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zhangdahai.com--其他范文】
摘 要：中国古代史学通过对历史研究的对象、特点、方法与目的的多重思考，逐渐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思维特征，一是“究天人之际”的整体思维，旨在探讨天人关系，将天道与人事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思考，体现出天人一体的特点；二是“通古今之变”的通变思维，旨在探讨古今关系，在贯通古今的过程中审视历史的盛衰之变；三是“成一家之言”的创新思维，力求史学认识要见解独到，史书编纂能发凡起例；四是“以史为鉴”的鉴戒思维，强调本着强烈的历史忧患意识，通过书写历史的兴亡成败，以为现实政治作出借鉴；五是“求真”与“求道”的二重思维，要求既要追求史实之真以反映历史本来面目，又要追求道义之真以维护社会与政治伦理，而史实之真必须服从于道义之真。对中国古代史学思维特征的具体阐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史学思想的民族特性。
关键词：中国古代史学；思维特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史为鉴；求真与求道
作者简介：汪高鑫，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史学史与史学思想史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经史流变探源”，项目编号：11JJD770014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4）05-0201-14
中国古代史学不但留下了种类繁多、卷帙浩繁的历史文献，而且蕴含了系统而丰富的史学思想，其史学文化之发达，在世界文明史上独树一帜。在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史学家们通过对历史研究的对象、特点、方法与目的的多重思考，逐渐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思维特征，主要包括“究天人之际”的整体思维、“通古今之变”的通变思维、“成一家之言”的创新思维、“以史为鉴”的鉴戒思维和“求真”与“求道”的二重思维。以往学术界比较重视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个案分析，却很少进行整体研究，把握总体特征。本文基于此，拟对中国古代史学的五个主要思维特征作出论述，以此揭示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民族特性。
一、“究天人之际”的整体思维
“究天人之际”，即是探讨天人之间的关系，亦即天道对于人事的影响。中国古代史学谈论人事，总是离不开天道，而将天与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思考，体现出天人一体的整体思维特征。
从理论渊源来讲，天人一体的整体思维，最早源自《周易》。《周易》卦画构成原理即体现了天人一体的观念，《说卦传》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这就是说，《易经》六十四卦每一卦六爻的符号体系，其实是天、地、人三才之统一整体的体现。《系辞传上》也认为，在天人这个整体中，“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可以顺应天道，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成就天地生化万物的功能，促成事物的发展变化。《周易》的天等同于自然，其天人合一的思维，是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进而阐发人的作用和价值的。
《周易》天人一体的整体思维，启发了中国古代史学的“究天人之际”。一方面，古代史学与易学关系密切，先秦史官与《周易》的撰述、保存和流传密不可分；秦汉以后自司马迁始，历代大史学家往往都是易学家，因而容易受到易的思维术，其中就包括天人一体的整体思维方式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古代史官的职责除去记时书事，还有观测天象与制定历法，这也很容易使其接受这种天人一体的思维方式，史官从四时、天象的往复变动中悟出社会人事的变化，同时将天道与人事联系起来解说社会各种现象。不过，在中国古代史学的“究天人之际”过程中，所究“天”的内涵则是比较复杂的。冯友兰从文化史的更广泛角度界定出中国古代“天”的意义至少有五种：物质之天（天空）、主宰之天或意志之天（天帝、天神）、命运之天（天命）、自然之天（天性、天然）、义理之天或道德之天（天理）[1]（卷8，P96）。这些含义在中国古代史学的“天”论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史学家司马迁最早提出以“究天人之际”为历史撰述旨趣，即是要将天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历史研究。首先，《史记》以天人理路来构建史书的编纂体系。《史记》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构成，这些体例之数理，学者认为蕴含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唐司马贞《补史记序》说：“观其本纪十二，象岁星之一周，八书有八篇，法天时之八节，十表放刚柔十日，三十世家比月有三旬，七十列传取悬车之暮齿，百三十篇象闰余而成岁。”[2]与司马贞同时代的张守节也认为，“太史公作《史记》，起黄帝、高阳、高辛、唐尧、虞舜、夏、殷、周、秦，讫于汉武帝天汉四年，合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作本纪十二，象岁十二月也。作表十，象天之刚柔十日，以记封建世代终始也。作书八，象一岁八节，以记天地日月山川礼乐也。作世家三十，象一月三十日，三十辐共一毂，以记世禄之家辅弼股肱之臣忠孝得失也。作列传七十，象一行七十二日，言七十者举全数也，余二日象闰余也，以记王侯将相英贤略立功名于天下，可序列也。合百三十篇，象一岁十二月及闰余也。而太史公作此五品，废一不可以统理天地，劝奖箴诫，为后之楷模也”[3]（附录《论史例》）。两人皆认为《史记》五体数理“废一不可以统理天地”。这种说法虽然遭到后代学者的批评，如金人王若虚就直斥司马贞述《史记》五体“妄意穿凿，乃敢如此，不已甚乎！”[4]（卷31，《著述辨惑》）清人沈涛也提出“史公作《自序》，惟于三十世家有‘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之语，其他篇数，初不自言其例，不知两家之言何所据也”[5]（卷3，《史记篇例》）的疑问，却也没有拿出有力的证据。考虑到西汉天人合一思潮的流行、史官丰富的天学知识，以及司马迁的撰史旨趣，作为《史记》注家的司马贞、张守节如此理解《史记》体例蕴含的天人合一思想，应该说是有道理的。
其次，《史记》从天人关系来探讨历史的发展变化。司马迁一方面强调天人相分，肯定人事对于历史发展的作用。同时又重视从天人关系角度去思考、记载和评述历史，彰显了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特点。
本文来源：http://www.zhangdahai.com/shiyongfanwen/qitafanwen/2023/0405/58015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