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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完成上述的研究梳理后，财改进步带来的理性成果令人欣喜。不过，一个现实性的问题自然而然地浮出：焦作这一财改进步试验今后的命运会如何？ 在整组研究报告的最后这一部分，特予以简要总结。
财政改革的焦作反应
多位熟悉研究焦作财改的人士称，财政改革的焦作反应，可以从焦作不同人群的反应来界定，这样最直接。
1、主政者。
河南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褚晓飞认为，市领导的层面一把手受益了，财权大了，主管财政的市领导财权也大了，他也受益了。
同时，焦作财政改革也为焦作的一把手带来了政绩。决定他们升迁的主导者在省级层面，焦作财政改革的利益受损者影响不到省领导，所以，焦作财政改革12年间，焦作当地的主政者大都获得了晋升。
但主政者支持财政改革同时，也有顾虑。焦作市审计局副局长范景致称，主政者会要求把握好财政改革的适度性问题，这是必须予以重视的问题，比如财政改革不能影响到经济社会发展，如果把官员的花钱权控制得太死，不愿意往上跑项目和资金怎么办？
2、辅政者。
焦作副市级领导和各部门的一把手被划分为辅政者。
褚晓飞最担心的是，辅政者的利益受损了，财权被限制了，这些辅政者们会不会“消极怠工”。如果他们因此不干事了，那就会给焦作老百姓带来巨大的损失，因为焦作的事主要靠他们干，他们是关键的操作层。不过，褚晓飞又分析道，影响可能并没有设想中的大，她以自己挂职副局长的经历看，“我挂职后才体会到官员对进步是何等的强烈，好像只有升官才是唯一主要的目的”，为了晋升，他们也会干事干出政绩来。
“整个改革就是要把一部分不想干事的人和贪污受贿的人的非法利益挤出来，如果还说他的利益也受损了那该怎么办，那你的改革就没得可改了。”褚晓飞感慨道。
范景致则把辅政者具体分为三类，第一种是干事情的，纯干事情的；第二种是有条件干事情的，既干事，也想为自己捞点好处；第三种完全为自己的私利。第一种应该鼓励，第三种应该彻底打击，搞不搞财政改革都要打击，第二类则是一个客观性难题，既要鼓励其干事，又要限制他。
申相臣则解释道，焦作财政改革采取了外圆内方的策略，如果你是干事要花钱，比如往上跑项目，“在焦作用焦作的规矩，在外面用外面的规矩”，财政在预算是有制度考虑的，这一块的钱已经给予了保障。
焦作市物资局局长陈成顺就是辅政者之一。他说：“没改革之前，你想咋签咋签，你想咋弄就咋弄。以前可能会到打个报告，找主管市长一批，钱就出来了，现在他就不再给你批了。”这样，辅政者群体有人可能对财政改革“口头上肯定，实际行动上否定”。“最起码我不去给你贴金，不去给你插花，或者不让你结果，或者不给你浇水施肥，让你结个小果”。
但陈成顺说，财政改革确是保护了干部，从这个意义上讲，辅政者也是客观收益者。
3、监督者。
比如人大、纪委、审计等部门的官员。焦作市审计局副局长范景致说，我们当然是受益者了，我们一直都非常欢迎财政改革，财政改革堵住了大量的财经违纪违法问题，刘家义审计长提出的“打造国民经济免疫系统”也就好实现了。
公务员阶层，包括各局的副局长们。
多位焦作的普通公务员都表示，他们拥护财政改革，因为原先都是单位的一把手管钱，怎么花的大家都不知道，现在一把手不能乱花钱了，大家感到很公平。
而副局长也支持，过去局长一个人花钱，副手都不知道，现在要在班子会上讨论，副局长也是客观收益者。
焦作老百姓，包括企业界人士。
记者走访了其中的几位人士，他们说，官员乱花的钱少了，用在老百姓的身上相应就多了，“我们肯定愿意”。其中一位不愿具名的自来水公司员工，谈到对焦作财政官员的印象时，说：“现在没有老百姓骂的官就是好官了，我还没有听谁骂过焦作财政局的人！”
焦作科迪新材料公司的一位老总说，他们打心眼里支持财政改革，特别是非税这一块的改革，部门不再来乱收费了。
不过，焦作的老百姓可能整体上也有损失。褚晓飞分析称，“现在问题在于在辅政者利益受损的过程中，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有没有受损，如果他的工作积极性受损了那老百姓就受损了，如果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没有受损的话老百姓肯定是获利的。它取决于官员没钱还干不干事，把官员没有钱不干事的这个比例确定下来，就能分析出来正的效应和负的效应哪个大。官员不干事的比例比干事比例还大的话，不干事带来的这一部分肯定是从老百姓头上减下去的。那我的分析呢，他不会因为这个受太大的损失，因为每个人他主要考虑的就是个人升迁，他个人的升迁主要还是跟工作绩效是挂钩的。”
财政改革操作者，比如最具代表的是焦作财政局长申相臣。
褚晓飞对此格外悲观。她认为，申相臣很可能是焦作财政改革成本的具体承担者，并且，现在迹象已经有所预示，就是在之前一次关于申相臣升迁的组织考核中，申相臣遭受到了“选票报复”，得以落选。
为什么呢？褚晓飞说：“申局长遇到了这样的困惑，因为他搞改革触及到了一些人的利益，而这部分人恰恰是具有投票权的人。如果他真的牺牲的话，后面的人是还敢不敢再做（改革）下去？现在能救他的只有财政系统和上级领导了。”
笔者不由地问：“2011年9月中央领导不是对焦作财政改革予以亲笔批示高度肯定了吗？”褚晓飞马上说：“你觉得中央领导的批示能影响到他周围人的选票吗？！”
焦作市委党校副书记杨家卿则表示，官场的标准是，你工作干得好不好，就看你有没有被提拔；但能不能被提拔，却不完全由你的工作业绩决定。
但申相臣则对笔者表示，焦作12年财政改革，自己没有被牺牲掉就算成功了。
焦作财改的系统反应
如果将全国市县一级财政系统对焦作财改的反应，与省级及省以上财政部门的反应作对比，我们会发现一个鲜明的景象：焦作财政改革是一个包括流程、操作程序、制度、计算机程序在内的完整体系，具有较强的“复制”意义，市县财政系统对焦作财政热烈呼应，不断来焦作学习取经，俨然把焦作当成了革命年代的中国“延安”；同时，上级财政部门却鲜有声音传出。
用焦作财政局副局长张继东所写的一篇文章的话说，就是“焦作财政改革是孤独的”。而焦作市一位不愿具名的县处级官员则称，上级财政机关的领导对焦作财政有点“敬而远之”的味道，或许，焦作财政改革对上级财政部门形成了一种“倒逼”：你看，焦作都搞成了，上面怎么还没有动啊？！
褚晓飞则认为，全国各地财政部门来看的多，但真想学的，很少。“他们更多是关注如何让财政部门利益最大化的东西，但一旦涉及到革自己命的事情，比如财政管理权分权制衡，大家肯定不愿意干。”
至于上级财政部门，褚晓飞表示，财政厅和财政部对焦作是认可支持的。“河南省财政厅我接触的许多厅长和处长，他们对焦作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有一年河南省财政厅各个处下发的22个年终先进奖，焦作就拿了16个。”
申相臣也表示，上级财政部对焦作财政非常关照，知道很多地方财政会到焦作进行工作交流，上级财政部门特意给了焦作一块经费补贴，要不然，这一大块支出焦作财政局真不好解决，因为财政改革也把自己的“灰色财权”革掉了。
此外，申相臣对笔者坦诚道，自己担心焦作改革“给上级部门带来麻烦，所以我多次在公共场合表明：焦作财政改革是与焦作这个小地方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焦作能改革，有着一系列的焦作独特因素，其他地方和上级部门就不一定适合了”。
的确，上级财政部门也有很多难言的无奈。
焦作财改的顶层反应
上级财政部门对焦作财改的很多难言的无奈，取决于焦作财改的顶层反应。
一个有些矛盾的现象是：如果从全国的角度去看，焦作财政改革用消极的话来说，是一个改革异类，用积极的话来说，是一个改革奇迹，至今存活了了12年。
这个现象进一步分析则是，不时有中央领导对焦作财政改革亲笔批示，高度肯定，甚至要求推广；同时，焦作经验又并没有被推开。
为什么呢？
申相臣回答道，焦作被上级部门领导关注，有几个关键时点：第一个时点是2002年到2003年。当时，领导的态度是不肯定、不否定，只让先行先试，继续往前走。第二个时点是2008年在全国财政管理科学化精细化会议上，他作为唯一一个地市级局长发言，有关领导说焦作改革的方向是对的，但是十年内在中国是推广不开的。
褚晓飞则表示，上级财政部门不是不想推焦作的财政改革，但是“我觉得他们感觉推行不下去”。
“我给你说河南省财政厅推了焦作几件事都没有推下去，会计委派知道吧，没有推下去。政府债务这块，要求全省都要做债务预算，没推下去，不了了之。财政厅也很无奈，它根本推不下去。”
褚晓飞感慨说，“曾经不止一个人跟我讲，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焦作财政改革，它冲击的是它的平级部门的相关利益。如果财政部也这样改革，它冲击的是其他部委的利益。好多部委比财政部强势多了，你财政部怎么推？他根本就推不下去”。
褚晓飞认为，财政改革决不是财政系统本身就可以改革的。财政改革的推动者和领导者应该是中央，而决不是财政。
范景致认为，财政改革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能不能推行下去，关键在观念，在一级党委和政府的决心，如果当政者怕得罪人、绕着矛盾走，财政局就是用再大的劲也难以推行。话反过来说，不推行，政府资金引发的干部腐败问题、民怨问题将愈演愈烈，最终得罪的是民众，是大多数人。
“中国现在社会矛盾已经到了迸发的边缘了，要不要改，大家都知道。已经到了这种你必须改的十字路口了！但你指望着省级或财政部去推广焦作符合中国方向的探索是不可能的，财政改革的文件是不可能由财政部去签发的。那怎么办？必须由国务院乃至党中央自上而下去推。”褚晓飞呼吁道。
财改进步的命运选择
目前而言，不是焦作财政改革经验能不能推开的问题，而是焦作财政改革还能不能坚持下去的问题。褚晓飞有些悲观地表示，她最担心“人走政息”，甚至改革会退了回去。
因为现在正是中央和地方换届的关键时期。
笔者在焦作实地调研时，有一种说法不断涌现：焦作财政改革把钱管得太死了，所以影响了各个部门往上跑项目和跑资金，进而影响到焦作的经济发展，所以焦作的经济总量和增速由以前的全省最好时的第三位，变为了现在的第七位。言外之意，要把焦作发展的问题由焦作财政改革者个人承担。
一直理性的褚晓飞有些激动地说，自己刚到焦作财政局挂职时，也有这样的疑问，但后来发现，焦作财政改革对各个部门往上跑项目和跑资金影响最大，要数1999年的会计委派改革，但之后几年，焦作的经济发展却达到了最好时的全省第三名。所以现在有人再这样说，有其他显而易见的目的。
焦作发改委副主任付希强则解释称，焦作经济近几年增速相对放缓，恰恰说明焦作提前主动地真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再过几年，焦作经济将出现爆发式的增长！
但换届的关键期，因改革而私利受损的“辅政者”们，却可以以影响发展为由，将财政改革实践主操者拿下！
褚晓飞称，她不是仅仅为具体哪位改革者担忧，而是担心能为中国进步探路的焦作财政改革的夭折！
当地多位受访的官员和学者均呼吁道，财政部和中央应该将焦作设为“全国财政改革试验基地”，或者财政部“财政改革联系基地”，这样，即可以避免焦作财政改革可能夭折的命运，又可以让焦作为全国财政系统继续试验，以便未来开启财政改革。
焦作市物资局局长陈成顺表示，焦作财政改革，等于是为全国财政系统开路，等于是为全国开路，开路比开出路以后再走路难多了，焦作和焦作财政改革操作者必然要承担开路的成本和代价。但这代价，不仅属于焦作，也属于财政系统和全国。所以，上面应该考虑到这个问题，不能让改革的客观成本地区化和个人化。“下边干事创新，下边的人不应该考虑太多，下边的人首先要讲奉献，但上面对下边不能只讲奉献，要给创新干事的地区予以补贴激励，要讲多劳多得，按奉献奖励，这样奉献的人就会越来越多”。而最好的奖励就是将焦作设为“财政改革试验基地”。
褚晓飞则呼吁道，为了让焦作财政改革能为全国财政系统继续试验下去，财政部应该在政策上对焦作给以必要的倾斜，比如，可以将焦作作为“财政部财政改革联系点”，能不能派几位领导和专家定期常驻焦作，把部里要搞的工作，先拿到焦作试点，同时指导总结焦作的经验，然后集中宣传交流。她特意举例道，“我们不能让全国各地的财政官员天天都找焦作来学习，焦作预算编制局的局长一个星期就曾陪来交流的同行上了6趟云台山，改革者被弄得疲惫不堪”。
范景致说，焦作财政改革只是一个“样本”，在某些方面还有待于完善。我们期待着一个高层次的、权威的部门牵头对其指导、完善。目前中国正处于“二次改革”阶段，“一次改革”重在“破”，“二次改革”则重在“建”，“二次改革”是系统性、全局性改革，所面对的环境更为开放和复杂。“一次改革”主要走的是“自下而上”的改革路径，“二次改革”应破除路径依赖，依“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路径进行，以“自上而下”为主，从顶层设计开始。所以，我们期求从顶层设计开始，“样本”也可以实现常态化发展。
焦作财政局局长申相臣说，焦作财政改革是自发的，立足于解决焦作的实际问题，不是说一开始就是要给中国做样本的。但当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需要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撑。所以“最大的期望是恳请上级领导能够将焦作作为试验田”，让焦作财政改革能正确地继续开展，也能为全国财政改革与进步提供实践探索。
最后，如果整体评断《财政改革与化解腐败等深层次矛盾》课题的内容，我们发现，财政改革和财政改革所蕴含的“抽象价值”，可以制度性破解腐败民怨等中国深层次矛盾，并低调务实地切入中国特色的“进步时代”。但先行个案的基层实践，一时又难以转化为顶层设计和国家行为，而将类似焦作的先行样本变为政策层面的“试验联系田”，则为实现中国的“进步时代”提供了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