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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的基拉尼省公园，一群孩子在宁静但颜色绿的很不自然的湖面上划独木舟。这天阳光明媚，天气炎热，一个口渴的男孩用铝锅舀水，准备加满他同伴的水壶。稍不留神，锅从手中滑落，沉入深不可及的水下。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它在深达15.2米的湖底仍然可见。
那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也在这群孩子当中。水之所以清澈，原因很不幸。这个湖靠近安大略省萨德伯里镇冶炼镍和铜的工厂，湖水已被酸雨彻底改变。水里几乎所有的生物都消失了，包括那些通常会阻碍光线到达深处的微小藻类。这个湖乃至整个地区的湖，都变成了美丽却死气沉沉的“绿宝石”。
早些时候，在安大略西北部偏远地区的一些湖泊，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的生物学家德斯贾丁斯在夜间乘船进行过实验后，喝着早餐咖啡。她面带微笑，满脸倦容。昨晚大部分时间她都在漆黑的环境下工作，寻找一些小怪兽般的生物，比如淡水负鼠虾。德斯贾丁斯和她的团队，正努力结束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酸雨实验。
激烈的争议
最糟糕的是，酸雨使欧洲的部分森林变得光秃秃的，还造成加拿大和美国部分湖泊中的生物灭绝。回顾过去，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酸雨成因是汽车尾气、冶炼厂和燃煤设施等化石燃料燃烧所排放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当与大气中的水和氧结合时，这些空气污染物会化学转化为硫酸和硝酸。云中的酸性水滴会以雨、雪或冰雹的形式落下。
我们现在知道原因了。但之前很久，酸雨成因一直是个谜。1963年，作为长期生态系统研究的一部分，利肯斯在新罕布什尔州怀特山的哈伯德溪实验森林中收集了雨水样本，这项研究至今仍在进行。利肯斯现在是位于纽约州米尔布鲁克的卡里生态系统科学研究所的荣休生态学教授。利肯斯的研究资料可追溯至1872年甚至更早，1963年他的成果唤起公众关注，提高人们对酸雨成因的认识，并采取消减措施。行动不仅在北美，而且在所有工业化国家展开。
加拿大和美国边境两侧为缓解酸雨采取行动，关键原因也包括安大略省西北部实验湖区所获得实验结果。它的软水湖（水中钙镁离子含量低）距离污染源足够远，可避免酸雨的影响，起到控制作用。
与许多湖泊不同，实验湖区中健康生态系统的成份被很好的记录下来。这使得辛德勒等科学家能够在湖泊中添加酸性物质，并观察生态系统的反应。辛德勒当时是实验湖区的资深科学家，现在是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荣休教授。实验湖区的科学家们会像电影星球大战中的达斯·维达一样穿上防护服，制造硫酸溶液，然后用船的螺旋桨推进器在湖中混合“鸡尾酒”。
1976年后的7年间，科学家们将一个编号为223的湖泊的pH值从6.8（接近中性）降低到5.0（微酸性）。实验室内的研究表明，pH值5.0不会对鱼类造成伤害。但在对223号湖的实验中，在酸性达到5.0之前，鱼类就受到了影响。当pH值降到5.6时，大多数淡水鳟鱼喜欢的食物已经死亡，因为这些微小生物需要钙来形成外骨骼，而酸化的湖水溶解了它们的保护层。
辛德勒说：“鳟鱼停止繁殖，不是因为被酸毒死了，而是因为快饿死了。”
淡水微生物学家凯利于1978年到达实验湖区，当时酸雨实验刚刚开始。在湖泊酸化实验中，她偶然发现的一个特别的难题，感到很好奇。她的同事们仔细计算了将223号湖的pH值降至5.0所需要的酸的量，高中生就可以做这个简单计算。但凯利团队的计算结果显然是不正常的。
辛德勒说：“我已经给工作人员下了命令，要把湖水的pH值降到一定的水平，然后再加入足够的酸，使湖水保持在一定的pH值。”而实验进行到一半时，工作人员报告说酸快用完了。“湖泊酸化的过程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问题是，加进湖水的酸去了哪里，为什么比计算值要消耗的更多？”凯利说。
凯利和同事们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他们发现微生物产生的碱能够中和一些酸性物质，帮助湖泊恢复化学平衡。这些酸可以被湖中的细菌中和，这个发现在当时颇有争议。
“人们不相信，”凯利说。但她继续研究到底有多少酸可以被中和，于是她前往加拿大、美国的其它地方，以及挪威，到大气已经酸化地区的湖泊，去测试这种自然恢复能力。不仅在实验湖区，许多湖泊的沉积物中都存在可以中和酸性物质的细菌，这一发现表明，如果停止酸雨污染，湖泊即可恢复。
懷疑和否定
223号湖中饥饿鱼类的照片令人震惊，加之加拿大酸雨联盟等环保组织的努力，说服了决策者，最终制定出更严格的空气质量标准。
但是对实验湖区的酸雨研究几乎没有展开。加拿大联邦政府成立实验湖区研究站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过量营养物质污染湖泊的问题，这项工作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就已有定论，所以政府准备终止这个研究站。辛德勒告诉联邦渔业官员酸雨研究计划，而且有来自美国的大量证据，但官员指责他制造出酸雨研究计划只是为了拯救实验湖区研究站。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科学家们开始寻找制造酸雨的罪魁祸首，记者们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报道，但一些企业界人士却竭力混淆视听，散播怀疑言论，拖延行动。
利肯斯说：“很多人否认酸雨”。利肯斯记得曾就这个话题做过演讲。有时会有人站起来，粗鲁地打断他，说不相信有酸雨。“我经常会这样回答，‘嗯，你没有收集和分析过雨水样本吧？’他们说‘没有’，而我则说，‘我们什么时候试试吧。’”
利肯斯说，就像气候变化一样，防治酸雨会遭到许多有钱有权的大人物或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从1963年发现酸雨，到1990年通过《清洁空气法案》，防治酸雨的立法历时27年。
在此期间，爆发了许多跨境争论。辛德勒说：“关于酸雨的第一场国际争端，是美国指责加拿大造成了边境湖泊酸化。”争端焦点是安大略阿提科克的一座小型燃煤电厂，美方称该电厂造成边境以南的酸雨。辛德勒等加拿大科学家和美国同行一起参加了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举行的会议。
辛德勒表示：“当所有数据都摆在桌面上时，很明显，来自阿提科克的少量硫化物对边界水域没有影响。”在那次会议上，科学家们研究了国际排放净额。辛德勒说，很明显，美国，尤其是俄亥俄河谷、宾夕法尼亚和新英格兰的工业区，产生了落入加拿大湖泊中一半以上的酸雨。
这场相互指责仍在继续，赫尔利在一次演讲中表示：“酸雨一度是加拿大與美国双边关系中的头号问题。”1981年赫尔利创建了加拿大酸雨联盟，她在演讲中回顾了自己在数十年间通过这家机构为防治酸雨所做的努力。1990年11月，加拿大酸雨联盟成功阻止了一些修改美国《清洁空气法案》的企图，并启动了酸雨防治计划，加拿大方面也有类似行动。
关于湖泊的教训
早期实验之后又过了半个世纪，实验湖区中的223号湖不再是酸性的了，嗜酸微生物完成了工作。湖泊的化学平衡已恢复到实验前的状态。然而，生物复苏却滞后了。淡水负鼠虾在未受污染的湖泊中数量可观。但在223号湖，仍然不见他们踪影。因此，德斯贾丁斯等人正在研究，重新引入负鼠虾是否可能启动生态系统的恢复。
早期迹象看上去是积极的。遥控潜水器在这些小生物存在的水深处搜索，已经发现两只虾在游弋。这表明，半夜在黑暗湖中的搜索和计数并非徒劳无功。在被酸雨侵蚀过的生态系统中，这些小生物又回来了。
由于从源头上解决了酸雨问题，北美的湖泊得到了更广泛的恢复。
与1990年的水平相比，大气中的硫酸盐离子已大幅下降，在曾经的重污染地区已降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水平。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消失。农业排放的硝酸盐（化肥和牲畜饲料释放的氨）仍然是造成硝酸沉淀的原因之一。人们还担心，在亚洲，由硫和氮形成的酸雨正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
解决复杂的环境问题没有简单的办法。但是，控制酸雨的努力与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是否有相似之处？辛德勒的确看到了业界拖延战术的相似之处。他说：“传播足够多的怀疑，为足够多的政治宣传买单，你就可以推迟行动。这听起来很粗俗，但如果你仔细观察，大多数环境问题都有这样的困境，气候问题也不例外。”
尽管如此，利肯斯说，在应对酸雨方面，减排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还需要进一步减排，尤其是氮氧化物。美国现任总统提议削弱减排法规。利肯斯说，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像纽约东北部阿迪朗达克山脉等处的湖泊恢复将特别困难，它们中和酸的能力已经减弱。
应对北美酸雨需要两个邻国采取行动。但对于气候变化，挑战更为广泛，解决方案必须是全球性的。然而，这两个问题确实有相似之处。赫尔利说，两者都需要尖端科技支持、媒体报道，以及找到共同利益，能建立跨越对立党派的联盟。
在这场对抗酸雨的战斗中，赫尔利起到了带头作用，这意味着她要在体育表演中找机会向煤炭工人演讲，让他们参与到有干净水域才能钓到鲑鱼这样的对话中，还要走访战争烈士墓地，去查看被酸雨破坏了的石灰石墓碑。
尽管仍遗留一些问题，但至少在北美，酸雨的解决方案向前推进了，因为它成为了一个跨越党派问题。赫尔利认为：“人们开始广泛相信，保护我们的森林、北方的湖泊以及湖中的鱼类——这些人们共有的资源，是重要的。”
如果我们能从治理酸雨中学到什么，那就是对于保护地球气候而言，广泛的支持和消除党派偏见是必要的。（摘自英国广播公司新闻网）（编辑/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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