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zhangdahai.com--可行性研究报告】
王家葵
成都中医药大学
古今药物品种变化很大，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同名异物现象十分普遍，更兼以不良商家牟利，致真赝错杂，此如苏颂在《本草图经》序言中所感叹者：“五方物产，风气异宜，名类既多，赝伪难别，以虺床当蘼芜，以荠苨乱人参，古人犹且患之，况今医师所用，皆出於市贾，市贾所得，盖自山野之人，随时采获，无复究其所从来，以此为疗，欲其中病，不亦远乎。”
比如，古代续断至少涉及川续断科、唇形科、菊科、桑寄生科、忍冬科、买麻藤科、灯心草科及豆科共8 个科的十数种植物，今用之川续断科植物川续断Dipsacus asper，直到明代中期才成为药用主流[1]——这是不同时期药用品种变迁的例子。又如《本草图经》绘有四幅人参图例（图1），这是北宋嘉祐年间（1056～1063年）政府出面组织全国药物普查的成果，其中潞州人参显然是五加科植物人参Panax ginseng，而威胜军人参则是蓼科植物拳参Polygonum bistorta，兖州人参、滁州人参皆是桔梗科沙参属（Adenophora）物种——此则同一时间不同地区的混乱情况。
图1 《本草图经》人参图
澄清名实是本草研究的首要环节，历代本草家如陶弘景、苏敬、苏颂、寇宗奭、李时珍等皆潜心于此；
清代吴其濬特别有感于天下植物“或名同而实异，或实是而名非”，利用公务余暇，检核史志，搜求物产，咨访土人，手绘图例，撰成洋洋38 卷之《植物名实图考》，为传统本草名实研究集大成之作。
在现代学术语境下，古代药名需要与符合于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学科规范的物种概念对应，这一工作就是今天通常所言的“本草考证”，即本草药物的名实研究。关于中药品种名实、道地沿革，老辈生药本草学家如胡先骕、赵燏黄、黄胜白诸老辈作了若干开创性工作，20世纪80年代以后，徐国均、楼之岑、谢宗万等先生更上层楼，尤其是实地调研与文献梳理相结合的工作方法，譬如王国维在古史研究中提出的“二重证据法”，较以前的考据家仅凭文献寻章摘句推断名实，差别何啻天壤。重要著作如赵燏黄《祁州药志》《中国新本草图志》，谢宗万《中药材品种论述》上册、中册，黄胜白、陈重明《本草学》等，对中药品种正本清源，皆具有里程碑价值。20世纪后期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编撰的《中华本草》，在本草名实方面，也形成若干结论性意见。
关于药物名实考订，线索不拘泥于本草方书，医学以外的文献，经史子集、山经地志、佛道经藏，乃至诗赋词章都可以提供物种信息；
实物研究也不局限于产地考察，凡药物标本、考古材料、出土文物，乃至传世图绘都可以作为佐证。以下数宗，为名实考订所常用，详述如次。
药名有见于经史书之雅名，有本草书记录之通用名，有民间习用之俗名，虽然种类不同，命名原则可总结者不外乎以下几类①药物之雅名、通用名、俗名中还有许多不知来历，比如有些药名或者本来就是无文字意义的方言记音，或者是后世根据名称作出的附会性解释，故正文所列类别并不全面，甚至也很难保证归纳完全准确。：①外观特性，利用颜色、气嗅、形态、滋味等外在特点命名最为常见，如丹参、黄芩，香薷、败酱，牛膝、乌喙、鸢尾，苦参、甘草、五味子等。②功效，可以是直接写状或对使用后果的描述，也可以是功效的引申或夸张。前者如续断、骨碎补、羊踯躅，后者如益母草、墓头回、淫羊藿等。③因人名、掌故得名，如何首乌、刘寄奴、徐长卿、禹余粮、越王余算、天师栗、鹿衔草等。④与生境或产地有关，如泽兰、山茱萸，常山、升麻、川乌等。⑤正品之拟似，通常加“土”字，如土人参、土牛膝、土当归等。⑥隐语，如伏龙肝、人言（即砒石）等。
一般来说，药名很难成为确定物种的决定性证据，但一些排他性强的名称也能起到关键作用。比如《神农本草经》药物凝水石，《名医别录》一名寒水石，一名凌水石，应该是对同一物理现象的刻画，此物在溶解过程中能够吸热，使溶液温度下降，若投入的量足够大，甚至可以观察到结冰现象。所以《本草经集注》说：“此石末置水中，夏月能为冰者佳。”《名医别录》谓凝水石“色如云母，可析者良”，乃是“盐之精也”。陶弘景注意到，凝水石产地皆属冀州，“此处地皆咸卤，故云盐精，而碎之亦似朴消”。循此意见，这种凝水石恐是含结晶水的硝酸盐矿石。硝酸盐溶解时能够吸热，正符合“凝水”“寒水”的特征。但这种硝酸盐矿石因为少见，渐渐被其他矿物代替，如《新修本草》所说：“此石有两种，有纵理、横理，色清明者为佳。或云纵理为寒水石，横理为凝水石。”则可能是石膏、方解石之类。但石膏、方解石皆难溶于水，与“凝水”的名称不符，显然不是《神农本草经》原初品种。
《神农本草经》药物败酱，这是因植株特殊气味而得名，即陶弘景说“气如败豆酱，故以为名”者。古今品种变化不大，应该都是败酱科败酱属（Patrinia）植物。《新修本草》说：“叶似水莨及薇衔，丛生，花黄根紫，作陈酱色。”当为黄花败酱Patrinia scabiosaefolia。《本草纲目》集解项描述说：“处处原野有之，俗名苦菜，野人食之。江东人每采收储焉。春初生苗，深冬始凋。初时叶布地生，似菘菜叶而狭长，有锯齿，绿色，面深背浅。夏秋茎高二三尺而柔弱，数寸一节，节间生叶，四散如伞。颠顶开白花成簇，如芹花、蛇床子花状。结小实成簇。其根白紫，颇似柴胡。”此即白花败酱Patrinia villosa。
又如益母草乃是由功效得名，用药后果的总结，该药之得名“益母”，当与其常用于产后诸疾有关。《肘后备急方》用益母草“治一切产后血病，并一切伤损”。《新修本草》也说：“下子死腹中，主产后血胀闷。”药理研究证实，益母草属（Leonurus）植物含益母草碱（leonurine），对妊娠子宫和产后子宫都有兴奋作用，故可用于产后止血和子宫复旧，正与“益母”之说吻合。由此确定，唇形科益母草Leonurus japonicus为本品之主流。
药物名实考证也是名物学①名物学研究与探讨名物得名之由来、异名别称、名实关系、客体渊源流变及其文化涵义。的一部分，故药名研究与名物学能有良好的互动。比如《神农本草经》药物飞廉，《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王逸注：“飞廉，风伯也。”《三辅黄图》云：“飞廉，神禽，能致风气者，身似鹿，头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飞廉作为传说中的神物，虽然文献对其形象描绘不尽相同，总以有翼能飞为特点。结合植物飞廉的植株形态，或许可以对神兽飞廉的形象构造提供思路。“廉”有边侧的意思，《仪礼·乡饮酒礼》“设席于堂廉”，郑注“侧边曰廉”。又据《广雅·释言》云：“廉、柧，棱也。”则“廉”又有柧棱之义。陶弘景描述飞廉的形状：“叶下附茎，轻有皮起似箭羽。”基本可以判断为菊科飞廉属植物，如飞廉Carduus nutans之类，茎圆柱形，具纵棱，并附有绿色的翅，翅有针刺。《植物名实图考》飞廉条云：“茎旁生羽，宛如古方鼎棱角所铸翅羽形。飞廉兽有羽善走，铸鼎多肖其形。此草有软羽，刻缺龃龉，似飞廉，故名。”
但名称往往也是品种混乱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因功效得名的药物，凡具有类似活性的物质，都可以在不同时地使用相同名称。比如著名毒药“钩吻”，乃是对中毒状态的刻画，如《本草经集注》所云：“（钩吻）言其入口则钩人喉吻；
或言‘吻’作‘挽’字，牵挽人肠而绝之。”历代文献所言的钩吻，大致包括毛茛科、百部科、漆树科、马钱科、卫矛科多种有毒植物[2]。
因形态特征得名的药物，也有同样的混乱。如石膏乃是形容石质纹理细腻如膏脂，符合此特征的矿石太多，所以从《本草经集注》以来，即与长石、理石、方解石相混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直到《本草纲目》乃说：“石膏有软硬二种。软石膏，大块生于石中，作层如压扁米糕形，每层厚数寸。有红白二色，红者不可服，白者洁净，细文短密如束针，正如凝成白蜡状，松软易碎，烧之即白烂如粉。其中明洁，色带微青，而文长细如白丝者，名理石也。与软石膏乃一物二种，碎之则形色如一，不可辨矣。硬石膏，作块而生，直理起棱，如马齿坚白，击之则段段横解，光亮如云母、白石英，有墙壁，烧之亦易散，仍硬不作粉。其似硬石膏成块，击之块块方解，墙壁不明者，名方解石也，烧之则姹散亦不烂。与硬石膏乃一类二种，碎之则形色如一，不可辨矣。”后世据此乃以硫酸盐类矿物石膏（gypsum）为正，但是否为《神农本草经》时代的石膏，亦难定论。
形态描述包括文字描述和图像描述两类，在名实考订中的权重甚大。
药物特征有简明扼要，仅凭一语就能作出倾向性判断者。比如贯众，今用品种为蕨类植物，可《名医别录》说贯众花“疗恶疮，令人泄”；
《吴普本草》也说“四月华白，七月实黑”，则显然是一类有花植物，与后世品种不同。又如《何首乌传》提到何首乌一项有鉴定意义的特征：“此药形大如拳连珠，其中有形鸟兽山岳之状。” 这是指何首乌药材切断面皮部可见若干类圆形的异型维管束作环状排列，形成具鉴别价值的“云锦花纹”。由此确定所描述的物种就是蓼科何首乌Polygonum multiflorum。
再如《中国药典》规定麻黄以麻黄科草麻黄Ephedra sinica、中麻黄Ephedra intermedia或木贼麻黄Ephedra equisetina的草质茎入药。唐代段成式所著《酉阳杂俎》续集卷9 最早描述麻黄的植物形态：“麻黄茎端开花，花小而黄，簇生，子如覆盆子，可食。至冬枯死如草，及春却青。”按，麻黄种子呈浆果状，假花被发育成革质假种皮，包围种子，最外面为红色肉质苞片，多汁可食，俗称“麻黄果”，在常见麻黄属植物中，惟有草麻黄Ephedra sinica的雌球花单生枝顶，最与段成式说“茎端开花”相符，其余各种花皆生于节上。
图文结合更是名实考订的不二法门。《救荒本草》之仙灵脾（即淫羊藿），描述说：“今密县山野中亦有。苗高二尺许，茎似小豆茎，极细紧，叶似杏叶颇长，近蒂皆有一缺，又似绿豆叶，亦长而光，梢间开花，白色，亦有紫色花，作碎小独头子，根紫色有须，形类黄连状。”所谓“近蒂皆有一缺”，结合所绘图例（图2），应该是指小叶基部不对称。箭叶淫羊藿Epimedium sagittatum这一特征最明显，但箭叶淫羊藿为三出复叶，与图例所见二回三出复叶不吻合，淫羊藿Epimedium brevicornu符合二回三出复叶的特征，其侧生小叶基部裂片略偏斜，应该就是《救荒本草》所描述的品种了。
图2 《救荒本草》仙灵脾图
复杂的情况则需要辗转求证。比如桂的问题，本草书菌桂、牡桂、桂三条纠结不清，方书使用中肉桂、桂心、桂枝相混淆，诗人咏赞则不分桂树、月桂与桂花。考证从“桂”入手，《说文解字》云：“从木，圭声。”《酉阳杂俎》续集卷9 记李德裕语：“凡木叶，脉皆一脊，唯桂叶三脊。”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草木》云：“凡木叶心皆一纵理，独桂有两文，形如圭，制字者意或出此。叶味辛甘，与皮别无，而加芳，美人喜咀嚼之。”《植物名实图考》也说：蒙自桂树“绿叶光劲，仅三勒道，面凹背凸，无细纹，尖方如圭，始知古人桂以圭名之说，的实有据。”按，古“桂”字之右文“圭”是否因象叶形而来，不可确知，但《酉阳杂俎》以降所讨论的叶有三脊云云，的确是在描述樟科植物特征性的离基三出叶脉。再结合文献对桂树排他现象的描述，如《吕氏春秋》谓“桂枝之下无杂木”，《广志》说合浦之桂“其类自为林，林间无杂树”，《雷公炮炙论》谓“以桂为丁，以钉木中，其木即死”等，确定是挥发油含量很高的樟属（Cinnamomum）物种。《本草图经》绘有四幅桂（图3），其中桂和宾州桂大约就是正品之肉桂Cinnamomum cassia；
宜州桂专门以夸张的笔法描摹此桂叶片钝形和先端的裂缺，再结合苏颂说“叶狭于菌桂而长数倍”，大致能确定宜州桂的原植物为钝叶桂Cinnamomum bejolghota或大叶桂Cinnamomum iners；
桂花从树冠的形状来看，或许是木犀科的桂花Osmanthus fragrans。
图3 《本草图经》桂图
本草以外的文献也能提供重要的物种信息。比如贝母，《神农本草经》只记载功效，无从了解品种，不过《神农本草经》说贝母“主伤寒烦热，淋沥，邪气，疝瘕，喉痹，乳难，金创，风痉”，竟然无一语涉及止咳平喘，已经令人生疑。据《诗·鄘风·载驰》“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句，毛传：“蝱，贝母也”，又云：“采其蝱者，将以疗疾。”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云：“蝱，今药草贝母也。其叶如栝楼而细小，其子在根下如芋子，正白，四方连累相着，有分解也。”按照陆玑所形容，其实是葫芦科土贝母Bolbostemma paniculatum。这种植物直到宋代还作贝母入药，《本草图经》所绘贝母（图4）即是此种。北宋张载咏贝母诗云：“贝母阶前蔓百寻，双桐盘绕叶森森。刚强顾我蹉跎甚，时欲低柔警寸心。”所赞咏的也是这种葫芦科贝母。
图4 《本草图经》贝母图
但也要看到，古人对物种特征的描述有时偏于简单，且语言含混，图例也未必精准，循图文搜求，也有可能误入歧途。如《新修本草》载卖子木，仅言“其叶似柿，出剑南、邛州”，《本草图经》说：“今惟渠州有之，每岁土贡，谓之卖子木。株高五七尺，木径寸许。春生嫩枝条，叶尖，长一二寸，俱青绿色，枝梢淡紫色。四五月开碎花，百十枝围簇作大朵，焦红色。随花便生子如椒目，在花瓣中黑而光洁，每株花裁三五大朵耳。”并绘有渠州卖子木图例（图5），一般据此图文确定原植物为茜草科龙船花Ixora chinensis，应该没有问题。但也有不同意见，研究者据《植物名实图考》所绘卖子木具三出叶脉（图6），遂订其为忍冬科川西荚蒾Viburnum davidii[3]。考证者没有注意，《植物名实图考》之卖子木其实是据《草木典》中卖子木图例（图7）仿绘，亦作基部三出叶脉；
而仔细对比，《草木典》的卖子木图，仍然是由金陵本《本草纲目》卖子木图例（图8）变化而来。《本草纲目》集解项李时珍说：“《宋史》渠州贡买子木并子，则子亦当与枝叶同功，而本草缺载，无从考访。”显然，李时珍并不认识卖子木，金陵本的图绘者按理也不会认识。与《本草图经》之渠州卖子木图对比可见，金陵本此图乃是根据《本草图经》图例简化而来，只是误将原图网状叶脉修饰成三出叶脉状，并没有品种寓意。研究者因不明这几幅图例之间的关系，遂成谬误。
图5 《本草图经》渠州卖子木图
图6 《植物名实图考》卖子木图
图7 《草木典》卖子木图
图8 金陵本《本草纲目》卖子木图
一般而言，本草描述矿物药的理化特征，稳定而易解释，弄清名实也相对容易。比如《本草经集注》鉴定硝石，提到“强烧之，紫青烟起，仍成灰，不停沸如朴硝，云是真硝石也”。所言“紫青烟”是鉴别钾盐的焰色反应，“不停沸”则是硝酸盐灼烧引起的爆裂，所以这种硝石的主要成分当为硝酸钾。至于《神农本草经》说石胆（即胆矾）“能化铁为铜成金银”，空青“能化铜铁鈆锡作金”，曾青“能化金铜”，这些“青”肯定是铜盐，可以通过置换反应获得单质铜。
《名医别录》记载矾石提到“能使铁为铜”，陶弘景注释说：“其黄黑者名鸡屎矾，不入药，惟堪镀作以合熟铜，投苦酒中，涂铁皆作铜色；
外虽铜色，内质不变。”此所描述的即是“水法炼铜”，利用置换反应提取单质铜。如此，这种所谓的“鸡屎矾”应该是硫酸铜矿。但《神农本草经》没有矾石化铁的说法，则可能别是一物。据《金匮要略》硝石矾石散云：“硝石、矾石等分，右二味为散，以大麦粥汁和服方寸匕，日三服。病随大小便去，小便正黄，大便正黑，是时候也。”处方用了较大剂量的矾石，出现“大便正黑”的效果，如果不是消化道出血的话，这种矾石更像是主要成分为硫酸亚铁的皂矾。
相对来说，有关生物活性的描述往往被研究者忽略。比如苦菜，《诗经·谷风》“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毛传：“荼，苦菜也。”《尔雅·释草》同，郭璞注：“诗曰谁谓荼苦，苦菜可食。”邢昺疏注：“此味苦可食之菜，一名荼，一名苦菜。《本草》一名荼草，一名选，一名游冬。案，《易纬通卦验玄图》云：苦菜生於寒秋，经冬历春乃成。《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叶似苦苣而细，断之有白汁，花黄似菊，堪食，但苦耳。”注释家的意见基本一致，《诗经》中这种叫“荼”的苦菜，应该是菊科苦荬菜属（Ixeris）或苦苣菜属（Sonchus）植物。《神农本草经》也收录苦菜，并记别名荼草，正与《尔雅》“荼，苦菜”相合，将其视为《诗经》所咏的菊科苦菜，似乎没有特别大的疑问。但陶弘景注意到《神农本草经》言苦菜的功效，其中有久服“聪察少卧”一项，于是推测这种苦菜应该是茗茶，即山茶科植物茶Camellia sinensis。《本草经集注》说：“疑此即是今茗。茗一名荼，又令人不眠，亦凌冬不凋，而嫌其止生益州。”《神农本草经》所载的苦菜究竟是菊科植物，还是山茶科的茗茶，见仁见智；
但陶弘景通过经文所描述苦菜的中枢兴奋作用来推断物种，应属开创之举。
现代药理学研究成果更可以为名实研究提供佐证。比如《神农本草经》茵陈蒿，用来治疗“黄疸，通身发黄”，《伤寒论》茵陈蒿汤治疗“一身面目俱黄”。陶弘景注：“今处处有，似蓬蒿而叶紧细，茎冬不死，春又生。惟入疗黄疸用。”结合药理学和资源学研究，这种茵陈蒿当是菊科蒿属（Artemisia）的某一类含有茵陈香豆素等利胆成分的植物，如今用之茵陈蒿Artemisia capillaris正满足此条件，应该一直是药用主流。
与形态特征记载一样，一些关键性的活性描述，也可以作为品种考订的重要证据。如《神农本草经》杏核人今名杏仁，以杏的种子入药。但古代作为水果的“杏”，对应物种很多，本草中的形态记载和图例不足以解决此问题。但《神农本草经》杏核人列下品，标注有毒，后世本草也特别强调其毒性，如《名医别录》说：“其两人者杀人，可以毒狗。”由此判断古代使用的主流品种应该是氰苷含量较高的山杏Prunus armeniaca一类。
本草形容药物的泻下作用有“推陈致新”一词，后世成语“推陈出新”即滥觞于此。《神农本草经》茈胡（即柴胡）、大黄，《名医别录》芒硝、朴硝、前胡等条都提到“推陈致新”。以其中的大黄为例，《神农本草经》以来历代医方本草对大黄泻下作用的强调，可以毫无疑问地肯定此种大黄是蓼科大黄属（Rheum）掌叶组植物，所含结合型蒽醌口服后具有接触性泻下作用。至于早期药用大黄的具体来源，难于确指，但根据产地分析，今用3 种正品大黄如掌叶大黄Rheum palmatum、唐古特大黄Rheum tanguticum、药用大黄Rheum officinale应该包括在内。不仅如此，《新修本草》提到：“（大黄）叶子茎并似羊蹄，但粗长而厚，其根细者，亦似宿羊蹄，大者乃如碗，长二尺。作时烧石使热，横寸截，著石上爆之，一日微燥，乃绳穿眼之，至干为佳。幽、并已北渐细，气力不如蜀中者。今出宕州，凉州、西羌、蜀地皆有。其茎味酸，堪生啖，亦以解热，多食不利人。”按，羊蹄为蓼科酸模属植物Rumex japonicus，叶形与今3 种正品大黄差别甚大，尤其文中提到一种产于幽、并（今河北、山西），而且“茎味酸，堪生啖，亦以解热，多食不利人”的大黄，恐怕是波叶组结合型蒽醌含量甚低的华北大黄Rheum franzenbachii或河套大黄Rheum hotaoense，甚至有可能就是酸模属（Rumex）植物被苏敬误认。
如果肯定本草中“推陈致新”是指泻下作用，那《神农本草经》茈胡和《名医别录》前胡功效中的“推陈致新”就变得非常奇怪。陶弘景说柴胡“今出近道，状如前胡而强”，而今用柴胡为伞形科柴胡属（Bupleurum）植物，前胡为伞形科前胡属（Peucedanum）植物，植物形态既不相似，也都没有泻下作用。此则暗示古代之柴胡、前胡品种与今天不一致。其实，柴胡功效古今不一致，寇宗奭在《本草衍义》中已含蓄地提出疑问：“茈胡，《本经》并无一字治劳，今人治劳方中，鲜有不用者。”具体品种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实物证据中很重要的一项是资源调查，近百年来，经几代生药学家不懈努力，基本完成绝大多数中药品种的物种、分布、贮量、加工，以及药材假冒伪劣等情况的调研，成果丰硕，现有调研资料足以为多数药物的名实考证提供参考。
以争议甚大的“上党人参”为例。《说文解字》云：“薓，人薓，药草，出上党。”《神农本草经》也说人参“生上党山谷”。汉代上党郡所出的这种“人参”，究竟是五加科人参属植物人参Panax ginseng，抑或根本就是桔梗科党参属（Codonopsis）的物种，各家看法不一，较多的研究者将上党人参确定为五加科人参，而把此植物在山西绝迹的原因归咎于盲目采挖和生态破坏导致的物候变迁。但研究者有意无意之间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人参在自然状态下对环境要求极其苛刻，除人工可能干预的诸如海拔、光照、降水等因素外，每年在低温环境中为期半年的休眠是其正常生长所不可缺少的，而这正是今天的山西或古代的晋地所不具备者。
宋代紫团山有“参园”，据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刊《山西志辑要》卷3 潞安府壶关县古迹条云：“参园，即南极园，在紫团山。石间生参似人形，一名人衔，一名神草。旧传有服参飞仙者，本草亦名紫团参为上。”毕竟北宋距今才千年，山西地区物候变化不大，何以今天不能恢复“紫团山人参”的人工种植。通过名实考订，宋代盛称的“紫团参”其实是蓼科拳参Polygonum bistorta，并非五加科人参。由此上推汉代的上党人参，恐怕是桔梗科的党参Codonopsis pilosula，与辽东出产的人参Panax ginseng为同名异物。
又如玄参，名实变化不大，一直以玄参科玄参属（Scrophularia）植物为药用主流。但陶弘景对玄参的描述颇令人困惑，《本草经集注》云：“今出近道，处处有。茎似人参而长大，根甚黑，亦微香，道家时用，亦以合香。”玄参科的植物与五加科人参全无相似之处，故《新修本草》批评说：“玄参根苗并臭，茎亦不似人参，陶云道家亦以合香，未见其理也。”但究竟是陶弘景时代药用玄参另有其物，还是别有原因呢？据20世纪90年代新修《茅山志》，句容茅山地区自然生长的玄参蕴藏量在100～2500kg之间[4]，此能证明茅山确有玄参科的玄参植物分布，故陶弘景说“今出近道，处处有”，应该合理。至于陶弘景说玄参“茎似人参”，事实当然不是如此，森立之在《本草经考注》中的解释最有道理：“依此语考之，则亦陶不目击真人参之一证也。”意即陶弘景因未见过五加科人参原植物而误说，非玄参果然似人参也。由此再看《本草经集注》人参条说：“人参生一茎直上，四五叶相对生，花紫色。高丽人作《人参赞》曰：三桠五叶，背阳向阴。欲来求我，椵树相寻。”尽管陶弘景描述的是五加科人参Panax ginseng，而他心中构建的人参图像，一定是错谬的。
各种原因留存下来的药物标本也是重要的实物证据，最为大宗者为日本奈良正仓院①公元756年日本光明皇太后将圣武天皇的遗物700 余件献给东大寺卢舍那佛，按《种种药账》记载共有60 种药物,账外还有20 余种。中的近百件药物。正仓院药物有研究专著[5]，药名与实物对应，是唐代药用品种的实录。北京故宫太医院药房，目前只剩贵重细料药，本身仍有深入研究价值；
标注有药名的药橱、药囊内少许药渣，或许还有可能利用现代技术确定基原品种，这其实是明清正品药物的重要标本。除此之外，明清耶稣会士当年作为标本带走的药物，尚有一部分保存在教廷或一些博物馆，全面调查整理，也能获得明清药物品种信息。
出土文物也是实物证据之一。出土动植矿物标本不在少数，但能够满足名实具足条件者其实不多。比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曾出土一批中药，至今尚可辨认的药物有辛夷、佩兰、茅香、花椒、桂皮、杜衡等10 余种，绝大部分是芳香类药物，但这些实物是否就一定对应辛夷兰茝等名称，则难断言。
研究药物古今名实，需要整合各种证据共为证明，在不同案例中，药名、形态描述、生物活性、实物证据权重不一，形成结论时，尽可能调和各种矛盾。兹以《神农本草经》滑石为例，略作阐释。
滑石应该是以质地滑腻得名，如《范子计然》云：“滑石，白滑者善。”但这一名称并不具有排他性，故存在同名异物现象。现代矿物学也将滑石分软硬两种，硬滑石即矿物学之滑石（talc），为单斜晶系或斜方晶系的硅酸盐矿物，分子式为Mg3（Si4O10）（OH）2。《本草经集注》形容滑石：“初取软如泥，久渐坚强，人多以作冢中明器物。”滑石硬度虽低，但并不呈泥状，这种“初取软如泥”的滑石，其实是粘土质滑石，或称为“软滑石”，化学组成大致是Al2O3·2SiO2·2H2O。日本正仓院藏有唐代滑石标本，经化学分析证实也是软滑石。
但《神农本草经》时代的滑石则未必是软滑石。从功效上看，《神农本草经》谓滑石“荡胃中积聚寒热”，《名医别录》云“去留结，令人利中”，这些论述显然都是指其泻下作用而言。软滑石的组成为氧化铝和二氧化硅，生物活性类似于蒙脱石（montmorillonite），对消化道内的病毒、细菌及其产生的毒素、气体有固定和抑制作用，故能止泻；
而硬滑石中含有氧化镁，临床上氧化镁常用作抗酸剂，口服后中和胃酸生成氯化镁，可产生盐类的缓泻作用。显然，要达到“令人利中”的效果，只能是硬滑石，而非软滑石。
除此之外，还有一项辅助证据。陶弘景提到滑石可以“作冢中明器物”，即用来制作殉葬的冥器，在湖南、广西汉代墓葬中出土大量滑石器[6]，如鼎、壶等仿青铜礼器，璧、圭等仿玉器，官私印章等，正与陶弘景所说相吻合。但这些冥器皆用硬滑石雕琢，并不如陶弘景所言用“初取软如泥，久渐坚强”的软滑石制作，这可能是陶弘景所处时代较晚，信息不全所致。故可以认为，这些制作冥器的石料，在汉代就被叫做“滑石”，也正是《神农本草经》记载的“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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