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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谈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社会建设的基本背景是什么，可能会遇到的最主要障碍究竟在什么地方；第二个是社会建设究竟应当建设一些什么东西，应该是什么样的内容。
转型陷阱可能引发社会问题
现在社会建设要面临的最基本背景是什么。我想讲的概念是“转型陷阱”。现在人们谈论得比较多的一个词叫“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世界银行在2007年提出的概念，指一些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了人均GDP3000-5000美元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槛过不去了，比如拉美国家、亚洲的马来西亚、菲律宾等等。大家担心中国的国民收入到了4000美元左右时，是不是也要遇到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中国不是拉美、不是菲律宾、不是马来西亚，中国面临的是很独特的状况，中国会面临的可能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转型陷阱。
那转型陷阱指的是什么？过去我们总是假定说改革或社会转型有一个起点、有一个终点，起点就是过去的计划经济，终点就是市场经济，扩展一点说就是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等等。改革和转型的过程就是从起点走向终点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们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当我们从一个起点在往终点走的时候，中间每一个点上都有可能停下来，在改革和转型的过程中，会逐步形成一种既得利益格局，尤其是像我们这样渐进式的改革，就更容易形成既得利益格局。这样的基本利益格局形成后就要求不要往前走了，要维持现状，然后希望把我们认为所谓过渡型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制，这个体制是最有利于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我们假定一个房地产商，对他来说什么样的情形是最好的？当然是能够用行政的方式廉价拿到土地，然后盖成房子，在市场化中把房子卖出去。现在情况对既得利益者来说是最有利的，这样就有可能把这些东西定型下来，形成混合型体制。
这种情况下会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现在我们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可能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这样一个转型陷阱，这个转型陷阱的种种迹象已经很明显了。有一次我去某地，晚上区长请我吃饭，就两个人，他说你知道我今年最难的是什么吗？今年最难的拆迁任务100万平米，这和我的乌纱帽连在一起，拆完了还当区长，拆不完区长别当了。我说拆哪，他说拆哪都行，只要拆出一百万平米。我们现在不是经济停滞的问题，而是走火入魔，陷入畸形发展，而这与转型陷阱有着密切关系。
转型陷阱的概念有利于澄清笼罩在左与右争论上的迷雾。在转型陷阱的背景下，中国的问题已经不是改革与保守，前进与倒退的问题，甚至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左与右的问题，转型陷阱形成了混合型体制，这个体制最大的特征是权力和市场结合在一起。
改变社会力量对比打破僵局
在转型陷阱的背景之下，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打破转型陷阱当中的僵局。从这点来说，最近刚刚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我个人觉得，这是美国社会运行中机制在发挥作用，他们正处于打破社会僵局的过程中。这些年可以看到，美国社会出了严重问题，表现在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失衡。这些年金融资本不断扩大，已经成为了吸收社会财富的黑洞，并且社会已经无可奈何，传统的监管措施无能为力。美国财政部长讲了一句话，“法律赋予政府的权力，我们已经基本用尽，但是不起作用。”但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社会当中还是有一种机制在起作用，这个机制是什么，就是社会，就是民众。美国社会的民众开始介入这个过程，表达他们的不满和抗议，对于打破原来的僵局，改变社会力量的对比，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这个事情如果利用得好，可能会形成一种变革，通过这场变革改革既得利益格局。
中国其实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大家知道现在都在讲“温州危机”，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有美国的一个类似因素，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失衡。过去一年，我们的产业经济、实体经济可以说是非常艰难，但前些天某银行行长讲了一句话，他说今年的业绩之好，让我们都不好意思公布了。一个老板讲，我手下1000人的工厂，一年的利润是100万，他说我老婆在上海买了八套房，挣了3000万，老婆这八套房子够我这间工厂1000人干30年。可我们要打破这样的僵局，机制在哪？只有社会力量的发育，我们才会有一个正常的社会。
建利益均衡机制和基础秩序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社会建设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但是这个社会建设最主要的是要解决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我觉得有六大问题：
问题一：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这是我在2005年提出的。我们到了市场经济的时候，整个社会的利益能不能有一个相对的均衡，关键在于有没有一套利益均衡机制。我们现在经常在讲这个问题，讲现代利益关系的时候就说，吃亏的永远吃亏，占便宜的永远占便宜，背后的问题是什么，是一个社会力量的失衡，导致了利益关系的失衡，如果没有这样一套新的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利益关系很难平衡。
问题二：要有一个好的社会结构，优化社会结构。我们前段时间讲得比较多的，是以中产阶层、中产收入为主的社会结构，但是我觉得还应该加上一条，就是结构要具有流动性，能够给人们提供希望。在这样一个转型陷阱的背景下，实际上不仅仅结构是不合理的，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定型化，定型后人们的机会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建立社会流动正常的渠道，我觉得这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通过这个渠道提供希望，没有希望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问题三：促进公民意识和社会组织的发育。
问题四：要形成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制度化方式。现在人们都在强调社会矛盾多，社会矛盾尖锐，我个人认为这不是中最主要的问题，问题是缺少制度化的办法来化解社会矛盾。
问题五：促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制的建立与完善。
问题六：重建社会的基础秩序。这是我十年前提出的概念，要把社会中和城市基础设施具有同样意义的最基础的制度建立起来。我们现在很多的问题为什么解决不好，跟我们缺少最基础的制度是有关的。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本文节选自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社会建设论坛上孙立平教授的讲话，题目系编者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