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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一位德高望重的骨科医师，同时也是我的导师――查理，被发现胃部有个肿块，经手术探查证实是胰腺癌。该手术的主刀医生是国内同行中的佼佼者，并且，他正巧发明了一种针对此类胰腺癌的手术流程，可以将患者生存率提高整整三倍――从5％提高至15％(尽管生活质量依然较低下)。
查理却丝毫不为所动。他第二天就出院回家，停了自己的诊所，并自此再也没迈进医院步。他将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家庭生活上，非常快乐。几个月后，他在家中去世。他没有接受过任何的化疗、放疗或是手术。他的保险商也为此省了一大笔钱。
人们通常很少会想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一医生也是人，也会迎来死亡。但医生的“死法”，似乎和普通人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和尽可能接受各种治疗相反，医生们几乎不爱选择被治疗。
有人将“不要抢救”文在身上
在整个医务工作生涯中，医生们面对了太多生离死别。他们和死神的殊死搏斗太过频繁，以至于当死亡即将来临时，他们反而出奇地平静和从容。因为他们知道病情将会如何演变，有哪些治疗方案可供选择，以及他们通常拥有接受任何治疗的机会及能力。但他们选择不。
“不”的意思，并不是说医生们放弃生命。他们想活。但对现代医学的深刻了解，使得他们很清楚医学的局限性。同样，职业使然，他们也很明白人们最怕的，就是在痛苦和孤独中死去。他们会和家人探讨这个问题，以确定当那一天真正来到时，他们不会被施予抢救措施――也就是说，他们希望人生在终结时，不要伴随着心肺复苏术(CPR)和随之而来的肋骨断裂的结果(注：正确的心肺复苏术可能会致肋骨断裂)。
几乎所有的医务人员在工作中都目睹过“无效治疗”。所谓的无效治疗，指的是在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采用一切最先进的技术，来延续其生命。病人身体的某个部位将被切开，插上导管，连接到机器上，并被持续灌药。这些情景每天都在ICU(重症监护病房)上演，治疗费可达到10，000美元／天。这种折磨，是我们连在惩罚恐怖分子时都不会采取的手段。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医生同事跟我说过：“答应我，如果有天我也变成这样，请你杀了我。”
每个人的话都如出一辙，每个人在说的时候都是认真的。甚至有些同道专门在脖子上挂着“不要抢救”的铜牌，来避免这样的结局。我甚至还见过有人把这句话文在了身上。
抢救是“噩梦的开始”
将明知会带来痛苦的医疗措施用在病人身上，这本身就是一种折磨。作为医生，我们被训练得“从不在医疗实践中表露私人情感”，但私下里，医生们会各自交流发泄：“他们怎么能对自己的亲人做出那种事?”我猜，这大概是医生和别的职业相比，有更高的酗酒率及抑郁倾向的原因之一。这个原因使我提前10年结束了自己的医务生涯。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医生们在病人身上倾注了如此多的心血和治疗，却不愿意将其施予自身?答案很复杂，或者也可以说很简单，用三个词足以概括，那就是：病人、医生、体制。
先来看看病人所扮演的角色。假设甲失去意识后被送进了急诊室，通常情况下，在面对这类突发事件时，甲的家属们会面对一大堆突如其来的选择，变得无所适从。当医生询问“是否同意采取一切可行的抢救措施”时，家属们往往会下意识地说：“是。”于是，噩梦开始了。
有时家属所谓的“一切措施”的意思只是采取“一切合理的措施”，但问题在于，他们有时可能并不了解什么是“合理”：或者当沉浸在巨大的迷茫和悲痛中时，家属们往往想不到去仔细询问，甚至连医生的话也只能心不在焉地听着。在这种时候，医生们会尽力做“所有能做的事”，无论它“合理”与否。
医患问的信任很难建立
上文提到的场景随处可见。医生们不可能要求每位病人家属都能冷静下来，专心致志配合临床工作。很多人可能会以为CPR是种可靠的生命支持方法，但事实上，它可谓成效甚微。我曾收治过几百名先被施行了CPR术而后送到急诊室来的病人。他们当中只有位健康的、没有任何心脏疾病的男性是最后走着出院的(他患的是压力性气胸)。
如果一位病人曾患有严重的疾病、或是年事已高、或有不治之症的话，那他即使接受CPR以后复原的几率也很小，但所要忍受的痛苦将是巨大的。知识的不足、错误的期待是导致糟糕决定产生的主要原因。
很显然，病人只是原因之，医生们也是。问题在于，即使医生本人并不想进行“无效治疗”，他也必须得找到一种能无愧于病人和家属的方法。假设一下急诊室里站满了面露悲痛，甚或歇斯底里的家属们――他们并不懂医学。在这种时候，想要建立相互的信任和信心是非常微妙且难以把握的。如果医生建议不采取积极的治疗，那家属们很有可能会认为他是出于省事、省时间、省钱等原因才提出的这个建议。
有些医生能说会道，有些医生坚定不屈，但无论如何，他们面对的压力都一样大。当需要处理涉及到“临终治疗选择”一类的事宜时，我会尽早把自己认为合理的方案――列出(任何情况下均是如此)。一旦病人或家属提出不合理要求，我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该要求可能会带来的不良后果――解释清楚。假如听明白以后他们仍坚持这么做，那我会选择将病人转给别的医生或医院继续治疗。
过度医疗的受害者痛苦不堪
是不是该更强势一些呢?有时候，即使病人已转去别处，我依旧不能停止责备自己。我曾收治过一位律师病人，出生于显赫的政治世家。她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并且循环功能很差，更糟的是，她的脚逐渐变得疼痛难忍。作为业内人士，我权衡了利弊后，尽一切可能阻止她去做手术。
但是，她最后还是找了位我不认识的外院专家，后者并不很了解她的全部状况，因此，他们决定在她血块日益积聚的双腿上做支架手术。这次手术没能恢复她的循环功能，同时由于糖尿病，她的创口无法愈合。很快，她的双腿开始坏疽，最终截肢了。两周后，在那个为她进行了手术及之后所有治疗的著名医学中心里，她去世了。
从这类故事里想挑出医生或病患的错并不是件难事。但在很多时候，医患双方都只不过是这个推广“过度医疗”的庞大系统中的受害者而已。在～些不幸的例子中，一些医生用“有治疗，就有进账”的思路去做一切他们能做的事，为了钱而不择手段。而在更多的例子中，医生们只是单纯出于害怕被诉讼，而不得不进行各项治疗，以避免官司缠身的下场。
然而，即使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这个系统仍然能够使人身陷囹固。我有个病人名叫杰克，78岁，疾病缠身，曾做过大大小小共15次手术。他曾和我说过，以后无论如何也不会再接受仰赖机器的生命支持治疗。然而，在某个周六，杰克突发严重中风并很快失去了意识。他被火速送往急诊室，妻子当时不在身边。那里的医生用尽全力将他抢救过来，并给他插了管，转入ICU(重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