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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1958年大跃进运动和1959年的庐山会议，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党内的政治生活也变得不是很正常，有一种现象我至今记得很清楚。由于工作关系，我和毛泽东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对毛泽东的工作、谈话甚至想法是比较了解的。那个时期，我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有的领导同志看见我，就会问：“子龙，有什么消息？”我知道，他们是要了解毛泽东的动向，揣摩毛泽东的想法。每当此时，我就会说：“消息很多，都登在报纸上！”
毛泽东也很苦恼，有一次他当着我的面，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他们为什么不说实话？到底为什么？” 这个时期， 正逢连续三年的全国性的自然灾害， 国民经济步入调整阶段。
1960年底，毛泽东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之年。
1960年12月25日晚上，毛泽东突然让我通知在他身边工作的李银桥、林克、高智等几个同志来，说是要在一起吃顿饭。大家很快到齐了。餐桌上照例没有酒肉，只是比平时多了几样蔬菜。这一晚，毛泽东讲了很多。饭后，大家回去休息了，但毛泽东仍像往常一样继续工作。他在当天深夜写了一封信：“林克、高智、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小封、汪东兴七同志认真一阅。除汪东兴外，你们六人都下去，不去山东，改去信阳专区，那里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要好些。我给你们每人备一份药包，让我的护士长给你们讲一次如何用药法。淮河流域气候暖些，比山东好。1月2日去北京训练班上课两星期，使你们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请汪东兴同志做准备。你们如果很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 毛泽东”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我们经过短暂的学习培训，很快就下去了。
这次到河南农村，时间长达半年。下去这样长的时间是不同寻常的。实际上，我已经开始预感到我要离开中南海、离开毛泽东了。
1962年春的一天，毛泽东与我进行了一次长谈。他提出，你最好离开中南海，他说：“你跟了我二十多年，很不容易。你还有前途，到任何地方都要努力工作。”他还说：“我快七十岁了，人活七十古来稀。你也不年轻了，这里不是长久之计，对你们的进步不利，走也好。”他还说：“我死以后，你会看到人们对我的评价，二八开，三七开，随它去！自有后人评判。你也是三七开，有缺点，这不要紧，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么，今后改正就是了。”他最后说：“你自由了，我还要坚守阵地。你我一起这么多年，互相知底，就不多说了。”谈话后，他破例把我送出门外，并主动提出一起照个相。这是我二十七年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毛泽东单独合影。
从此，我告别了毛泽东，离开了中南海，再也没有回来。
我被分配到北京工作后，仍不时想起毛泽东的音容笑貌。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几十年，他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可以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我叶子龙的今天。我永远怀念毛泽东。
摘自：《宁夏党史》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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