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逸：当前中国社会中暴力蔓延根源（精选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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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逸：当前中国社会中暴力蔓延的根源4篇

【篇1】唐逸：当前中国社会中暴力蔓延的根源

中国社会中产阶级的构成及其阶级意识
作者：金玉
来源：《东疆学刊》2014年第03期

        [摘要] 在任何一个健康、发达的社会中，这个社会构成体系中的中产阶级无疑是其社会安定与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中产阶级在当今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与价值日渐凸显，但是，无论是整个中国社会，还是中国社会的中产阶级自身对“中产阶级”本身的认知都存在着诸多不够完善之处。通过对中国社会中产阶级生存状况的实际调查，一方面，可以促进中国社会对中产阶级的科学认知；
另一方面，也可以强化中产阶级自身的身份认同感，进而充分发挥中产阶级在中国社会应有的价值，以推动社会的安定与繁荣。

        [关键词] 中国社会；
中产阶级；
阶级地位；
阶级意识

        [中图分类号] D66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007（2014）03009109

        [收稿日期] 2014-03-22

        [作者简介] 金玉，女，朝鲜族，韩国延世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学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社会学。（首尔120-749）

        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16届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要逐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此后，社会各界开始纷纷关注中产阶级的诸多问题，关于中产阶级的学术研究也逐渐热络起来。中产阶级的生存状况之所以备受关注，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产阶级的日渐发展与壮大，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中产阶级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新兴阶层，是一个具有积极进取精神与优良道德品质的群体，可称之为当代社会的中流砥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有中产阶级的价值诉求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当代社会才能得以健康发展。但是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社会仍然没有确立一个衡量中产阶级的普适标准，即便是中产阶级自身也极度缺乏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感。这种现状，一方面不利于中产阶级自身健康有序地发展；
另一方面也不利于中产阶级发挥其应有的社会价值。笔者认为，确定中产阶级的存在意识，就必须首先明确中产阶级的划定标准；
而要确立中产阶级的身份认同，就必须首先对中产阶级的构成及其阶级意识进行深入了解。

【篇2】唐逸：当前中国社会中暴力蔓延的根源

读《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有感

【摘要】

本书共有四章，第一章考察了19世纪中国绅士的构成和特征：

1成为绅士的途径：“正途”即经过科举考试而获得学品、学衔和“异途”即通过捐纳而获得功名成为绅士。

2构成：下层绅士：各类生员和异途的监生、例贡生；
下层绅士：官吏、进士、举人、贡生。

3绅士的特权：与地方官平起平坐、唯有他们可参加某些礼仪、在节庆和典礼中承担了特别的作用、犯罪不会上刑、法律保护其免受平民百姓的冒犯、绅士犯法，知县处置必须采取特定的程序、可免去所有的人头税、可得到政府给的月例银、应考可得到资助、遇荒灾可得到特殊待遇等。

4绅士的职责：他们视自己家乡的福利增进和利益保护为己任，如筹款兴修水利工程和修造贡院、调解纠纷、组织团练等等。

第二章分析了19世纪中国绅士的人数：

①19世纪上层绅士总数达到100余万。

②绅士成员遍布与全国，并以其特权和势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③起先清皇朝利用捐纳制度创造了一个绅士集团来牵制“正途”绅士。

5太平军以后，政府为了寻找新的财政收入以供军费，各县只要报效军饷，即可允许增加“正途”绅士的名额。太平天国的兴起也导致了捐纳制度的变化。

6“正途”和“异途”绅士人数猛增又加重了原先已有沉重负担的平民百姓的负担。

7在19世纪前半叶，只有11%的绅士是上层绅士，但是是绅士阶层的核心。

第三章描述了19世纪中国绅士的科举生涯：

①读书应试是绅士的主要活动。

②清代考试内容一直是三场。试题主要选自儒学经典中的议题。考试的第一场是考四书文。第二场考经文。第三场考策问。

③科举制度确实使某种“机会均等”成为可能，但是实际上它对于那些有财有势者却大为有利。

④科举制度中的舞弊层出不穷。

第四章是对于19世纪中国绅士的传纪的数量分析

【感受】

这本书让我比较系统、深刻地了解到19世纪中国绅士的相关信息以及清代的科举制度。我对里面的两个关键词比较感兴趣，分别是“捐纳”、“绅士对特权地位的利用”。所以特意查了相关资料，简单地写下了我的一些感想。

捐纳即是捐资纳粟换取官职、官衔。这些通过捐纳获取绅士地位的人常被称为“异途”。

这个制度在清朝中叶后大盛，朝廷把它作为正项收入，还明订价格来推进这个捐纳制度的发展，并以此牵制“正途”绅士。捐纳作为一项解决或缓解财政拮据与匮乏的经济手段在某些方面起到了不可厚非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个制度加剧了吏治腐败，在清代已成为一大弊政。特别是对正常的铨选制度造成了各个方面的不良影响，因为主持者或急功近利，或营私舞弊，往往视章程为形式，致使铨政混乱。捐纳作为一种补充形式试图占据铨法的一部分时，它势必对传统的科举形式产生一定的冲击，影响到正常的仕进。科举考试给了读书人以相对平等的仕进机会，但捐纳制度打破了这种相对平等的机会，它变考试作官为花钱买官，对于以读书为仕进的士人们不仅仅是一沉重的打击，也为那些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僚所不能接受。捐纳对国家“铨政”及官吏队伍的总体结构带来不良影响，进而影响到国家的治政。捐纳制度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我们应用批判的精神来审阅它，我们不仅可以从中窥探到清朝官吏圈子的发展趋向，还可以了解到19世纪的一部分社会百态。

刚看到捐纳一词时，我觉得在清朝想某个一官半职是多么地轻而易啊，只要你有钱，就可以买个官来做做，不管你是否饱读圣书、是否有能力做好平民百姓的父母官，这好像是我们小时候玩的过家家。虽然捐纳制度有很多弊端，但这不足以摧毁整个清朝的政治制度，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补给了清朝国库。

这本书在第一章的第六节里阐述了绅士对特权地位的利用。绅士的地位给了他们许多好处，他们的特权为他们提供了若干特殊的免税和免刑等待遇，这不仅为法律所承认，也为社会所接受。然而实际上，绅士凭借其他地位常常将其权利扩大到超过明文规定的限度。主要表现在下面这几个消极的方面，在纳税方面，许多绅士都能偷税漏税，甚至将某些政府税款中饱私囊，这无疑是加重了本来已有沉重负担的平民百姓的担子；
他们中的不法行为有时是与胥吏走卒辈串通的，有与官吏本人串通，他们合谋压榨平民百姓；
绅士对政府司法权利的干预也常常是成功的。

那时的绅士就像是当今的某些政府官员一样滥用自己的权利。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在退化，近期的“前有李刚后有武钢”两案我觉得像是清代绅士对特权地位利用的映射。

李刚之子李启铭撞了人之后，还还振振有词地说：我爸是李刚！他以为自家有钱有财就可以蒙蔽一切，逃得过法律的制裁、道德的谴责。这个案子在网上也闹得沸沸扬扬。有不少网民对李刚进行“人肉搜索”，有人爆料称“李刚家在保定有5套房产”，而且对5处房产的具体位置都讲得明明白白；
还有人爆料说“李刚的岳父是河北省副省长”等等。但后来澄清了这些纯属谎言，李启铭虽说过“我爸是李刚”的话，但从未说过“不怕告”或“有本事你们告去”之类的狂言。还有一些网民质疑和谴责为什么央视要采访李刚两父子，给他们一个在全国民面前道歉后悔的机会却不采访受害者，受害者以及其家属才是最无辜的，才是最需要社会、媒体的关注和关心。这些事情的背后一切都是因为李刚是某某地方的公安局副局长，官官相卫、官官勾结，以钱权来蒙骗民众，广大人民越来越不相信政府了，一部分政府官员的过分行为令人厌恶、痛心、无奈。

这几天人们都在关系一个人的精神问题，他的名字叫徐武。与其说人们关注的是徐武的精神问题，不如说关心的是他的权益保护的问题。与其说人们关心的是徐武一个人的问题，不如说关心的是更广泛的安全感、政府公信力和国企权力的问题。徐武曾经因为同一岗位同工不同酬而打了5年官司，但他被强行收治进了精神病院，即使他始终强调自己并非精神病人。2011年4月19日，徐武从关押他的武钢职工二院精神科监护病房成功逃脱。徐武到广州曝光原单位对他进行迫害、非法收治在精神病院长达4年的经历。4月21日，广州医院对徐武进行了诊断，否定了他患有精神病。随后徐武被武汉警方强行“跨省”押回。徐武被强行押回的一个月后，关于徐武事件公开透明的信息少之又少，不管是武汉警方，还是武钢公司，都没有对舆论关心的问题进行公开、详细的回应。原定昨天召开的新闻见面会也没有了下文 。这表示什么呢？这件事情背后又隐藏着多少黑暗与腐败？郭元荣、彭宝泉、徐武......被精神病们一个一个露出了水面，我们相信还有很多没有露出来，绝不是孤例。法律、医学都存在很多空白。

这段时间，打开微博、腾讯新闻，看到的都是“被精神病”、“某某官被抓被判刑”、“灌矿石粉鸡毒大米”、“抢婴儿创收”、“被打劫被强奸被碾死”等等新闻。我们的社会出了毛病，谁能去治理？我只能每天痛心地看着它沉沦，却能力去改变它……

【篇3】唐逸：当前中国社会中暴力蔓延的根源

中国社会中产阶级的构成及其阶级意识

金 玉

【摘 要】[摘 要]在任何一个健康、发达的社会中，这个社会构成体系中的中产阶级无疑是其社会安定与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中产阶级在当今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与价值日渐凸显，但是，无论是整个中国社会，还是中国社会的中产阶级自身对“中产阶级”本身的认知都存在着诸多不够完善之处。通过对中国社会中产阶级生存状况的实际调查，一方面，可以促进中国社会对中产阶级的科学认知;另一方面，也可以强化中产阶级自身的身份认同感，进而充分发挥中产阶级在中国社会应有的价值，以推动社会的安定与繁荣。

【期刊名称】东疆学刊

【年(卷),期】2014(031)003

【总页数】9

【关键词】[关键词]中国社会;中产阶级;阶级地位;阶级意识

【文献来源】>

【篇4】唐逸：当前中国社会中暴力蔓延的根源

当代中国社会暴力的制度基础

郑永年

　　这些年来，中国社会各种形式的暴力案件快速上升，社会不稳定因素遽然凸现。在种种暴力行为中，主要表现在政府官员与人民之间的暴力行为，政府官员对社会成员实施暴力，而社会群体对政府官员也实行暴力。当然，也存在着一个社会群体对另一个社会群体，或者一个社会成员对另一个社会成员等形式的暴力行为。不过，即使是后者，很大的责任也应当归咎于政府。很简单，在任何社会，政府存在的最大理性就是维持公共秩序。公共秩序的缺失，只能说明政府的失责。

　　当然，暴力也不是中国社会所特有。今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历史的进步并没有减少社会暴力行为。在任何一个社会，暴力的根源非常多。中国社会的暴力行为也体现为中国特色。任何社会都不期望暴力行为的兴起。暴力产生了，就要分析暴力行为的根源，才能采取有效的举措来减少和控制。公权力的责任是提供公共秩序，控制暴力行为，但中国的公权力往往成为社会暴力的根源，因此有必要从中国公权力的暴力化来透视当代中国社会暴力行为的崛起。

　　中国社会暴力的大制度背景，就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制度空间分布的不均衡。在发达社会，往往是社会决定国家，人民决定政府；
而在中国则相反，社会和人民的存在空间基本上取决于国家和政府。换句话说，在发达社会，尤其是先发展社会，国家和政府的权力是社会和人民赋予的；
在中国，国家和政府决定了社会和人民是否能够得到权力，能够得到多大的权力。

　　在后发展中社会，典型的是亚洲的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等，政府在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发展过程中，较之发达社会扮演一个更为重要和关键的角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政府也决定了社会的生存空间。不过，随着社会本身的不断发展和成熟，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制度空间分布逐渐趋于均衡，呈现出一个良性的互动方式。在学术界，人们经常把这样的社会称之为“强政府、强社会”模式。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早期，也提出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目标，试图改变改革前只有国家、没有公民社会的严重失衡情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得到迅速的成长和发展。在1980年代，国家公权力首先从农村逐渐减少，在农村实践村民自治。城市改革也为城市市民社会造就了巨大的空间。1990年代中期之后所进行的国有企业“抓大放小”，更是为社会空间的成长打下了制度基础。

　　公权力扩大激化民间政治意识

　　应当指出的是，在政治领域，尤其在基层，尽管社会也具有了一些空间，但并没有得到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空间。社会的成长和发展发生在除了政治以外的其它领域。邓小平南巡之后，正是因为社会在其它多个领域获得了很大的空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参与政治的要求得到缓解，因为人们把对政治的热情，转移到了经济和社会方面。

　　但是近年来，中国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受到严重的挤压。和从前一样，在政治领域，社会照样没有实质性的空间。更为严重的是，在非政治领域，社会空间也在迅速缩小。例如，在经济领域，国有部门的快速扩张，迅速挤占了原来民营企业的空间；
在政治领域，随着维稳机制的推行，社会其它方面的空间也缩小。这就导致了很多负面的结果。首先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空间分布的严重失衡，公权力迅速扩展，而社会空间缩小。其次，社会空间的缩小直接导致了社会不能正常发育，不能产生自我管理机制，自我约束能力弱。社会自治能力的弱化，表明社会无法自我解决很多问题，必须依靠公权力，从而为公权力的进一步扩展提供了机会。再次，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其它领域，无论是国家、政府还是其代理人，都是以政治的方式来挤占社会空间的，这必然导致社会的政治性反弹。社会群体和成员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受挤压，它们也必然诉诸于政治的手段来面对其所面临的困难处境。针对政府官员的暴力只是其中一种政治表达方式。

　　政府和社会之间的这种关系，就构成了今天中国社会暴力行为的大背景。具有同样重要性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这些年的政治和政策大环境的变化——对“法制”和“法治”的忽视和漠视。法制是任何一个国家最为基础的制度，是其它所有基本国家制度的制度。尤其重要的是，国家暴力和暴力使用必须法制化。在这方面，中国这些年来不仅没有多大的进步，而且在很多层面发生倒退现象。

　　总体上说，中国在1980年代提出要建立法制，1990年代在中共“十五大”上又提出了要建立“法治”，以“法治”为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无疑，没有人会否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立法方面的进步，但在司法方面仍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如果司法有问题，那么立法方面的最大努力也会无济于事。

　　对司法破坏导致社会信任流失

　　在邓小平时代，执政党对法制的重视可以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无法无天的岁月，执政党领导具有强大的政治意志来确立和发展中国的法制。19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执政党也是这样做的。无论是党的最高领导人还是人大系统都经常强调法治。中国没有法治传统，法治因此是个目标，它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建成的。在建设法治过程中，政治和政策环境非常重要，无论对官员还是社会成员，法治教育可说是要天天讲、月月讲和年年讲。但最近这些年来，各级政府对法治的强调消失了，重点转移到了其它政策目标，包括“和谐社会”、“社会正义”、“维稳”等等。尽管这些目标和法治并不矛盾，这些目标的达成最重要的还是法治，但一旦政治和政策的重心转移到了其它方面，法治就遭冷落和忽视。在很多方面，实践已经表明，一旦失去了法治建设，这些其它目标不仅没有能够实现，反而会走向反面。

　　在对法治强调得不够的同时，对司法的破坏趋向严重。司法的政治化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权势阶层使用各种方法来逃避司法，社会和人民对司法也失去最为基本的信任。一旦当一件事情发生，人民不会诉诸于法律，而是会寻求其它政治方式，例如找领导人、走关系等，其中也包括暴力。在任何国家和社会，司法是社会和国家、人民和政府之间最为宝贵的中间或者缓冲地带，两者可以在司法这个中间地带协商、讨价还价。一旦失去这个地带，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就马上会演变成为直接的对立关系。一个严酷的现实是，这些年来，很多本来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的问题，最终演变成为暴力，不管是政府官员对老百姓的暴力还是老百姓对政府官员的暴力。

　　在这些政治和法制大环境下，人们还可以更进一步，从一些具体的制度因素寻找公权力的暴力行为根源。

　　国家垄断暴力是任何一个现代社会的标志性特征。尽管中国从法理上说也是这样，但在实际层面则不然。国家对暴力的垄断已经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首先是国家暴力机器的多元化和分散化。近年来，随着社会暴力行为的增多，国家的暴力机器也在多元化，就是说倾向于设置越来越多的暴力机关来应对社会暴力。城管是一例。近年来所设置的从中央到地方的“维稳办”也是一例。不过，多元化必然导致分散化。一旦缺少协调，就很容易导致暴力的滥用。例如，这些年城管制度已经出现了多少问题，就是没有人去解决，没有其他的制度去制衡它。

　　与多元化同时存在的现象，就是暴力机器的分权化。如果多元化指的是同一政府层面的不同暴力机构，分权化指的是中央和地方关系。中央政府制定政策，但执行政策的是各级政府。因此，暴力机器的使用处于分权状态。地方政府负有地方社会稳定的责任，地方稳定可以说是地方政府的重中之重。尽管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使用不同的方式来维持地方稳定，但一旦稳定被视为是头等大事，地方官员就会倾向于随意使用甚至滥用暴力机器。

　　国家暴力私有化的隐患

　　这里，一个相关的现象就是法制的地方化。法制最能体现现代国家（中央政府）的权力。在大多数国家，法的权力大多由中央或者联邦政府垄断，尤其是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只在涉及到地方事务的领域具有法的权力。即使在联邦制国家，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法律权力，但中央（联邦）法高于地方法，地方法要服从于国家法。尽管中国从理论上说属单一制国家，但地方政府拥有着实际上远较其它政治体系更大的法律权力。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司法系统，就中央和地方关系来说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即没有和地方政权独立开来。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影响法律的实施，司法因此往往成为地方政府的工具。

　　一种更为严重，也是最令人担忧的现象是国家暴力的变相“私有化”。这种现象已经存在很多年了。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权）和黑势力的勾结，借用黑势力来解决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例如，在城市拆迁方面，地方政府、发展商往往勾结在一起，“雇佣”黑社会势力来为“拆迁”清除障碍，而黑社会所用的暴力手段无奇不有。实际上，基层政权的黑社会化成为普遍的现象。近年来，有另外一个现象已经受到各方面的关注，那就是“黑监狱”现象。一些地方政府竟然容许一些社会利益群体建立“黑监狱”，来应对上访的社会成员。

　　社会暴力行为在迅速增加。暴力的增加无疑损害社会秩序。任其发展，就会摧毁整个社会秩序。显然，政府作为行使公权力的唯一合法组织，有责任来遏制、控制和管理暴力。如果这一目标不可实现，和谐社会无从谈起。要走上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关系的和谐，在政府层面，至少有两个方面的事情要做。

　　首先是要给社会松绑，造就成熟的公民社会或者市民社会。中国这样的大国，如果社会不能发展出自主组织，什么都需要依靠政府，那么政府负担就会不堪重负。一个具有自我管理能力的社会，可以大大减少政府的负担。公民社会的发展不是不需要政府，而是说政府要把传统上很大一部分权力让渡给社会本身，让社会发展出自我管理的能力。在公民社会建设的基础上，政府可以来规制社会，管理社会。

　　其次是大力强化法制和法治建设。政府要规制社会和管理社会，法制和法治是最有效的方式。这里同样重要的是，政府要用法制来管理体现公权力的暴力机器及其使用。如果暴力机器成为维持社会稳定的最主要手段，而且法律失去了对暴力机器本身的管理和控制能力，那么必然会导致无穷的政治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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