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zhangdahai.com--民主生活会发言】
周婷婷
(福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关于陈独秀的民主思想，目前学界研究成果不可谓不多，主要集中于早期民主观的演进历程以及晚期的大众民主思想。本文突破以往学界关于陈独秀早期民主思想演进历程研究极具单向化的藩篱，重在疏释其多元面向，浅析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我党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先生民主思想多元性的运思理路。20世纪20年代前后，陈独秀的民主思想具有前后两种不同形态，第一，五四之后至1920年夏秋，陈独秀所指“民主”蕴含着基尔特社会主义特质、朦胧的社会主义因素，甚至裹挟着此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子，其民主是多维度、多面向的“集合体”，目前鲜有学人关注此时期陈独秀民主思想所呈混杂矛盾趋向之根源和基本面向。第二，1920年夏秋至1923年，以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发表《谈政治》这一战斗檄文为标志，他脱离了旧有民主观念的枷锁，此后民主思想带有明确显著的阶级性、经济性等社会主义色彩。
(一)原因探析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陈独秀，是“民主”“科学”观念的主推手，从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之日起，“他尤其对西方民主制度来者不拒，甚至是顶礼膜拜”[1]122，从这里，我们可明晰仲甫先生对西方代议民主制所持的包容性、赞赏性态度，这时他是一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极为崇拜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和思想文化。自五四运动之后，陈独秀“认为德国的斯巴达克同盟、俄国的劳农政府、法国的工团、英国的基尔特、美国的I．W．W．都代表了将来的趋势”[2]，其民主观吸纳了西方现代民主概念、西方社会思潮等多种因素，是涉有基尔特社会主义理论特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特性以及社会主义因素的多元面向民主观，包罗万象、异彩纷呈且错综复杂。究其根源，陈独秀民主思想何以呈多维度、多面向之元素，探寻其因，或可从社会、个人两维度进行综合考察。
1.社会条件
(1)十月革命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划时代意义，它向全世界宣告：社会主义已成功由理想变为了现实，被压迫民族可通过自身的努力奋斗，建立崭新的社会制度。但自十月革命爆发以来的相当一段时间，先进分子大多以否定、怀疑态度视之。国人中最早完全肯定十月革命性质、伟大意义的人是李大钊，1918年7月1日，他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明确指出，国人大多不看好俄国革命的暴力性，实则历史上之新文明发展往往隐藏于艰难、恐怖之表象中，“桐叶落而天下惊秋，听鹊声而知气运”[3]228，他翘首相待俄罗斯今后之发展，更力劝时人不因当前俄国一时之乱象遂即抱以悲观态度。
近代之中国经济关系落后，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与欧洲经济社会环境相差甚远)，加之北洋政府严加管控“过激主义”类书刊、歪曲宣传，知识分子对俄具体情形所知甚少，以致先进分子在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存有极大困难。国人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谬识颇多，甚至到了1927年，仍有社会民众不知“共产主义”一词为何意，以为是侵夺他人之财产而占为己有，甚至以为共产公妻，“常人闻之，如洪水猛兽”[4]。陈独秀完全认同社会主义理论学说的时间稍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民主观呈矛盾、反复状态。
陈独秀早期对社会主义学说持观望态度，相较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对西方的法兰西文明要感兴趣得多。陈独秀十分憧憬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制，“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此近世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5]12，他认可其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欣赏法兰西文明之先进，内心对西方欧美民主制有着崇高的敬意。相比于李大钊，陈独秀充分肯定十月革命的时间要晚很多，1917年1月，他认为“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6]170，此后对社会主义一直持观望、怀疑态度。1919年巴黎和会血淋淋的现实，才使陈独秀从中惊醒过来，而拥护十月革命。
(2)五四运动
对于一战协约国的获胜，陈独秀、李大钊二人观点一度相左。陈独秀一度认为是“公理”与“强权”的博弈，终为前者战胜了后者，对美国在内的西方民主制国家抱有期待，他称赞美国总统威尔逊为“世界上第一个好人”。胡适在1918年11月的一次演讲中也说道，此次协约国的告捷，全得益于美国。同一时期，李大钊所持观点与陈、胡二人则有不同，他以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立场看待此次协约国获胜，他在北京大学所组织的演讲中表示，协约国获胜的原因不在于联合国之武力，而在于全世界庶民所有的新精神。
随着时间不断推进，巴黎和会的形势始终不容乐观，西方民主制国家所标榜的“民主、“平等”和“人道主义”等理念在诸多事实面前显得如此荒诞，帝国主义国家以利益为原则，任意践踏弱小国家主权已成为不争之事实，陈独秀由此大为震动，逐渐看清了西方民主制的虚伪本性。1919年初，陈独秀已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诸多行径产生不满和怀疑，《揭开假面》一文提及，诸如殖民地问题在内的一切涉及主权问题，都是几个资本主义强国在秘密进行，“至于弱小国的权利问题，缩小军备问题，民族自决问题，更是影儿没有”[5]464。
1919年2月，陈独秀发表《公理何在》一文为过激派辩护，往后逐渐重视研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1920年9月《谈政治》一文表明他真正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文中以阶级观理解民主涵义，至此便将民主与社会主义有机联系起来，其民主思想完全具有了社会主义特质。1919年5月初，他获悉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挫败的消息，至此他原先所崇尚的西方文明(包含民主观念)彻底被击垮，他认为依靠所谓“分赃会议”，绝对没有好结果，在这前后陈独秀开始重视研究马克思主义，此时期的民主思想也多少带有社会主义的朦胧影子，将民主视角转为“平民主义”“直接民主”等方面。
(3)杜威、罗素来华
“1919年底至1920年初的一段时间里，陈独秀的思想发展中出现了明显的停滞和倒退，主要是由于杜威、罗素来华讲学的影响”[7]38。魏知信所著的《陈独秀思想研究》提到，杜威、罗素这两大西方著名学者来华讲学，当时国内进步知识分子对他们来华存有极大期待，国内各主流报刊也载有二人的诸多讲稿，使得全社会掀起一股宣扬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潮和改良主义的浪潮，陈独秀的思想也陷入唯心主义悖论之中，1920年1月的《自杀论》即为其显例，此前他已朦胧初显的阶级观点竟丝毫不存了，更甚在《基督教与中国人》《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两篇文章中“滑进了基督教堂”。所以，“他(陈独秀)是带着固有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背着沉重的旧意识的包袱，在五四运动后各种思潮相互冲撞相互影响中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7]39。
尤为注意的是，罗素来华演讲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密不可分，罗素在讲学中表达了中国应先办实业、教育，要实行基尔特社会主义才能改变当前经济文化落后状态的观点，使得国内知识分子大为震动。1919年11月2日，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中也曾带有明显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理论印迹。张东荪更是受罗素来华影响，成为国内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他陪同罗素去湖南讲演，观察湖南经济极为凋敝，1920年11月6日，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文章中，他认同“中国现在没有什么谈论主义的资格，没有采取什么主义的余地，因为中国处处都不够”[8]的论调，文中极力主张发展实业和教育，此后又发表《大家须切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现在与将来》等文章来补充说明、系统论述基尔特社会主义理论。
2.个体维度
陈独秀的民主观内容极为驳杂、反复，这与其个人成长环境也息息相关。陈独秀早年长期接受传统文化的晕染，17岁便在传统科举考试上表现突出，他“考上了秀才，而且还是院试第一名”[9]5。陈独秀骨子里始终带有传统士人的印迹，他对于“政治”的态度即为其显例。早年创办《青年杂志》时期，陈独秀扬言二十年不谈政治，矢志于启蒙青年思想，可新文化运动反对愚昧专制，推崇西方民主、科学和平等观念，这本身就与政治不可分割。马克思认为，任一时代之主流思想皆为统治阶级的思想，譬如北洋军阀一旦发现某些言论(如革命话语)可能威胁到自身统治时，便运用政治权力进行压制。只有当《新青年》尚未威胁到统治阶级的统治时，才能不受阻挠地进行思想启蒙工作，在近代中国，处处都是政治，单纯的学术研究是不现实的，学术思想与政治早已融为一体。随着五四运动爆发，新形势、新思想同旧有顽固势力的矛盾愈渐不可调和，陈独秀开始大谈政治，提倡以政治的、强硬的手段来解决问题。陈独秀的“不谈政治”亦或是“谈政治”，实际上都涉及了政治，也都是传统士人运思理路的实际体现，他始终在探索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方式，未曾卸下士人治国与平天下的民族责任。
陈独秀于1901年开始数次留学日本，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影响，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极力弘扬西方文化、抛弃封建残留文化，在五四运动之后却又逐渐认同社会主义理论，试图以社会主义思想革新原有的资产阶级文化观念。在此阶段，陈独秀较为浅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实则不能彻底战胜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与此同时自身骨子里又深为封建士大夫文化所困。故在他明确转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封建思想、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三派别在他的理论世界里轮番博弈，故其民主观呈现矛盾、反复之状态。
(二)多元面向民主观之基本表现
1.基尔特社会主义特质——“地方自治、同业联合”的职业政治
基尔特社会主义(由单词“Guild ”音译)是20世纪初英国的改良主义思潮，这一派别主张实行产业自治，进行业内的自我管理，即经济上互助、政治上自治，最终和平过渡为社会主义。“行会社会主义的理论十分庞杂，但本质上根据自治原理和职能原理建立起整个理论框架。”[10]263。他们认为代议制存在诸多弊端：其一，要建立产业自治的行会制度以实现公民的自主权，“必须建立行会这种劳动者为满足其特殊利益而组成的相互依赖的自治团体”，即同业组合制度；
其二，要实行职能的民主政治。
国内张东荪是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他同情中国的资本家，淡化普通民众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反对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当下仅可从改造国民精神等入手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张东荪认为，中国真正可恶的是寡头制度、中间阶级，是工头(而非资本家)在剥削工人，“要晓得工人受苦固然是事实,但直接受自资本家的很少很少,而通统是受自工头的”[11]。在他看来，中国十分适合建立资本与劳动并重的两元社会，适合以资本主义方式振兴实业和发展教育，资本主义的弊端可以采取“温情主义”举措来有效调节，即通过分红制度把每年红利分给工人，设立疾病保险金等方式，这带有浓厚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特质。
陈独秀有与之极为相似的观点，他认同杜威关于社会经济民主的思想，主张工业的民主主义(Industrial Democracy)，“利用现有的各业公所制度，保存他的好处。一方发展各业的共同生活;一方又以各业为基础，做个政治组织的单位。”[12]44。1919年11月，在《实行民治的基础》文中，他指出：其一，中国实现民治主义的基础为“人民直接实际的自治与联合”，具体形式即“地方自治和同业联合两种组织”[5]255形态；
其二，反对阶级斗争，“我们不情愿阶级争斗发生，我们渴望纯粹资本作用——离开劳力的资本作用——渐渐消灭，不至于造成阶级争斗”[5]260，这种地方自治、同业联合、反对阶级冲突斗争的观点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理论不谋而合。在1919年12月《告北京劳动界》一文中，陈独秀说中国劳动界并应不像欧美那样有力量的运动，主张民众积极的努力，即“创设同业联合会、劳动休息所、职业介绍所、补习夜学、储蓄机关”，“你们各种同业各自联合起来，讲究自己的教育，清洁自己的卫生，一不造反，二不罢工，政府和资本家都未必忍心反对”[13]140、141，不主张民众采取阶级对抗、冲突形式，只需有改进的“觉悟”，这与张东荪主张从改造国民精神入手的“浑朴的社会主义”理念极为相通。
1920年上半年，陈独秀的民主思想仍带有基尔特社会主义特质。5月1日，于《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文中，他指出中国可以采用合作制度(Co-operative Society)，以免除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利害冲突，“一方面承认工人都有得红利底权利……如此工人都可以渐渐变到资本家地位”[14]，此种淡化与缓解劳资矛盾的观点，与张东荪主张以“温情主义”措施来调节资本主义弊端如出一辙。1920年5月底，他提到“新的政治比起旧的政治来，最大重要的理想，就是没有职业的人不得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就是拿现身从事农工商业务及劳动者执政即职业政治，来代替贵族、军人、官僚、政客等无职业者执政即游民政治”[13]239，这种职业政治的民主设想有着典型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色彩。
2.朦胧的社会主义因素——平民主义民主
虽在此阶段陈独秀大多是以观望态度看待社会主义，不过随着巴黎和会形势愈加严峻，他对西方民主制的怀疑和不满也愈加明显，从此时期的诸多文章中仍可观察出陈独秀渐渐转变了自己的感情立场，民主思想带有一定的社会主义因素。
在《贫民的哭声》里，陈独秀已认识到欧美各国之贫富悬殊这一重大社会问题，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渐渐“造成那无产阶级对于有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也观察到北京城“这可怜的哭声”[5]410、411，这时他已初具一定的阶级观念来透视社会问题，也充分认识到社会革命的必要性。五四运动之后，因山东问题，他号召国民应有两种彻底的觉悟，即不单纯依靠公理和不让少数人垄断政权，“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5]427、429。1919年11月，他写文道，“我不会做屋，我的弟兄们造给我住，我不会缝衣，我的衣是姐妹们做的，我不会种田，弟兄们做米给我吃”，“他们不能和我同来，我便到那里和他们同住”，这都表明他已渐渐将感情立场转为劳动人民。1919年12月，他写道：“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立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5]244、245。他抛弃了对资本-帝国主义的幻想，号召群众进行直接行动，这是平民主义的民主观，力求将权利掌握在民众手中。
3.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特性——代议制民主
陈独秀陷入西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迷雾中，发表“精神的自我扩大是历史”言论[5]272，“基督教的根本信义只是信与爱”，今后对于基督教问题要有觉悟，“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5]280，这些论调实际滑向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领域。陈独秀内心对于资产阶级民主制仍有所保留，1920年1月，日本记者问陈独秀关于中国的政治问题，他答：“取消帝政，改建共和”，“我们希望从新创造纯粹民治的国会、宪法”[13]165、166，他仍希冀于西方代议制民主。在1920年9月1日，他还提到“在社会党的立法和劳动者的国家未成立以前，资本阶级内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会进化上决不是毫无意义”[13]259。
随着内外综合因素的激荡，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愈加认同，自1920年夏秋至1923年，他的视角转移至特定的“无产阶级”，由此前极驳杂的多元民主观演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观，主张苏俄式的民主，他提出要以无产阶级专政形式，实现社会主义下的民主。
(一)批判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1.抛弃资产阶级国家观
陈独秀认为“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资产阶级国家“拿国家主义做招牌争商场”[15]294,产生了许多相侵相夺等罪恶之事。“国家问题历来是一个被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搞得最混乱、最模糊不清的问题”[7]41。受列宁影响，他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透视国家的性质和职能，指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国家是掠夺别人并防止别人来掠夺的工具”，“现在的资产阶级的国家和政治……建筑在经济的掠夺上面”[13]251，这些论述都足以表明仲甫先生对资本主义国家“伪平等”“伪民主”的痛斥，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私有制的否决。
2.批判资产阶级民主观
其一，批判西方阶级调和思想，主张暴力革命。陈独秀在《谈政治》一文中，批评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他们反对劳动阶级专政，“拿德谟克拉西来反对劳动阶级底特权”[5]369、370，陈独秀批驳这种以民主之名义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民主社会主义一派抛弃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本质，宣扬一些诸如议会斗争的改良言论，这是必须反对的。在《国庆纪念底价值》一文中，他指出，带有民主假面的资产阶级政权是极不合理的，改良主义派别一听说劳动阶级专政，马上就打出民主的旗帜来抵制，“德谟克拉西到成了资产阶级底护身符了”[13]256。这里，他旗帜鲜明揭露了资产阶级“假民主”的本质，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
其二，批判资产阶级政治体制，否定立宪政治和政党政治。他认为所谓什么民主、代议政治，都只代表的是少数资产阶级的政治权益，与绝大多数劳动者毫不相关，西方民主政治“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13]312。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法律，“都是掠夺底工具”，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及其党派，以国会、国民大会之形式试图展示民意表象，但国会并不是国民总意的表现,因此议会派的种种欺骗绝不可再信，而只有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推翻社会占统治地位的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夺取政权，建立新的无产阶级政权以实现真正民主。
3.否定资产阶级自由观
陈独秀认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已经造成了很大罪恶，“新兴的资本家利用自由主义，大家自由贸易起来，自由办起实业来，自由虐待劳动者，自由把社会的资本集中到少数私人手里，于是渐渐自由造成了自由的资本阶级，渐渐自由造成了近代资本主义自由的国家”，“劳动阶级底枷锁镣铰分明是自由主义将他带上的”[15]。他主张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下，才能有真正的自由。
(二)民主之阶级性、历史性
陈独秀以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依据，主张以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方式来推进民主政治的建设，即民主是带有阶级性的。陈独秀认为民主具有阶级性，是受到列宁的深刻影响。列宁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始终受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狭窄框子的限制，因此它实质上始终是少数人的即只是有产阶级的、只是富人的民主制度”[16]83。关于民主，陈独秀依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特有形式，“在陈独秀看来，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要用‘一个阶级的专政’来代替民主，而是用‘社会主义民主’来代替‘资本主义民主’”[2]。陈独秀认为西方代议制民主是资本阶级用作“欺骗世人把持政权底诡计”[13]312，若是妄想这种民主形式能真正代表民意，那便是大错特错。如果不采取阶级斗争的方式，如果无产阶级不能掌握政权，民主必然为资产阶级所利用和操控，资产阶级压榨贫苦劳动阶级只有经过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才能得到改变。
(三)经济视角之平等观
关于平等的内涵，陈独秀更侧重于从经济上来理解，他认为没有经济之平等，更别谈政治之平等。要实现经济上的平等，则必废除财产私有制，由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用政权没收一切生产工具为国有”[17]，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正是由经济维度上透视平等这一概念，民主与社会主义便有机联系起来，经济私有制是贫富分化的根源，而资本家的压迫与剥削是兼具经济、政治双重方式进行的，只有推翻私有制，才能实现经济平等，进而实现政治平等，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陈独秀充分认识到民主建设必须推翻资本经济的压迫与剥削，充分认识到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辩证关系。
20世纪20年代前后陈独秀的民主思想有两变。20世纪初，封建专制统治被推翻，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可内外压迫等诸多社会弊端仍未得到彻底解决,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实际上不过是“海市蜃楼”。在1919年5月至1920年夏秋时期，陈独秀对民主的看法是一种过渡形态，这种多元面向之民主观受到了多方因素晕染，虽呈矛盾、反复之形态，仍可以观察出朦胧的社会主义因素，为此后无产阶级民主观的形成埋下了伏笔。伴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资产阶级民主的欺骗性、虚伪性逐渐暴露，既然资产阶级民主也不是真民主，那么真正能够代表社会大众想法和利益的民主形式又在何处？陈独秀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与探讨，最后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中找寻到了这个答案—无产阶级专政。在1920年夏秋至1923年，陈独秀无产阶级的民主观得以形成，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理论的有机结合，主张无产阶级推翻资本的压迫剥削，切实掌握国家政权，从而真正代表劳动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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