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zhangdahai.com--可行性研究报告】
摘 要：士族研究一直被视为中古史领域中的基本问题。回溯学术史，中文世界的士族研究与历史分期论争关系是离散的，目前士族研究是以政治史为取向，这一传统大约自1980年代以来经过三种因素的合力而形成。在近百年的学术史上，士族研究受各种学术潮流及时势变迁的影响，在大陆与港台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理论缺位”是其共同的弊病。在大量具体研究累积的基础上，重归长时段的思考，仍有其意义。对唐代士族及社会构造演变的重新思考有望成为新的突破口。
关键词：士族；历史分期论争；理论缺位；学术史
DOI：10.16346/j.cnki.371101/c.2018.06.09
对于大部分史学研究者而言，当他开始进入专业领域学习时，所从事的研究方向是以断代来划分的。尽管表面上来看，以断代史为单元的教学与研究，与古人所谈的王朝史并无太大的区别。不过较之于古人多以循环的观念来看待王朝盛衰，现代学术体制下的断代史研究尽管仍以王朝作为基本的时间单元，但每个断代史领域都在长期的学术积累中生发出了一系列“基本问题”，借此标识出每个王朝或时代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借助现代学术生产机制，通过“学术史”“脚注”等规范性要件，这些基本问题进而成为更年轻一代学人进入某一断代时首先接触到的“路标”，甚至被内化为研究展开的前提。
毫无疑问，这些基本问题之所以能被提出，进而得到学界的普遍承认，长期以来围绕其生发出种种论争，往往与之前的学者及经典研究如何定义某一时代的特质有密切的关系。而对某一时代特殊性的辩诘与抽象，则又与如何在更长的时间轴中为某一王朝在中国历史中寻找适当定位的努力息息相关。这种定位的焦虑无疑是20世纪初以来现代史学自西方引入之后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两个“比较的幽灵”，即通过与西方的比较，建立中国历史发展与分岔的坐标系，进而在此基础上，通过中国历史前后期的比较，发现某些关键性要素的产生与变化，借此确立时代分期。于是，围绕关键性要素产生与变化展开的研究往往构成了断代史研究中的基本问题。这一时代分期的坐标系无疑是建立在线性进步史观的基础之上①，因此，尽管同样以朝代为研究单元，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断代史与古人口中的王朝史，迥然有别，这也构成了古今学术的重要分野。
士族问题无疑也是在历史分期论视野下被凸现出来的“关键性要素”。尽管近二十年来，中古史领域中的研究议题、方法及学术热点多有移易，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但从一般通史、断代史讲授与编写而言，凡言及中古，尤其是魏晋南北朝，士族仍是首要被述及的话题这种研究议题的细化及去中心化的现象，无疑是学术进步的重要标志，但造成的一个弊端是理论框架与具体研究间的脱榫，即在日常教学中通行的对时代特征的种种解说，大体仍是在1980年代以前围绕历史分期论争架构而成的，只是去掉了一些意识形态色彩明显的表述，年轻一代研究者或出于对既往论争的厌倦，围绕新史料、新议题展开的研究大都具体而精细，有意无意间回避了对时代分期这类巨大而陈旧设问的回应，同时也放弃了将累积的实证研究提升至时代特质加以把握的努力。当然类似的变化，同样发生在日本学界，作为在战后论争时代成长起来的学者，谷川道雄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的基本问题》（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223页）一书的前言中对日本年轻一代学人对历史分期问题的淡漠表达了失望。。值得反思的是尽管大家默许这一前提的存在，事实上，中文学界内部对为何将士族视为中古史的根本问题似乎没有提供系统而有力的申说，或者说是陷入了遵循既往前辈学者设定议题的路径依赖。如果我们将“士族”定义为累世为官的官僚家族，拥有乡里势力、保持某种稳定的通婚网络、家族有文化传承，那么我们在其他朝代中也不难找到类似的案例。至少在汉代、宋代的研究者中不乏类似的讨论汉代、宋代官僚家族研究数量甚多，在此无法一一枚举。唯在理论预设上，对汉代大族的研究多聚焦于豪强兴起及对地方的控制，有将其视为士族社会“前身”的意味，而对宋代官宦家族的研究则侧重于观察科举对官僚家族延续及社会流动的影响，新近的综述可参见张天虹：《“走出科举”：七至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流动研究的再思考》，《历史研究》2017年第3期。，有些学者甚至直接使用了“士族”一词陶晋生：《北宋士族：家庭·婚姻·生活》，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语言研究所，2001年。。另一方面，对于官僚家族的研究，在各个断代史中都不乏学者关注，但没有任何一个断代如中古史一样，将士族视为核心议题。因此，士族之所以成为中古史研究中的基本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士族这一形态本身，而是学者希望透过对士族的研究把握中古时代的基本特质，这与确立历史分期的需求密切相关。在日本学界，对中国中世贵族制社会的讨论毫无疑问与历史分期论争紧密相连[日]谷川道雄：《战后日本的中国史论争·总论》，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323325页。，但反观中文世界的士族研究，与历史分期论争的关系则并不明晰，大约是学术史不断层累、断裂、引介及再发现后的聚合。以下笔者首先从士族这一基本问题形成的学术史切入，探究“失焦”现象的由来。
一、“失焦”的形成：中文世界士族研究溯源
事实上，面对数量庞大、旨趣不一的中文世界士族研究，自无可能在一篇文章中加以回顾，而且之前的学者也或多或少做过类似的工作对研究脉络的梳理可参阅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绪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120页。较为全面的综述见容建新：《80年代以来魏晋南北朝大族个案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4期；陈爽：《近20年中国大陆地区六朝士族研究概观》，《中国史学》第11卷（2001年）。。如果一定要给这一数目巨大、水准参差，同时又显得面目模糊的学术传统作一批判性的概括，“理论缺位的士族研究”或许可以成为对中文世界士族研究的一个反思性定位。即士族作为中古史研究中的基本命题，其成立的前提是以历史分期论为依托的，但在中文世界的研究中，长期以来两者的关系是离散的，士族研究往往被简化为一类具体、专门的研究，脱离了思考历史分期或时代特质的自觉。当然这种离散并不完全是研究者的责任，也与中文世界研究本身学术史的演变乃至1949年后两岸分治的现实息息相关。以下循此脉络，对学术史作一简要的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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