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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上，很多学人都有“舍我其谁”的狂傲气概，这种气概表面上是妄自尊大、睥睨天下，骨子里是守着一种承担、独立、自由和创造的精神。在这类学人心中，学问已到了至高至重的位置，容不得胡来和亵渎。所以，他们身上常有一股呆劲、傻气和倔性，为了学问而动真格是习以为常的。
1932年，经过十年的思考与积累，熊十力出版了煌煌巨作《新唯识论》，这意味着“新唯识论”哲学体系从此诞生。可这本书的内容在当时的佛学界可谓“离经叛道”。因此，书一面世，佛学界人士便群起而攻之。熊十力的恩师欧阳竟无阅后痛斥：“灭弃圣言，唯子真（熊十力的号）为尤”，欧阳大师的弟子刘衡如还著《破新唯识论》进行系统破斥。熊十力见后，单枪匹马，奋起应战，迅速著成《破〈破新唯识论〉》一书，对刘氏之斥逐一破解。这场论战，持续多年。熊十力因坚持己论，与欧阳大师交恶，至死未解。
罗念生和梁宗岱都是中国文化界的知名学者。上世纪30年代，梁宗岱被南开大学聘为英文教授，兼任《大公报》文艺副刊《诗特刊》的主编。罗念生也参与了《诗特刊》的编辑工作。一次，两人闲谈之间就新诗的节奏问题各执一端，且越争越激，最后动起了手脚。梁宗岱把罗念生按倒在地，罗念生翻过身来压倒梁宗岱，梁宗岱动弹不得。罗念生便警告梁宗岱：“你如果再动手，我可以一拳送你回老家。”虽然彼此不欢而散，但再次相聚时，又谈笑风生，和好如初了。
陈独秀第五次入狱期间完成的《小学识字教本》是一本语言学方面的专著，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可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审完书稿后，批复：“内容无大碍，‘小学’两字不妥，容易和‘小学校’混开来。”编译馆只好要求陈独秀更改书名，陈独秀却不买账：“陈立夫懂得什么？‘小学’指声音训诂、说文考据，古来有之，两个字一个也不能改。”馆方见陈独秀坚持不改，又不敢得罪陈立夫，故迟迟不印刷。陈独秀知悉后，义正词严：“若教育部有意不令吾书出版，只有设法退还稿费，别谋印行。”当时，编译馆已预付2万元稿费，之后也没有要回。但晚景凄凉的陈独秀临终时也未动用一分，还叮嘱妻子：“钱不能用，更不能拿《小学识字教本》去卖钱。”
1959年后，社会各界对马寅初的批判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周恩来也希望马寅初作检讨，但谈来谈去就是谈不拢。最后，他用一种近乎哀求的口吻说：“马老啊！你比我长19岁，你的道德学问，我是一向尊为师长的。1938年你我在重庆相识，成了忘年之交，整整有20年了啊！人生能有几个20年呢？这次你就答应我一个请求，对你的《新人口论》写出一份深刻的检讨，检讨好了，你好我好大家好，也算是过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如何？”马寅初心里明白，不到万不得已，总理是不会说出这样的话的，但要自己违心作检讨，也实在办不到。他沉思良久，迸出两句话：“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为了国家和真理，应该检讨的不是我马寅初！”马寅初发自内心感谢周总理，但他还是严正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
类似的人物事例还可以无限列举，他们争论的问题不同，见的性情却一样。且不说各自论断的是非，光是他们的坚持就让人起敬。因为，这是对学术最诚挚的爱，是对学术尊严最忠诚的维护。
责任编辑：赵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