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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中国文化传媒集团的大厦，从一尘不染的墙壁和地板到空气中散发着淡淡油漆的味道，记者强烈感受到了这座大楼的新。采访该集团首位董事长孔繁灼后，记者更加感受到中国文化传媒集团的新，而获得后一个“新”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2009年11月12日，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正式挂牌，意味着前身是文化部直属事业单位的中国文化报社正式转企改制。这是我国第一家整体改制的部委主管报社。
作为先行者如何击破改革中遇到的种种难题？
主动出击
在事业单位转企改制的过程中，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两头”改革积极性非常高，一头是面临生存困境不得不改；另一头则是处于上升发展阶段，通过改革摆脱束缚谋求更快发展。中国文化报社属于后者。
从1985年创立以来，中国文化报社一直是文化部主管的直属事业单位。随着报社的发展，体制的尴尬对其束缚越来越凸显。作为事业单位企业化运营的报社，因为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在财政没有户头而得不到可靠的经费保障；又因为没有转制为企业，也享受不到国家对企业的政策扶持；还因为事业单位不能与企业合作的规定，无法对接社会的优势资源。这种长期事企“两不靠”的状况导致报社的品牌、人才和资源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无法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2003年文化体制开始改革试点，2006年，几大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深化新闻出版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中央部委释放出一个信号，事业单位改革大势所趋，孔繁灼看到这一点，主动提出改革，从根本上解决报社发展的体制问题。果然，此举引起中央部委的重视。2009年，政府先后给予1亿多元的财政扶持资金。用孔繁灼的话讲：“资金有效保障了改革的前进步伐。”
由于是国家部委所属报社转企改制的第一家，在具体事项办理时，涉及到许多部门还没有相应的文件、办法。国家工商总局及有关单位给予“专事专办”绿色通道的政策支持，解决了工商注册程序、职工社保衔接等问题。孔繁灼强调：“改革真不容易！很小的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迫使改革停滞不前。”
身份的转换
事业单位转企改制中，难度最大的莫过于职工身份的转换。在多数人观念里，事业单位的身份相当于“国家干部”，转企后全部在职职工必须签订劳动合同，按照企业标准参加社会保险，职工的身份“走向社会”。孔繁灼告诉记者：“其实，职工最大的担心是转企后的福利待遇是否可以保障。”所以，处理好转企改制 “人” 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改革的成败。
孔繁灼介绍，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的保证职工利益。“改革有风险，老职工承担了改革的风险，所以改革初期，我们先放入100万元到银行用于职工工资补助，凡是职工薪水达不到原来水平，将给予差额补助。”另外，他说：“改革不应该成为企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而应该成为让职工高兴的事儿。我们始终坚持‘不主动解聘一人’，不说‘下岗’、‘分流’、‘待业’之类刺激性的话，安定了人心。按照职工自愿的原则签署劳动合同，原中国文化报社120名职工几乎全部按时签署了劳动合同，职工身份转变实现了平稳过渡。”
孔繁灼表示：“转企改制打破了过去体制性的障碍，建立了激励机制，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收入分配制度。集团制定了绩效考核办法，即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原则，激励职工努力工作。特别是一线员工，写多少稿子，编多少版面，都和工资收入连在一起。”
转后发展
企业与事业单位最大的不同，就是企业要追求一定的经济效益，转企后如何转型发展成为改革的根本。孔繁灼提出“一手抓传媒，一手抓产业”，“企业要进市场，报纸就必须进市场。只有突出主业，办好这份报纸，才能确保资产的保值增值。较之综合性报纸，行业报具有得天独厚的专业信息资源优势，集团公司首先投入1200万元用于报纸的改扩版。提升报纸的核心竞争力，形成独具特色的报纸品格，从过去只关注文化界，扩展为关注整个社会文化，关注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内涵，强调报纸的可读性和耐读性。报纸的发行量也增加了70%。”
孔繁灼说，“我们原来报刊是服务于文化事业的，可以说是边缘领域。改为中国传媒集团，我们可以产业化发展，地位和影响力都提高了。加上原有业务，如今的集团公司初步形成了两报、三刊、三网、一院、八中心的业务发展新格局，一个综合性文化传媒集团的产业构架已经基本形成。从现在看，机制改革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好处，‘中国文化传媒集团’这块牌子是我们金字招牌，一定要用好。集团公司组建后发布了《加强和规范对外合作的具体规定》，从集团公司、报纸、刊物与子公司三个不同层次规定了合作的内容、投资方式、所占股份比例等内容，以确保公司资产的保值增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