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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初离家时开始，母亲就不停地询问：你何时回来呵？五一节、暑假？到了下半年，她就问十一节回不回，春节时早点回。其实，每次我回家，也逗不过三五日，农村生活，离我已经很遥远了。
读大学时，我一人在外，即使离开学校进了城市政府部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仍然是一人在外，家里人多，母亲的挂念，让我体会到来自母爱的怜恤。若干年后，我步入中年，而已步入老年边缘的哥哥姐姐们却外出打工了，他（她）们的孩子也外出打工或求学，仅留下三哥一家人在农村，而且仅仅大嫂陪伴着近八十岁的母亲住在一幢小二楼房子里。母亲在年关时节的询问，就已经不是询问，变成了带着伤痛的呼唤，儿孙满堂，这一中国人的重要生活目标，庶已在年终时可以实现。
这些年，我让精明的二哥连续统计历年来他家种的几亩地上的投入与产出，从2000年起，平均每亩的产值分别是—43元、—56元、—73元、—80元。到2004年，二哥拖着满身风湿伤病到上海某处打工，为他作小包工头的舅子看场子，家里的稻田是请人种收的，估计就会有更大的负数了。为什么他们还要种地呢？相信经济学家们会告诉我，一定会有得赚，这个赚头，就是将劳力贬值，即投入的劳力每日价值降低，就能算出盈余来。
每亩40多元的税，说起来也不算重。中央减免农村400多亿，意味着减了近10亿亩地的税，这个大大的善事，为什么对农村的影响并不大呢？因为农民总体在中国社会的资源分配上占的份额太少，与中央财政的直接牵连也少，所以中央政府层面的善举，不是大到足够的量，就很难见到明显的成效。
存在即合理，现有制度安排来说，农民在国民财富中占有的极小份额，我们先假定它有天然的合理性，那么如何保证这种合理性，则需要极有毅力的公共政策。我体会这种公共政策即使不是恶意，也是相当有效地发挥着作用。
首先是让农民负担孩子的教育。贫苦农民愿意想尽办法让孩子读书，这如果能成为定律，那么维持这个定律有几个前提条件：一是读书使社会进化的理念深入人心，二是读书而能改变个人命运，三是读书而使个人和社会受益的正面典型足够多。这也正是中国历史上传承的、自八十年代以来又得以恢复的基本理念，但目前来说，损害这三个前提的因素已经逐渐变得强大，尤其对于农村人来说，新的现实逐渐造成新的读书无用论。乡村的读书人的代表——教师已逐渐为乡下人瞧不起，教师本身无罪，但社会机制导致教师和学校露出了只顾捞钱的狰狞面目。农村人支付不起孩子的学费，这是一个社会机制坏死的综合症，任其衍化，可能导致以上三个前提彻底失去依托，而引发社会动荡。
可见，让农民负担自己孩子的教育，存在一个限度，就是让他们负担得起，即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通过节衣缩食可以让自己的孩子读书而改变命运。如果负担不起，是农民与国家的速毁之兆，如果勉强读了书，而依然无法改变命运，即由于乡村教育的水平之低而导致教育的成效不高，则农民与国家的命运变得扑朔迷离，充满变数。从国内三农问题专家们的推测，得出由于劳动力的绝对过剩，中国的农民只有捆绑在土地上，数代人自然消亡于斯，则现行的教育体制有它的合理性，我举双手赞成，这可能涉及马基雅费利式的残酷推断：群肓服从于国家或君主。
其次，让农民向往幸福的生活。农民的幸福在哪里呢？盖个小楼、娶上媳妇，这是年轻农民的向往；
没有病疼、儿孙满堂，这是老年农民的希望。城市化要农民洗脚上楼，我觉得有点问题。农民为什么要上楼？上楼可以带动建材行业的发展，但未必符合农民的真正利益。十多年前，我就颇有远见地告诉我的几位兄长，不要忙着盖二层小楼，以后你们的孩子未必在这小二楼里娶媳妇过长久日子，有点钱，还不如投资孩子的教育。现在，我知道我的所谓远见，也不过是让他们躲开狼窝（上楼、攒钱买钢筋水泥、买家俱）而入虎穴（供孩子上学、交高昂学费）。而实际的情况是，我的农民兄弟是既入狼窝又入虎穴。以致于五十多岁了，还得跑到城里来打工。房子是有了，但空在乡下，让老母亲住着，但孩子上学还缺很大一块。拼命供孩子读书，却也是为了让孩子不再回到乡下去，盖那二层楼却只是为了自己养老，养老用得着小二楼吗？
让农民上楼，还有另一层考虑，即是节约耕地。粮食危机，如今又困扰着中国，而且还将继续困扰下去。可是，如果种地而得不到扩大再生产的机会，每年耕地产值成了负数，还要鼓励农民上楼、鼓励农民负担孩子教育的高昂学费，这在逻辑上如何周延？为了完成逻辑的周延，简单的办法，似乎又会回到毛泽东时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让城市高学历者回到农村去搞教育，并且由国家限定教育收费的价格。这一套当然行不通，太没有人性了。但是，如果前面所说的逻辑不周延，也就是农民的生命逻辑完不成周延，就一定有人性吗？这么一个人文主义大肆张扬的时代，为什么针对农民的人道主义就没有人讲呢？
2000年，在上海召开的一次房地产界的煽情会议：新住宅运动论坛。地产商们从西方引进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类建筑理念、引进了最新的由经济学家们捧场的消费主义、引进了人文主义、引进了城市主义，但农民的居住问题，仅仅我这个农家子弟提了一句，并迅速湮灭无闻。农民住宅问题，被地产商们不屑地抛置一旁。确实，一个农民在乡下建楼与中国房地产有何关系呢？他得到城里打工，碰上好运气赚它个三五十万，才有资格到地产楼盘的楼板房里看一看。但农民即使在乡下建楼，也可能有利于地产价格的上涨，因为建材俏了，城市售房会获得更高的附加值；
农民挤入闹烘烘的小城镇、拥到大城市边缘形成贫民窟更有利于明星楼盘的价格之上扬，农民们其实在竭尽全力挤压着地表，而让地产商掘出个流金溢很的泉眼哩。但地产商们连个谢字都没有。农民呵，你们为什么要上楼呢，为什么要到城里去呢？这种徒劳的感叹，其实道出了当代中国三农问题的基本出路：三农问题可以形式化、学术化，但不能导入社会现实，三农问题可以，而且只有成为城市化的悲壮背景，而不能成为城市化过程中的美妙图案。人们常说三农问题与城市化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如果勉强可以这么说，那么城市化是标着币值的，而三农是不标币值的那一面，因为它没办法明确标出价值。
城市在开展着梳理行动，梳理的目标，表面上是物——那些破败的窝棚，实际上是在梳理着人，那些同样是“二十一世纪崛起的中国”人之中的人，如果是有外敌当前，要大批中国人去喂枪眼，相信会征召到大批血性之躯的，可是，仅仅为了内部的城市化，一次又一次地在农民之中征召牺牲者，这又是为什么？如果只有梳理得干干净净，才能与国际接轨，这接的是哪门子轨呀。
一切问题都推向人口过多、劳动力绝对过剩，这是过于简单的判断，而且是既得利益者懒于改变现状的判断。中国的城市化一定要有一种忧患意识、反省意识与原罪意识，才能稍稍减缓对农村、农民掠夺的心理成本，否则中国的城市不但不会成为拯救中国人的盘古木桶（类似于西方的挪亚方舟），而会成为一艘万劫不复的沉舟。
年终时节，母亲的呼唤之声尤其响亮于耳，愧疚于心，想到以上乱七八糟的东西，表达对住在空空荡荡的乡下宅子里的母亲的思念。我也以此邀约农民兄弟们，回家过年吧，团聚于父母身旁。人到中年，哀痛尤甚哟。中国。(三农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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