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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毕沅为乾嘉学者，长于考据，曾任陕甘总督、山东巡抚、河南巡抚、湖广总督等要职。他将《山海经》视为地理书，以史地、文字、音韵知识校雠《山海经》，著《山海经新校正》。自成书以来，各个时代不乏关注者，也取得了大量重要的研究成果，现将对《山海经新校正》的研究历程做一客观陈述。
关键词：毕沅 《山海经新校正》 研究 综述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子海》精华编”（10@ZH011）
毕沅为乾嘉学者，长于考据，曾任陕甘总督、山东巡抚、河南巡抚、湖广总督等要职。他将《山海经》视为地理书，以史地、文字、音韵知识校雠《山海经》，著《山海经新校正》。本文主要对毕沅及其《山海经新校正》自成书以来的研究作综合梳理，以期对进一步研究毕沅及其《山海经新校正》有所裨益。
一、民国之前
民国之前对毕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年谱和人物传记上。专门记述毕沅生平的是其门徒史善长所著的《弇山毕公年谱》，史书如《清史稿》、《清史列传》中也有记载。此外，名人传记类丛书中也有记载毕沅生平事迹的，如《清代七百名人传》、《国朝先正事略》等，简单介绍了毕沅生平、为官事迹和学术成就，是我们考察毕沅生平的重要资料。
自毕沅《山海经新校正》成书以来，清代后来的注家在注释《山海经》时都或多或少地对《山海经新校正》作了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著作中：
目前，郝懿行《山海经笺疏》是清代《山海经》学之翘楚，阮元《序》称赞道：“今郝氏究心是经……粲然毕著，斐然成章。”[1]郝懿行在《序》中较全面地阐述了他对作者、篇目等问题的看法，基本沿袭毕说。郝氏关于山名水道的考证多取之毕作，校正经文时也多援引毕沅的成果，且对毕校过分简单之处做了补充。陈逢衡在《自序》中也基本秉承了毕沅的观点，认为《山海经》为写实之作，“是书之弃置不道，一误于郭氏景纯注，务为神奇不测之谈，并有正文所无而妄为添设者……”。[2]陈氏忽略郭注，直读经文，多处参考毕注来批驳郭注，可见他极为赞赏毕沅的校注成果。俞氏独辟蹊径，强调文义通达并兼通古人义例。他不拘泥于前人，肯定毕沅、郝懿行等人的校注成果的同时也对他们的不足之处作了分析和补充，如对《西次四经》诸次之水“是多众蛇”条的订讹。[3]此外，毕沅对各山地位和祭祀之礼的解说并无通论，俞氏在此基础之上作了系统详尽的阐发。
二、民国初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
这一时期多数学者的目光集中在对毕沅生平资料的整理和总结上，相关著作有陈清泉《中国史学家评传》等，但对毕沅只是偶有涉及，概述毕沅的生平及著作的论文有王继《毕秋帆述评》。这一时期学界也关注到了毕沅的其他学术成就，如王继光《<续资治通鉴>刊刻本辩证》等。
个别学者在当代神话研究的视角下也注意到了毕本《山海经新校正》的学术价值。袁珂先生编有《山海经校注》，该书着重于神话传说部分的注释。袁先生认为“毕目光所瞩，专在山川古今异同”，[4]在注释的过程中，对毕沅有关神话部分的解释作出了合理的评价。其后，袁先生又出版了《山海经校译》，在《序》中大力称赞毕沅对经文入注和入注经文的发现和恢复，但同时他也指出毕沅所作的这项工作只是很小一部分，并不彻底。日本学者小川琢治著有《山海经考》，此篇论文先历述篇目，又对各注家有所批评，其中肯定了毕注本在《山海经》研究史上的重大意义，“关于古今篇目之说，要以毕氏考证最为精透”[5]，并认为毕以独到的眼光识别《水经》入经文“是毕氏之远识”，同时也支持毕沅将吴任臣《山海经广注》视为驳杂之作，但又独抒己见“吾人依其所博引旁搜，而有所得者亦不少，不宜以其芜杂之故，而漫然弃置之也。”[5]
三、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
研究毕沅的相关专著是倪慧颖《毕沅幕府与文学》，简要介绍了毕沅为官陕西、山东、湖北三个时期的幕府活动和学术成就。在人物传记方面，有陈雅飞《毕沅、毕泷家世生平考》。此外，研究毕沅其他著作的论文，主要是利用《经训堂丛书》中所收毕沅辑撰的著作，来考察其在史籍编纂、地理文献、金石学等方面运用的方法及取得的成果，大多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呈现。统计共有单篇论文20篇，硕士论文2篇，博士论文1篇。
有关《山海经新校正》的研究：张步天《山海经概论》：张先生认为毕沅的《山海经》研究成果主要在考证、校勘和评论三个方面，考证又包括地理考证和篇目考证。文中充分肯定了毕沅在《山海经》研究史上的作用，认为“毕沅《山海经》山川考证最详，是各家注本中最突出者。”[6]赞扬了毕沅注重实地考察的学术风格和在校勘上取得的重大成果。论证多集中于对毕沅《序》的研究上，并没有涉及毕本《山海经》文本内容的论述，实属遗憾。陈连山《山海经学术史考论》：陈先生肯定了毕沅作《山海经》的可能性，否定了刘师培的“代笔之说”。大为称赞毕本的历史地理学成就以及正统的研究观念，说“毕沅注解《山海经》最大的贡献在于缕清了其中许多地理学问题。”[7]
学术论文方面：黄怀忠《毕沅整理研究史地典籍之成果与方法》简略梳理了历代学术界对作者的考证，肯定了毕注本的贡献和对后世的影响，认为“经过毕沅的考证，拨开了笼罩在《山海经》上面荒诞的迷雾……为《山海经》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8]李金华《毕沅及其幕府的史学成就》肯定了毕沅跳出四库馆臣纪昀将《山海经》归为小说类的主流文学观念，认为毕沅考《山海经》参阅了大量典籍，增强了其考证的严谨性和准确性，并从篇目、文字、山名水道对毕沅的考证成果加以肯定。文章提出了自己很多独到的见解，具有较高的创新性，美中不足的是文章多注重发掘毕注本的独特价值，对文本内容的剖析却未见力度。《毕沅<山海经新校正>之贡献、缺失及其影响》首先论述毕沅生平及其当时学术背景，作为探讨毕沅校正《山海经》之动机。其次，针对毕沅考证《山海经》之贡献，分别从考篇目及图、考文字字义、考山名水道三方面进行探讨，指出毕沅研究成果“皆曾为后来学者支持、引用。其考证之精，小心求证，却不免有失。”[9]文章将《山海经新校正》与郝本、袁本进行比较，分析毕本对他们的贡献和影响，并在比较之下得出毕本之不足。然而，对毕沅篇目、文字、山川考证的研究学界早已有之，文章未有更进一步的创新，然将其单独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眼光实为难能可贵。
综上所述，毕沅对《山海经》的研究获得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和肯定，但历来专门对毕沅《山海经新校正》进行深入研究者可谓凤毛麟角，学术界虽然对毕注本研究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但大多局限于乾嘉学者为其所作的序言或后序之类，没有从著作本身尤其是内容上出发来看其学术价值。因此，深入挖掘并对其展开全面的研究更为迫切和重要。
参考文献
[1] 郝懿行.山海经笺疏[M].嘉庆十四年琅嬛仙馆刻本.
[2] 陈逢衡.山海经汇说[M].道光二十五年刻本.
[3] 俞樾.春在堂全书·俞楼杂纂·读山海经[M].同治十年德清俞氏增刻本.
[4] 袁珂.山海经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3：2.
[5] 小川琢治.山海经考[A].江侠庵.先秦经籍考 [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4-40.
[6] 张步天.山海经概论[M].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295
[7] 陈连山.山海经学术史考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70
[8] 黄怀忠.毕沅整理研究史地典籍之成果与方法[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1）：139-145.
[9] 柯秉芳.毕沅《山海经新校正》之贡献、缺失及其影响[J].有凤初鸣年刊，2013（9）：165-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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