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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蹲了六七年监狱的周养浩，离开重庆，北上京都，进入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重庆，是让周养浩从天堂坠入地狱的城市，我不知道，启程赴京的日子里，这个跻身国民党“军统三剑客”的少将特务，究竟怀着怎样的心情。他的往日同事回忆说，他是个拒绝改造的战犯，对共产党政权指控的罪行，从不认账。
曾经，他是一个法律人。生于浙江的他，年过20就从上海法学院毕业了。23岁那年，一番宣誓过后，他阔步迈进职业特务的队伍。智商高，情商也不错的他，短短十年，不但获得少将军衔，还做了特务机构最高行政长官的侄女婿。那位特务机构最高长官对他这个侄女婿关爱有加。耳闻共产党领袖站在天安门城楼宣布建立新政权，最高长官火速派出专机帮他撤离重庆，逃往台湾，怎奈，起义将领扣押了他的专机，终生仇视共产党的周养浩只能长叹一声，做了阶下囚，和当年被他看押的共产党政治犯换了一个位置。
提审开始了，有“儒生杀手”、“笑面虎”之称的周养浩，被控谋杀。遇害者的名单长长一大串，其中，最为今人熟知的是杨虎城将军、小萝卜头。据称，周养浩并不否认自己是杀人主谋，但他坚称自己无罪。他反复强调说，笃信“行政忠诚”的他只是奉命行事，他不杀杨虎城，别人也会杀。我没有看过审讯周养浩的笔录，不知他坚持无罪的详情。我想象不出他在审讯时的言辞与表情，却联想起几年之后，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世纪大审判。
1961年的某一天，一个潜逃在南美洲小镇的纳粹头子，被以色列特工逮捕，坐上了被告席。这个“二战”中臭名昭著的杀人魔王是犹太人的死敌。起先，他主持第三帝国驱除犹太人事务，随后，他将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关进了集中营，直到帝国崩溃，他还在自己的岗位上，忠实地执行着屠杀犹太人的命令。与身陷囹圄的周养浩不同，这个纳粹头子的审判，是在各国记者围观之下，按照严格的司法程序进行的，他有辩护律师，还能为他做出颇具见地的辩护。辩护律师说，他的当事人是无罪的，因为屠杀犹太人的罪魁祸首是纳粹政权，不管是没收犹太人的财产，还是驱逐犹太人离开城镇，抑或从肉体上将他们赶尽杀绝，都是纳粹政权制定法令的结果，他的当事人不过是一个信奉“行政忠诚”坚决执行命令的人。如果说，吞噬犹太人的纳粹政权是一部“国家机器”，他不过是这部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齿轮”。当“国家机器”张开血盆大口，怎么能指望一个小小的“齿轮”回天有术呢？
周养浩的辩才肯定不及这个纳粹头子的辩护律师，但他自我辩护的法理基础与后者差不多，说来说去，也就是“行政忠诚”那一套。审讯周养浩的共产党干部往往辩不过他，只能凭借简单的道德直觉，呵斥他态度恶劣。和共产党干部一样，亲往耶路撒冷旁听世纪大审判的哈佛大学教授阿伦特，也目睹了类似的场景，那个杀死500万犹太人的纳粹头子始终不肯认罪。感慨于扭曲的“行政忠诚”，阿伦特提出了“平庸的恶”。一个平庸的人，没有独立的思想，置身于极权主义的漩涡，只懂得恪尽职守，当上级下达命令的时候，他从没有检视过自己的政治责任，没有扪心自问，对上级命令的执行，是否可以赢得更为美好的公共生活。他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问，不管无辜的人们怎样痛苦，当上级命令他向无辜者开枪，他会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换取自己的功名利禄。这就是平庸的恶，无论你怎么指责他，他都会用上级命令来搪塞你。他会说，他是齿轮，他只能履行齿轮的责任。以色列的司法机关没有接受那个纳粹头子的“齿轮说”，虽然责任主体究竟是集体还是个人，在理论上还可以争论下去，实践中的以色列法官没有去争论，他们毫不犹豫地将“齿轮”还原成一个人，将他绑上了绞刑架。
相比之下，周养浩幸运得多。尽管押往北京的他依然是个死不悔改的家伙，20年过后，他还是等到了特赦，从而远渡重洋，与儿女团聚，享尽天年。
（摘自《经济观察报》 本文作者：章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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