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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尤其是G20国家应该如何营造有利于贸易稳定增长的政策环境，进一步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 4月19日，以“全球价值链，对贸易的新认识，以及贸易、增长和就业”为主题的二十国集团（G20）首次经贸部长会议在墨西哥巴亚尔塔港召开，而当下全球金融危机的余波仍然阻碍着世界经济复苏和全球价值链的重塑。
过去一百年间，世界曾经发生过多次金融危机，但这些危机都发生在全球经济核心的周边：如东亚、俄罗斯、土耳其和拉丁美洲等，但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却发生在西方核心经济体――美国和欧盟。那么，世界各国尤其是G20国家应该如何营造有利于贸易稳定增长的政策环境，进一步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
缺陷的贸易体系
欧美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营、监管及贸易环境（贸易保护情绪）变幻莫测，影响到实体经济中的生产、交易、就业、投资及创新等环节之余，更动摇了企业的信心。
即使是许多发达国家的政府、监管机构及国际组织，在解决高失业率和应对金融危机时同样束手无策，更加深了大众对前景的疑虑，同时暴露了许多曾支撑全球经济及贸易的理论、统计框架、监管体系与监管方式的缺陷。它们根本无法处理复杂程度前所未有的现实经济、全球经济之瞬息万变及全球政府间合作与协调的难度。
世界经济正经历自上世纪工业革命以来，最深刻的变革与转型。在实体经济层面，过去30年，我们熟悉的是东方生产、西方消费的模式，而现在却是亚洲经济体保持令人羡慕的高增长、贸易及财政盈余，西方经济体则长期受低增长、高失业及贸易与及财政赤字所困扰。
亚洲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预计将从目前的27%增长到2020年的35%，及2050年时的50%以上。世界实体经济的重心正迅速向亚洲回归。
可是，中国制造业的工资及其他成本正迅速上升，有些高端制造业已经有回归美国的趋势，使这个现象能否持续产生更多变量。中国的贸易顺差已经大幅度下降，从最高点占GDP达10%，下降到目前的3%。另一方面，亚洲已经开始重视消费，生产已经开始从中国的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及东南亚国家扩散及转移，有望改善过往经济只侧重于出口的情况。
但是，亚洲经济的健康发展仍面临许多挑战。其中一个重要的挑战就是如何维护一个开放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以确保全球价值链为中国与世界共同创造就业、价值及创新能力。
全球价值链的两面性
虽然说金融危机过后，不少新兴国家的实体经济依然保持了可观的增长率，但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中，西方核心经济体的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负面连锁效应却越来越明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估计，由于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欧元区受主权债务危机影响预期将经历持续负增长，中国GDP增长前景亦有可能因此减半。
经济的全球化日渐扩大，全球价值链也在不断演进。从亨利福特的“T型车生产模式”时代到最新的全球供应链网络系统，生产已由从最简单的单体企业完成，发展到如今通过网络化协作生产进行，即以高效的投资和流畅的跨境贸易，来激发创造力。
以苹果手机为例，产品设计可以在美国加州展开，融资可以美国纽约实现，零部件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合适的生产基地生产如中国及亚洲各国，再被复杂的物流网络运送到世界任何一个合适的组装基地装配，最终产品发售给遍布全球的消费者。全球价值链使专业化分工及大规模生产得以实现，而这个分工精细、紧密合作、规模巨大的供应链网络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激发创造了大量就业、价值及创新。
全球价值链构成的三大支柱是：一是先进的通讯、交通和其他技术；二是拥有庞大生产、研发、销售网络的跨国公司及其在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三是新兴市场国家如中国的对外开放及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开放。
这三大支柱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基于国家边界及原产地的国际贸易、生产和消费行为，促进了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更有效的利用。最明显、最直接的影响是：由于亚洲的劳动力成本较低而工作效率却很高，全球价值链给亚洲的低技术工人带来了大量的制造及服务业就业机会。
另一方面，全球价值链也给发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消费者市场及非常低的外包生产成本，使产品设计的市场价值大幅度上升，带来巨额利润及股价上升。虽然整体上新兴市场及发达经济体都获益于价值链的全球化，但发达经济体的高失业，以及新兴市场面对的自主品牌及技术研发困难等问题却仍然严重。美国抱怨中国工人抢了美国工人的饭碗，而中国则抱怨美国通过高技术专利获得巨额利润，却以低廉工资剥削中国工人，还限制出口高技术产品给中国。
这些价值链全球化带来的短期负面效应虽然在经济层面与其正面效应相比可谓微不足道，却可能带来巨大的政治影响，并导致后果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目前，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可能处在最严峻的阶段，中国及亚洲各国需要密切关注，并采取果断措施来维护开放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并抓紧机会主导全球贸易体系将来的演变。
未来新趋势
如今有一些全球价值链发展的趋势值得留意，它们可能会改变过去30年的一些商业模式和格局：
首先，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作用及比重可能会不升反降，主要原因是近几年中国的生产成本上升较快，而工资上升又大大改善了国民的购买力，使中国逐渐成为消费大国。这对中国周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创造就业及发展的好机会。
其次，亚洲的消费和高附加值产业不断增长之余，美国的高端制造业由于美国新能源的良好前景及运输成本上升，再加上美国“再工业化”、”出口倍增计划” 等政策，可能回归本土。因此，全球设计、全球制造和全球销售可能更符合未来的趋势。
而近年自然灾害仍频发生，如日本福岛地震与核事故及泰国水灾等均使全球供应链的地理位置分布将更趋多元化，以降低万一某地方发生天灾时对整个价值链带来的冲击。而这趋势将进一步加强经济的全球化，但也会改变只重减低成本而忽视各类风险的管理模式。
此外，全球多功能产业链发展创新的需求将促进通讯技术、信息技术和交通技术的不断更新换代，不仅会巩固实体经济的全球化，也将使经济及贸易的国界变得更为模糊，而地理、人口及制度环境可能成为更重要的经济与企业发展因素。
由于新兴经济体巨大的人口规模，自然资源及可消耗能源的限制，企业及国家将不得不更加关注生产和消费的可持续性发展，这对全球供应链将来的分布与演变带来了变量、挑战及机会。
最后，金融及贸易监管与政策等宏观环境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将越来越频繁及严重，国家及企业需要更关注全球治理的问题，特别需要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协调，维护我们正在享受的相对比较开放的国际贸易环境。
迈向开放自由贸易体系
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中参与并受益于开放的全球多边自由贸易体系。目前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出现了僵局，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世贸组织对于贸易谈判采取的一个“全盘承诺”的做法，即除非盘中的所有议案都获得一致同意，否则就达不成任何协议。
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以因为一个并不重要的分议案，而阻止一个惠及所有国家并给全球贸易带来重大利益的一些并无争议的协议。全球生产、消费及贸易实践的变化如此急速，但全球贸易谈判及全球治理的规则与方式却一成不变，不能与时俱进。我们需要新思维及创新实践来打破不合时宜的旧思想和规则。
从本质上看，这是一个关于如何尽快实现贸易自由化，并如何在全球层面上向前迈进的务实问题。亚太经合组织（APEC）遵循的“开放型区域化”原则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经验，或许可以提供一个用来打破多哈回合谈判僵局的模式。最关键的原则就是，这样的“开放型区域化”是外向型的，对其他任何国家都是开放的，同时可以与世贸组织的多边原则兼容，并支持共赢的全球自由化进程。它的重点是先在区域集团内部之间建立自愿的开放性自由贸易全球协议，然后允许其他国家或地区加入。
亚太经合组织的经验表明，这个概念是可行的，但其内容必须是为实体经济的需要服务，创造共赢及尊重各国自愿加入区域性全球协议的权利与意愿。
“开放型区域化”模式最近以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议（TPP）的形式在APEC成员中再次出现。虽然我们应该对TPP现阶段的表现有所保留，但显然，相对于其他自由贸易协议，TPP可能更具有包容性。关键是其协议内容是否符合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还是只作为国际政经关系博弈的一个新形式。这些有关全球价值链演变的趋势及其对全球贸易体系的影响都是值得中国学者研究的新课题。
贸易融资和实体经济联系紧密，使宏观经济环境微小的变化都会影响外贸等实业部门。由于贸易及制造业企业的经营模式一般都是薄利多销，很难承受剧烈的汇率波动及高利贷，故此，金融危机一旦引发融资成本大幅上升，就会影响价值链的许多环节，如企业营运资金状况、装船前出口融资、信用证的发行或认可，还有出口信用保险等。这些都将影响价值链中结构复杂的外包加工装配业务，使全球供应链不可持续。
因此，G20各成员也应高度重视国际贸易增长对经济发展及就业的积极作用，营造有利于贸易稳定增长的政策环境，使贸易投资更为自由和便利，加大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贸易融资，尽快扭转贸易下滑颓势。
总括而言，全球价值链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我们既要尊重各方参与价值链的权利和自身的利益要求，更要发展和扩大各方的共同利益，避免保护主义等人为因素干扰或切断全球价值链。G20各成员应该帮助促进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使其从中受益。由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传统的贸易统计方法已难以反映国际贸易现状，所以WTO、UNCTAD、OECD等组织对此已开始作出一些探索性的相关研究。
在各国的共同努力和世贸组织等机构的约束下，贸易保护主义尚未在全球泛滥成灾，但近期却有抬头的趋势，必须高度警惕并加以反对。要积极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充分发挥多边贸易在贸易自由化中的主要管道作用。G20各成员应带头推动谈判，以早日在以上方面取得全面、均衡的结果。
（作者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非全职顾问、香港利丰研究中心高级经理）
G20各成员应该帮助促进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使其从中受益。
目前，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可能处在最严峻的阶段，中国及亚洲各国需要密切关注，并采取果断措施来维护自由贸易体系，并抓紧机会主导全球贸易体系将来的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