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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l 吴淋淋 老武昌城，是全国兴办纺织工业最早的城市之一。早在张之洞督鄂时期，即从武昌鲇鱼套至平湖门，创办了纱、布、丝、麻四局。民国初期，武汉工商业者从武昌大堤口至下新河，先后开办了第一纱厂、震寰、裕华三大纱厂。
第一纱厂是辛亥革命后武汉第一个由民族资本家创建起来的纺织厂，彼时其规模华中第一。
第一纱厂的创办者李紫云，一生伴随第一纱厂的沉浮而终结。如今的第一纺织厂早已经消失，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但是第一纱厂的建设者李紫云的第四代后人――李廷惠，这些年一直在寻找有关他的足迹，以及第一纱厂的命运的起伏变化。
第一纺织厂的建立
1958年5月一天，李廷惠听说自己曾祖父的弟弟――李紫云的坟墓将被迁移。而李紫云在当地早已算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13岁的李廷惠跟随围观的村民一起，目睹一群并不认识的人挖开太爷的坟墓。
“他的坟墓就在李家墩（现叫徐东村），面朝沙湖，后依长江，东临二郎庙，大概有60多平米，在一园型围堤的家族墓群正中间，立着一个很气派的墓碑。”李廷惠介绍，让旁边的人惊讶的是，31年后，他的尸体竟然还保存完整；消瘦的身体，个子矮小，穿着蓝色朝服，头上戴着龙方帽子，其帽子的正上方有一块蓝玉。
他安详的面容让李惠廷记忆深刻，这是他唯一一次见他，也是从那时起开始关注自己家族中的这个传奇人物。
李廷惠的父亲李朝灿是李紫云的亲侄孙子。从小就开始在李紫云创办的第一纱厂上班，从底层的工人慢慢做起直到做到第一纱厂的管理人员。而这一路走来并没有因为自己祖父是第一纱厂的董事长，更多的还是靠自己的能力。他父亲见证着第一纱厂的起伏变迁，在李廷惠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曾断断续续的讲述过关于李紫云的事迹。
“李紫云那时候对待自己的亲人特别的严格，在他的厂子里做事也一视同仁，我们家并没有因为他是纺织厂的董事长而沾光。父亲很小的时候为了给家里挣钱，到他承办的第一纱厂做童工，主要负责给工人送开水，由于个头小不小心把水桶撞翻，父亲的小腿被大面积的烫伤，舍不得钱治疗，后来一直就用白色的纱布包裹着，没想到腿上的这个伤疤，最后成了致命的伤疤，李惠廷父亲68岁那年因这块伤疤癌变而离世。”李廷惠说。
“李紫云，又名李凌，大名李永生。他的真名李永生，很少有人知道，这也是我第一次说。”李廷惠介绍，李紫云是武汉青山李家湾人，祖籍湖南，青少年时期当过学徒。1894年在汉口卖鸦片起家，后开“富康隆”烟土店。由于烟土价格逐年上扬，李紫云的营业规模日渐扩大，先后在上海、长沙等地设庄收购，30岁出头便坐拥了百万资本。
宣统三年，李紫云任汉口商务会（后称汉口总商会）会总经理。辛亥革命，李紫云积极支持起义军。首义之时，连夜将数十担馒头、酒肉送至起义军营地，犒劳军士，并曾10万银元给起义军，以济军需。黎元洪赠给李紫云一副对联云：“财力雄厚，协助共和。理事明通，赞同起义。”
辛亥革命后，李紫云继任汉口总商会总经理。因此与当时汉口工商界，全国工商界知名人士，交往日密，通过接触，使李紫云眼界逐渐开阔，日益感到办工业，更有利于国计民生，且利润丰厚，拟将资金转向工业。由搞烟土转到办工业，这在李的一生中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使他成为当时华中地区大纱厂的创办人。
1914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几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无瑕东顾，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正是我国发展民族工业的良好时机。
湖北棉花生产居全国第三位，机器纺织的棉纱、棉布，现已取代了农村手工纺织的土纱、土布，汉口成为市纺、布的主要销售市场和转口码头；武汉为九省通衢，水陆交通要道，是华中经济中心，原材料、货物集散之地；而当时市场上的纺布，主要是日本、上海运来的，本大无较大纺织厂。
李紫云发起武汉经营钱庄、鸦片烟土等行业的资本家，特别是他们经营烟土等业务中发了财。为了谋求资金的出路，看见纺织工业有利可图，都想另外组织一个规模大的纱厂，必可获得更大的利润。
1914年，李紫云开始筹备汉口第一纱厂，共集210万两。李紫云个人投资60万元银元，因数额最大而被推选为股东会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定名为：“商办汉口第一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李紫云的纱厂开始了一波三折的经营历程，而他本人的命运沉浮从此也和纱厂紧紧相连。
筹备第一纱厂
在筹备第一纱厂中，面临着选择厂址和订购机器问题。在当时，土地私有制，存在着“寸土不让”、“有钱难买不卖货”的思想，因此，凡属适用的土地虽出高价亦不易购得。选定的厂址在武昌武胜门外曾家巷江边，原系奥国洋行买办孙姓所得购置，预备给奥商在武昌开办自来水厂之用。因武昌不准许外国开辟租界，经过多次交涉，买办将全部土地1万余平方，以每平方价格银币50元卖与第一纱厂，于1915年开始建造厂房。
当时世界纺织业，最发达的国家是英国，它制造的纺织机械，在世界上负有盛名，纺厂的设备多依赖于英国安利英洋行进口。于是李紫云委托汉口英商安利英洋行从英国代为订购机器。也就是这个决定，给一纱厂带来帝国主义的阴影。
订购的纱锭是4.5万锭，织布机600台。按计划，托安行代购的机器，本于1916年春即运抵上海。当时由于正处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上海纺织机器的现货价格飞涨，英商贪图高利竟将一纱厂订购的机器转售给上海鸿章纱厂。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国倾销减少对于国内的纱厂来说，无异于赚钱的黄金期，机器的耽搁让成立之初的第一纱厂只能无奈地看着机会白白流走。
1919年8月，安利英洋行才将订购的全部机器及动力设备等运到武汉，并由上海安利英洋行派工程师来汉安装机器。同年冬，工厂终于开工。
当时，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外国棉纱、布匹尚未大量进口，第一纱厂出产的纱、布曾经畅销一时。同时，工厂在开工头两年，从机械设备商，技术力量商，生产管理商均处于较佳状态。在1920――1921年两年之间，即获工盈利白银130万两，折合银元180万元。
获利后，李紫云除将盈余转为第一纱厂股金外，还创办了其他企业，银行、米行、银楼、药店都有涉及，并购置了大量的房产，仅积庆里就有房屋118栋。
第一纱厂的投资人多数是经营商业起家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商业资本，与外国的资本家比起来，其资力毕竟还是薄弱的，办工业的经验也是缺乏的。他们看见当时市场形势很好，有的人获得了暴利，于是走上了盲目扩张的道路。向安利英洋行等处借债筹建南厂，订购纱锭4.4万枚、布机700台，将企业扩大一倍，妄想将来获利偿还。结果事与愿违，不仅利润无着，债款无力偿还，而且利息逐日增加。
据30年代的统计资料载明：第一纱厂北厂和南厂的生产规模很大，纱锭共为8.8万枚，布机共1200台，均为英国出品；锅炉为美国法兰克牌，马力5000匹。日需煤90――100吨；细纱机232部，粗纱机227部，松花机8部，打花机4部，弹花机9部。布的销路是上海宁波天津营口等地，纱的销路全国各地。原有工人总数为7800余人，女工占62%，男工占25%，童工占13%。生产能力每日可出纱约200件，布约1100匹。
第一纱厂的南厂于1923年建成后，开工之初，国内纱布市场的有利形势，已逐步逆转。这时各帝国主义国家经过了数年的战后恢复。商品生产扩大，争夺国际市场，尤其是半殖民地的中国市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更卷土重来。当时进口商品中，以纱布占最大比重。因其廉价倾销，打击了我国新兴的纺织工业，特别是日本乘欧战之机，大肆向我国扩张，不但倾销棉纱，而且在我国广设纱厂，1924年又在武汉设立泰安纱厂，中国的棉纺市场几乎被日商垄断。
这时第一纱厂虽然是武汉的唯一大厂，但由于产品滞销，质量较上海差，有时仓库堆存棉纱竟达万件之多，价格跌落，资金周转不开，负债日重。加之第一纱厂的各个负责人商业经验较多，对于工业生产的管理知识缺乏，浪费严重，特别是牵涉到技术问题，如工业用棉，产品质量，技术水平，生产效率等等方面，无能为力，以致经营管理不善，经济危机一天一天加深。
所欠安利英洋行的第二次订购机器的价款无法支付，利息则日日增加，厂方债台高筑，除向银行，钱庄信用贷款以外，甚至还向纱号借用短期贷款，其利息比市场一般要高。遂已一再裁员减产，仍无法挽救，与1924年关厂停工。至1924年6月底亏银行币40万余元，
停工以后，由于第一纱厂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不负连带责任。招股既无人投资，卖厂亦无人承租。于是第一纱厂值得将全部厂房和机器提交安利英洋行做抵押，向安利英洋行行借款，维持开工。截止1925年6月止，欠安利英的债款本息，共计330余万元。
1926年北伐军到汉，工厂适在战火之内，停工1月余，加之棉花堆栈被烧，随时甚巨，工亏银币110余万元。战事稍平，工潮又起，急需复工，以维工持人生计。乃于1927年初，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讨论资金问题，决议，仍须继续向银行借款，以资周转。此时日货大量倾销，武汉棉纺市场萧条，16支纱每件由270余元降为210元左右，难以获利。
1927年9月，而由于现金集中，金融阻滞，银行借款渐次缩小范围，以致第一纱厂经济愈形困窘。同年9月，银行以第一纱厂亏累过深，停止借款。第一纱厂被迫第二次关厂停工，共计亏银币150余万元。第一纱厂经营失败，李紫云的资本链断了，经营的其他企业也开始亏损，最后不得不将自己汉口同善里的100多栋房产抵押出来偿还债务。
最终也无济于事。而随之，同年，李紫云因忧愤成疾，投井而死。
安利英洋行的控制
第一纱厂为了借款，早已将厂房和机器抵押给安利英洋行，第二次停工以后，又恐时间拖长，机器锈烂，乃由代理董事长与安利英洋行商议复工问题。双方议定：由安利英投入流动资金100万元，业务由第一债权人安利英主持，经济由第二债权人浙江兴业银行负责，董事会负监督负责，所获盈利，首先还还安利英债务，如有亏损仍归第一纱厂负责。合约签订之后，以债权人名义与1929年接办复工。
安利英在订购机器时已经获了厚利。又利用债权，一方面重利盘剥，将新旧所欠的债款及投入的流动资金，到最后结算时，积欠安利英的债款本息总数将近银币1000万元，另一方面是窃取了第一纱厂的业务控制权。
安利英取得第一纱厂的控制权以后，千方百计谋取本身的利益。所用的机器物料及棉花，只能由安利英独家供应，开价多少就是多少，其利润数字，即使是派来的人也无法确知。事后发现，安利英任意提高物价，攫取暴利，而使第一纱厂损失加重，。财务方面，虽然限定由浙江兴业银行一家负责，但安利英派有会计监督，其中利益，只能由其双方解决。
在1929年复工后，农村生产渐入正轨，城乡物资急待交流，所以1930年会计年度核算，尚盈利约20万元。正准备发展业务，不料1931年惨遭大水，武汉顿成泽国，加之青山堤溃，厂内被淹，暂行停工20余日，共计损失银币20余万元。接着就是东北“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国震动，金融紧缩，商业凋零，半年营业毫无起色。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忽起，棉纱市场稍好，业务略有进展。淞沪停战协定签字，日本棉纱又大肆减价倾销，1933年度亏银币80余万元之巨。无奈颓势难以挽回，至1935年止，总共亏损约400万元左右。不但所欠债款豪未减少，而且积欠利息200余万元。终因不能支持，于1935年底第三次关厂停工。
1936年10月，精盐业资本家、曾任汉口市商会主席黄文植组织复兴实业公司，商得最大债权人安利英洋行同意，接办第一纱厂。合同规定：并无固定租金，如有盈利，以60%代替原股东偿还安利英洋行等债务，以40%归复兴公司股东所得，如有亏欠不与第一纱厂股东相涉。
自“九?一八”事变后，抵制日货运动已在全国逐步展开，商店封存日货，群众拒买日货，这一运动队武汉棉纺业的生存发生了积极作用，复兴事业公司承办第一纱厂后，不久，抗战爆发，日纱减少，津沪各地沦陷，内地原棉销路日窄。花贱纱贵，复兴实业公司生产的纱、布供不应求，因而获得了空前的巨大利润，总共达到1000余万元。据1938年3月底统计，第一纱厂共欠安利英洋行554.36万元，又利息295.97万元。在复兴实业公司承办期间，总共代替第一纱厂偿还安利英洋行533.64万元，又美金1341元。至此，第一纱厂尚欠安利英洋行约300余万元。战争接近武汉，第一纱厂由于抵押权没有赎回，不能将机器拆迁内地。复兴实业公司宣告结束。将全厂机器、生财及价值32.76万元的物资，交由债权人安利英洋行代管，第四次关厂停工。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安利英洋行以抵押权的关系，将第一纱厂屋顶绘上英国标志，。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发生，在汉英美产业被日军夺取，第一纱厂亦由安利英洋行在日本领事馆监督下，交由泰安纱厂管理，占领以后曾遭到美机轰炸，损失重大。
1945年日本投降，安利英洋行企图控制一纱，提出把它的债权全部转为股权，但未能得逞。1945年底，李紫云的第三个儿子李荐廷回汉接收一纱厂，并拉拢大股东成立“复工委员会”，自任主任委员。他独揽大权将该厂当作个人挥霍浪费的金库。1946年底，一纱举行股东大会选举李荐廷为常务董事。从此，一纱成为官僚，政客与资本家相勾结的典型企业，变成他们巧取豪夺，营私舞弊的场所。
于1946年5月初步开工，到年终逐步开到7万余锭。当时，内迁的工厂因交通运输紧张，多未复员，物资供不应求，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外国货物不及进口，第一纱厂业务好转，三年中获利约值银币400余万元。
抗日战争胜利后，安利英洋行势力趋于衰弱，此时对于第一纱厂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清偿债款。经过半年多时间，1948年，以1400件20支红狮球牌棉纱了清全部债务，赎回抵押权，按当时纱价计算，约值银币30多万元。安利英迫于形式，怕拖延下去，或将全部落空，所以不敢坚持过高要求。从此，第一纱厂摆脱了安利英洋行的长期控制。
官僚资本的掠夺
第一纱厂摆脱了安利英洋行的控制后，丝毫没有得到自由的发展，只是改头换面，被新的掠夺所宰割而已。
抗战胜利后，物资极端缺乏，通货恶性膨胀，第一纱厂的纱、布不能满足市场需要，无产了投机囤积、买空卖空的现象。第一纱厂也以出卖空头纱单的经营方式，既可以吸收现金，其价值约折合黄金7000两之多，引起了官僚们的垂涎。同时，第一纱厂股东之间发生了派系斗争，个不相让。
1949年初，李荐廷等主要负责人将库存棉纱大批运往广州，造成武汉棉纱市场大混乱，形成轰动全国的棉纱大骗案。
1949年，解放战争迫近武汉，其主要的负责人逃离武汉，工资欠发一个月，厂内原料空虚，资金无着，于1949年4月第四次关厂停工。
解放前夕，第一纱厂停工，6000余工人生活发生问题，乃自组工干会，经过协商希望重新开业，但因产品利润不能维持开支，凑集的现金也不够周转，无法维持下去。国民党军队撤退武汉前，妄图破坏第一纱厂厂房和机器，厂中职工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进行护厂。
武汉解放后，军代表驻厂，派员与第一纱厂留汉的董事和股东联系，于1949年6月2日召开股东大会，选举成立的新董事会，在党和军委会的大力扶持下于同年6月14日开始复工。
至1950年5月，第一纱厂因人力物力不足，不能积极发展生产，扭转亏累，于5月5日召开股东大会，申请将第一纱厂批准为公私合营企业。改名为武汉第六纺织厂，简称国棉六厂。后来又几经周折于1999年被一棉集团收购，随之曾经轰动一时的第一棉纱厂的命运走向终结。
今年66岁的李廷惠，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曾在湖北省南漳县纺织工业局做副局长，四年任期内勤奋工作使纺织行业迅速发展，该县的纺织工业总产值翻了几番。多年来，他通过图书馆、档案馆等多种方式收集关于李紫云人生经历，只是可惜他的后人大多数已经移居国外，现在已经联系不上了。
“我之所以搜集他的资料，不是因为他当时做的有多成功，而是李紫云身为富商，上世纪60年代支持辛亥革命，敢为人先举办实业，赞助教育。”李廷惠介绍，李紫云在1915年重修过北洋桥；1923年为修筑武昌县西北江堤捐资300万串，占工程款一半；曾出卖房产8栋作为武昌青山永丰乡小学基金，并创办了紫云小学，永生中学；对汉口慈善会、汉口梅神父医院均有捐助。他一边翻开资料，一边指着跟记者说：“他做的这些好事档案馆都有记载的。”
在采访完记者准备走的时候，李廷惠深情的对记者说：“作为一个商人不仅仅是把生意做成功就好了，关键是成功后要回报社会，希望他身上的那种开创精神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人去学习他的这种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