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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提出了“文明冲突论”的美国教授亨廷顿，据说在去年的“9·11”事件之后观念变了，他不再认为文明之间只能是“冲突”而不能合作，至少，文明之间可以展开对话、进行交流，可以在相互了解和理解中缓解隔阂创造共识。他在去年9月——也就是在“9·11”事件甫一发生的时候，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指出绝不能把“9·11”事件视作为文明间的冲突，否则就是把暴力组织、恐怖组织当成了伊斯兰教的体现，那么，世界将再也没有和平安宁可言。
其实主张不同文明之间展开对话、建设文明间的共同性，乃是亨廷顿的一贯主张。在这方面，不能不说，这个世界对他是有误解的，他对文明冲突的剖解及其前景，的确有些悲观，人们显性地看到他悲观的一面，于是就把这一面，当成了他观点的全部。然而这对亨廷顿看起来不太公平。亨廷顿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作为一个注重传统、心怀国家利益、关切西方文明前途的人，不错，他是有自己的既定立场的，他的立场决定了他的理论有为既定国家和群体利益考量的成份。可是别忘了，他毕竟同时还是一位以追求客观性为律令的学者，作为一名学者，他不能不探索事物的本相，或者按照东方佛家哲学的话来说，是要做到“如实”。他的“文明冲突论”，因此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为着“冲突”而来，为什么要关注“冲突？“反者道之动”，这句古老中国格言，也许能很好概括亨廷顿的心结。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序言中，开宗明义，他说，“我强调冲突的危险，正是要为文明对话创造条件，加强文明对话的重要性”——换句话说，只有看到冲突，才能真正实现合作。我们不能说这种认识没有道理，它大概更合乎历史的本相，今天的欧洲已经在朝着舍却传统的民族国家、而向超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方向迈进了，上千年来、上百年来不同国家、不同种族在同一块土地上的打打杀杀，才是关键性的推动力，终于促使欧洲国家们痛定思痛，想方设法发明创造出了制宜冲突之途和相互合作之道。
我们似乎也可以说，亨廷廷的真正关心，不妨也有不同文明的共存与合作。可是，他对合作途径的理解，却又与通常的观念截然不同。一般说来，人类融合的道路在于消除文化差异，如果不同的文明之间，实现了同一没有了分别，那么，人类大同的局面不就到来了吗！道理实在是这样的，可是，文明与文化差异，真的如人们一厢情愿的那样，想消除就能消除？亨廷顿考虑到了这一点，因为他看到：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人类历史进程，随经济发展、社会现代化，并没有相应迎来人类间冲突的弱化，相反，现代化激发了民族自觉，民族主体性的增长又带来本土文化意识的复苏。相伴生活方式的全球统一的却是文化认同的分裂，这是现代性的真实场景，我们能认为不同国家、民族间合作的扩展，能通过消灭文化差异此一路径吗？亨廷顿给出了解答：此路不通。而且，越是试图循此路径而行，可能的结果，不是减缓文化差异与文明冲突，而是起到相反作用，他的“文明冲突论”，也由此而来，一年前的“9·11”事件，正是对此作出了注脚。
既然文化差异难以消除、无法通过消除文化差异来达成人类融合，那么，国家间关系的改善、整个人类的融合，道路又在何方？悲观主义者亨廷顿也有着不明朗的乐观：建设文明间的共同性。他提出了不同文明相处的三个原则：避免原则——在“即将到来的时代，要避免文明间大战，各核心国家就应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这“是在多文明、多极世界中维持和平的首要条件”；
共同调解原则——主张的则是核心国家要通过相互谈判，来遏制或制止不同文明的国家间或集团间的断层线战争；
共同性原则——在多文明的世界里维护和平，“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亨廷顿，避免原则和共同调解原则，都还是防守性的，是为防止文明冲突扩大化而设，然而第三个原则即共同性原则，则就直接意图于建设了，建设”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这当然是对单纯“冲突”的突破。
我们可能只能循着亨廷顿所设计的路径小心翼翼地前进，存异求同，这也渗透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精神与智慧。这一工作事实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存异，另一就是求同。仅有差异，自然难以避免彼此隔膜、相互敌视，在个性之外，我们同时还要寻找建设共同性。文化的共同、价值观念的共同，是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之间、不同族群间开展交流、走向和合的必不可少的要素。
建设共同性，当然是很困难的，所以深昧于历史无奈感的亨廷顿，在这个问题上极为谨慎。然而谨慎归谨慎，对此抱有一些乐观，却也并非就不可行。人类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不同族群之间，其实也如数学上所讲的“最大公约数”一样，往往存在着共同的化约因子，而并不是只有差异而无共同，否则人类就不会是象现在这样，在存在冲突与战争的同时还存在友谊与合作。且不说人类各种文明的起源，是可能来自于古老时期的“大流散”；
二三千年前古希腊、古印度、古中国分别在地球各地创造各自文明的时候，据现在的考证，它们之间也是有交流的，何况一般来说，这一被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称作为“轴心时代”的时期，几种古典文明之间，存在着基本理念上的藕合；
还有，现在被错综复杂的恩恩怨怨纠缠不休的几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也是由同一个源头所发端，它们共亨了许多远古传说与信条。
人类的不同文明之间存在共同性，可以化约出相通的因子，这在今天的文明研究者们看来，不仅是一个信仰，而更是一种事实。
文明间的共同是人类的善缘，为实现更多合作，我们应致力以求的，因此不是去消灭差异，而是要寻找文明间的“最大公约数”。文明间的共性被发掘得越多，不同的国家、族群、文明实现和解合作的空间，也将越大，因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对立与冲突，也就越可能被更大程度地控制。
然而我们的工作又不能到此为止。“9·11”事件使人们看到这个世界的分裂，并不比以往为轻，在一个新的世纪里，人类间的关系紧张，仍然穷穷未已，它无疑在说明着另外一个事实：今天，人类间的文化差异，可能还远远大于文化共同，也就是说，不同文化之间的“最大公约数”，还不足以使处在不同文化的人群，基本实现化干弋为玉帛。如何面对和处理这样一幅场景呢？它在告诫人们还要做出更多的努力，要不断创造出人类间交往的新知识，开辟出更多的共同知识空间，扩展“最大公约数”。近年来东亚知识界不断扩大交流层次、意图创造共同知识空间的努力，无疑就有这方面的意义，它是非常值得提倡推广的一种意识。（《经济观察报》2002/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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