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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可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国际战略研究所，北京 100005)
近年来，“大替代理论”在西方社会迅速流行，并催生了一系列严重暴力和枪击事件。在该理论的鼓动下，这些事件明确针对穆斯林、黑人、犹太人、拉丁裔、左翼等群体，如挪威7·22爆炸枪击案，美国查尔斯顿黑人教堂枪击案、白人至上主义“团结右翼”集会、匹兹堡犹太教堂枪击案、埃尔帕索枪击案、布法罗枪击案，新西兰基督城清真寺枪击案等等，已造成数百人死伤，影响极其严重，大大加剧了西方社会分裂动荡。该理论最初活跃于互联网边缘，经过约十年的发展，已渗入西方社会主流，愈加频繁地出现在报刊头条、网络热搜、学术文章和政客的演说词中，引发西方民众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作为一种愈发盛行的社会思潮，这一理论根植于西方种族主义思想土壤，反映了部分白人群体的思想状态，也显示了西方社会分裂动荡的整体态势。可以说，读懂“大替代理论”对研究白人文化和思想史具有理论意义，同时对于分析和判断西方社会现状和未来走向也具有现实意义。
作为一种极右翼思潮，“大替代理论”的核心主张是，非白人移民、少数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正“阴谋取代”西方白人，蓄意打破白人主导的权力和文化结构，而美西方各阶层都有人在努力推动实现这一“阴谋”和“政治议程”。该理论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阴谋主义的政治观，白人至上主义的种族观，本土/排他主义的文化观以及西方文明优越论的文明观。可以说，这一理论的意识形态内核一脉相承，贯穿了西方社会的整个20世纪。
“大替代理论”的来源可追溯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法国军官、作家埃米尔·德里安特先后出版了《黑色的入侵》(L"Invasion noire，1894年)和《黄色的入侵》(L"Invasion jaune，1905年)，在这两本小说中，作者结合其军旅生涯和殖民地经历，虚构了两个类似的故事，分别是奥斯曼帝国带领撒哈拉以南非洲黑人和穆斯林入侵欧洲，以及日本带领中国和印度入侵欧洲。[1]同一时期，反犹太主义也在逐渐盛行。《犹太法国》(La France juive)一书发行于1886年，1938年再版，作者爱德华·德鲁蒙(Édouard Drumont)在书中提到了“基督教反对犹太教、民众反对资本主义以及现代种族主义”三个层面的反犹太主义。[2]1933年至1945年，纳粹德国为“捍卫”雅利安人和北欧人种的“纯洁性”，对犹太人实施了惨绝人寰的种族大屠杀，这被公认为反犹太主义的高潮。1968年，英国保守党国会议员约翰·伊诺克·鲍威尔(John Enoch Powell)发表“血河演说”(Rivers of Blood speech)，渲染种族矛盾，抨击英联邦国家向英国大规模移民的现象和政策，称反歧视性的种族关系立法是“对现实最恶劣的误解”，在英国政界和民间引起强烈反响。1973年，法国作家让·拉斯佩尔(Jean Raspail)出版著作《圣徒的营地》(Le Camp des Saints)，书中描绘了第三世界国家向法国和西方世界大规模移民对西方文明的毁灭性打击。[3]1995年，美国新纳粹主义者大卫·莱恩(David Lane)发表《白人种族灭绝宣言》(White Genocide Manifesto)，断言西方国家政府企图将白人变成“灭绝物种”。[4]2005年，埃及裔英国作家吉赛尔·利特曼(Gisèle Littman)发表著作《欧拉伯：欧洲-阿拉伯轴心》(Eurabia: The Euro-Arab Axis)，她使用“欧拉伯”这一概念，用以描述欧洲日益“阿拉伯化”“伊斯兰化”的状态。[5]
“欧拉伯”的概念给了法国作家雷诺·加缪(Renaud Camus)以重大启发。2010年和2011年，加缪先后发表了《无伤害的启蒙》(L"Abécédaire de l"in-nocence)和《大替代》(Le Grand Remplacement)两本书，提出了他的“反穆斯林”“反移民”理论，“大替代理论”由此得名。在书中，加缪采取本土主义立场，将非欧洲人称为“殖民者”。他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的穆斯林移民表现出对该国社会的蔑视，一直意图破坏法国文化认同，并最终取代白人基督徒人口，以报复法国早先对其原籍国的殖民统治。加缪崇尚“经典的”法国、法国人和法国文化，并认为集体身份构成了个人身份的基础，而在“大替代”的浪潮下，“经典法国人”的身份受到稀释变得虚无，而移民们却能够带着他们的种族和文化身份继续在法国文明当中发挥影响，这是“不公平的”。他还声称，法国政府内部有精英人物暗中教唆移民征服该国。针对这一点，加缪不无讽刺地类比称，人民可以解散政府，然后换一个自己满意的；
政府也可以换上一群令自己满意的人民，而这正是“大替代”浪潮中政府的所作所为。加缪还强调，“大替代”现象同世界工业化、去精神化和去文化化运动相伴生。[6]
加缪的“大替代理论”反对多元文化主义，对许多右翼活动家和学者都很有吸引力，不仅被法国政治保守主义主流的领导人所采用，还受到欧洲其他国家的右翼政党和极端主义团体的拥护。他们甚至认为在欧盟乃至联合国层面，都有“全球主义”或“自由派”精英，通过政策手段扩大非白人群体的人口占比和影响力，并最终“阴谋替代”白人的权力优势及其建立起的文明。欧洲之外，这套理论还与美国种族主义不谋而合，并迅速得到认可和广泛传播。
如果只从名称上来看，“大替代理论”并没有公然冒犯某个群体，也不涉及种族主义元素，反而还具有“学术主张”的光环加持，这使得一般民众对其有着相对较高的容忍度。该理论因而更加容易进入主流话语当中，在公共领域得到公开的讨论和广泛的传播。法国人类学家和人口社会学家弗朗索瓦·赫兰(François Héran)教授认为，“大替代”的概念涉及两个明确的维度，一方面是“定量的”，即移民人口流动量和移民、原住民之间的生育率差异；
另一方面是“定性的”，即法国社会内部的文化变化。[7]正如历史学家班塞尔、布兰查德和社会学家布贝克所总结的那样，加缪的理论“指出了一个文化过程：‘西方价值观’的衰落有利于伊斯兰教——和一个生物学过程：后殖民地移民的冲击所带来的对白人人口的‘大替代’”。[1]而根据美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马修·费尔德曼(Matthew Feldman)教授观点，“大替代理论”有两个版本：一是“克制版”(great replacement lite)，即美欧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新移民倾向于在美国投票给民主党人或在英国投票给工党；
二是“完全版”(“full-fat” version)，即掌权者阴谋蓄意破坏“白人多数”。[8]
根据Yahoo News和YouGov2022年5月19日至22日开展的的一项民意调查，61%的特朗普选民、54%共和党人和53%的福克斯新闻观众相信，“在美国有一群人正试图用移民和有共同政治观点的有色人种来取代土生土长的美国人”。[9]而2022年5月的一项美联社公众民意调查也显示，美国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成年人认为，“有人正努力用移民替代原生美国人，以赢得选举”；
约30%的人认为，移民的增加正在导致原生美国人失去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力，而且这一问题上，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之间的差距不大，分别为27%和36%。[10]反对者在媒体和学术领域给“大替代理论”贴上了“阴谋论”的标签。但作为一种“阴谋论”，“大替代理论”仍能大行其道且呈现愈演愈烈之势，足见其在西方拥有较为广泛而坚实的社会基础。具体而言，该理论得以盛行的原因主要包括：
(一)白人对主体地位丧失的恐慌心理
这种对丧失主体地位的恐慌心理是全方位的，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它源自白人同其他群体之间的、各种愈加尖锐的社会矛盾，并为“大替代理论”的盛行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大替代”的相关概念之所以能够广泛传播，根本在于它有效地唤起了美西方白人群体对某些具体生活情境的思考，并引发他们对丧失自己熟悉的生活方式的一种担忧，进而产生对主体地位丧失、文明行将崩溃的恐惧。
根据温斯洛普大学教授小阿道弗斯·贝尔克(Adolphus Belk Jr.)的观点，当有色人种被视为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威胁时，白人民族主义运动就会出现。[11]1848年-1855年的加利福尼亚州淘金热催生了第一波华人移民美国的高潮，随之而来的是美国社会对于华人劳工抢占工作机会和财富的不满，并演变为排挤、种族歧视甚至妖魔化。从1882年《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以来，对非白人移民取代白人人口的“种族主义恐吓”，一直是影响美国移民政策的重要因素。美国2020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在过去十年，美国人口呈现更加多元化趋势，其中白人人口比10年前减少2.6%，占比也由10年前的63.7%降至57.8%，处于历史最低点，降幅也为历史最大。[12]在法国，由于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入、移民生育率普遍较高以及本土法国人生育率偏低，1998年至2018年，父母都是法国人的孩子出生人数下降了13.7%，至少有一位外国父母的孩子出生人数上升了63.6%，父母都是外国人的孩子出生人数增加了43%。[7]这成为“大替代理论”拥护者口中的“重要佐证”。
面对数量越来越庞大的移民群体，“大替代理论”的支持者指责他们凭借劳动力廉价优势抢占了白人的工作机会，并使劳动力市场“通货膨胀”。他们还强调，在选票政治下，白人选民占比的减少意味着白人权力和主体地位的系统性丧失。可以说，在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框架当中，“大替代理论”刚好迎合了白人的不满和担忧，成为他们宣泄本土主义情绪和表达反移民立场的一面“旗帜”。
(二)电视媒体和网络平台的推波助澜
右翼媒体人和出版、传媒公司为了经济或政治利益，努力迎合受众甚至塑造受众，利用大众传媒极力宣扬相关理念，并给公众提供了讨论“大替代理论”的平台和空间，这对该理论的广泛传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媒体人当中，美国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尤为活跃。《纽约时报》的一项报告显示，作为一位每晚有近350万观众的主持人，自2016年以来，卡尔森向观众宣传“大替代理论”观点四百多次，如指责美国总统拜登的“大规模移民”政策旨在“改变美种族结构”等。[10]卡尔森的言论无疑在福克斯新闻的观众群体当中引起了巨大共鸣。同时，卡尔森宣扬“大替代理论”的做法也对其同事产生了示范效应，其他主持人如肖恩·汉尼提(Sean Patrick Hannity)和劳拉·英格拉汉姆(Laura Anne Ingraham)也开始发表类似言论，称民主党正寻求引进移民来取代“美国人”以获取政治利益。通常而言，媒体栏目都拥有相对稳定的受众群体，媒体人在节目当中反复灌输“大替代理论”相关观点，既是筛选、塑造观众的过程，同时也是筛选、塑造该理论拥护者的过程，不仅能让自己的观众变得越来越忠实，也让“大替代理论”愈加深入人心。
更为重要的是，Reddit、4chan、8chan等互联网社交平台吸引了众多“大替代理论”信奉者，并对相关信息起到了汇聚和放大作用。这些平台忽视自身道德责任，放任对有关话题的极端化讨论，使相关理念进一步泛滥、“激进化”并迅速传播。基督城枪击案发生前，案犯就曾在8chan平台发布了题为“大替代”的网络宣言。布法罗枪击案发生前两天，案犯也曾在Google Docs上发布长达180页的宣言书宣扬相关思想。在宣言中，案犯称4chan平台上的言论和观点使自己“激进化”。而他们的极端行为和言论反过来又在相关网络平台引发热议和支持。战略对话研究所(Institute for Strategic Dialogue)提供的数据显示，2012年4月Twitter上关于“大替代”和“再移民”(remigration)的帖子仅有3431条，而到2019年基督城枪击案前这一数字已超过2.4万条。[13]媒体监督组织“媒体事务”(Media Matters)近期统计显示，自2018年7月以来，网络留言板用户提到“大替代”、“白人替代”或“白人种族灭绝”等词语超过9万次。[10]可以说，互联网社交平台不仅扮演了“大替代理论”扬声器的角色，更成为了滋生极端主义的土壤。
(三)右翼政客的信奉和公开宣扬
近年来，西方一些政客或出于个人政治理念，或为了赢得更多选民支持，在宣扬“大替代理论”和推行反移民政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政客利用该理论包装自己的政见，在吸引更多民众支持的同时，也是在用个人声望为“大替代理论”背书，使之在民众当中更具影响力。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公开反对“外来移民带来的欧洲人口大交换”。2022年7月23日，欧尔班在邻国罗马尼亚发表演说时声称匈牙利不是、也不想成为混血人种国家。他表示，移民问题将欧洲和西方分裂成两部分，欧洲人和非欧洲人混合的国家(states)不再是民族国家(nations)，而不过是“民族的混合物”(conglomerates of peoples)，传统的西方已经沦为混居的“后西方”体系，从精神层面而言，真正的(欧洲人的)西方已经转移到了中欧。法国极右翼作家和政客埃里克·泽穆尔(Éric Zemmour)曾出版《法国的自杀》(Le Suicide français)一书，他在书中将法国的衰落归结为移民问题、女权主义和平等主义的兴起以及传统价值遭到侵蚀。作为2022年总统候选人，他推崇“传统的法国”，声称“要从‘大替代’中拯救法国”，同移民作斗争，并将其作为竞选核心。对于美国政客而言，种族歧视的通常是他们不敢触碰的“禁区”，但“大替代理论”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它将白人放在“受害者”的位置上，这就在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公开违背所谓的“政治正确”。因此，包括美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埃莉斯·斯特凡尼克(Elise Stefanik)，共和党国会众议员斯科特·佩里(Scott Perry)，密苏里州参议院候选人、州检察长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在内的许多美国政客都敢于在不同场合发表相关观点，并得到了右翼民众的支持。
此外，在宣扬相关观点上，政客与社交媒体大有合流之势。例如“媒体事务”组织近期发现，Facebook一直在使用“大替代理论”相关言论从政治竞选广告中获利，包括声称“移民正在入侵边境”。这些广告的投放者既包括主流政治委员会、政治行动委员会和一些边缘组织，也包括小到当地学校董事会成员、大到美国参议院议员在内的公职竞选人。[10]又如泽穆尔本身就是一位资深媒体人，善于利用传媒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他拥有数量庞大且较为稳定的观众和读者群体，而当他参加总统竞选时，这些人就成了他的选民基础。政客的号召力和媒体的传播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结合，使得更多的民众受到“大替代理论”有关观点的影响，并对之深信不疑。
(四)社会团体的有组织煽动
白人至上主义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影响力可谓根深蒂固，许多右翼社会团体将之奉为圭臬。“大替代理论”描绘的白人及西方文明的境遇正是他们所担忧和不愿看到的。因此，这些社会团体在线上线下积极开展有组织的行动，传播相关理念，发起示威游行，甚至诉诸暴力手段，使“大替代理论”影响力的范围和烈度都大大增加。
2017年，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议会决定移走该市解放公园内一座罗伯特·李将军的雕像。作为南北战争南方联盟将领，李反对废奴政策，被指责为“种族主义”。一些白人对雕像的移除表示强烈不满，认为此举是在“攻击白人的历史”，随之展开一系列线上线下活动。以此为导火索，夏洛茨维尔爆发白人至上主义“团结右翼”集会(包括非主流右翼、新纳粹主义、KKK党、白人民族主义与其他极右翼团体)，参与者声称犹太人正在毁灭西方文明，高呼“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停止移民”“犹太人不会取代我们”等“大替代理论”口号，并驱车冲撞现场反集会人群造成人员伤亡。这次集会由于其参与者数量和组织程度而备受关注，并对美国社会造成了极大冲击。鉴于西方国家众多右翼团体对种族主义特别是“大替代理论”的热衷，未来这种规模和主题的有组织集会很有可能多次发生。
近年来，这些组织还积极开展国际串联。南加州白人至上主义组织“超越运动”(Rise Above Movement)在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等地蓄意煽动种族主义骚乱，其领导人于2018年被逮捕，另一位领导人罗伯特·伦多(Robert Rundo)逃离美国，近年来一直与波黑、塞尔维亚等国的极右翼民族主义团体有接触。2022年5月，美国右翼团体保守政治行动委员会(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主席马特·施拉普(Matt Schlapp)赴布达佩斯拜会欧尔班，并建议应禁止堕胎“让我们的人民活下来”，来防止白人人口减少以应对正在欧洲发生的“大替代”浪潮。[8]可以想见，这种国际层面的互动将加强种族主义组织的跨国凝聚力和行动力，并进一步扩大“大替代理论”的传播力度和影响。
“大替代理论”的盛行给西方政治、社会等领域带来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此过程中，该理论的拥护者以及理论本身也都有进一步极端化和激进化的发展趋势。
(一)加剧政治极化
“大替代理论”盛行之下的西方社会，会有更多政客进一步瞄准那些权力或权利被“挤占”的白人群体，利用和扩大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矛盾，加大力度宣扬“大替代理论”并展开极端化阐释，推动出台相应的央地、内外政策，以争取和稳固选民基础。
这一点在“大替代理论”诞生地法国尤为明显。2022年法国总统大选，右翼政党“国民阵线”领袖、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因其反移民立场稍有缓和，便被泽穆尔分走一众极端选民。同为总统候选人，瓦莱丽·佩克雷斯(Valérie Pécresse)在2022年2月的一次重大集会上描述法国未来的不确定性时，也提及了“大替代”。此举有助于她留住右翼核心选民，但也招致了来自左翼政客和选民的更为严重批评，指责她作为法国主流政治人物越过了红线，支持者和反对者暴发激烈论战。不难想见，在这样的政争和辩论当中，两方的政客和选民都会进一步加深对自己观点的信奉、对对方观点的反对，进而造成阵营化程度加深，政治极化加剧。美国民主党共和党围绕“大替代理论”的斗争也愈发激烈。拜登在布法罗悼念枪击案遇难者时，谴责那些散布针对白人的“大替代”谎言的人。而斯特凡尼克则在竞选广告中公开指责“激进的民主党人”正在策划一场“持续的选举暴动”，通过赦免非法移民，在华盛顿制造“永久的自由派多数”。[14]西方政客们在相关问题上的表态颇有争先恐后的意味，既显示了中和的政治主张可能越来越不受民众欢迎，又展示出“大替代理论”强大的裹挟能力。
在极端种族主义和政治极端主义互相助推的大背景下，可以预见，西方国家的政客们将加大力度围绕“大替代”相互攻讦，并结合移民、堕胎、禁枪、平权和身份运动等政治议题争夺选民，相关政策措施乃至“大替代理论”本身都将更趋极化，并推动西方政治滑向光谱两端。
(二)扩大社会分裂
在西方众多社会议题当中，“大替代”可能并非最核心的那个，但它天然地同多种热门议题存在关联。针对非白人移民涌入、白人女性堕胎、白人同性婚姻等带来的本土白人占比下降问题，移民、女权主义者、性少数群体同“大替代理论”拥护者是矛盾的主体；
“大替代理论”催生严重暴力枪击事件反映了一些西方国家存在枪支泛滥问题，这又激化了禁枪派和持枪派之间的矛盾；
而少数族裔、移民、难民等群体参与到争取自身权益的平权运动当中，其斗争矛头显然直指“大替代理论”拥护者等种族主义人群。这些无不反映出，“大替代理论”由种族主义向其他意识形态领域扩散蔓延，并同诸多社会议题互相绑定结合。值得一提的是，在围绕“大替代”展开的辩论和斗争当中，双方都试图强调自己“受害者”的身份。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学界、媒体、社区等社会领域的“左右之争”势必更趋激烈，西方社会面临进一步割裂的危险。
如在媒体领域，面对左翼民众和媒体人的指责，卡尔森辩称布法罗案犯患有精神病，没有政治动机，而“大替代理论”正是左翼的理论和实践，旨在转变种族结构获得选举优势，在互联网等媒体上引发激烈论战。同样是在2022年罗马尼亚的演讲当中，欧尔班声称“后西方”国家同中欧的“西方”国家之间正进行一场战争，并向“后西方人”喊话，强调中欧人要自己决定和谁做邻居、和谁一起生活。[15]这被认为不仅是在重申其反移民的立场，更是在公开鼓吹整个西方的分裂。针对近年来愈演愈烈的白人至上主义所引发的仇恨犯罪，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杰罗德·纳德勒将之描述为美国的“紧急危机”，并认为这些仇恨事件的增加发生在美国及全球白人民族主义“令人不安的上升期”。[11]可以说，“大替代理论”及其所代表的诸多种族主义问题，已不仅仅是某几个国家的内部问题，而是整个西方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这些难题在扩大国内社会分裂的同时，也有着引发整个西方大分裂的潜在风险。
更为严重的是，“大替代理论”拥趸的言论和暴力攻击对象已由少数族裔、移民和宗教少数群体，扩大到少数族裔、移民和宗教少数群体的支持者和同情者。这样一来，在全社会范围内，一般民众都将被迫面临“选边站队”压力，社会矛盾也将进一步泛化、激化。
(三)信奉者“圣战化”
美国南方贫困法律中心(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发言人迈克尔·海登(Michael Edison Hayden)指出，在“大替代理论”于近年来流行以前，美国多数大规模枪击事件都缺乏意识形态动机，如2012年科罗拉多州电影院大屠杀中的枪手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并且没有已知的极端主义信仰。[16]作为极端主义者的“圣经”，“大替代理论”为他们提供了“使命感”和“意识形态辩护”，使他们以“圣徒”“圣战者”自居并互相鼓励。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诸多受“大替代理论”驱使而犯下严重罪行的案犯在被捕之后完全不认为自己有罪。因为在他们看来，消灭“异族”“异教徒”乃至来自异质文明的“入侵者”本就是“圣战”的一部分，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必要的、正当的，死难者越多、引起的舆论关注度越高，他们为“唤醒和保卫西方”所做出的贡献就越大。
“大替代理论”在留言板、直播间、在线加密应用程序等互联网社交平台不断发酵，带动线下活动网的产生，并催生极端行为和对极端行为的模仿。基督城案犯行凶时携带GoPro设备，并在Facebook上对枪击过程进行了长达16分钟的直播，被布法罗案犯等极端主义者们视为“英雄”。枪击案发生后的4月份，“大替代”的关注度在社交媒体上大幅飙升。[13]而布法罗案犯在“宣言”和作案手法等方面都有意对基督城案犯进行模仿，他在宣言中反复引用基督城案犯的言论，并在Twitch平台对枪击过程进行现场直播，被4chan等网站用户录播保存并重复发布。他还在枪支上刻下数字“14”，寓意白人至上主义的十四字口号：“我们必须保卫我们人民的存在和白人儿童的未来”(We must secure the existence of our people and a future for White children)。十四字口号在“大替代理论”信奉者中极具影响力和煽动性，这种虚假的“使命感”极易误导青年，使他们走向极端化。
更有甚者，越来越多“大替代理论”的拥护者认为，“温和的社会变革难以取得成效”，为了“捍卫白人文明”，必须唤醒更多身处危机当中而不自知的同胞，共同采取更加激烈和强有力的措施来挽救摇摇欲坠的西方社会。在这种信念的驱使下，他们的言论和行为都极有可能会进一步激进化，未来相关暴力恐怖事件的数量、烈度恐将大幅上升。
应当看到，“大替代理论”存在两个严重的问题。
第一，该理论带有种族主义“原罪”。尽管包括加缪在内的一些信奉者借由学术外衣包装自己的观点，但仍旧难以掩盖“大替代理论”的种族主义本质。而那些数目更为庞大的、非学者身份的信奉者则根本不屑于掩饰自己的种族主义，在日常生活中、社交媒体上和政治集会场合重复“大替代理论”的相关观点和口号，表达对少数族裔移民等非白人群体的排斥和仇恨。这一理论利用并放大了对非白人种族的负面刻板印象，如拿一些少数族裔的“高生育率”“高犯罪率”大做文章以渲染种族间矛盾。在该理论的鼓动下，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反移民团体等右翼群体认定来自非白人群体的威胁与日俱增，并热衷于臆测这一“阴谋”的幕后主使(如犹太利益集团)和动因(如种族报复、赢得选票等)。他们在各种场合猛烈地抨击政客、财阀等精英阶层策划、利用或助推“大替代”的行径，利用这一理论将白人与少数族裔移民群体进一步割裂开来，公开呼吁压制少数族裔政治权利，要求拒绝接纳移民，并赋予种族主义政策和暴行以“合法性”，最终加剧西方的系统性种族歧视和社会不公。
第二，该理论带有明显的“反科学性”。首先是拒绝就核心概念给出明确定义以及对观点的粗略概括。根据加缪的观点，“大替代”不需要定义，因为它并非一个“概念”，而是一种“现象”，是西方社会每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能够观察到的。加缪提出这一理论却拒绝给出完整准确的定义，而是仅仅基于观察进行描述，这就没能超越主观经验范畴，也未能援引可靠数据或客观事实来证明其对移民问题的个体观察是正确的。他的理论不涉及科学层面上的方法论，因而并不具有认识论和科学上的合法性。此外，“大替代理论”也没能很好地区分“事实”和“阴谋”。由于政治过程本身具有一定的隐秘性，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个人意志、政治组织和利益团体的纠葛也无法被完全确切地了解。因此，想要确证“有或没有人在有意推动非白人群体取代白人”都是难以实现的，也就是说“大替代理论”具有不可证伪性，这也是其“反科学性”和“阴谋论”属性的重要体现。
“大替代理论”与其他类型的种族主义观点和意识形态最大的不同在于，该理论将白人放在了“受害者”和“弱势群体”的位置上。区别于传统种族主义中白人强势、主动的形象，“大替代理论”的基本逻辑是，白人正在“被替代”，因而不得不进行“反抗”。在这一过程中，过往被歧视、排挤的少数族裔成了“侵占”白人权益、“破坏”白人文明的崛起力量。相比白人而言，他们正逐渐占据数量和权力上的优势。例如，历史上白人作为加害者，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以“美国的主人”身份自居来侵占原住民土地，就曾以“白人至上”的观念来论证其“合理性”，当下“大替代理论”的拥护者依然坚信白人天然是“美国的主人”，但身份已变成了所谓的“受害者”。这种从“优势”到“劣势”、从“征服”向“捍卫”的转变，既反映了白人心态和处境的变化，也是“大替代理论”同以往种族主义区别的真实写照。这种“受害者”心态，极易引发白人群体的“自我同情”，并赋予种族主义行径以所谓的“正当性”，使得“大替代理论”得以堂而皇之地在西方社会的广播电视、互联网、群众集会等公共领域广泛讨论和传播，一些极端主义者更以“受害者”的姿态行“加害者”之事，酿成一系列暴力袭击事件。
“大替代理论”有着百余年的历史源流，而在近年得以渐成主流，这是在当今西方世界逆全球化、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回潮、右翼思想大行其道等大背景下的一种历史必然。它的出现，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白人建立起的西方文明相对式微，以及一些白人群体对这种趋势的集体担忧。有观点认为“大替代理论”与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相呼应。1993年，亨廷顿在《外交》杂志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文明冲突论”因其对文明冲突性的强调而受到无数民族主义者的追捧，很多政客和知识分子也将其作为“理论武器”，用来针对其他国家、渲染“文明威胁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国家间关系。结果是，“文明冲突论”加剧了文明间的冲突，这一理论也因此被人评价为“说着说着就成真了的预言”。对于“大替代理论”的真实性、科学性和正确性，支持者与反对者各执一词。但是，正如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提出加剧了文明间冲突那样，无论“大替代”是否真的存在于当下西方社会运作过程和政治经济体系当中，从这一理论开始盛行时起，它所代表的土著与移民、白人与少数族裔、宗教主流群体与宗教少数群体、本土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等要素之间的纷争都不可避免地加剧了。这些矛盾将深刻影响西方社会的未来走向，并进一步加剧西方社会的分裂与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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