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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本。食品安全法近三年的实施在保障食品安全问题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近日被曝光的毒胶囊、老酸奶事件再一次刺痛了人们脆弱的神经，我们还可以相信什么才是安全的？人们不禁感叹！"十倍赔偿制度"作为食品安全法中的惩罚性赔偿规定，为何在现实中难以发挥其警示作用？本文拟从法律的显性功能和隐性功能为视觉对这一制度进行分析，以期能为法律制度的法律效果的提高有所裨益。
关键词：食品安全 显性功能 隐性功能 法律效果
近几年来，中国消费者饱受苏丹红、吊白块、瘦肉精、三氯氰胺之苦，特别是三鹿奶粉事件的发生使公众对于我们现在的食品安全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近日被曝出的毒胶囊、老酸奶事件再一次使药品、食品安全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也让我们认识到我国在食品、药品法律保障、安全监管方面仍然存在很多的漏洞。《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已于2009年2月28日通过，并于2009年6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食品安全法》的颁布和实施，为当前的食品安全问题提供的法律制度保障，开启了食品安全监管的新阶段。我们可以期待，它的实施必将提升全社会食品安全的法制水平，推动优质、安全食品的生产和消费，加强食品安全依法监督。我国《食品安全法》第96条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这就是法律制度中被称为“十倍赔偿制度”，这是继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双倍赔偿制度后，首次做出的另一带有惩罚性的法律规定。
一、第96条规定的“十倍赔偿制度”存在的理论分析
显性功能和隐性功能最早是由莫顿提出的一种功能划分。①把这种理论运用到法学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律的显性功能和隐性功能基本上是根据法律效果同法律目的是否相符合，而从功能的层次分析角度进行划分的。当然，那些不符合立法本意的客观效果可能是消极的，也可能是积极的。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私了”现象，一方面表明国家正式法并不是不起作用，但其作用的结果却可能和其规范取向不同甚至相反；另一方面，正是对法律的规避，提供了一条制度创新途径。这就是法律的隐性反功能与隐性功能。
法律的显性功能是指法律的客观后果合乎立法者的本来意图，或者说是由立法者有意安排出来的；法律的隐性功能则是指法律对社会的影响后果是看不见的或是立法者无意中所产生的，即这种后果超出了立法者的本来意图。“十倍赔偿”属于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s）。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s），也称示范性赔偿（exemplary damages）或报复性赔偿（vindictive damages），是指由法庭所做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②。惩罚性赔偿制度是英美法系中普通法的一种法律救济措施③。最早确立于英美侵权行为法中，如今已在英美法系国家得到了广泛认可，并且为诸多大陆法系国家所借鉴。
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之前立法上仅体现在消法上的双倍赔偿制度，而《食品安全法》中“十倍赔偿”的规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立法实践中都是很大的突破。实际上，在《食品安全法》中确立惩罚性赔偿制度具有其深层次的法理基础。
（一）“十倍赔偿制度”中赔偿责任的经济法属性
《食品安全法》中赔偿责任的经济法属性，是在《食品安全法》中确立惩罚性赔偿制度最深层次的法理基础。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但自由并不是无限制的，否则将损害其他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公益是经济法的立法目的，要求市场主体在市场行为过程中不能忽视公共利益，过分强调自身利益最大化，否则将遭到法律的制裁。这一点是由经济法坚持“社会本位”的属性所决定的。《食品安全法》是国家在规制食品经济秩序的过程中制定的法律，其立法本意在于规制食品安全问题，保护消费者的身心健康，维护社会稳定。因此，《食品安全法》应归属于经济法体系，而在食品安全法中规定的责任制度应是经济法上的责任。这种责任存在的意义，不仅仅是对受害者所受损失的补偿，更重要的是着眼于社会安定，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和谐。
（二）法经济学中的“定价制度”
在《食品安全法》中确立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另一个重要的法理基础是源于法经济学中的“定价制度”。④从法经济学角度来看，法律制度不过是定价制度而已。也就是说，只有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当侵权成本大于侵权收益时，提高违法成本，人们权衡利弊后才会遵守法律，法律效果才能真正实现，否则当侵权成本与侵权收益相当时，侵权人有可能无所顾忌地实施侵权行为。21世纪以来，大公司和大企业蓬勃兴起，各种不合格的商品导致对消费者损害的案件也频繁发生，惩罚性损害赔偿逐渐适用于产品责任，同时赔偿的数额也不断提高⑤。当生产者和销售者违反《食品安全法》的规定生产和销售了不合格产品时，从法经济学的角度，也应让其对所侵害的社会成本进行补偿。经营者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他们会平衡经济效益和违法成本之间的关系，一旦出现违法成本高于经济效益的情况，经营者就会自动减少违法行为。
二、“十倍赔偿”制度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及分析
不可否认，《食品安全法》中的“十倍赔偿”规定具有重大意义。但我们也应看到，该制度对具体的构成要件没有进行规定，而且对数额的规定过于单一，因此，在消费者请求赔偿过程中的指引作用并不是十分明显，在实践中遇到了诸多问题：
（一）消费者维权之路举证难
按照《食品安全法》规定，十倍赔偿前提是“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那什么情况才算是“明知”呢？在诸多案例中，商家都表示并不明知食品是有问题的。例如，一位消费者购买了真空包装的食品，出现质量问题后索赔时，超市并不认可。原因是：对真空包装且有合格证明的食品，商家销售前是不能“明知”其有质量问题的。在以往，只要消费者出具了医院的诊疗报告和保留了发票等证据之后，就可以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求退一赔一，但现在如果要求十倍赔偿，就意味着消费者要举证商家“明知”食品变质而销售的证据，这无疑提高了消费者举证的难度。
（二）食品消费金额小，索赔成本高
食品因自身性质决定了消费者购买的数量不会太大，总价也不会太高。当发现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时，消费者的确可以上法庭主张十倍赔偿，但是消费者必须先去鉴定食品有质量问题，或主张销售者“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而且要支付律师费、诉讼费、交通费等费用，还要耗费很多时间和精力。索赔成本高，会使消费者索赔的积极性大大降低。事实上，要让消费者有动力来推动诉讼，就必须建立便捷有效的惩罚性赔偿机制。
（三）赔偿金额单一且偏低
《食品安全法》中规定的惩罚性赔偿数额为“价款的十倍”。实践证明，单一的赔偿金额难以适应社会生活的需求。比如五元钱的啤酒，十倍的赔偿金也只有五十元。而消费者如果提起诉讼程序，要交的各种费用远不止这个数目。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大多会选择和解、退换货物等方式来解决问题。还有的消费者甚至直接选择不去索赔。有学者提出，做出这样一种机械死板却毫无回旋余地规定的最大好处在于替法官免去了思考的痛苦，最直接的坏处却在于使赔偿丧失了应有之义⑥。笔者认为，单一的赔偿金额难以实现实质公平。比如，一家企业故意生产危害人体健康的食品，而另一家企业只是由于过失造成食品质量不合格，他们所受的处罚是没有差别的。这有可能让故意生产不合格商品的企业更加肆无忌惮。
三、对“十倍赔偿”制度的思考与建议
“十倍赔偿”制度不仅可以激励消费者积极捍卫自身的权益，而且能够有效地打击、遏制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但如何将这一制度在实践中得到更好的应用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对这一制度进行完善。
（一）完善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
我国《食品安全法》仅规定了“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情况消费者可以请求“赔偿”，并没有对其适用条件进行进一步的阐述。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界定：
第一，行为人存在主观故意或重大过失。也就是说，在适用惩罚性赔偿时要考虑主观恶性程度。因为惩罚性赔偿具有不同于普通赔偿责任的严厉性，如果过分广泛地应用有可能造成负面影响。
第二，侵害结果的存在。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应该对受害情况、侵害程度等提出有力的证据。实际上，受害人能够请求的赔偿应依据受害人可以证明的损害状况来确定。
第三．因果关系的存在。食品消费造成的损害一般潜伏周期比较长，造成了损害后检测周期也较长。消费者可能因为担心遇到举证障碍而面临败诉，不愿提起诉讼。因此，在司法实践中确定因果关系时，可以采取相对宽松的确定方式，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二）关于赔偿数额问题
在英美法中，惩罚性损害赔偿金的数额由陪审团进行裁决。陪审团在确定处罚性赔偿数额大小时，考虑的因素如下：一是被告行为的可指责程度；二是与补偿性赔偿金构成合理比例；三是以往判例。如何突破我国《食品安全法》中单一赔偿数额的限制？有学者提出，应该在综合考量食品之多样性基础上，设置不同类别的赔偿标准。比如低价食品与高价食品的赔偿标准应有所区分⑦。笔者谨慎地认为，惩罚性赔偿的目的在于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并保证正常的经济秩序，在确定具体数额的时候，应结合企业的具体情况。因为从经济法的角度来说，在社会上影响较大的企业应该担负更大的社会责任，因此在其商品出现问题时，也应当负担更大的赔偿责任。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在确定赔偿标准时可以考虑以下因素：1.侵权人的主观过错程度；2.受害人损失状况；3.侵权人的财产总量、市场地位；4.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
四、结语
《食品安全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增强了消费者的维权信心，从长远来看，对于优化食品消费环境、增强食品安全有重要意义。但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天衣无缝地与现实相对接。我们所要研究的，就是如何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将这一制度进行良好的运用，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从而让其发挥更大的作用。综上，在“十倍赔偿”制度的基础上，细化索赔程序、加强社会监督、完善举证机制，能够让消费者在维权的道路上更加顺畅，也能让司法裁判过程更加简要，从而降低索赔成本、司法成本。如此，我国惩罚性损害赔偿的体系就能逐步建立起来。
法律的显性功能与隐性功能的区分，有助于我们解释某些法律现象，这些现象虽然没有达成其宣称的目的，但依然继续存在，或为人们所容忍。因此我们就不能仅仅注意某一法律是否达到其宣称的目的，而应将视野放宽，全面考虑问题。司法者进行司法活动也不能只考虑是否达到预期目的，而应当进一步避免可能造成的消极后果，或增加可能产生的积极后果。法律经济分析方法把诉讼成本计算进去来衡量法律效益，实际上就是把法律的显性功能和隐性功能通通纳入研究的视野范围。
因此，对于我国《食品安全法》第96条规定的“十倍赔偿制度“我们不应该盲目的乐观，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立法者当初立法中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即显性功能的发挥。而应该全面看待。对于立法上的美好规定，我们需要的是更多在实践中去考察这一制度到底发挥了多大的实效，并且关注于它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即其在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隐性功能。只有这样，通过全面看待，找到问题所在，研究如何发挥其最大功效的途径，从而最终实现其积极功能。
注：本文为江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课题
注释：
[1]Robert K .Merton, “Manifest and Latent Function” i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Y. :Free Press ,1968 ,pp.74-91.
[2]Note ，“Exemplary Damages in the Law of Torts”，70 Harv.L.Rev.517，517 （1957），and Huckle v.Money，95Eng.Rep.768（K.B.1763）. 转引自王利明.惩罚性赔偿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0，（4）：112.
[3]王利明.民法典・侵权责任法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662.
[4]李岩.《食品安全法》“十倍赔偿”制度的法理分析与现实考察. 经济研究导刊，2010（29）：149
[5]王利明.惩罚性赔偿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0（4）：113.
[6]李响.我国食品安全法“十倍赔偿”规定之批判与完善[J].法商研究，2009，（6）：44.
[7]孙国辉，张爽.浅析“十倍赔偿制”的适用范畴――诠释《食品安全法》第96条[J].商品与质量：理论研究版，2010，（7）：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