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zhangdahai.com--民主生活会发言】
赵建国,慕彧玮
(东北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首次明确将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选择。截至2020年11月,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2.64亿人,65岁以上老年人口达1.9亿人,分别占总人口数的18.7%和13.5%(1)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五号)[R/OL].http://www.stats.gov.cn/ztjc/zdtjgz/zgrkpc/dqcrkpc/ggl/202105/t20210519_1817698.html.。老年人口的迅速增长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给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艰巨的挑战。做好老龄工作不仅事关亿万老年人福祉,更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全局,以及全体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作为老年人生活质量、身心健康状况、幸福感的主观综合评价和真实体现,随之受到了更多关注(胡洪曙,鲁元平，2012；
邓大松，张晴晴，2019)。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满足数以亿计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精神需求,是我国新时期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迫切任务。
然而,在面对老龄化的加速发展之时,我国在思想准备方面仍显不足,老年人社会参与途径还不够畅通,积极健康的老龄社会应是老有所养与老有所为并重(郑功成，2020)。虽然政府和社会长期致力于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社区和家庭也正承担着老年照护的主要责任,但是事实上老年人作为老龄化问题的主角,在积极应对老龄化进程中应起的作用尚未得到有效发挥。目前人口健康寿命不断延长而退休年龄未做出相应的调整,若仅从单一的年龄划分来看,老龄工作的服务对象数量庞大,但现实中许多低龄老年人正精力充沛地享受着拥有养老金的美好生活,甚至部分高龄老年人仍能活跃在许多重要领域(于建明，2019)。在家庭和社会承担的养老压力日益增大的情况下,老年人可通过自立养老实现养老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在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上尽可能地依靠自己,这不仅能够发挥老年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还能够降低老年人对家庭和社会的依赖程度,减轻家庭和社会的养老压力。因此面对老龄化,需要老年人主动出击而不是被动等待,逐渐打破老龄化被过度问题化的认知困境,实现老有所为。我国老年人从古至今有着独立自强的优良传统,有着贡献社会发展的积极愿望,有着岁月沉淀后的长者智慧和经验积累,这些都为老年人自立创造了有利条件。只有充分发挥老年人在应对老龄化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开发释放老年人口红利,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实现积极老龄化。
因此,本文将研究视角聚焦于老年人自立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以期在实证层面为养老可以靠自己提供一个新的证据。通过运用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LASS 2016),从老年人自立的三个维度——经济、生活、精神,分析其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是否存在,影响程度如何,如何影响,并进一步探讨老年人自立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在不同群体的异质性下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存在怎样的差异。解决好上述问题,对提升老年人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具有重要意义。
在积极老龄化的研究进程中存在两种完全相悖的理论,即活动理论(Activity Theory)与社会撤离理论(Disengagement Theory)(Havighurst Robert J，1961)。活动理论认为积极老龄化意味着与活动水平低的老年人相比,活动水平高的老年人有着更好的社会适应力和精神适应力,老年人应该尽可能地持续中年时的生活规律、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以否定老化的存在,从而缩小自身与社会发展的距离,获得较高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Lemon B W et al.，1972;Menec Verena H，2003)。社会撤离理论认为老年人由于年岁增长身体活动能力下降,生活角色也随之丧失,老年人自愿或被动从社会主流中撤离,对社会和个人都能够产生积极影响(江娅，1998)。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医疗水平的提高,达到同一年龄水平的老年人健康状况越来越好,主要身体机能丧失现象大部分会压缩至死亡前很短的年龄范围内,社会撤离理论似乎已不能适应当前老年人生存发展的现实状况,并且忽略了老年人的潜能、优势和主观能动性,以及实现人生价值的生命愿望。与自然衰老带来的不利因素相比,被不平等化、被边缘化,甚至被贴上“老而无用”的标签才是真正不利于老年人晚年幸福生活的重要因素。因此继续保持中年时的生活方式,晚年仍亲自参与生活方方面面,不脱离社会的老年自立行为能够使老年人保持较高的活动水平,进而促进生活满意度的提升。
老年人自立是一个与“依赖”、“依靠”相对应的概念,即“养老靠自己”,意味着无论是经济供养、生活照料还是精神慰藉都以依靠自己为主,不给家庭、社会和国家造成负担(陈赛权，1999),也有学者称之为“独立养老”(风笑天，2006)、“自我养老”(穆光宗，2019)等。老年人自立包含经济、生活和精神三个方面,其中经济自立是物质保障,生活自立是基础,精神自立是高层次目标,当老年人做到经济自立、生活自理和精神自抚时,即可拥有更加独立和有尊严的生活(陈芳，陈建兰，2013)。老年人自立将会给其生活本身带来变化,注重身体健康、发展自身能力可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尊严以及家庭地位(徐勤，郭平，1999)。老年人的晚年幸福要靠自己创造,自立养老不是养老资源的消耗,而是新的养老资源的再生(杜守东，2002)。老年人通过自立强化自我保障能力可缓解对社会和家庭保障的严重依赖,从而填补养老资源缺口,减轻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财政压力(李海舰等，2020)。西方社会崇尚个体的独立与自由,对于老年人自立有着更高的社会文化认同。美国对能够不依赖他人进行独立生活的老人有着极高的评价,老年人具有较高的独立意识能够自力更生也是个人身份象征的重要组成部分(Portacolone，Elena，2011)。英国的健康养老白皮书以服务和预防两方面为抓手,旨在提升老人生活质量,充分体现了由依赖性养老到强调发挥老人自身作用的自立养老的转变(潘凌飞，2015)。由此,无论在我国还是西方国家,无论是对于老年人自身、家庭或是社会,老年人自立都显现出了重要性和积极意义。
在老年人自立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方面,目前国内外虽对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研究讨论已十分丰富,但针对老年人自立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研究还十分有限。许多学者从老年人自身特征、家庭代际关系及社会特征等角度研究了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骆为祥，2011；
邓大松，2019；
Juan Liu et al.，2020；
Wencke et al.，2010；
许琪，2018；
Pan Yao，2019；
杜鹏，汪斌，2020)。此外,部分学者从老年人自立的单一维度对生活满意度展开了研究。在经济方面,经济自立是老年人晚年幸福生活的基础保障,直接关系到生活照料的满意程度和精神生活的丰富程度(楚军红，2001)。老年人生产生活资料可以相对减轻子女养老压力,即便子女不肯养老,老年人也能够用所拥有的生产生活资料换取子女经济或生活支持,从而使养老双方保持相对愉悦状态(陈彩霞，2000)。在生活方面,通过对老年人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保健预防和早期干预,可以使其以更好的状态独立步入幸福晚年生活(Lette et al.，2017)。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为老年人自立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智能家居、远程医疗和机器人技术等尽可能地创造了老年人与外部环境联系的新方法,使更多希望自力更生的老年人较少地受到行动不便的限制,提升了自立能力,从而生活得更加有尊严、更加幸福(Stephen，2019)。在精神方面,积极的自立养老就是不言老、不怕老和不服老,在精神上若能展现出豁达的生活智慧和坚毅的生命精神,就能真正实现有品质的老年生活(穆光宗，2019)。
上述文献梳理可以发现,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和老年人自立的相关研究虽然都较为丰富,但仍存在一些不足：第一,学界对老年人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较为充分,也有少数学者从理论上肯定了老年人自立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但鲜有学者通过定量分析方法研究老年人自立是否能够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第二,在对老年人自立的内容研究上较为单一,侧重从经济自养或生活自理某一方面研究,鲜有学者将老年人经济、生活、精神多方面纳入综合研究；
第三,老年人自立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的作用机制尚缺乏深度讨论；
第四,老年人自立对生活满意度的异质性分析存在不足。
本文的研究重点如下：第一,全面考虑老年人自立的三个维度即经济维度、生活维度和精神维度,通过定量研究方法分析老年人自立对生活满意度是否存在影响、影响程度如何以及影响是否具有稳健性；
第二,从三个维度分别进行路径分析,探究老年人自立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内在机制；
第三,通过异质性检验研究性别、年龄、城乡、家庭结构的不同特征下老年人自立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差异性,以期对本文研究主题做深入拓展。
3.1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和老年学研究所联合设计、执行发布的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 2016)的个体数据。该调查针对中国老年人群体,系统并详细地收集了关于老年人个人基本信息、健康和相关服务、社会经济状况、养老规划与社会支持、认知能力和老化态度、家庭与子女情况等相关数据,真实地反映了老年人面临的各种生活问题和挑战,能够为养老政策效果的评估和老龄工作问题的解决提供权威的数据支持。该数据样本容量较大,被访老年人数量达11494人,年龄跨度从60岁至103岁,涵盖全国28个省市区、数百个社区和一万多户家庭,具有广泛的全国代表性。同时,与CLHLS和CHARLS等其他老年人相关的调查数据相比,该数据更加注重老年人的生活状态和老年生活的主观感受,更适合本文的研究视角。在剔除缺失值后获得的本文所需有效样本数量为7651个。
3.2 变量选择
被解释变量为老年人主观生活满意度。根据问卷中“总的来说,您对您目前的生活感到满意吗?”这一问题进行度量,满意程度从高到低依次分为五档,为了便于本文分析,将回答“很满意”、“比较满意”代表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并赋值为1,将“一般”、“比较不满意”和“很不满意”代表较低的生活满意度赋值为0。总体来看生活满意度较高的老人占比75.3%,说明大部分受访问老年人对目前生活较为满意。
核心解释变量为老年人自立。受到前文所述现有研究成果的启发,文中将自立细划为经济、生活和精神三个维度表示。首先,经济自立意在考察老年人养老资源中物质和经济资源的自我支援水平,是指老年人自己拥有的退休金、劳动收入、储蓄等独立的收入来源(徐勤,1999)。具体通过问卷中“您最主要的生活来源是？”生成该变量,将回答“自己的离/退休金/养老金、自己的劳动或工作所得、以前的积蓄、房屋土地等租赁收入”赋值为1,将回答“配偶的收入、子女的资助、其他亲属的资助、政府/社团的补贴/资助”赋值为0；
其次,引入生活自立旨在体现老年人养老资源中照料资源的自我供给能力,在问卷中通过“过去12个月,有没有人照料您的生活起居?”问题整理,将“没有”赋值为1,“有”赋值为0；
最后精神自立是自立养老追求的高层次的目标,是除了经济自立和生活自立以外其自我价值实现的信念,体现老年人自立的主观能动性和信念感,是精神层面的丰盈。具体通过问卷中“我觉得,我还是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的回答生成该变量。
中介变量为个人收入、心理健康和学习意愿。在经济维度，虽然目前学界将收入对幸福的影响多归结为“伊斯特林悖论”或“幸福收入之谜”(亓寿伟，周少甫，2010),但已有学者表明老年人的收入增加能够显著提升其晚年生活质量和幸福感(黄文杰，2020)，本文在经济维度引入个人收入变量，意在探究老年人经济自立行为特征能否通过提升老年人的收入水平,从而对生活满意度产生正向作用。在问卷中对应的具体问题为“过去12个月,您个人的总收入是多少”,为了减少数据的偏度和不额外增加数据的缺失值,文中个人年收入取对数；
在生活维度，考虑到随着年老带来身体机能的老化和疾病的侵蚀，老年人行为活动受限加之生老病死的传统观念影响易使其对年老生活丧失信心产生悲观消极的情绪,当老年人具备良好的身体条件能保持较高的生活自立水平,可能会有助于其心理健康从而提升其生活满意度，因此本文引入心理健康变量验证其是否是生活自立影响生活满意度的重要渠道。该变量根据问卷中老年人的心情如何、是否孤单、心里难过、食欲、睡眠等9个情绪相关问题整理所得,每个问题对应“没有、有时、经常”三种回答,将正向情绪程度由小到大赋值为1到3,重新整理后再将9个问题分数加总,数值越大代表心理健康水平越好；
在精神维度，培养老年学习、终身学习的兴趣和能力是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基础，老有所为、老有所用的精神追求能够触发老年人的学习意愿，对积极老龄化意义非凡。因而本文引入学习意愿变量验证精神自立能否通过学习意愿提升效应促进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度做出积极评价。该变量在问卷中的问题为“现在喜欢学习是否符合您当前实际状况”,符合程度从低到高分为5个等级,数字越大代表学习意愿越强。
表1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此外,本文还选用了其他一些控制变量。包括老年人的个体基本特征变量、网络使用、亲人交往、政治和志愿活动参与、社区老年活动场所配置、社区医疗服务、老年优待等。变量的定义说明及描述性统计详见表1。
3.3 模型构建
首先,验证老年人自立对生活满意度的直接影响。在本文中,鉴于被解释变量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为二分类变量,本文选择采用logit模型来研究多维度自立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基准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1)
对logit模型进行线性变化处理后模型如下：
(2)
其中,P是老年人获得较高生活满意度评价时的概率,Si代表第i个被调查对象的生活满意度,SRi代表老年人自立情况,Xi代表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其他各方面特征的变量；
α表示常数项,β和γ是待估系数,表示老年人自立以及其他控制变量对生活满意度发生概率影响的回归系数。由于模型是非线形模型,系数β不能代表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的发生概率,因此后文分析中将式(2)两边取e为底指数,采用概率比(Odds Ratios)进行系数解释,即OR=eβ。
其次,为验证基本回归的稳健性,本文通过使用Probit回归模型、对被解释变量重新赋值,以及偏差校正的匹配估计方式进行检验。由于重新赋值后的被解释变量为有序5分类变量,因此回归时选用Ologit模型。同时,由于老年人自立是自身选择而并非是随机决定的,对样本回归只能观测到有自立行为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状况,而难以观测到该类老年人选择不自立时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为了控制老年人自立与生活满意度间可能存在的选择性偏误,本文选用偏差校正的匹配估计解决这一问题。该方法通过将自立老年人群体视为实验组,和将除自立外其他变量取值与之相近的老年人个体组成新控制组进行比较,获得有自立行为老年人的平均处理效应(ATT值),偏差校正的匹配估计在估计ATT值时使用马氏距离进行有放回的k近邻匹配。具体公式为：
ATT=E(Y1i-Y0i|Di=1)
(3)
式(3)中,Di=1表示老年人选择自立行为,Y1i表示实验组自立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评价情况,Y0i表示新控制组自立的老年人假设选择不自立时及其生活满意度的评价情况。
最后,为进一步深入探究老年人自立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本文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和影响机制检验。异质性分析通过对不同性别、年龄、户籍、家庭结构的样本分组回归,研究不同特征下老年人自立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差异性。影响机制检验通过构建中介效用模型,检验个人收入、心理健康和学习意愿在老年人自立对生活满意度影响中发挥的中介作用。中介效用模型如下：
表2 老年人自立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的Logit回归模型结果
Mi=α1+α2SRi+α3Xi+θi
(4)
Si=β1+λMi+β2SRi+β3Xi+δi
(5)
式(4)为在检验各维度老年人自立对生活满意度影响是否存在的基础上,验证老年人经济、生活、精神自立分别对应中介变量个人收入、心理健康和学习意愿的影响,而后式(5)验证老年人自立与中介变量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其中,Mi代表本文所选中介变量,θi和δi代表随机误差项,若式(2)中β、式(4)中α2、以及式(5)中中介变量系数值λ和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值β2都具有统计意义的显著性,那么中介效应作用显著。
4.1 老年人自立对生活满意度的基准回归分析
表2中模型1、模型2和模型3分别反映了在经济、生活和精神维度下老年人自立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的Logit回归模型系数估计。结果表明：在经济、生活和精神各维度下,老年人自立对生活满意度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体现出显著的正向作用,即在控制其他特征变量后,自立的老年人能够获得更高的生活满意度评价。进一步地,模型4为将三个维度综合考虑纳入同一模型的回归结果,自立回归系数都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一结果与模型1至3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
具体来说：从经济维度来看,相比于经济不自立的老年人,经济自立的老年人其获得高生活满意度评价的概率发生比显著提高了21.7%(e0.1965-1),老年人无论通过获得离退休金、养老金、劳动或工作所得、积蓄及房屋土地租赁等哪种方式获得收入,当其经济来源的主要对象是自己时,能够拥有更高水平的生活满意度。离退休金和养老金是对老年人前半生所做事业和对社会贡献的价值体现,为老年人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而继续劳动或工作是老年人一生价值的延续,是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和生命尊严的重要来源,个人积蓄和房屋租赁收入等是一生的奋斗积累,通过现金储蓄、购买或出售房产、商业保险等方式提早对老年生活进行规划安排是保障老年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由此可见,老年人通过各种形式实现经济自立,获得更自由的经济支配权利和更具前瞻性和规划性的经济支出,也就能够更加自主地选择喜欢的养老方式和想要的生活,利于老年人拥有更为积极的生活满意度；
从生活维度来看,生活自立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获得积极评价的概率发生比显著提高了81.3%(e0.5950-1),即生活起居能够基本独立完成的老年人更易对生活满意度产生较高评价,这类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普遍较好,承受的疾病或身体机能老化带来的生活限制较少,不易产生成为家人和亲友的累赘和负担的消极心理,因而生活自立能够促进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提升；
最后从精神维度来看,与精神不自立的老年人相比,精神自立的老年人获得高生活满意度的概率发生比显著提高了37.8%(e0.3208-1),精神自立的老年人通常具有积极乐观心态,能够很好地适应年龄增长带来的生活变化,通过充分发挥自己的长者智慧和经验使老年生活丰富多彩,这更有利于对生活满意度做出积极评价。
综上所述,在老年人自立的三个维度中,经济自立、生活自立与精神自立都是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并且均能够对提升生活满意度发挥积极作用。因此，研究老年人自立应从多方面综合来看,不能将自立仅局限于经济自立或某一方面。在我国“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的特殊老龄化社会背景下,经济层面的养老问题必然被给予了更多关注,但现实情况是：一方面家庭功能弱化和家庭规模小型化造成子女所能提供的家庭照护面临考验,另一方面社会所提供的机构养老供需不协调和社区养老服务功能尚未健全造成了社会养老服务可及性差问题,对于大多数城市中或经济条件较好的老年人来说,他们可能需要更多的是帮助其完成生活上的自理和精神上的自强,同时对于独生子女家庭老人以及空巢老人、留守老人等不得不独自生活的特殊老年人群体,生活自理和精神自强或更为重要。
从控制变量回归结果看，年龄变量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可能的解释为年龄较高的老年人其对老年期的适应时间更长,在经历了角色转变后更能够习惯老年生活,并且高龄老人历经困难时期到如今繁荣富强的社会巨变,更能体会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也就更易对生活满意度作出较高评价。是否拥有配偶在1%水平显著正向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表明晚年拥有伴侣的老年人更易化解生活中的困难及排解孤独心情,更易保持高生活满意度。城乡户籍变量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我国城乡二元体制仍是给人民生活带来不均衡感的关键因素,城镇老年人基础养老设施和生活环境均优于农村老年人,易获得较高的生活满意度。患有慢性疾病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慢性病在我国疾病谱中已超过了传统的传染性疾病,心脑血管病、肿瘤、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成为老年人患病并导致身体机能恶化甚至死亡的主要疾病种类,慢性病在一定程度上给老年生活带来限制,使老年人身体疼痛、缺乏活力或带来心理焦躁情绪,降低了生活满意度评价。所居房屋有网络信号的系数值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互联网这一新鲜事物丰富了老年人的生活,老年人可通过使用互联网获取新闻、学习知识、增进与子女亲朋间的联系,从而提升生活满意度。每月与家人亲戚沟通联系能显著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说明亲情作为情感传递的纽带和桥梁,能够对老年人的精神慰藉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志愿活动变量表明,参与志愿活动的老年人与不参与志愿活动的老年人相比更易获得较高的生活满意度,这说明主动参与社交和娱乐活动的老年人能够很好的通过与朋友邻居相处和利用个人兴趣爱好排解自己的孤独感充实自己的生活,在填补闲暇时光的同时也弥补了心灵的空虚,相应地就获得了更高的幸福感提升了生活满意度。政治参与结果显示,有政治参与经历的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度做出较高评价的可能性更高,一方面具有较高精神追求的老年人通过发挥自身社会价值能更好地达成内心丰盈和自我满足,另一方面通过村居委会工作等途径的政治参与能使老年人切实参与到自身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来,变被动为主动充分发挥老年人的主体性作用,由此提高了老年群体的生活满意度。此外,社区为老年人提供活动场所、老年人利用社区提供的医疗服务,以及享受公共交通和公共场所的老年优待都能够显著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这说明国家和社会实施营造爱好、敬老、助老的社会环境的各项举措落到了实处,为老年人生活提供便利和帮助,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有助于老年人获得生活满意度的积极评价。
4.2 稳健性检验
上文表2中无论是将老年人自立的单维度独立纳入模型还是将三个维度同时纳入模型,其系数和显著性都呈现出了较高的一致性。为了进一步检验老年人自立对生活满意度的正向显著影响,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首先使用Probit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如表3中模型5至8所示。接下来本文保持解释变量和其他控制变量不变,对被解释变量进行重新赋值,依据问卷中划分的“很不满意”、“比较不满意”、“一般”、“比较满意”、“很满意”五档回答分别赋值为“1”、“2”、“3”、“4”、“5”,数字越大代表满意度越高,由于被解释变量重新赋值之后为多分类变量,因此采用多元有序Logit回归模型。重新赋值被解释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如表3中模型9至12所示。结果可见,无论是Probit回归模型还是Ologit回归模型,老年人自立对生活满意度均呈现出显著的积极影响,与上文回归分析结论相符,说明基准回归结果有着较好的稳健性。
表3 稳健性检验
4.3 基于偏差校正匹配估计的再检验
上文的基准回归分析与稳健性检验表明老年人自立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由于是否自立取决于个人选择,即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是否自立。一方面,选择自立的老年人可能因为自身经济实力较强、身体状况较好和有着更强烈的价值实现愿望；
另一方面,未选择自立的老年人可能因为来自社会或家庭给予的充足不需要自立,或由于身体状况欠佳不具备自立能力。因此是否选择自立并非是随机分组的和严格外生的,这可能存在选择偏差导致老年人自立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被低估或高估。为解决选择偏差问题,本文选用偏差校正的匹配估计(Bias-corrected Matching Estimator)方法,该方法通过使用计算马氏距离(Mahalanobis distance),进行有放回且允许同时匹配多个个体的k近邻匹配,可以尽可能减少研究者因选用模型或变量等主观因素进行倾向得分估计时对结果的影响(Abadie et al.，2004；
Abadie，Imbens，2006)。
表4 偏差校正的匹配估计结果(N=7651)
表4为老年人自立各维度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偏差校正匹配估计结果。可知,老年人自立在经济、生活和精神维度,通过一对五匹配,不做偏差校正时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样本平均处理效应(SATT)值分别为0.0687、0.1320和0.0775且在1%水平下显著,偏差校正后的结果分别为0.0598、0.1095和0.0698且在1%统计水平下显著,与偏差校正前相比稍有降低,马氏距离匹配结果与偏差校正后匹配结果较为相似。这说明老年人自立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较为稳健且可靠,并且通过偏差校正的匹配估计缓解了老年人自立对生活满意度被高估的影响。
5.1 老年人自立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分析
上述研究已证实老年人自立对生活满意度提升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但其中的影响机制尚需进一步研究讨论,即老年人自立如何促进生活满意度的提升？由于老年人自立并非体现在单一层面,需要通过经济、生活和精神三个维度立体呈现,因此,在老年人自立对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机制上,本文构想了可能存在的三条路径。
首先在经济维度,“经济自立——个人收入提升——高生活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或幸福感的判定取决于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其中根据经济因素产生了主观福利的绝对理论(王小林等，2012)。绝对理论从收入角度判断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认为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会随着绝对收入的增加而增加，高收入扩大了个人的机会集，即可以消费更多的商品和服务(Bruno，Alois，2002)。老年人晚年自我收入的多少一方面取决于前半生工作的积累和储蓄投资,另一方面取决于后半生能否继续通过劳动或工作而有所得。老年人除了可通过养老金和养老储蓄实现经济自立外,若想保持较高的生活水平并且抵御各种来自老年阶段不确定的风险,可通过延迟退休或二次就业等方式增加收入来源和水平保障老年生活质量,获得更多养老方式选择，以提升晚年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因此本文认为，老年人经济自立可能通过个人收入提升效应对生活满意度产生间接的作用。
其次,在生活维度,“生活自立——心理健康水平提升——高生活满意度”。老年人心理健康是老年人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下的心理活动和状态,老年人若对老年社会角色和生活环境有着良好的适应性那么就能够保持较好的生活状态,因而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与生活满意度密切相关。优劣势整合理论(Strength and Vulnerability Integration)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将越来越善于消化消极情绪，但老年人由于生理劣势导致行为活动受限产生的负面影响将会减弱、抵消甚至逆转年龄对消极情绪调节的正向作用，从而导致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降低(Charles1，Luong，2013)。因此可以推断，若老年人具备良好的生理条件能保持较高的生活自立水平,可能会有助于其心理健康的正向调适从而提升其生活满意度。这也在既有研究中得到了证实，老年人具备一定的生活自理能力有助于提升心理健康水平(郭燕青等，2017),生理健康较差和主观年龄感知较大会提高抑郁症的患病风险(Segel-Karpas et al.,2017)，同时与过分援助行为相比，协助自立能明显改善老年人的抑郁情绪,增强其自信,提高其生活质量(谢绮，2009)，保持心理健康对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Paul et al.，2007；
刘视湘等，2020)。
最后,在精神维度,“精神自立——学习意愿强烈——高生活满意度”。学习是老年人接受新观念和适应社会新环境的重要途径。继续社会化理论表明社会化持续在人生发展的各个阶段,从出生到少年、青年直至老年、死亡(戴维波普诺，2019),继续社会化可以帮助老年人接受新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行为模式从而适应社会发展(陈勃，2008)。在“互联网+养老”“智慧养老”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学习互联网的使用能够增加老年人与子女间的代际互动，促进积极的社会参与和提升生活质量。老年人利用信息技术能够学习养生保健、疾病康复及其他新的知识和技能，通过互联网使用可以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并对实现积极老龄化有显著的促进作用(Sims，Reed，2017；
杜鹏，汪斌，2020；
靳永爱，赵梦晗，2019)。精神自立的老年人通常对自我价值实现的期望较高,更具学习动机表现出积极的学习意愿。所以，精神自立可能通过提升老年人的学习意愿从而对生活满意度的积极评价产生促进作用。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和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个人收入、心理健康和学习意愿作为老年人自立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的中介变量,运用因果逐步回归检验法构建不同维度下的中介效用模型,检验个人收入、心理健康和学习意愿是否能作为老年人自立对生活满意度的作用途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可以看出经济自立、生活自立和精神自立分别对收入水平、心理健康和学习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在同时加入自立和中介变量对生活满意度进行回归后,各维度自立的系数值均有下降。这说明个人收入、心理健康和学习意愿分别在老年人经济自立、生活自立以及精神自立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从经济自立维度来看,退休金和养老金能够为老年人提供稳定的经济来源,老年人通过继续从事有报酬的工作或房屋土地租赁或其他的理财规划进一步提升了收入水平,从而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水平和质量,这显著促进了生活满意度的提升。从生活自立维度看,生活自立的老人有着更加良好的身体健康水平,其行为活动更加自由,自我效能感和自尊都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促进了心理健康的发展从而实现更高的生活满意度。从精神自立维度来看,精神自立的老年人代表着其自我认同感较高,对社会生活体现出较强的主动性和更为积极的融入感,这能够使其保持良好的终身学习习惯,更好地适应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社会的发展,即便年老也能在社会发展的洪流中找准位置延续一生积累的智慧和经验,因而有着更高的生活满意度。
表5 老年人自立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
5.2 老年人自立对生活满意度的异质性分析
5.2.1 老年人自立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基于性别、年龄与户籍差异划分
前文研究结果表明自立能够显著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由于不同特征的老年人群体间自立能力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因而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也可能有所不同。为了进一步研究不同特征下老年人自立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差异性,本部分将数据中的性别、年龄和户籍信息划分为不同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其中年龄样本根据60-69岁为低龄老年人、70岁及以上为中高龄老年人划分为两个样本,回归结果见表6。
表6 老年人自立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性别、年龄与户籍分组
从性别分组来看，在男性样本中,老年人自立在经济、生活和与精神三个维度的所有系数值都具有正向显著性；
但在女性样本中,经济维度自立对女性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老一辈人受到“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影响,男性在青壮年时期即是从事社会和家庭生产的主力,老后也能获得一定的养老金和工资储蓄,并倾向于以继续工作等方式获取生活所需的经济来源,保持良好的生活自理习惯,使其自我效能感得到提升,通过经济和生活自立成就精神上的自立,而后获得更高的生活满意度。而女性老年人生活半径较小,更擅长在柴米油盐中完成对家庭生活的经营,相比于男性老年人,其经济来源可能更依赖于配偶或子女及其他社会资源。
从年龄分组来看，低龄老人在各维度的自立都对获得积极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中高龄老年人自立对生活满意度在生活和精神维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经济自立维度虽也呈现出正向关系但是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究其原因可能为低龄老年人具有年龄优势、身体健康状况较好、更具自立养老的客观条件,同时,低龄老年人由于与退休间隔时间较短,更倾向于继续发挥自身价值和利用长者智慧参与社会活动。而中高龄老年人与低龄老年人相比经济需求较低,身体健康状况较差,日常行为能力受身体机能老化限制更为严重,生活自理较为勉强,生活和精神自立方面较多需要借助社会和家庭的帮助,当中高龄老人能够在生活方面维持较高的自立程度并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会相对减轻为他人增添麻烦的心理负担,从而对生活满意度提升有正向显著影响。
从城乡户籍分组具体来看，城乡老年人自立在经济、生活和与精神三个维度的所有系数值都具有正向显著性,但是城镇老年人在经济和精神维度对生活满意度的促进效果更强,农村老年人在生活维度自立对生活满意度的反应更加敏感。这可以解释为,城市老年人退休后享有较高的养老金待遇且与退休前收入差距较小,部分城市老年人退休后还会选择二次就业等方式获得经济收入并延续人生价值丰富精神世界。而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留守老年人增多,家庭保障功能减弱,老年人随着年岁增长身体状况较差导致工作能力下降收入也随之迅速减少,其经济上可能更需要依靠国家补助或从儿女处获得支持,同时若其身体状况良好能够保持较高的生活自理水平,那么将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其生活满意度的提升。
5.2.2 老年人自立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基于家庭结构差异划分
家庭结构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以及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逐渐趋向小型化,老年人口家庭空巢化趋势明显。受到20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当今空巢化呈现出空巢现象普遍化、空巢时间提前化、空巢父母年轻化的特征,独生子女外出就学就业后父母生活重心短时间内无法转移。为深入探究老年人自立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差异化,应对新时代家庭结构变局,本部分考虑家庭结构因素,将老年人以家庭结构类别划分为空巢家庭老人和非空巢家庭老人。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老年人自立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家庭结构分组
从家庭结构来看,非空巢家庭老年人自立对其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观察回归系数值可发现,相比于空巢家庭老年人其影响作用更强；
而空巢老年人在经济自立维度对生活满意度虽有正向影响,但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非空巢家庭的家庭保障功能较好,代际间互惠关系活动较为频繁,老年人通过经济自立行为能够减轻家庭内部的经济负担甚至补贴儿女,生活自立行为能够减弱儿女的照料负担,精神自立使其有着较高的生活热情益于形成良好和谐的家庭氛围,因此更易拥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评价。空巢家庭老年人依靠家庭获得的养老保障功能虽然较弱,但来自子女家人的经济支持仍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与经济支持相比,空巢老年人更缺乏生活上的帮助和情感上的慰藉,因此其在生活和精神维度的自立虽然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提升效果,但提升程度不如非空巢老人,这也从侧面说明空巢家庭老年人在生活和精神层面对生活满意度的诉求更加强烈。
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充分发挥老年人主观能动性的现实背景下,本文通过探究老年人自立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在老年人自立的三个维度中,经济自立、生活自立与精神自立都是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并且均能够对提升生活满意度发挥积极作用。第二,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个人收入、心理健康和学习意愿在老年人自立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经济自立、生活自立和精神自立分别通过提升个人收入水平、促进心理健康和增强学习意愿进一步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第三,老年人自立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在性别、年龄、城乡和家庭结构不同分组下存在异质性,并且在不同自立维度下差异也有所不同,具体体现为在经济和精神维度,男性、低龄和城市老年人自立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相对于女性、高龄和农村老年人作用更为明显,而在生活维度反之,此外无论在何种维度,非空巢老人自立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相对于空巢老人作用都更为敏感。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老年人自身要树立自立意识,提升自立能力。尊老、敬老、爱老、助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老年人自立应与之相辅相成互为依托。在经济维度,老年人可通过退休后再就业等方式增加收入来源,通过现金储蓄、购买或出卖房产、商业保险和投资理财等方式做出养老规划安排,为晚年生活质量的提升绸缪经济保障。在生活维度,老年人要增强健康意识,注重保健和慢性病的预防控制、适当运动锻炼和合理膳食,同时要保持心情愉悦和积极的心态提升心理健康水平。在精神维度,老年人要思想乐观,增强社会参与意识和社会贡献意识,积极寻找自我价值,并通过积极自立养老、终身学习、参与社会活动等方式主动增加与社会的互动和联系,不断调适自己固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以适应社会变化。
第二,应对老龄化要以老年人为主体导向,注重统一性与差异性。由于不同特征的老年群体间差异显著,在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时要对不同年龄和身体健康状况的老年人进行类别划分,重点关注高龄、农村、空巢老年人等特殊群体。与老年人需求精准对位,防止政策实施“一刀切”导致社会公共资源的浪费和过度老龄化。在经济维度,要继续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控制和缩小养老金待遇差距,对待农村孤寡贫困老年人要重点给予经济帮扶使其满足基本独立生活需要,同时要创造适合老年人的就业机会并完善老年人再就业政策,鼓励精力充沛身体健康老年人再就业,充分发掘低龄老年人的人口红利。在生活维度,要加强对健康老年人的保健预防和慢性病防治以延长老年人的健康寿命,鼓励支持老年人日用辅助产品、适老化环境改造等适老化用品产业发展,同时完善社区养老设施,重点建设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体系。在精神维度,养老服务的政策制定和实践中要注入人文关怀精神,注重老年人的精神保障,要构建老有所学的终身学习体系,提供满足老年人自我建树的机会。
第三,引导全社会对老龄化和老年人有正确的认知,为老年人自立创造条件。老龄化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成果,不应将老龄化只简单视为阻碍国家、社会、个人发展的消极因素。年老作为每个人生命期都将面临的一部分,是智慧的积累和人生经验的自然延续。要肯定老年人一生为社会做出的贡献并鼓励和促进老年人继续发挥自我价值,使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不是被置于无足轻重的消极状态,而是仍然充满意义和有所作为。无论是政策制定者、研究者学者、传统媒介和新媒体,还是公众和老年人本身都需要从根本上摒弃年龄歧视、撕掉老年人是“社会负担”的标签,要充分认识到老年人自身的重要意义,大力支持老年人自立,从老年人的需求出发为老年人自立创造条件。
猜你喜欢 维度养老老年人 认识老年人跌倒保健医苑(2022年1期)2022-08-30老年人再婚也要“谈情说爱”保健医苑(2022年6期)2022-07-08养老生活环球时报(2022-05-19)2022-05-19老年人睡眠少怎么办保健医苑(2022年4期)2022-05-05理解“第三次理论飞跃”的三个维度当代陕西(2022年4期)2022-04-19认识党性的五个重要维度当代陕西(2020年22期)2021-01-18浅论诗中“史”识的四个维度中华诗词(2019年7期)2019-11-25越来越多老年人爱上网购海峡姐妹(2018年1期)2018-04-12养老更无忧了民生周刊(2017年19期)2017-10-25以房养老为何会“水土不服”?华人时刊(2017年19期)2017-02-03本文来源：http://www.zhangdahai.com/jianghuazhici/minzhushenghuohuifayan/2023/0610/60960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