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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危险 【解析】胡适晚年回顾说，所有的主义和学理都是该研究的，但我们应把它们当一种假设的观念来研究，而不应把它们当成绝对的真理或终极的教条，或是把它们当成宗教信条一样来奉行、来膜拜。这样才能培植自身创造性的智慧，训练我们对解决当前团体和社会里实际问题的能力。也只有这样，人类才能从含有迷信的抽象名词或学理中解放出来。
我曾说过：现在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要知道舆论家第一天职就是要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只是这种考察的工具。
我这种议论，有许多人一定不愿意听。但是前几天北京《公言报》、《新民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我看了这种消息的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是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作一种教训吗？”什么样的教训呢？这个可分三层说：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人所共知。现在中国政客又要利用它来欺人了。罗兰夫人说，“自由！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它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比如“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不同：决不是这一个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我谈我的，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
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
这都由于一个懒字
我因为深觉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奉劝现在新舆论界的同志：“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地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这都由于一个懒字。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议如何解决，这都是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还要冒险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种解决的意见。又没有成例可援，又没有黄梨洲、柏拉图的话可引，又没有《大英百科全书》可查，全凭研究考察的工夫，这岂不是难事吗？高谈“无政府主义”便不同了。买一两本实社《自由录》，看一两本西文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以高谈无忌了！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的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什么样的效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不如此，算不得舆论家，只可算是钞书手。
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主义”摆在脑后做参考，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教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新思潮的意义
研究问题 输入学理 整理国故 再造文明
【解析】胡适认为，“评判的态度”乃是“新思潮”的根本意义与共同精神，要求“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打破既定的观念。他主张针对具体的问题，以积累渐进的方式推动中国文化的解放和改造。他对中国文化未来发展方向的构想，自成理路。不过，“新思潮”的流播，虽需要社会条件的配合，但往往也会受其制约；而且，正如余英时教授的提醒，当时的思想世界，是由多重而又变动无常的“心灵社群”（Community of Mind）构成的；因此，胡适的论说，也只是一家之言，并非普遍真理。然而，对于那些既存的制度风俗、圣贤教训或是公认的行为与信仰，胡适希望人们都要出于“评判的态度”，他的提示，值得吟咏回味。
近来报纸上有过几篇解释“新思潮”的文章。我觉得或太琐碎，或太笼统，不能算作新思潮运动的真确解释。据我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是种新态度。此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仔细说来，它含有几种特别的要求：
（1）对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2）对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3）对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吗？”
尼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从前的人说妇女的脚越小越美。现在我们不但不认小脚是“美”，简直说这是“惨无人道”了。十年前，人家和店家都用鸦片烟敬客。现在鸦片烟变成犯禁品了。二十年前，康有为是洪水猛兽一般的维新党。现在康有为变成老古董了。康有为并不曾变换，估价的人变了，故他的价值也跟着变了。这叫做“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我以为现在所谓“新思潮”，无论怎样不一致，根本上都得有这公共的一点―评判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