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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章都是改出来的
修改，是写文章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道工序。古今中外，凡是文章写得好的人，都非常重视修改、善于修改。
名家修改文章，除了个性化的方法和习惯，普遍有这么一些共性特点——
一是标准高、尺度严。高标准才有高质量，严要求才能出精品。真正的文章高手，心里都有一把精密度很高的尺子，他们的眼睛就是一台高倍数的显微镜。一篇在常人眼里还蛮不错的稿子，用他们的尺子量，就不一定合格了；
他们的眼睛只要一扫过去，各种各样的问题都纤毫毕现、无处遁形。
担任毛泽东秘书25年，被誉为“中共中央一支笔”的胡乔木修改文章堪称一绝。《人民日报》编辑送他审阅的稿子，一般都用8开新闻纸，当中只排印3栏长的文字，周围留有很大的空白，以方便修改。胡乔木改稿子的时候，从选题到立论，从标题到全篇，从理论到政策，从观点到材料，从谋篇布局到层次结构，从引语数字到标点符号，凡是有什么毛病、偏差和欠缺，很难逃过他的“火眼金睛”。他对文稿的每一个概念、判断和推理，每一个表述和提法，都力求准确、恰当、贴切、得体，合乎政策，合乎实际，合乎逻辑，合乎分寸。正因为如此，周恩来总理评价说：“许多文件只有经过胡乔木看过，才放心发下去。文件经过胡乔木修改，就成熟了。”
二是不怕烦、反复改。俗话说：“米淘三遍沙粒少，文改数遍质量高。”清代文人袁枚诗云：“爱好由来落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遣兴六首》其五）很多写作大家都有不随意将过程稿示人、不轻易定稿的习惯，对自己的稿子总是改了又改、精益求精。俄国作家果戈里主张文章最好有8次修改。托尔斯泰的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写了5年，仅开头部分就修改了20次。胡乔木主持起草中央重要文稿，经常反复改上几十遍甚至上百遍，在排印过程中还打电话修改某些句子和提法，一而再、再而三地让印刷厂改动，直到正式付印为止。
三是动刀狠、肯割爱。刘绍棠的长篇小说《地火》定稿时有50万字。当时，许多出版社争着向他索稿，可刘绍棠却迟迟没有交稿，他说：“再删一回，争取更少浪费一点国家的纸张、工人的劳动、读者的时间和金钱。”经过两次大的修改，他主动删去了20万字。俄国作家克雷洛夫的寓言《杜鹃和雄鸡》，初稿有200多行，发表时只有21行。美国小说家海明威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前后删改了200多遍，最后只留下原稿篇幅的十分之一。
名家修改文章，一篇文章的所有构成要素都在修改范围之内，既不怕伤筋动骨、不惜推倒重来，也决不放过一个词、一个字、一个标点上的小毛病。
——托尔斯泰创作小说《复活》，前后整整十年，几轮修改的重点都是升华主题。
——田汉修改话剧《关汉卿》，根据郭沫若等的意见，把剧本由原来的9场扩大为12场，并相应增加了人物和事件。这是结构上的调整和变化。
——魏巍在撰写通讯名篇《谁是最可爱的人》之前，曾写过一篇《自豪吧，祖国》的通讯，里边写了20多个他“认为最生动的例子”，“由于例子堆得多，好像记流水账，哪一个也不充分”，后来《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只用了3个最典型、最感人的例子，却成就了一篇红色经典。这是素材上的修改。
——钱钟书的《围城》作过多次修改，内容变动多达上千处；
鲁迅逝世前几天还在精心修改《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一文，变动有60多处。这些都是综合修改。
至于文字上的精雕细琢，例子就更多了。在我国文学史上，贾岛用心“推敲”诗句，齐已拜郑谷为“一字师”，王安石把“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改了十几遍才定下来……这些典故，与主人公的作品一样熠熠生辉。
法国作家福楼拜改稿尤为认真，简直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一天，莫泊桑带着一篇新作上门请教，看见福楼拜的书桌上每页稿纸只写一行，其余几行都是空白，很是不解。福楼拜笑了笑说：“这是我的习惯，一张十行的稿纸，只写一行，其余九行是留着修改用的。”据说，福楼拜特别讲究文章的字眼，写完以后还要用钢琴来检查，听一听声音是不是和谐。
为什么这些名家大师如此重视文章的修改？作家秦牧曾一语道破“天机”：“修改，并不是消极的‘改错’而已。它也是又一次的积极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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