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史籍研究

【www.zhangdahai.com--可行性研究报告】

[摘 要]佛教是我国传统宗教的组成部分之一，它来自西天佛国印度，在东汉时传入我国。宋代是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世俗化的方向固然是这一时期佛教发展的主要趋势，但是宋代佛教又具备了一些以往没有过的新特点。此外，宋代政权讲儒家思想作为官方思想理论的意识形态，儒家思想的特点是讲三纲五常的社会伦理，因此佛教史书的写作，就是体现了社会的纲常礼教。总之，宋代的佛教史学史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反映了宋代佛教的一个特异的现象。宋代佛教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

[关键词]佛教；史籍；宋代

一、宋代佛教史籍的刊行与流传

（一）宋代佛教史籍的刊行方式

1.宋代佛教史籍的抄写

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前，我国古代图书的生产手段基本是抄录。进入两宋时期，雕版印刷已经逐步发展，但人工抄写这一传统图书制作方式并未因此退出舞台，它仍然是宋代图书制作，流通的一个重要手段，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有大规模的抄写活动。北宋建国伊始，就采取积极的图书政策，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悬赏求书，不愿进献者就“借本缮写”。宋至道元年，命裴愈到江南两浙寻访图书，不愿进纳者，就所在书吏借书抄写。以后两宋历代君王都有过大规模的抄写活动，如宋高宗绍兴十五年五月二十八日，秘书省复置补写所，招聘书手数十人，专门负责抄写中央所藏图书。同年十一月又诏求遗书，不愿进献者，令所在州郡借本抄写。两宋时期，民间抄写书籍也十分兴盛，如宋人叶梦得的藏书就是靠抄写而得，他在《避暑录话》中说：“其间往往多余手抄。”再如刘恕也是“求书不远数百里，宋次道知亳州，家多书，恕枉道借览，昼夜口诵手抄。”人工抄写由于经济，方便等原因，在两宋时期的图书生产流通上仍占有一定的地位，也是宋代佛教史籍传布流通的一种重要手段。

2.宋代佛教史籍的刊刻

宋代是我国历史上雕版印刷事业发展的黄金时代，两宋刻书之多，雕镂之广，规模之大，版印之精，流通之宽，都是前所未有的。两宋时期官刻、私刻并举，出现了许多单位和个人的刻书机构。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刻书网，使雕版事业呈现兴盛之象，宋代佛教史籍的刊刻则是在这种整个社会刊刻风气影响下而发展起来的。

（二）宋代佛教史籍的流传

1.宋代佛教史籍的流传方式

宋代佛教史籍的流传方式多种多样，既有旧方式的继续，也有新流传方式的出现。

士僧间的交往是宋代佛教史籍流通的一种方式。一方面，两宋僧人多请当时文人名仕为佛教史籍题跋写序，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如南宋著名学者胡寅就曾受到邀请为《传灯玉节录》作序。另一方面，佛教史籍内容广博，资料丰富，也为众多宋代文人名仕创作时所引用。

赏赐与借阅是宋代佛教史籍流传的另一种重要方式。宋代帝王一般很少赏赐单本宋代佛教史籍，更多的是赏赐整部《大藏经》，国内地方寺院是宋代帝王赏赐《大藏经》的重要对象，以示恩宠有加。

宋代崇文院、秘书阁藏书除了专供御览外，在一定范围内对官员与其弟子亦开放，临时需要时，也允许官员进入馆阁查阅图书，有些书籍亦可外借。

市场上的图书发行和寺院之间的印刷交易也是宋代佛教史籍流通的主要商业渠道。

2.宋代佛教史籍的流传范围

由上文可知，宋代佛教史籍与其他图书一样，流传渠道与流传方式都在不断的扩大，这就意味着宋代佛教史籍流传范围的拓展，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随着刻书业的发展，宋代佛教史籍逐渐在全国范围流通，包括广大城镇与广大的乡村；二是大量宋代佛教史籍流传到国外。

（1）国内流传及其特点。宋代佛教史籍在国内的流传多是依托寺院、僧人和士大夫，其中地方寺院更是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州郡的大寺院，还是地方乡村的小庙宇，或购买，或抄写，或刊印，都愿意置办《大藏经》这样《大藏经》本宋代佛教史籍也就随之而流传，可以说，宋代地方寺院收藏《大藏经》的地域分布是衡量宋代佛教史籍在国内流传的重要标志之一。以上统计资料虽不大全面，但已经能看出两宋时期《大藏经》的流行大概，北方地区有四处，南方地区有五十六处，占《大藏经》流传地域的绝大部分，由此亦可看出宋代《大藏经》分布的基本趋势。

首先，经济文化越发达，佛教越兴盛的地方，《大藏经》的分布密度就越高。这种分布局势的产生与南北双方经济、文化习俗等因素有关。佛教《大藏经》的发展是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佛教的发展又要依赖于当地经济文化因素，并且成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佛教兴盛的地方往往会形成一种佛教与世俗社会相融合的知识层面，而佛教典籍即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佛之言流于中国五千余卷，其徒传录，类聚而藏之，世谓之藏，浙中大率喜奉佛，所谓藏者，尤多于诸道。”故而在经济、文化和相互融合的知识层面等因素的影响下，南方地区盛行《大藏经》也是合理的。

其次，《大藏经》的分布由州郡大寺院向乡村寺庙渗透。交通发达的城市是一个社会中心，人口、财富都汇聚于此，同时，由于都市时时都在上演着一些人生悲剧，民间百姓在精神上寻求刺激、寄托或超脱的欲望也更为强烈，因而都市很容易成为僧侣传播佛教，谋取布施的最好市场，也很容易成为《大藏经》分布较广的地方。

总体看来，宋代《大藏经》佛教典籍在国内的分布地域化比较明显，经济、文化发达的地方，《大藏经》分布的密度就越高，反之，在经济文化欠发达的地区《大藏经》分布就比较少。并且逐渐出现从都市向地方乡村渗透的趋势。

（2）国外流传及其特点。

第一，官方与民间两种流传方式相互结合，但是以官方赏赐《大藏经》到国外为主。从上述可见，宋代佛教史籍在向国外流传时，民间与官方都起到一定作用。如宋代商人与日本、朝鲜之间典籍的交流，日本僧人成寻购买《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等都是民间流传，但是更重要的流传方式是以官方名义赏赐《大藏经》给邻国，无论是日本、朝鲜、还是回鹘、西夏等多以进贡乞赐的方式获得《大藏经》。

第二，宋代佛教史籍在国外流传的范围很广，且多为宋代邻国。一为东部沿海地区与宋代东部疆域接壤的国家，如日本、朝鲜；二是南方与宋代比邻的国家，如越南；三是西北部和西域诸国，如西夏、回鹘、龟兹等。

第三，宋代《大藏经》本佛教史籍随着《大藏经》流传到国外多是以外交形式为主。

二、宋代佛教史籍的体裁与体例

（一）宋代佛教史籍体裁的继承与改造

如果说灯录体、纪传体等新体裁的出现是宋代佛教史籍一个新变化的话，那么宋代佛教史家对以往佛教史书体裁的重新改造则是宋代佛教史籍的另一大变化，诸如编年体、僧传、志乘体等佛教史籍都不同程度受到了当时佛教史家的改造。

宋代佛教僧传一方面继承以往僧传的优良传统，如在取材上仍是“或案沫铭，或征志记”，保持严谨的撰史作风，另一方面，随着时代与社会新变化的出现，宋代僧传也在发展中演变，或是对传统僧传有所改变，或是完全否定传统僧传的构思，另起炉灶，撰写符合两宋佛教发展的僧人传记，这些都代表了两宋时期僧传发展的新方向。第一，继承传统僧传，略作修改。第二，另起炉灶，新创构思。

总而言之，无论是新体裁的出现，还是宋代佛教史家对传统佛教史籍的改变，这些变化现象都是显而易见的，从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佛教史籍在两宋时期呈现的新气象。

（二）宋代佛教史籍的体例

1.直书与曲笔

直书与曲笔是中国古代史学对史家撰述态度进行评价的两个根本标准，是一对根植于中国古代史学传统，反映中国古代史学“求真”观念的重要范畴。直书与曲笔这对概念在宋代佛教史籍中还是广泛存在的。一方面，宋代佛教史家坚持传统史家“求事之真”的精神，记载自己认为该记录的史事；另一方面，部分佛教史家或出于私心，或畏于权势，或出于立场不同，也会曲笔阿时，这种矛盾现象的出现正是学习世俗史书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传统史学在编撰体例上对宋代佛教史籍的深远影响。

2.撰述内容的详略

首先，作为佛教文献之一，它以反映佛教本身问题为中心，佛教中的高僧、礼仪、宗派发展、寺院等都是撰述的重点对象。可以说，这是整个宋代佛教史籍的一个最基本的记载内容。

其次，在佛教本身问题记载的基础上，宋代佛教史家将撰述的内容扩展到与佛教相关的世俗史事上，这种外延性的撰述内容涉及面广，诸如佛教与君王的关系、僧人与士大夫之间的吟诗作唱等内容构成宋代佛教史籍的第二层撰述中心。

在对待古今内容详略的问题上，宋代佛教史家采取了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释氏通鉴》、《释门正统》等诸多宋代佛教史家才会更多借助近代、当代史事来劝诫当事者。

三、宋代佛教史籍中所反映的史学思想

宋代佛教史观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是继承并发扬魏晋隋唐以来的佛教史观的传统，诸如因果报应论、天命观等魏晋隋唐时期佛教史家重视的命题在宋代佛教史籍中也有所反映；二是，随着宋代理学思想与史学的新发展，宋代佛教史观也受到影响，表现出时代的烙印，诸如王霸史观、正统史观、“心”与“气”等理学家经常探讨的命题也经常在宋代佛教史籍中出现，它表明中国佛教史观在宋代又发生了一次新的变化。

（一）佛教盛衰变化原因的思考

注重运用天命论和时势论的方法来考察佛教盛衰变化。运用天命论探讨历史事物发展是中国传统史家的一贯做法，无论是王朝兴亡、世间治乱，还是人们的祸福寿夭都是由天而定，所谓“天命靡常”，正是对早期中国古代史家运用天命史观考察历史事物发展的最佳证明。天命论经过董仲舒为其装饰以“天人感应”的理论后，更具有迷惑人的神秘色彩，自两汉到隋唐的史学无不受到影响，只不过名称有变，或称“天数”、“运数”。如《后汉书》卷十三末撰者赞曰：“天数有违，江山难峙。”但其实质仍然未变。

（二）世俗社会历史发展的认识

宋代佛教史家对世俗社会的认识是伴随着佛教世俗化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许多世俗观念已经融入，甚至直接进入宋代佛教史家的思维中，自觉的使用世俗观念来反思世俗社会的变化已经成为当时佛教史家的一种趋势。但作为佛教僧人，宋代佛教史家在讨论世俗社会变化时，也并没有完全放弃佛教理论，可以说这也是他们有异于世俗史家的新视角。

宋代佛教史家的史学思想与世俗史观相比，具有两个重要特点。其一，世俗化。自两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起，佛教与中土社会文化的融合便成为佛教发展的一个主流趋势，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趋势去越来越强，佛教世俗化深深影响着佛教每一个事物与观念，宋代佛教史家的史学思想也同样受到佛教世俗化的影响，利用天命观、人事观、王霸观来解释佛教、世俗社会的盛衰更替；以儒家伦理来评价世俗历史人物。应该说，随着宋代佛教世俗化的加强，利用世俗史观反思问题已经成为宋代佛教史家思考问题的主要方式之一，从佛教与中土文化融合的角度而言，这是个进步，也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二，宗教性。虽然其中有些思想观念今天看来是不足取的，但是它们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不同类型在认识上的多样性，有助于加强我们对宋代思想文化观念的了解。

四、宋代佛教史籍的历史地位

宋代佛教史籍是中国佛教史籍、中国历史文献学中的一个重要支流，对于研究中国佛教史籍、中国佛教史、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独特的地位。

首先，作为佛教文献的一种，它在整个中国佛教史籍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对于中国佛教史籍的完善与发展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

其次，它是研究佛教在唐宋时期传播、发展的重要史料之一。两宋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但苦于传统观念的偏颇，许多佛教发展史中的重大问题在中国古代的官方典籍中反映甚少，给后代学者研究唐宋佛教史造成了不小的障碍，而宋代佛教史籍的出则为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契机。

总的来说，自魏晋以来中国佛教对于整个中国历史而言，其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它几乎涉及到中国历史的各个研究领域。要想更好的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则中国佛教史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资料来源，而其中十分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宋代佛教典籍，因此可以说，宋代佛教典籍在整个中国佛教史籍发展史、文献史，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都应特别重视。

参考文献：

[1]（宋）尤袤《遂初堂书目》，《四库全书》本.

[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

[3]（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版.

[4]黄忏华《中国佛教史》，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

[5]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6]顾吉辰《宋代佛教史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7]陈垣《中国佛家史籍概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8]邓子美《佛教史籍在历史编撰上的贡献》《史学史研究》1990年第二期.

作者简介：孟凯丽（1991-11-8），女，江苏苏州人，苏州科技学院2014级专门史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社会文化史。

推荐访问:佛教 史籍 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