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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有学者提出：中国已经是大国了，作为大国国民，中国人应该有大国心态。这种观点，反映了几代以来知识分子以为国民心态、国民性格可以人为铸造的自觉担当和济世情结。
五四以来，启蒙精英大多致力于“改造国民性”。鲁迅弃医从文，就是为了“拯救中国人的心灵”。但是，不管启蒙诸贤付出了多少努力、著述浩如烟海，国人的性格心态似乎并未因此提升多少。
马克思对此早有解释：是存在决定意识，而非意识决定存在。人的观念意识，主要由人目所见的外部世界以及自身与外界的关系（即自己在环境中所处的位置）决定，与所接受的外部信息反馈高度相关。具体到国民的性格心态，它主要由大多数人的经济和生活水平、文化教育程度以及世界对该国的看法态度决定。以日本为例，历史上日本人的自信，是明治维新后经济发达、国力增强以及一系列的国际斗争胜利铸就的；
在此之前，日本人被视为蛮夷倭寇。二战战败后，日本人的心态与前大不相同，自信一落千丈；
战后经济腾飞，直至成为第二大经济强国，日本人才拾回自信。
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保持了基本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国力增强、国人的自信和民族（指中华民族）认同也随之水涨船高。从某种意义上说，称中国为“大国”已当之无愧。但是，今日中国之“大”，尚不足以支撑起中国人成为“大国国民”，不足以支撑国人的“大国心态”。一方面，大多数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有待提高，受教育人群的范围和程度有待提高，富于自我特色的国家意识形态还有待重整，文化方面的复兴也才刚刚起步；
另一方面，中国还处在一个充满猜忌的国际环境中，还没有赢得国际社会的充分信任和尊重。可以说，大国之路正在起步、中国正在崛起；
当此变化之时，欲人为型塑国民心态，无异于欲求无源之水、欲为无米之炊。
真正的锻造“大国国民”之路应该是致力于发展经济、提高国人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完成意识形态和文化道德体系的重建、增强综合国力、赢得世人敬重。只有在此基础上，知识分子和媒体才可能顺水推舟，起到“导向”作用。在信息开放的时代，媒体的作用方式也主要应该着力在对待具体事物的态度上，通过对具体事件的具体分析来诱导、培植大国心态，不可寄希望于舆论的声音能够塑构出统一的国民心态；
或许只有在信息封闭、单一的传统社会，才有此可能。
但是，不管怎样，在全球化合作的时代，向着培植国人自信、宽容、大度的“大国心态”的努力，是值此赞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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