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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癌症是当前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之一，目前的研究认为，癌症的发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且受诸多因素的影响。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医学模式逐渐从传统的社会―心理“模式转变为”生物-社会-心理模式。社会心理因素与癌症之间的关系也引起日益关注。很多学者更加重视了社会因素--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生活事件、心理因素、性格及行为等与癌症发生相关性的研究。本文重点总结癌症与癌症易感性行为(C-型行为)相关性研究的现状。总结C-型行为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以改善肿瘤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指导患者调节不良行为。
【关键词】癌症；C-型行为；综述
Research Progress of relation between tumor and C-type behavior
BU Zhi-qiang,SHA Lian-sheng,DING Shou-hua,et al.Behavior Medicine Institute of ShanDong Province,jining 272013,China
【Abstract】 Currently,cancer is one of a disease which acts as a serious threat to human health.Current research indicates that,the occurrence of cancer is a complex progress which is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With the improv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medical model gradually transforming from society-psychology into biology-society-psychology mod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ncer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factors is also causes increasingly attention.Many schola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ccurrence of cancer and social factors,such as,unhealthy lifestyles,life events,psychological factors,personality and behavior.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current study of cancer susceptible behavior-C-type behavior,summing up the effect of C-type behavior in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ancer so as to improve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patients and regulate their bad behavior.
【Key words】Neoplasms；C-Type Behavior；Review
肿瘤是威胁人类健康和疾病的三大杀手之一。人们对疾病的病因研究，多偏重于物理化学生物等因素，忽视了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医学模式逐渐从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转变，人们逐渐认识到心理社会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及预后过程所起的作用。A-型行为与冠心病、B-型行为与消化性溃疡之间关系已经得到认可。随着心身医学的发展，人们亦逐渐认识到C-型行为与疾病的关系，尤其是与癌症。人们已经注意到部分恶性肿瘤的发生与预后与一种特殊的行为模式-C-型行为模式有关[1]。复习有关文献，对C-型行为与癌症的关系作一阐述。
1 C-型行为的特征
肿瘤的发病是多种因素多个步骤相互作用导致机体细胞表形改变所致。综合致癌的各种心理社会因素，Temoshok 发现许多恶性肿瘤患者存在一种共同容易发生癌变的行为模式，即易患肿瘤行为特征。1985年，Baltrusch 和Temoshok 年共同提出癌症易感性行为特征，即C-型行为模式(C-Type Behavior,C是癌症Cancer一词的第一个字母，也有人称为C-型人格)的概念[2],并且认为癌的厚度与假设的C-型行为密切相关。Baltrusch认为其特征是:少年时形成的压抑、内心痛苦不向外表达，过分压抑自己的负性情绪,过分忍让、称为“情感难言症”或情感表达不良；倾向于悲观消极，易产生失望、无助的感觉；谦虚、调和行为、息事宁人、容易满足，生活中没有主意和目标，缺乏自信、这些个体常常因无力应对生活压力而感到绝望和孤立无援。具有C-型行为的肿瘤患者一旦确诊之后便悲观失望，丧失生活的信心,不能坦然、勇敢地面对现实、不能乐观豁达、接受挑战，不能选择积极生活。
2 C-型行为与免疫
行为因素可以通过神经内分泌系统降低机体的免疫功能。姚丽萍等对112例进行研究，其中癌症患者66 例，均经临床病理检查证实，男42 例,女24，C-型行为问卷采用北医大心理教研室修订研制的一项心理量表。问卷按心理测验常规，请被试者完成问卷，另采用ELISA 法检测T 淋巴细胞亚群作为细胞免疫检测指标，免疫指标结果显示，癌症患者T3 低于对照组,T8 高于对照组,T4/T8 细胞比值低于正常对照比值，说明癌症患者的细胞免疫功能处于免疫抑制状态,问卷显示癌症患者在行为、情绪、焦虑、抑郁、愤怒内泄等具有C-型行为倾向[3]。Byrenes研究也发现，具有悲观倾向的HIV阳性妇女,NK细胞活性、CD4+与CD8+(细胞毒/抑制T淋巴细胞)细胞比例更低[4]。南克俊等对消化道肿瘤患者研究显示:肿瘤患者抑郁状况与焦虑正相关，与社会支持负相关，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表明性欲降低、情绪沮丧、感觉不安、心跳加快、CD56 和焦虑是消化道肿瘤患者抑郁症状的重要影响因素,抑郁组外周血粒细胞数目增多,而CD3、CD4 和CD8细胞百分率均下降，但CD4/CD8 比值
变化不大。CD56 在抑郁组与非抑郁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5]。
3 C-型行为与肿瘤
许多学者对C-型行为与疾病的关系作了调查。文献报道具有C-型行为的人群中宫颈癌、胃癌、食管癌和黑色素瘤等的发生率比正常人明显增高[6]，并可促进恶性肿瘤的转移，促使癌前病变恶化。Derogatis研究发现，恶性肿瘤患者13%表现为重度抑郁。Kaplan分析癌症患者情绪障碍可能与患者对疾病和住院的应激反应、疾病引发的继发性情绪障碍、药物的恶性反应有关[7] 。Baltrusch(1988年)研究发现，用C-型行为量表进行测量，具有C-型行为的人，其肿瘤发生率比非C型行为的人高3倍。王莉珊、孔繁荣根据Blatrush设计的C型行为调查问卷对60例肺癌患者及60例健康人群对照分析显示，研究组在焦虑、抑郁、愤怒、愤怒向内，情绪控制方向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非常显著性(P[8]。张高辉用C-型行为量表调查显示原发性肺癌患者具有浓厚的C-型行为特征[9]。李玉等对30例卵巢癌患者例作研究，结果表明,研究组在焦虑、抑郁、愤怒、愤怒向内、情绪控制方面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10]。 邓建华等对46例确诊泌尿系肿瘤患者进行研究，肿瘤组C-型行为符合抑郁和焦虑发生率较高分别为81．3%、74．6%，泌尿系肿瘤患者与C-型行为密切相关，具较高的抑郁和焦虑发生率,和负性生活事件有关，可采用心理治疗和抗抑郁焦虑的治疗[11]。乔文达岳文浩等研究显示:胃癌患者多经历有负性生活经历,在行为、情绪方面有压抑、焦虑、抑郁等C-型行为倾向，其交感张力比较高，免疫调节机能差，而且他们之间相关性较高，本研究结果与其他有关研究者结果相似 [12]。Temoshok(1985年)对57例恶性皮肤癌的患者进行调查后发现，癌症患者明显具有过分合作、压抑愤怒、自我克制，情感表达不良，愤怒情绪向内压抑等特征[13]。李秀英等对36例乳腺癌患者与健康妇女对照研究，结果显示癌症组抑郁和内泻因子得分明显高于对照，而外泻和乐观得分明显低于对照组，结果显示乳腺癌患者具有C-型行为特征[14]。阎志勇,应用C-型行为问卷对30 例胶质瘤患者进行答题测量，并用相同的方式测量对照组，对测量结果统计分析。结果:胶质瘤组结果显示在焦虑、抑郁、愤怒、愤怒向内、情绪控制方面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15]。有人研究 认为C-型行为患者易焦虑、抑郁、过度控制、理智、及无助、绝望的行为特征是肿瘤迅速恶化的预测性指标。
4 C-型行为致癌机理
细胞癌变是一个多因子、多步骤的复杂生物学过程,与癌基因激活并且过度表达和抑癌基因的失活密切相关。复习有关文献，很多学者对C-型行为致癌机理大量研究，并且已经得到分子生物学的证实。免疫系统、神经系统及心理活动之间存在有许多相互作用，其中包括从大脑到免疫系统的通路，尤其是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和自主神经系统的相互作用，通过这一系统，心理社会因素对机体免疫功能产生影响[16]。Greer 研究发现心理冲突可影响内分泌、免疫功能,而激素与免疫因素对于肿瘤的发生、发展有显著的影响[17] 。研究表明，愤怒和长期受到压抑而不能发泄，将导致慢性愤怒与紧张，可引起血压升高，胃肠蠕动减慢，交感-肾上腺髓质系统激活，丘脑-垂体-肾上腺活化,RAA系统活化，机体处于严重的应急状态，通过神经体液系统降低免疫功能，影响免疫系统识别能力。负性情绪通过交感-肾上腺髓质系统，丘脑下部-垂体-肾上腺皮质轴系统，丘脑下部-肽类激素系统，丘脑下部-腺垂体-肽类激素系统，分泌相应激素作用于相应靶器官(免疫细胞表面受体),免疫细胞功能降低,体液性免疫物质减少,导致免疫机能下降。通过丘脑下部-副交感神经系统,副交感神经受到抑制，从而降低机体免疫力[18]。C-型行为者长期压抑，进而使大脑皮层兴奋与抑郁过程失调，通过神经内分泌系统使内脏器官血管处于收缩状态，器官血流量减少导致细胞代谢发生障碍,易发生细胞坏死、变性,免疫能力下降。Baltrusch 认为心理致癌因素可使原癌基因转为癌基因而发生癌变[19]。在新陈代谢过程中，DNA具有自我修复功能，使合成的DNA具有正常的转录和翻译功能，C-型行为者长期压抑紧张，影响神经内分泌系统，影响人体正常调控系统,DNA修复系统受到破坏，免疫监视功能下降，原癌基因转化为癌基因，细胞异常增殖分化，诱发细胞癌变。压抑愤怒可导致体液内免疫力降低，IgA 降低,自然杀伤细胞活性降低,并降低人类细胞和体液的免疫机能[6]。
C-型行为与肿瘤的发生存在一定的关系。然而对于C-型行为与肿瘤的关系亦有人得出相反的结论[2]。Bleiker 等应用SAQ2N 对131名乳腺癌患者和年龄与之配对的786 名正常人进行测查,通过对家族史、月经初潮年龄、绝经年龄、肥胖和产次进行调节，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没有发现情感的表达或压抑与患乳腺癌的危险性有关[20]。
C-型行为是指癌症易患行为，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致癌物质。因此对C-型行为者及时进行心理咨询及疏导，增强自控能力，及时调整和转移痛苦情绪，定期进行健康查体，作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降低癌症发病率；对于癌症患者要提高生活质量，提高生存率。通过疏导及咨询，可有效提高细胞和体液免疫能力，提高肿瘤患者的生存质量，其中40%以上的癌症患者重返了工作岗位,5%的患者还得到了晋升提职的机会[21]。保持良好的情绪及健康的行为方式，进行心理指导和治疗,改善患者的心理健康,提高生活质量,对疾病的康复预防也具有重要意义。
5 问题与展望
国内外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癌症确诊后的研究，没有排除癌症诊断本身对其行为方式的影响，因而难于判断其因果关系[14]。在C-型行为与肿瘤关系的研究中，大样本且设计合理的研究是较少见的,多数采用的是患者对照研究，许多的研究仅局限于小样本，患者和对照组有时来自不同人群。资料的分析也缺乏对混淆变量的充分调节。因此,在这一研究领域中自然而然也就得出一些不一致的结果。行为可促使癌症的发生，癌症的确诊亦可以影响人的心理状态。对于C-型行为与肿瘤关系的研究可采用设计合理的大样本前瞻性流行病学研究，排除癌症确诊后患者心理状态的变化。
虽然对C-型行为与肿瘤的关系做了大量研究，但是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随着医学模式的改变，心理社会因素在疾病发病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C-型行为容易降低机体免疫功能,使免疫监视功能与免疫修复功能下降,导致肿瘤发生、复发、转移及恶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工作压力增大，生活节奏加快，心理压力加大,因此必须努力改变C-型行为,树立健康的生活方式。研究C-型行为,及早对其进行心理疏导及治疗，对肿瘤患者进行心理干预，增强其战胜疾病的信心，对于癌症的发现及其愈后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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