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zhangdahai.com--学校工作总结】
请记住，在另一个世界，也就是在[学术]这个讲理不在声高的小世界里，唯一的行动是思想，而思想是没有恐惧之忧的。如果你现在就回到这个世界，并始终努力坚持，以便让你的谈话和气却又不失锋芒……你就会发现自己会受到众人最好的优待――这是一群纯净而且有幽默感的知识分子……
――康福德[1]
在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虽然那时候人们也承认（不过，仍然有些勉强）女人实际上是能够从事哲学研究的，但人们更有可能认为下面这一点才是理所当然的：女人的天性决定了她们会更倾向于从事哲学这个学科中更为“柔软”的方向――如美学、伦理学等等。但是，我的兴趣点却投向了别处。我把自己职业生涯的大半都献给了逻辑学和语言哲学、认识论、形而上学、科学哲学、实用主义，后来从事了法律哲学的研究――甚至在那里致力于研究有关科学证据的问题，与作为社会建制的法律体系有关的问题，但对于法哲学与伦理学或政治理论之间的互动关联，则只是捎带触及。
然而，在我从事学术研究的几十年当中，我发现自己一直在反思学术生活对于道德及理智的要求。有一次，我被邀请在一次探讨研究道德的会议上发言，我为此撰写的论文谈到了迅速增长的“研究道德”对我们的职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不断增加的提交和发表论文的压力，资助和研究项目这种文化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界的传播，更适用于制造产品而非增进知识的“生产力”概念得到大学的热情推崇[2]。当时，我和那位问我“难道你的敌人还不够多吗”的朋友一样，也担心这篇论文可能会因为如此直言不讳而威胁到我的职业健康。也许当时情况真的就是这样[3]。但十五年后的今天，我倒是认为这篇论文好像明显过于温和了，当前的情况比我当时所预见到的还要糟糕。
自那时候起直到现在，我只有一次还算详细地回到了这个令人沮丧的主题[4]，还有几次则只是一带而过[5]。然而（我希望和你们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我经常会去浏览有关高等教育状况的那些更受欢迎的书，我读过的那些书里面所说的全都是如下这些话题，如被学者们恶意地说成轻松的工作负荷[6]，大学里迅速增加的职业管理者阶层，飞涨的教育成本以及对于兼职教师[7]的与日俱增的依赖，而不是一位教授每天都要面临的道德挑战。
与日常学术生活的道德要求有关的那些问题，其戏剧性程度远远低于临终决定、流产等困难局面下提出的问题，后者是在通常的“道德问题”课上遇到的问题。从某个角度看，这些问题更容易解决：详细阐明这些道德要求是什么，并不会像搞清楚比如安乐死或死刑的道德性质那样，难得让人感到绝望。但与此同时，这些日常问题考虑起来也着实困难。它们是如此难以把握，距离我们又是那么近。但我相信，他们确实是重要的――尤其是因为我们需要去理解，一个全盘鼓励扭曲了的价值观的环境，是如何摧毁整个学术事业的。
简单点说，我本以为，去年收到的“关于教授们的道德态度和行为表现”[8]的调查问卷，对于道德哲学家们通常存在的忽视自己职业操守的问题来说，可能是一种抗辩。但我很快就发现，情况并非如此。这份问卷主要关注与献血、吃肉、回收利用与母亲交流的频率（与父亲的交流显然更少得到关注）等等有关的问题。它只包括两个与职业行为有关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向某人的职业学会支付欠款的问题，另一个是有关及时回复学生的电子邮件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些似乎都极大地偏离了我们的职业真正严肃的道德挑战。
史蒂芬・卡恩的书《圣徒和流氓》（Saints and Scamps）[9]与众不同：它是一本哲学家探讨教授的职责义务以及实际落后于理想的诸种表现的书。该书标题所包含的如下乐观含义让我感到有些不安：所涉及的学者涵盖了从超人般的积极献身者到可爱的有道德问题的人这整个范围――我认为《从圣徒到无赖（居间者无处不在）》[From Saints to Scoundrels （and Everywhere in Between）]可能更像它。但是，这本书本身并没有淡化重要问题的重要性。此外，它还包含了很多合理的意义和有价值的建议――卡恩在诸如“过度推荐”（Recommendation Inflation）这样的主题上是很在行的[10]。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不仅仅是因为该书第一次发表是在1986年，而且还因为它的关注重点主要是个人而非制度，因此卡恩的书并没有阐明我所认为的在当前最为关键的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一个学者能够以一种与这项工作的道德要求正相符合的方式展开他的[11]职业生涯，他就有可能发现自己处在一种真实的职业劣势地位，并且与自己在其中开展工作的制度的格调不相协调。
因此，在下文，我将竭尽所能去阐明（在某种意义上）我心目当中的学术生活的道德要求会是什么样子，然后去解释为什么我认为目前的学术环境正在削弱为了满足上述要求而必须的各种性格的力量。我将主要谈论哲学，因为这是我最了解的，但我相信我所谈到的大部分内容将适用于其他人文学科，大部分内容也将适用于其他学科。
一
作为教授，我们的工作从很多方面看都是十分惬意的。它不会给身体带来任何危险，不会给身体施加任何明显的压力或负担；工作时间非常灵活，尤其是在暑期，此外，我们还有令人羡慕的探索我们感兴趣的问题的自由。也许，我们中有些人可以通过做其他工作挣到更多的钱――或者，假如当初我们就选了另一条生活道路，早就赚到更多的钱了。但是，如果要问我们当中有谁在常规的任职期内被异想天开地描述为赤贫，可以说几乎没有。再者，我们的工作是一项光荣的工作，是一份我们可以引以为豪的工作――与工匠、医生或护士的工作更相像，而与不法制药公司推销员的工作或不够格的石油勘探集团公关人员的工作相去更远。事实上，这是一项光荣的工作这一点，是吸引我们中的一些人从事教授职业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原因。我想说，既然享有如此惬意的职业，我们所能做的最起码的事情，就是让它成为一份体面的工作。但是，我们所从事的这种工作――教学生、从事学科研究以及所有为了使这项工作有成效而必须要去做的其他次要方面――如果我们负责且出色地完成本职工作，它就不仅对你的时间和精力有相当高的要求，而且对你的道德品质也有很高的要求。换句话说，做好我们的工作需要有良好的品格。
下面，让我从我的“学术美德”列表说起[12]：勤勉，也就是愿意去努力地工作；耐心与坚韧，也就是当结果不容易得到或者不会轻易出现时，有坚持到底的准备；判断，有区分出色、扎实的工作与草率、肤浅、浮夸和半途而废的工作的能力以及有区分优秀、坚韧的人与懦弱、自我膨胀和褊狭的人的能力；诚实，也就是诚恳，这一点无论是对他人还是对自己都同样重要；专注，即分辨核心的工作和边缘性或干扰性工作的能力；现实主义，即对可行性的判断：为实现更高目标且仍能保持一种体面的谦卑所需的自我觉识以及对他人的才能和不足的判断；公正，即随时准备根据其优点评估思想、人物等等；独立，即当面临由于遵从自己的决断而带来的困难和不利局面时，也不从自己的决断退却这种品格的强度；尊重，即对他人时间和精力的价值予以充分的理解；勇气，或者如有人可能会说的；刚毅，即愿意正视理智与其他方面的困难和障碍，尤其是在必要时，愿意独立地面对大众[13]。
这些美德都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的理想品性，但在这里，我将专门考虑将它们应用于我们职业生涯中的学术活动时的情形。也许有必要明确指明，拥有这些美德本身并不足以保证某人会做出好的学术研究，做到这一点显然还需要理智与其他方面的能力。也许有必要补充一点：这些美德当中的一些，既可以被应用于实现道德上令人不齿的目标，也可以被应用于实现道德上受人欢迎的目标[14]――这一点在后面将显示其重要性。
要想把这些美德的特点凸显出来，有一种方法是将它们与相应的恶习进行对照。显而易见，与勤勉形成对照的是懒惰，即懈怠或偷工减料走捷径的倾向；与耐心相对照的是草率，即贪图快捷、轻便的途径而非困难、精益求精的方式；与判断相对照的，是没有能力区分有价值的工作与浮夸、追赶时髦、华而不实、混乱的工作，或没有能力将严谨的人与轻浮、滥竽充数、自以为是的人区分开；与诚实相对照的是欺骗、捏造、混淆是非或误导的倾向，或者当有利于自己时便去欺骗自己的倾向；与专注相对照的，是自我放纵或者在繁忙工作中分心的弱点；与现实主义形成对照的是，总是准备天真或玩世不恭地欺骗自己，进而去设想真正非凡的结果可以轻易或迅速得到实现，无论是凭自己还是别人；公正与偏见相对照，后者指的是对这种或那种方式或者这些人与那些人，不加区别地一概给予拥戴或敌意；与独立相对照的，是使自己的兴趣、见解、方法、方案等等屈从于社会压力的倾向；与尊重相对照的，是无视他人的关切及优先考虑之事，或对此缺乏关心；与勇气相对照的是，当事情进展艰难时，懦弱地拒绝坚持不懈或坚持自己的立场。
如上这些美德有程度之分：一个人可能会更多一些勤勉、专注和耐心，或者更少一些（也许会倾向于在处理一种任务时比处理另一种任务更加努力，或在处理一种细节时比处理另一种细节更有耐心，等等）。同时，它们也是相互关联的：例如，对于搞清楚某个问题会有多困难这个问题上表现出现实主义的态度，这就需要比如判断――事实上，搞清楚任何真正困难的问题都需要勤勉、耐心和诚实。由于相互之间存在的这些密切关联，我并不情愿用一个词去涵盖我的列表上的所有美德：严谨。然而，不幸的是，严谨在当前常常被混同于严肃、一本正经或者妄自尊大。但是，哪怕取得小的进步也乐在其中，或者乐于破解疑难或破斥怪异的理智假相，这些与严谨地对待自己的工作是完全契合的[15]；而妄自尊大则远非学术美德，而是一种学术恶习，它根深蒂固地妨碍着我们去深刻地把握做出有价值的理智研究所需要的一切。
二
很明显，教学――或者如我更愿意说的，教导我们的学生――需要我的列表上的所有美德。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你在这项工作上失败了，并不仅仅因为你没有出现在课堂上、迟到了或者喝醉了，而且还因为你没有好好备课，或者因为引入的思想太少而未能达到课程的要求，或者你不能保证你要求学生去读的材料是大家能够拿到的，或者你没有用心去检查学生们是否真的阅读了这些材料，或者你只是粗略地看了看学生们的作业而没有真正去阅读它们，或者什么，如此等等。如下事项需要耐心：把刚说了几次都没有听到的内容更好地再行解释一番，引导学生回答问题，使他们能认识到自己潜在的能力，巧妙地鼓励信心不足的学生鼓足勇气，并鼓励自信满满的学生三思而后行。如下事项需要判断：选择合适的材料和问题，适当地处理学生提出的问题，公平地给学生的作业评分，把握不同的学生各自不同的能力，以适当的方式满足不同学生的不同需求。如下事项需要诚实：不仅要拒绝容忍全盘或者细微的剽窃，做任何必要之事以确保学生明白什么是剽窃、为什么剽窃是不能接受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将自己小心谨慎地树立为好的榜样：当你用到别人的思想时，应公开承认这是别人的，而当你并不知情时，也要坦率地承认，如果（因为有时会发生）你意识到你告知学生的某件事实际上是假的、混淆的或误导的，这时也应该勇敢地承认。如下工作需要专注――教育学上的专注：尽管当下很时髦，但的确有必要说，如果你在设计课程时所围绕的是你希望在本学期写成的论文的内容，或者你只是谈论让你自己特别感兴趣的东西，而不考虑对于学生的学习来说最好的东西或者不去做确保他们学会所需的事，那么你的工作就会是失败的。如下事项需要现实主义的态度：就下述情况做出判断，即如果获得帮助，那么这个或这些学生能做成什么，以及做哪些事情是对他们过高的要求，做哪些事情又对他们要求太低了。如下工作需要公正：不要出于个人的喜好，或者因为这个学生的莫霍克族（Mohawk）的身份而形成的期待，或者因为那个学生整齐利落的书写，或者另一个学生积极地帮你擦黑板并把你的书本拿给你，或者……等等，来评估学生的工作，而应据其优点进行评估。即使同事们对一个学生的判断与你大相径庭，或者一个学生抱怨说其他所有人都给了他一个A，或者……等等，都要独立地行事。如下事项需要尊重：最起码不把学生的精力浪费在繁重的工作上，或者当你说你想要去做时因为不能做成而浪费他们的时间，说得再详细一点，不要因为过多地考虑使学生们陷入困惑的问题而浪费他们的时间[16]。如下事情要求勇气：坚持对你的学生进行教导而不是去迎合他们，坚定地站在反分数膨胀的立场上，即使这样做会让你不得人心，如此等等。
同样明显的是，管理者们所说的“研究和学术”――但我只是简单地将其看作研究哲学――也需要所有这些美德。勤勉：因为负责且出色地完成哲学研究也是一项困难的、要求很高的工作，而且可能会令人感到沮丧。耐心：花费需要花费的时间，以便让问题更明确或者让答案更详细，修改、修改、再修改，以确保做出了所有必要的确认。判断：弄清楚哪些问题是最值得解决的、哪些路径是最值得探索的、哪些资源是最值得寻找与把握的。诚实：公正地看待你自己、你的读者、你的系主任以及资助你的研究的团体等，正视你已经完成的工作以及有待完成的工作，正视足够明确具体的工作与仍旧需要细化的工作，正视可以投机取巧的工作与需要深入讨论并给予证明的工作，充分地承认你从他人处借来的东西。专注：如果你只是通过解决次要问题或主要问题的次要方面，或是满足于批评容易攻击的目标或反复讲述某个流行的争辩，来让自己的工作变得简单，那么你的工作就是失败的。现实主义：如果你的工作足够努力，那就应该去选择那些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但又不是简单到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解决的问题。公正：以研究成果的优劣去评判有关你的研究主题的已有成果，而不是根据已有成果作者的声望，或是因为他可能为你的发展提供职业便利而这样做。独立：远离流行浪潮，当你怀疑他人都抢着回答的问题可能依赖于某些虚假的隐含前提时，要保持一探究竟之心。尊重：不要因为写隐晦或自我放任的文章而让你的读者感到费解或乏味，不要由于给读者提供了不恰当或不准确的参考文献而浪费他们的时间，不要因为自己给评审专家提交了不成熟的论文以期待得到他们关于如何修正的意见而浪费他们的时间，等等。勇气：当值得付出时，应敢于冒理智上的风险，并对权威提出批评，当一个在你看来不错的思想要被放弃之时，要振作精神重新开始――并且要对所有不重要的请求说“不”，比如共进午餐的邀请，因为它们分散了你做出真正研究所需要的精力和专注。
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我关于教学的一长段论述没有区分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然而，现在我可以补充说，教育那些立志成为教授的研究生――如果他们最后也要学会教育他们自己的学生，负责且出色地从事哲学研究――那就也需要以某种方式向他们灌输这些美德。在很大程度上，这就是一个树立可能是最好榜样的问题。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还需要给他们灌输勤勉、耐心和判断。例如，我们想要学生们确信他们应该预料到从事真正好的工作是困难的，需要付出时间，需要反复修改，也许需要从头再来，还不只一次――并告诫他们，运气是存在的，头脑中闪现的第一个想法不会是英明的。有时候，我们要灌输给他们独立和勇气：我们鼓励他们去追求一种很有前途但基本上没有人走过的路，我们鼓励他们中肯地进行批评而不要有畏惧或者个人偏好。当我们坚持正确的主张，并拒绝为了支持我们自己的工作或声誉而调整学生们的方向的诱惑时，我们需要灌输的是诚实；当我们坚持认为晦涩或自命不凡的写作需要被修改，少有依据的主张需要得到牢靠的证明之时，我们要灌输的是尊重；当然，帮助我们的学生去设计有严格要求但并不是过于野心勃勃的方案时，我们需要灌输的是现实主义。
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到目前为止，我基本上没有谈到，至少没有直接谈到教学和研究的关系。现在我只想说，除其他多个因素之外，你在教学或研究上各自花费多少时间，显然将取决于你所在的机构的性质；我们如此强调如下（过于自利的）观念，即一位教授的确需要在某一领域做出原创性研究以便胜任教学，以至于我们往往会忘记，去教授处在一个合理范围之内的课程会有一个愉快的结果，那就是如果你将应有的重视给予这项工作，你将肯定能够拓宽自己的哲学视野，而这最终不会不使你的研究受益。
关于我前文所述的“其他方面”，我们的确包括了种类如此繁多的次要的学术活动，以至于即便将其全部列出，都会让人觉得乏味到无法忍受，更不用说去表明每一种活动都需要所有这些美德了。然而，我将从这个长长的并且似乎会不断增加的列表中选出几个例子，我相信大家有能力依此进行外推。审议论文、推荐著作、推荐资助、撰写书评、审查学位论文等，所有这些都需要勤勉，以应有的谨慎研读其主旨；专注于关键性的细节，如果一项工作具有潜在的但尚未实现的优点，建议其改进的方法，这些需要耐心；判定这项工作的优点和不足，需要判断力；对待你朋友的工作的长处或竞争对手的工作的不足，应该避免欺骗自己，应坦率地给出报道，这需要诚实；全神贯注于一项工作最重要的长处和不足，而不要执著于偶然性的细节，做到这一点需要专注；认识到什么时候一篇论文（等）根本无法修改，或者认识到一部书稿什么时候是有质量的而且作者有能力使其更好，这需要现实主义的态度；拒绝被诱惑去参与“引用同盟”，或者只是因为作者奉承了你，便在他的书的封底上虚情假意地大书特书，这些需要公正与独立；不要花费了一年的时间却只是抽时间去做你的工作，不要提出非分的要求，这需要尊重；当要就一位著名学者被高度赞誉但实际上拙劣的工作进行所应做出的强硬评论[17]时――或者对一个不知名学者的优秀的工作给予其所应得的优秀评价时，需要显示出勇气。
负责且出色地完成论文发表、担任评委和编辑之职等等，也需要所有这些美德。我不想再完整地重列一遍我的美德清单，以免让你觉得心烦，但我想特别提到尊重对于完成这些任务的重要性：作为提交论文的人，如果你提交的只是半成品，或者只是根据封皮背面的话做一些闲谈，或者如果你在会议前两天才把论文提交给评委，那你就没有完成自己的工作[18]；如果你没有以一种真诚的努力去回应你正在评议的工作，而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发布自己声音的机会，那么作为一个评委，你的工作就是失败的；如果你正在为一个文集征集论文，但却刻意回避你还没有找到出版机构这个事实，或者如果你给投稿人设置了明确的截稿日期，但后来随着一年、十八个月、两年或更长时间的流逝，你却没有告诉他们有关出版进展的任何消息，如此等等，那么作为编辑，你的工作也是失败的。
负责任地参与做出聘用决定也要求具备所有这些美德，我认为这一次详细说明为什么会是这样，是值得的。它实际上要求你去认真地阅读有关的材料；要求你耐心地留意候选人的工作的细节、他们的资格、他们与其推荐人的关系等等；在评价哪个申请人最合适的时候要求有判断；诚实地承认候选者所具有的能力，即使他是你的对手或敌人，诚实地承认一个候选者的不足，即使他是你的盟友或朋友；专注于候选人的工作及性格中与该职位最为相关的那些方面――不要专注于，比如他们的导师是谁、他们的成果是在哪里出版的、或者他们已经得到了多少资助等，而是要专注于他们的研究成果究竟有多好；实事求是地评价它们的优点，而不要轻信候选人或其推荐人夸大的言辞；应该秉持公正，即使最好的人选可能是你的威胁，或者聘用一个较弱的候选人可能会提升你的利益；应保持独立，而不是为了让同事们在其他某些问题上支持你便去迎合他们；应考虑潜在的候选人的时间和精力，方法是做你所能做的，以确保你所在的部门没有在一个地方做了宣传，之后又在另一个没有重复宣传的地方进行聘用，或者在预期的候选人已被考核确定之后还在进行宣传（或面试几位候选人），如此等等；目前来看，这很可能要求有独立的勇气。如今看来，这种懒散的程序――好吧，虽然我没办法知道这有多么普遍，但肯定非常普遍。有一次，我在另一所我提交了一篇论文而且我也受聘于此的大学里吃晚饭，期间我提到，我正在拼命阅读针对一个职位的四百份申请，当时我的一位主人问我：“何必这么费心呢？”我永远也忘不了我的回答：“毕竟，每个人都在竞逐那同一个职位。”我真傻[19]。
三
这引导我们直面一个我早已谈到过的令人痛心的现实：当前大学里面的整体风气显然不利于如上这些学术美德的培育。
首先，让我说明一下，我并不认为大学曾经有过适合学术工作的完美环境。关于所假想的一个学术风气确实很好的黄金岁月，我没有任何怀旧式的幻想[20]。但现在，我相信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些最重要美德所承受的新的特殊的压力。我在《反常及其后果》一文中提出的部分论证认为，某些环境比其他环境更适合于好的、诚实的、细致深入的理智工作。我在这里的部分论证会是，学术环境已经在来自经济、政治、社会和其他方面的压力下发生了改变，那些从事高等教育工作的人也已经适应了这些变化，其后果便是对于判断、诚实、现实主义等等的稳步侵蚀――我想说，这是道德力量的一种稳步的流失。
试图完整地描述所有相关的变化，要占用更多的时间以及更多的社会信息，这些已经超出了我现有的能力。但下面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清楚无疑的：我们已经看到一个新的职业学术管理者阶层的兴起与持续生长，他们把自己看作是经理人，把教师看作是雇员[21]（有时候，把学生看作是“顾客”）；坚持出于事业提升的需要而发表论著的倾向越来越强烈，现在甚至已经延伸到了研究生；即使并不需要大笔资金用于设备等方面的人文学科，也在不断强调要有资助和研究项目；对“排行榜”的关注越来越强烈；学生（及其家长）越来越多地把高等教育看作是获得一份体面工作的必不可少的资格证，而并不认为其本身就有价值[22]。如上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并以复杂的方式相互加强，这一点在下文会变得更加明显。
“管理”过去被看作是一件繁琐的差事――不会让人感到惬意，但对于保持工作的顺利开展却是必不可少的。一位资深教师同意去当系主任（在英国，就是文科教师委员会的主席，或其他什么），牺牲了几年时间去做管理上的苦差事，然后又返回到他的教学和研究上来。当不得不做出决定时，这样一个系主任能够运用自己的判断，也许会采纳其所信赖的同事提出的意见。这种体系还远不够完善：很自然，一些人会比别人有更好的判断；也许有些人过多依赖于不可靠的亲信。但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与理想目标相距很远。
一个一心想着爬上管理位置的新型系主任，将几乎不可避免地忙于筹集资金，忙着让他的机构（尤其是他的学校）让尽可能多的人知晓，忙着让他的老板记住他所引入的新的规划、他所聘用的新的“明星”，等等。并且，由于他很可能把自己的学术工作永远束之高阁，与正在从事严肃学术工作的同龄人有更少的接触。因此，他很可能会觉得他别无选择，只有更少地依赖于他自己对于一个系的规划或者一个人的想法的质量的判断，而更多地依赖于替代性措施[23]：他无法依靠自己去判断一个部门在某个排行榜中所处的位置；关于某个人的出版物的绝对数量――如果他够谨慎，也许可以通过期刊或出版机构的某种权重进行校准，但关于期刊或出版机构的价值，他还是无法自行做出判断；或者更好一些――更加简单和“客观”！――他无法自行判定一个人或一个机构引入了多少资助资金；或者就聘用来说，他无法自行判断候选人所出自的教育机构所具有的“声誉”。但是，整体来看，像这种遵从性判断可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正如我们将会见到的，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提出了所有这些遵从性判断所依赖的那些意见的人，可能已经凭借对于某项短期的“适得其所”（Niche）研究的相对小的贡献建立起了自己的名声。
以出版物的数量来判断一个教授或一个部门是反常的，正如巴尔赞所言：“我们需要预先明确这一思想，即应该重视知识，而且还要说，为了生活，每个人都应该形成书面性的研究，而这应被视为知识的爆炸。”[24]这话是在1968年说的，在那时候发表著述的压力要比后来小得多。1994年，古廷（Gary Gutting）（当时《美国哲学季刊》的编辑）可以这样写：在哲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很少是为了交流有价值的思想，更多是作为一种获得职业资格的形式[25]。事实上，有一点是难以否认的，即区分已获教授资格的人和即将成为教授的人，这是学术出版物的主要功能；在一个领域与他人进行学术交流充其量只能排在可怜的第二位。当校长们吹嘘他们的教授是“积极的研究者”的时候，他们的意思显然是指，这些人奔波于大量的学术会议（一般是由学校来支付花销）、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和文章。而这个时候，甚至是研究生们――他们碰巧刚刚开始去寻找他们的哲学研究途径――也期望去提交并发表论文。
但正如吉尔伯特（W. S. Gilbert）所教导我们的：“当每个人都是大人物的时候，就没有谁会是什么人物了。”[26]所以，当所有人都去发表论著时，我们就需要别的方法来区分大人物和小人物，区分真正有价值的工作和那些只能妨碍我们的东西了。这其中的一种方法是给那些被认为“有名望”的期刊或出版机构的出版物以更大的权重[27]。另一种方法则有赖于在资助和研究项目这种活动所取得的成功。第三种方法是依赖于其他人在机构排名中做出的判断。但对这些替代性措施的依赖，只是对某个与理智工作的要求、诱惑和陷阱密切接触的人的睿智判断的一种蹩脚替代品。X出版了大量论著，甚至是在公认“有声望”的期刊或公认“有声望”的出版社出版的，这也绝对不会对其工作的质量提供任何保障；为“有声望”的出版物、好的学术交往以及关于哪些是流行主题这一问题的好的判断，连同对于那种似乎越来越严格的、值得品味的伪技术写作风格的熟悉程度，做一个记录，这种做法可能至少与只是（只是!）去做真正好的、有创造性的、细致的、有启发性的工作同样有价值――对此我表示怀疑，且不只是怀疑。以下所说也不是事实：Y善于获得资助；为所获得的资助金、撰写申请提案的诀窍以及好的人际交往，建立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列表，这种做法可能至少与只是（只是!）去做真正好的、有创造性的、细致的、有启发性的工作同样有价值――我再次对此表示怀疑，且不只是怀疑[28]。
在我看来，如下也不是事实：一个名列前茅的部门能够保证其教师创造出真正优秀的研究，或者给他们的学生提供真正优良的教育。无论如何，这种自封的美食家报告（Gourmet Report）[29]会对我们的职业产生这样一种的影响（我更想说的是，这样一种压制），它不仅仅会有一种结构性趋向，即会使得最重要的跨学科研究边缘化，并鼓励各部门过分的专门化，而且，它自身还过多地关注所谓[30]“明星”从A转到了B，而过少地关注一个部门所提供的教育如何才是充足的、有效的、实在的和重要的[31]；更准确地说，这些取决于深受前述学术美德影响的人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地位。
很久以前我在比较政治制度这门课上学到的某些内容，总是浮现在我的脑海：在前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它是按照重量来确定生产目标的，一个工厂的经理意识到，达成该目标的最简单方法是制造更重的吊灯，其结果是导致一些时髦的莫斯科天花板坠落下来。按照毕业生的数量、所引入资助金的数额、在这个或那个排行榜中的位置，或者（我不能拒绝）按照它的师资粗制滥造出来的出版物的分量，来判定一所大学真正做出了多少工作，这是非常奇怪的，大学真正的任务，是教育有才智的年轻人、保持探究的火焰生生不息，而不是去制造“声望”。
但是，竞争稀缺资源的系主任们，想要让他们的院长记住他们的教师们是如何“积极进行研究”的；挖空心思想要晋升和加薪的教师，想要让他们的系主任记住他们“生产能力”。于是，无疑很多教授很快就适应了系主任等人对排名、出版物的数量、资助金的数额等等的依赖，他们的方法是优先考虑他们的研究而不是他们的教学，更多地考虑研究生而不是本科生，提交并出版更多论著，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申请资助和“促进其学院发展”上面（或许他们也会花费更多时间在“其他方面”，因为情况似乎是：管理者越多，教授们的行政性事务也就越多。这很滑稽）。
无论是否有此意识，很多人都让他们自己对一个部门的规划或对一个人的工作质量的判断，屈从于系主任等人所依赖的同样的替代性措施。例如，去年我的一位同事介绍来自另一所大学的一位历史学家做客座演说，她用溢美之词列出了其所获得的所有资助，但关于她的研究的实际内容却只字未提（我本来很气恼；但是，要么我们的访客并不介意，要么她本就有一张喜怒不行于色的扑克脸。）。
教学质量不可避免地经受着如下情况：越来越多的入门性教学交由教学助理及专门的演讲家来做；越来越多的研究生课程[32]的设计所围绕的是“目前我在做的研究”，而不是有抱负的哲学教授真正需要去学习的东西。研究生们可能会发现，他们正在帮助教授完成他们的重要研究这个想法有谄媚之嫌；本科生们由于还太过天真，因而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被喂食的是理智上的垃圾食品，或者由于太过怯懦而不敢提出抗议，或者他们更关心的是拿到学位而不是学到值得学习的东西，因而他们不会去抱怨――只要他们得到了足够好的分数。
虽然学术研究在数量上日渐繁荣，但其质量却在下降。越来越多的期刊正收到越来越多的投稿；同行评议制度（即使在其所起源的自然科学领域也远不是完美的[33]，它和学校及派系领域的质量监控机制一样，并不怎么有用）也正面临无法承受的压力。不可避免的是，出版物的平均质量趋于下降；从糟粕中筛选出精华变得越来越难。“适得其所的出版”正在兴起；越来越多的工作似乎集中于X就Y对Z关于W有关某一问题的思想所做的阐释的批评所说的话[34]，而越来越少地直面实质性问题。首先，这是一件更容易的工作（也许有人会下意识地认识到，如果他们能正确地拼写出X、Y、Z和W的名字，那么，他们当中的某一个可能会推荐该论文发表――要知道，如果论文可以发表，会使他更出名）。任何一个拥有足够的频繁飞行里程（Frequent-flyer Miles）[35]以至于升级为受邀出版的理性的人都是这样做的；而任何一个理性的人很快就会意识到，如果你加入到一个正确的阵营，你就可以很快用四倍的速度提升你的频繁飞行里程。
事实上，会议似乎变得越来越像是人际交往、搭建人际网络、宣扬自己或所在部门的场合，而越来越不像是严肃的思想交流的场合。例如，在最近的一次讨论会上，发言者们相互之间频繁地进行心安理得的参引，以及对在场几乎所有人都熟知的文献的细微偏差频繁地使用简要语词略带提及，使我感到吃惊。我也不能不注意到，虽然语境论是一个被热烈讨论的话题，但早在1976年就已经就此主题发表了开拓性文章的作者――安尼斯（David Annis）[36]，却从未被提及。在一个被日益分割为更小圈子的学科，我本不应该对此类事情感到惊讶；我唯一期待的是，局内人的工作占据中心位置，而局外人的贡献逐渐从视线中消失。
同样，我们也见证了越来越多的“现世本位主义”（Parochialism of the recent）[37]。一位研究生曾经非常严肃地告诉我，有人教育他，1994年[38]以前发表的文章没有什么阅读价值，这个学生只是在不经意间天真地说出了似乎越来越被暗中认定为正确的东西。我真地需要说明如下想法有多么令人吃惊吗？布娄（Joe Blow）和多伊（Jane Doe）在过去十年或二十年间发表的论著，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弗雷格、皮尔士等人所有工作的总和相比，是更有价值的。如果像一些自然科学领域一样，我们的主题的进展也非常快，以至于早期的研究的确很快就过了时，情况的确会有所不同。但实际却与此相反：目前来看，有时候情况似乎是这样的：吸人眼球的“适得其所的”问题――乃至身着21世纪外衣的老问题，随着“盖梯尔悖论”（Gettier Paradoxes）最近的复兴――反倒受到了相比于在实质性问题上持续取得进展的研究更为热烈的欢迎。有时候，我会想起皮尔士对他那个时代文学上的一知半解者的抱怨，他“如此反常地看待享乐的目的，以至于下述看法好像会让他们感到气恼，即他们乐于将它运用于其上的那些问题最后可能会得到解决”，因而，“一个把大家都喜欢的主题置于争辩之外的积极的发现，是由掩饰得不好的厌恶来应对的”[39]。
研究生们被挟裹在中间。他们被如下东西所纵容：满足他们自爱之心的那些“聘任”努力；高估的分数和过分的表扬；与他们相关的日渐常见的实践使得他们感觉自己似乎已经是年轻的同事，而不再是学生了[40]。但他们也是被剥削者：他们通常会被提供自己导师正在从事的工作的一点零碎的事情，而不是他们所需要的真正严格、系统、持久的哲学教育；他们往往承担着最繁重的本科生教学工作；有时候只是作为没有报酬的研究助理；有时候则用不合理的时间去等待，以便从专注于自己的提交和出版日程的教员那里得到什么信息；有时候他们被迫去做组织那些能让某个教师得到赞扬的会议这种可鄙的工作；关于开始执行哲学博士规划的人当中，有多少能够完成规划，完成这些规划的人当中，又有多少人会获得一份真正学术性的工作，以及这些真正学术性的工作当中，有多少会腾出时间来用于完成那些他们所有人都被鼓励去设想的、将要从事的重要研究日程[41]，他们普遍面临着保持缄默和半真半假的默契[42]。
下面这种情况不应让人感到奇怪――学生们本来应该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探索新的思想、构建和延伸他们的理智力量、尝试如何做到更好并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而有些研究生一点也不比他们的老师差，也是焦虑地痴迷于那些令人厌恶的排名、为参加会议而不知羞耻地四处搜寻钱财、为了发表论文而殚精竭虑、挖空心思去堆砌他们的履历或者给那些可能会对自己提供帮助的访问演说家们留下印象。根据我的经验，有些研究生内心的价值取向已经发生了扭曲；有些学生最终没有能够完成其博士学业；有的人则迟早会在或轻或重的程度上腐蚀掉；只有少数学生――我对他们只有敬佩――会以某种方式取得最后的成功，而他们的诚实乃至理想却毫不受损。可悲的是，这些令人钦佩的人当中没有多少会成为下一代人当中的大人物。更可能的是，他们将会成为“有声望”的部门引以为傲的产品，会得到很好的训练，以便在目前的学术风气生存下去：野心勃勃的哲学干将、有能力、聪明、迅捷、训练有素、精通理智上的时尚之物――但是，对于来自成熟思考的深层次要求以及由此所带来的褒奖，却能够做到丝毫不以为意。
学术美德的腐坏是渐进的：首先，一些人在教学中屈服于急于求成的诱惑；急于发表那些只要多花一点时间就能够使其更丰富、更严格的论文或著作；针对那些离奇的想法提出肤浅简单的批评，而不是尽力去发现其所内含的哪怕是微小的真理成分，并基于此将原有的思想放大；或者说服自己，他们真地已经在所承诺的资助申请上取得了显著的突破；或者，最近出现的正在衰退的时尚的确值得引起他们和其他人的关注；如此等等。随着越来越遵从于替代性措施，判断被逐渐削弱；随着他们对别人，并因而几乎不可避免地对自己思想的成就所进行的越来越多的粉饰，诚实被逐渐削弱；随着一个阵营当中“对微小差异的自恋”若隐若现地变大，以及共同持有的可疑假定慢慢淡出注意力，关注被削弱；对所取得的惊人突破的越来越反常的宣告，致使现实主义被削弱；而独立、宽容和勇气则随着对野心的每一次细微的妥协而被削弱。随着时间的推移，腐化从自身获得供养，从而加快了衰退的步伐。
“沉思式生活的价值衰落的一个标志是，学者们眼下正与那些从事某种突发性娱乐的动作明星们相竞争，以至于他们似乎会对这种快乐给予更高的评价，而不是他们真正有资格从事的、并且事实上也是更加快乐的事情”[43]。尼采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说过：“焦虑感增长得如此迅猛，以至于再高级的文化也不允许它的成果真正成熟……就仿佛是季节彼此之间的交替太快了一样。”[44]这些恰恰就是在我们眼前发生的事情。
四
我预见到了三种反对意见：我无论如何都漏掉了这样一点，即新的学术环境能激励人们去努力工作；我的方案即使不说是毫无希望的空想，也是不现实的；我没有看到忠诚这一美德的价值。下面我们来逐一考察。
有人可能会说，我一再谈论的、越来越不适于真正的学术美德的环境，事实上提供了――实际上，它就是为了提供――努力工作的动力。没错。所以，我需要补充一点，当我所确立的学术美德共同发挥作用时，一切都会很好。但是，当判断、现实主义、诚实和独立被牺牲掉，当勤勉和耐心都被集中于错误的目标时，事情会变得不是更好，而是更糟[45]（无论如何，和一个懒惰的人相比，一个辛勤工作的保险箱密码破译高手或一个职业杀手，会是更坏的危险分子。）。
但这个答复可能会催生第二种反对意见：我的“正确的目标”的概念已经过时而且过于理想化，因而不能被指望。也许有人会说：“是时候不再去抱怨环境正在变得越来越不适于负责且良好地制造马鞭（buggy-whips）了。”[46]我的第一个回答坚持认为，真正去教育我们的学生，取得真正的理智上的进步，无论这一过程多么缓慢和坎坷，去做我们所能做的任何事情，以便让我们的规划或机构真正变得更好一些，这些都是光荣的工作。但是，若只是因为这是你自己的事情，因而才去玩学术资助的游戏、为了充实你自己的履历表才去发表学术论著或“促进你的部门（或你的机构、你的领域、你的行业）的发展”，这些并不是光荣的工作。
有些人可能会这样来回应我的上述回答，即宣传你所在部门的好处，即使现在这种好处在很大程度是一厢情愿的，确实会是一件好事――一种会让你的部门真正变得更好的方式；毕竟，如果你成功了，素质更好的研究生会提出申请，你的部门实际上就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过，在我看来――即使为了论证的目的，假设素质更好的学生提出申请这一希望有充分的根据[47]――我们为了完成它而假设他们会这样做的这个论证是如此生动，以至于会让人联想到安然（Enron）的行政高管们（还记得他们吗？）为他们的欺诈行为提供的解释，所以它几乎是不值得做出回答的。
其他人可能会指责我没有把握到忠诚的价值，也就是“团队精神”的价值。我的回答不得不是：忠诚是存在的，因而忠诚是存在的。真的，对于大学校长或教务长为其机构、院长对其学院、系主任为自己的系所投入的不懈的热情，我不会打保票――这种很容易转移到他的新机构的忠诚（或“忠心”），应该被放到别处去。我也不会在对“职业”的忠诚上打保票[48]；至少，如果对职业的忠诚意味着把装着职业哲学成就的货车圈起来，将之与文学院中即将成为哲学家的人以及其他有威胁的局外人区隔开来，我就不会打保票[49]。我所重视的是严肃的教授们对其所从事的有价值工作的忠诚。
可悲的是，如果他们的大学、学院或部门――或一般地说，他们的职业，忘记了其真正的使命，那么，这些全身心投入的忠诚雇员们就将面临痛苦的道德悖境。在其他人肯定会对其进行夸大的情况下，我是应该就我对一个新的哲学博士的调查信做些润饰，还是冒险通过实事求是地写出来从而危害他的前途呢？我应该像其他人一样，专注于一门讨论最新流行文献的研究生课，还是冒险因为让学生们专注于那些更加持久但并不流行的工作而使他们不好找工作？我是应该建议一个将目标定位于研究生院的有才华且有理想的学生去申请一个有声望的部门（在那里，他可能会变成那些崭露头角的大人物中的一员，而这些人是每个人都想聘用的），还是建议他去申请另一家，那里将会为他找到一份终生受用的工作奠定更好的基础，但却冒险根本找不到工作？如此等等。）我们通常会看到，这些痛苦的二难困境是我们真正在乎自己所做的工作而要付出的代价。
现在，我想有些人会指责我，说我只是简单地求助了我在“我们真正的工作是什么”这一问题上所持有的过时的、理想化的观念（顺便提一下，“理想化”现在成了一个谴责用语，这是多么的讽刺！）。对此我只能回答：没有哪家企业――甚至没有哪家公关公司或广告代理商――只是忙着宣传自己；实际上，必须有人要去生产那些被宣传的商品或服务。在学术界，这就是我们的工作[50]。
注释：
[1]康福德（F. M. Cornford）：《学术专题：青年学术政治家指南》（Monographia Academica： Being a Guide for the Young Academic Politician）， 1908年。重印于约翰逊（G. Johnson）编：《大学政治：康福德的剑桥以及他给青年学术政治家们的建议》（University Politics： F. H. Cornford’s Cambridge and His Advice to the Young Academic Politici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第110页。
[2]苏珊・哈克：《反常及其后果》（“Preposterism and Its Consequences ”，1996），重印于苏珊・哈克：《一位热情的稳健派的宣言：不时髦的论文集》（Manifesto of a Passionate Moderate： Unfashionable Essay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第187-208页。如我在下文所要解释的，“反常”（preposterism）一词采自巴尔赞（Jacques Barzun）。
[3]不过，《一位热情的稳健派的宣言》这本书的一位匿名评阅人想要压制的并不是这篇论文，而是一篇关于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的很讲道理的文章（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出版社拒绝了这一要求。）。
[4]苏珊・哈克：《以哲学为职业：对古音洛克的回应》（“Professing Philosophy： Response to James Gouinlock”），载德・瓦尔（Cornelis de Waal）编：《苏珊・哈克：一位杰出的女士》（Susan Haack： A Lady of Distinctions，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2007），第329-332页。
[5]比如，可以参看：《“生活和文学中的理智诚实性的理想》（“The Ideal of Intellectual Integrity， in Life and Literature”），载New Literary History，36. 3，2005年：第359-373页；重印于苏珊・哈克：《让哲学发挥作用：探究及其在文化中的地位》（Putting Philosophy to Work： Inquiry and Its Place in Culture，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2008），第195-208页。该书“导言”第13-23页。《实用主义的意义：当今的哲学术语及语言的伦理学》（“The Meaning of Pragmatism： The Ethics of Terminology and the Language of Philosophy Today”），Teorema，XXX/III.3，2009：第9-29页。
[6] 赛克斯（Charles Sykes）：《大学编局》（Profscam） Washington D. C.： Regnery Gateway， 1988.
[7]哈克尔（Andrew Hacker）和德雷夫斯（Claudia Dreyfus）：《高等教育？学院是如何浪费我们的钱财和损害我们的孩子的――面对这些我们能做什么》（Higher Education? How Colleges are Wasting our Money and Failing our Kids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New York： Times Books， 2010.泰勒（Mark C. Taylor）：《校园危机：一个改革我们的学院和大学的大胆计划》（Crisis on Campus： A Bold Plan for Reforming ou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0）。
[8]它是由史维茨格勃尔（Eric Schwitzgebel）和拉施特（Joshua Rust）（2009）送交的。
[9]卡 恩：《圣徒和流氓》 （1986； 2nd edition，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4）。
[10]上书第53页把“言过其实奖“颁给了一位教授，这位教授撰文支持一位同事，认为自己从这位同事那里见证了“黑格尔的全面”和“康德的严谨”。卡恩评论道：“亚里士多德可能是世界史上唯一一个符合这种描述的人，而他根本不需要申请资金帮助。”
[11]当然也可以说“她的”职业生涯，但我只说这一次。
[12]这不应该被解释为标志着我对“美德伦理学”（Virtue Ethics）的信奉。就像一个充分发展的认识论既需要理解有关证据及理由的问题，又需要理解有关认知美德（还有它们两者之间关系）的问题，我希望一个充分发展的道德理论既要求有对道德义务的理解，又要求有对道德美德（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当然，有一点和认识论也是一样的，即要求有对个体与社会各层面之间关系的理解。（我在我的《证据和探究》第二版前言中特别对照着认识论，将这其中的一些内容表述了出来（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2009，第11-31页）。
[13]我不能断定这个清单是完整的，也不能说它得到了完美的阐释（我也不会说已经在很好的程度上拥有了所有哲学美德――我真地需要这样说吗？）。比如，有时候我会变得耐心不足；有时候我会去做自己不能胜任的事；还有很多很多次，我低估了搞清楚某件事情需要花费的时间……等等。
[14]这个观点是由希尔（Jane Heal）提出来的，见《对真理的无偏好的探索》（“The Disinterested Search for Truth”），载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88， 1987-1988： 第97-108页。然而，正如我在《一个老式伪君子的直白》（“Confessions of a Old-Fashioned Prig”）（载《一位热情的稳健派的宣言》[见上面注释]，第7-30页）所论证的，希尔的这个结论――无偏好的探索的理想是空洞的――是得不出来的；事实上它也不是真的。
[15]这一点也是康福德令人惊叹的用词――“纯净、幽默的知识分子”所标示的。
[16]我想，在这里，我应该说一些与回复学生的电子邮件这个奇怪的问题有关的事情。我要郑重声明：我跟学生们解释说，虽然电子邮件是一个处理行政问询的好办法，但它绝不是讨论哲学问题的理想手段，哲学问题的谈论最好还是通过面对面的方式进行。有时需要补充一点：尽管我会尽力（相当）及时地回答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适当的问题，但给我发电子邮件向我提出那些其答案在课堂上分发的材料上即可找到的问题，说明学生们也缺乏尊重。
[17]这是一项似乎由于某种原因而非偶然地降临到我身上的任务。见哈克：《庸俗的罗蒂主义》（“Vulgar Rortyism”），载The New Criterion，1997：第67-70页（对梅南（Louis Menand）《实用主义读本》（Pragmatism： A Reader）的评论）；《所有闪光之物》（All that glitters），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4月3日， 2009年：第 27-28页（对萨平（Steven Shapin）《科学的生活》（The Scientific Life）的评论）。
[18]在一个难忘的场合，我记得在有人告诉我即将召开的一次会议的六天前而不是六周前，我收到了艾伦（Allen）和雷特（Leiter）两位教授写的一篇长达72页的论文，我要对其做出评论――最后一句话是“结论如下”。作者之一（雷特教授）反过来又对我的文章发表评论，但我尽我所能把文章写得完备，使其长度更加适中并在适当时候送出。
[19] 现在，我觉得不得不说，在痛苦地得知，我所能做的想要确保我所在的部门去遵循我相信为正确（并且也是考虑周全的）的程序的事情中，没有哪一件是有效果的之后，我就不再参与招聘了――我希望这不是因为我缺乏勇气，而是因为现实主义要求我把自己的能量投入到还没有彻底失去机会的事情的起因上去。
[20] 如果还有读者有此幻想，我推荐康福德的《学术专题》（见上面注释）、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的《美国高等学习》（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1919；Stanford， CA： Academic Reprints， 1954）、巴尔赞的《美国大学》（The American University，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8）、伯德（Caroline Bird）的《反学院案例》（The Case Against College，1973；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75）。
[21] 在我所在的大学，作为一项保障布什（George W. Bush）和克里（John Kerry）的一次预先安排的校园辩论的安全措施，我们所有人都不得不拿到新的UM[即“迈阿密大学”（University of Miami）――译者注]身份证。我吃惊地发现，我的旧证上只是写了“教师”，而新证却沿两边印着“雇员”（这当然就给我定了性！）。
[22] “资格主义”是伯德《反学院案例》（见上面注释）的核心话题；特别是参看第7章。
[23] “‘一个人说：但我是个大忙人，我没时间去上那门对于让我就特定问题做出……胜任的判断来说必不可少的却学时很长的课’，由此，他应该没时间去信仰。”克利福德（W. K. Clifford）：《信仰的道德》（“The Ethics of Belief”，1877），重印于马迪根（Timothy J. Madigan）编：《信仰的道德与其他论文》（The Ethics of Belief and Other Essays，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1999），第70-97页，实际上是在第78页上。
[24] 巴尔赞：《美国大学》（见上面注释），第221页。
[25]古 廷：《编辑的话》（ “The Editor’s Page”），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31.1， 1994， 第87页。
[26]吉尔伯特：歌剧《船夫》（The Gondoliers）（1889年首演），第二幕；载泰勒（Taylor）编：《吉尔伯特的戏剧和诗》（Plays and Poems of W. S. Gilbert，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2），第519-581、565页。剧情发生在巴拉塔里亚（Barataria），这是一个“有共和式平等特性”的君主政体国家，在那里，国王给了每个人他们想要的头衔――但却没能预见到“什么东西能像平凡一样平凡/…/当每个人都是大人物的时候，就没有谁会是什么人物了！”
[27] 像“优秀”“有声望”这些词现在已经成为充斥于大学宣传材料中的那些泡沫橡胶式公关词（foam-rubber public-relations）的一部分了。“泡沫橡胶式公关词”是巴尔赞另一个美妙造词：见巴尔赞《与詹姆斯一起散步》（A Stroll with William Jame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第223页，好像许多人都忘记了“声望”与“变戏法”和“耍花招”在词源上的关联。
[28] 在欧洲，资助和研究项目这种文化似乎更加根深蒂固，我已经见过这样的申请者，他们把所得到的每一笔资助都列出来，直到最后一欧元，但他们却很少去谈论他们已经完成的工作；显然，获得资助的最重要的条件是――过去已经获得过资助。
[29] “排行榜”的另一种称谓――译者注。
[30] 之所以使用“所谓”一词，是因为我并不完全相信这些排名准确反映了真实的成就，而不是反映出一种有时候是通过，比如提出很强、令人难以置信且催生了大量回应的主张（例如，没有谁相信任何事情，或者，认为存在真正的信念这一点还有任何价值是纯粹的保守主义，或者，p和非p有时同时为真，或者……等等），或者通过使用足够隐晦或含糊其辞的写作吸引“追随者”这样的方式，而获得的名声。
[31] 作为加拿大哲学系的国外鉴定人，我发现，我花了几周的工作时间去阅读教师的简历、出版物、课程设置和考试安排等内容，还花了几天时间到现场去说了一些有帮助的话――这大大多于我被邀请去评估多达九十九个学院的“食家报告”所要花费的时间（当然，我觉得在良心上我不能接受这个邀请）。
[32] 我愈发频繁地怀疑，高级本科课程也是这样的情况。
[33] 参见哈克：《同行评议和出版：给律师们的经验》（“Peer Review and Publication： Lessons for Lawyers”）”，《斯泰森法律评论》（Stetson Law Review），2007，36.3，2007年春：第789-819页。
[34] 例如，最近我偶然看到的一篇题为《X和Y论Z的维特根斯坦》（“X and Y on Z’s Wittgenstein”）的论文就是这一点的见证。
[35] 源出于航空公司对频繁乘机旅客的一种奖励措施，这里转用于在学术方面因频繁发表而获得的发表便利――译者注。
[36] 安尼斯：《认知证成的语境理论》（“A Contextualist Theory of Epistemic Justification”），《美国哲学季刊》，15.2，1976，第213-219页。后来，语境论变成了一种流行的理论，但安尼斯甚至都不是新语境学派的名誉成员，他的工作似乎被忽视了。
[37] 最近我被邀请就其提交一份评阅意见的论文见证了这一点，该文的摘要是这样开头的：“X（2007年即将出版）、Y（2009年即将出版）和Z（2007年即将出版）已经论证了，知识需要理智上的能力。然而，W提供了一个反例 ……”顺便提一下，X、Y、Z（据我所知，也包括W）都是认识论研究中的著名人物。
[38] 我记得，这件事发生在2006年左右。我猜测，这个年轻人在2004年就已经提出这个建议，但没有想到去更新它！
[39] 哈茨霍恩（Charles Hartshorne）、韦斯（Paul Weiss）（第7卷和第8卷）和伯克斯（Arthur Burks）编：《皮尔士文集》（Collected Papers，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8-1951）， 5. 396 （1878）。 [我们是按照卷号和段落号对《文集》进行引证的]皮尔士继续说道：“这种倾向是对思想的侮辱。”
[40] 在这个问题上，卡恩引用了胡克（Sidney Hook）的话：老师“必须像朋友般友好，但不能变成朋友。”就是这样。卡恩：《圣人与流氓》（见上面注释）第36页，引自胡 克：《现代人的教育：一个新的视角》（Education for Modern Man： A New Perspective，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3），第203页。
[41] 我想起了亚当斯《海底沉船》（Watership Down）中提到的英勇的旅行兔在旅途中遇到的一个养兔场：这些兔子都得到了精心的饲养，但它们会严惩任何一个胆敢提及“线”（the wire）的人，这里的“线”指的是人们用胡萝卜或生菜上引诱它们，然后捉住并杀死那些不够谨慎的兔子的陷阱。亚当斯：《海底沉船》（1972年；Harmondsworth， Middlesex， UK： Puffin Books， 1973），第17章，《闪光的线》（“The Shining Wire”）。
[42] 《整全的真理，而且只是真理》（“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Midwest Studies in Philosophy，XXXIII， 2008： 第20-35页。
[43][44] 尼 采：《人性的，太人性的》（Human， All Too Human）（1878），马里昂・费伯（Marion Faber）译（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4），§284，§285．
[45] 写这篇论文的时候，我在最近关于纳粹大屠杀的两部电影的影评中读到了这样的描述：“有一次，当纳粹分子……祖霍梅尔（Franz Suchomel）在解释特雷布林卡（Treblinka）死亡工厂的运作原理时，一种职业自豪感浮现出来。”琼斯（Kristin M. Jones）：《关于大屠杀报告的叙事史诗》（“Epic History of the Holocaust Returns”），Wall Street Journal，12月8日，2010，D7．
[46] 我只能想象这样一幅漫画：一只快乐的恐龙SH正忙着用钩针编织着马鞭！
[47] 但是，正如我所怀疑的，由于夸大的宣传容易吸引轻信的人，因此我对此表示怀疑（克利福德在《信仰的道德》（见上面注释）第77页写道：“轻信的人是说谎者和骗子的父亲”。）。
[48] 也许这就是史维茨格勃尔和拉施特（见上面注释）在提出关于为一个人所在的职业学会付清欠款以便“支持[ ]这个学科”的问题时心里想到的东西。
[49] 可以肯定，如果我相信，所谓的“职业”能作为抵抗遍及全社会的反理智论趋向的重要堡垒，我的感觉会有所不同。但我并不相信情况是这样。
[50] 我要感谢米格蒂（Mark Migotti）在不只一稿上所提供的十分有帮助的评论，感谢卡尔（Fred Carr）和朗道（Iddo Landau）有帮助的来信，还要感谢格兰特（Richard Grand）、法耶尔（Marc Fajer）和卢肯（Pamela Lucken）帮我查找了我对吉尔伯特的引文的出处。
【作者简介】苏珊・哈克（Susan Haack），先后毕业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迈阿密大学人文学杰出教授、文理学院库珀高级学者、哲学教授、法学教授。她的众多著作当中的几部――《逻辑哲学》《证据与探究》和《捍卫科学――在理性范围内》――已经在中国出版了中译本。
【译者简介】刘叶涛，哲学博士，燕山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现代逻辑与逻辑哲学研究。
彭杉杉， 燕山大学文法学院逻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代逻辑与逻辑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