。你想想看，最后都是世俗的普遍看法对个人内心世界的抹杀，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坚持自己的内心世界，世俗的普遍看法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
比如我们说“活在当下”，这是中国人特别爱讲的，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就有这样的因素，但是你到了国外跟老外接触接触你就会发现人家才是“活在当下”，中国人活得肯定比人家累。
这跟我们自己的生活观念、人生态度有关，我们的人生不是用来享受的，我们的人生很多程度说是用来显摆的，这就会很累。按说命是你自己的，当然你也承认人又是社会关系的动物，既然有关系就有比较，有比较就有高低，有高低就有痛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独立人格是一种很稀缺的资源。
任剑琼：那总归对儿子还是会有个期待吧，你怎么想象他的未来？太太同意你的设想吗？
何力：他们这一代人缺乏丰富的情感熏陶，他们是在非常技术性的环境里错过了获得人文营养的最佳年龄。电子游戏、动漫、各种快捷的工具充斥了他们的童年和少年。所以，我认为儿子可以成为现代社会产业链条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会计、保险理财的分析师、修车、理发，都可以。太太也同意。
任剑琼：说起太太，你怎么理解爱情与婚姻？你认为使两个人长久下去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
何力：我相信有爱情这种东西，但大多数情况下它不太持久，难以维系婚姻。两个人若想长久，价值观相同很重要。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要基本相同。
任剑琼：价值观和看待世界的方式也是变化的。
何力：所以还有惯性，熟悉的东西给你安全感。
任剑琼：像钱钟书和杨绛那样的很少。
何力：是，有爱情，有价值观，很稀缺，你不一定摊上。所以，把自己骗好很重要（笑），但反过来说，没有得到或失去，也是永恒。
关于跳槽
选择自己能容忍的不完美
任剑琼：你从40岁左右开始跳槽，这是因为容易放弃，还是对一种东西的坚持？
何力：老实说，放弃的权重可能更多一些。我是个缺乏坚持的人。而且我发现，要么不跳，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我发现，跳槽像一种病。事实上你会发现，你想要的东西并不一定会因为跳槽而得到。
任剑琼：但是否可以帮助你发现，自己最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何力：实际上就是去选择自己能容忍的不完美，平台、薪水、人际关系。我所有的跳槽，都不是钱的问题，更多是自己不喜欢了。只有《财经》杂志是个例外，去《财经》属于救火，火灭了，救火队员还待在那里做什么？
任剑琼：对当时的那个邀约很难说“不”，对吗？
何力：有点好像在美国，《华尔街日报》让你去当总编，只要你脑子不进水，你肯定会去吧。
任剑琼：我们也很好奇，很想看看“何氏”版本的《财经》。
何力：没多久我就发现不行。我到那儿不到四个月，开了个读者见面会。当时清一色的问题：你们下一个计划揭谁？准备跟谁对着干？如何继承？我忽然明白，读者心目中希望的角色是斗士，而我却想赋予历史和人文感。
任剑琼：《财经》的DNA太鲜明了，这已经是它的品牌定位。你可能改得很好，但它就不是《财经》了。你的理想是探究历史纵深处的洞见和人文关系，你的选择只能是重创一个品牌，而到《全球商业经典》的这次跳槽解决了这个问题？
何力：我最终选择了离开，所以也只能这么说。我从业20多年，为6个新闻机构工作过，平均起来不到4年一次，也不算是很频繁吧？
任剑琼：2011年在上海《全球商业经典》的发布会上，你 说自己50岁左右了还在创业，你当时什么心情？
何力：我是说真心话。如果当初《经济观察报》上市交易，或者大家能够分很多钱，也许我就不做了。后来之所以还做，养家糊口还是个主要考量，这还是我的职业。我个人其实是希望能够早点结束职业生涯，干自己想干的事。也许一事无成，但是你总要试一试嘛。比如说我也许应该从事文学创作（笑），我应该写小说，我老梦见我写了很好的小说，哈哈。
任剑琼：你曾经说过，你始终会“回避”缺乏自省和自知的人和事，你的跳槽是否也是这种洁癖的代价？
何力：我认为工作的感觉还是很重要的。人不能明明不是这么想的，还非要去这么做，这样太辛苦，成本太高，虽然这个成本很多时候并不能量化。我性格里面有完美主义的情结，很难容忍不完美的存在。
任剑琼：你的理性、建设性，体现在个人的人际交往上，是否就是总有一点点距离？
何力：有这个问题。我挑剔。我只能跟气味相投的人交往，不太委屈求全，为此也丧失许多现实利益。我有一些寺庙里的朋友，说我，说信仰不是思考的结果。我的问题就是太理性。我是一个性格上很容易感知风险的人，胆子小，缺乏冒险精神。
任剑琼：这有些矛盾，你的跳槽让你没有行政职衔、没有铁饭碗保障、档案也在外面挂着，这是很大的风险。你所说的胆小和感知风险，实际上是怕动到自己的底线。
何力：就是自由和自在。我很怕为了一些什么，而动到这样一种存在的状态，这种状态对我很重要，而且越来越重要。
任剑琼：你经历过一次很严重的车祸，如果那次真的壮烈了，有什么遗憾？
何力：有遗憾也是对家人朋友，对我自己无所谓，因为不到一秒钟就没了，挺好。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我都没了，还能想什么？因为我还活着，所以会总结遗憾。从顺应常伦的角度来说，该走的没走完，有点遗憾。可没走完的多了，早夭折的、半道儿下来的人多了。我每次去八宝山，回来路上都很宁静。他躺在那儿，你还回来了。堵车、着急什么的，着什么急啊，急就别回来。人的生理年龄离死亡越近，恐惧就会越少。该干什么干什么，别糟蹋自己。另外，我强烈拥护“安乐死”。当你不能主宰自己的身体与对身体的处置时，能保有自我了断的方式是多么重要。
任剑琼：你曾经说过，伦敦的西敏寺教堂给你很深的印象。巨大的宁静、厚重的历史、繁冗而有序的规仪、与世隔绝般的逃遁感，你当时想到什么？
何力：我觉得西方资本主义是靠西敏寺去平衡的。工业革命、资本主义释放了人们的欲望，宗教改革给人们带来了更多自由，而对欲望和自由的克制，是西敏寺的价值。如果说秤的一头是物质带来的种种享乐，你一周有五天为此拼命工作；那么西敏寺就是那个秤砣，你周末会去教堂，在虔敬中找回灵魂。我们也要找到这个东西。
任剑琼：如果有一天你退休了，希望别人如何评价你？
何力：主观上说，好，鼓掌，牛！都是人嘛。理智一点的话，离开就离开了。看一个人过得好不好，是看他不红之后。香港艺人叫“过桥”。我把它叫做“好好学习，天天向下”，就是怎么走好“下坡路”。就算60岁退下来，现在的人稍微不留神就活七八十岁，万一活到90岁，你说剩下30年你怎么办？退休不是放假，放假你还要回去上班，退休是放假到死。所以，既然退休，就不应该再关心别人的评价，而要把自我认知、自我评价、精神世界的成长放到特别重要的位置上。你鼎盛的时候有几百人跟你联系，到最后剩几十个、几个，在这个社会关系缩减的过程中，你如何管理好自我意识、如何自处才是最重要的。大多数人没有准备好。到了一定岁数，你和这个世界的关系，主要就是你和自己的关系了。美国有个老年医学研究，针对的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有过去的百万富翁，也有普通人。发现50岁左右时他们都有很大变化，就是过去发愁、担心的事都不那么重要了。他们最大的遗憾，是觉得自己没把钱都花了，没出门远行看世界，没对身边人更好一点，还有就是把过多时间浪费在那些不会发生的事儿上。所以，年龄越大，幸福感与是否找到精神归宿有很大关系。
任剑琼：那如果让你自己用一段话评价自己，会是什么？
何力：善良但懦弱；质敏且多情；少恒心而时运济；相当自我又甚具他人意识。往好里说，是深得中庸之道；往坏里讲，是陷入了相对主义的泥沼。都是匆匆过客，尽人事知天命吧。
联系编辑：王舒婧wangshujing@cbnet.省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